從《文心雕龍》的兵家思維和兵法語言看劉勰的兵學素養

“體勢”是《文心雕龍》討論的重要內容。《文心雕龍》認為文章體勢要因情乘利，要有自然之趣。劉勰說：“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①]這段話不僅在語詞上，而且在思想上與《孫子兵法》相通。熟悉《孫子兵法》者，不難看出劉勰用筆運思，有孫武之神韻。從《孫子兵法》中披揀一二，即可證明。譬如，孫武云“勢者，因利而制權也”[②]與劉勰云“勢者，乘利而為制也”，二者不僅遣詞用句基本相同，而且涵義也基本相同。再譬如，孫武講“任勢”，劉勰也講“任勢”。孫武說：“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③]劉勰則說：“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④]“不必壯言慷慨”是指文章之勢不是靠拿腔作調、故作慷慨所能成，而是靠文章之思想情感所表現出來的力量，或剛或柔，均要自然。劉勰所言“體勢”即“形勢”。孫武在此沒有明說“體”（形），只說“勢”，但是“方則止，圓則行”之“方”和“圓”講的就是“體”（形）。體有方圓，勢有強弱；體之不同，勢則有異。

“形”與“勢”是兵家的一對哲學範疇，“形”是顯性的軍隊佈置、力量構成、武器裝備等，“勢”是“形”所蘊含或表現的力量、實力、態勢，是隱性的東西。“形”即“體”，是形體；“勢”即力量、氣勢，兩者相輔相成，正如劉勰所說：“形生勢成，始末相承。”[⑤]

劉勰論文章之“體勢”，實則借用兵家之“形勢”。劉勰主張“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兵家主張“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孫武兵論與劉勰文論的共同點是“變”。譬如，劉勰說：“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⑥]孫武說：“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⑦]因敵變化，勢隨形變，形定勢成，這是劉勰的觀點，也是孫武的觀點。

二、《文心雕龍》之“奇正”

《文心雕龍》主張，為文要根據體勢，兼用奇正、剛柔之法，而且要奇正相通、剛柔互變。劉勰說：“然淵乎文者，並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⑧]孫武說：“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⑨]劉勰直接用兵謀之法象來形容文章之法象，說：“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⑩]可見劉勰論文之奇正實則出自孫武論兵之奇正。

劉勰借用兵法奇正互變、奇正相兼思想，批評當時“經正緯奇”[11]的文風，主張文章“執正以馭奇”，反對“逐奇而失正”，主張作文不可盡隨文勢奔流而不反，不然文體必遭破壞。劉勰認為不僅體勢必須反正，而且文辭亦須反正，不然訛勢必成弊體，詭辭必成怪文。劉勰批評片面追求詭巧新奇而失去高雅淳正的文章，主張作文執正馭奇，奇正相生而不相離，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劉勰云：“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事，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12]兵家主張用兵手段可以詭譎多端，但是用兵目的必須合乎正義，遵守仁義道德。劉勰由此受到啟發，認為文章亦應如此。譬如，劉勰云：“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13]這是劉勰對“奇正”的兵家哲理解讀。

三、《文心雕龍》之“虛實”

《孫子兵法》之十三篇有一篇專論“虛實”，認為用兵應該虛實相生，避實擊虛，示形於敵。孫武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14]劉勰深諳兵法之虛實奇正思想，認為寫文章既要重視具體問題（實），又要探究抽象道理（虛），發掘事物的深刻內涵，論說觀點必須圓通無礙，文辭連貫，內心所想與客觀事理相符，邏輯縝密，不留任何隙漏，使論敵無從攻擊（實）。劉勰云：“窮於有數，追於無形，跡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15]劉勰不僅慣用兵家思維，而且借鑒兵法語言，把論兵之語脫胎換骨成論文之語，如“彌縫莫見其隙”、“敵人不知所乘”。可見劉勰吸收的不僅是兵家的語言，而且是兵家的精神。《文心雕龍》主張“寫實追虛”[16]，云：“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17]就是說心靈要虛空，內容要質實；精神要超脫，才學要求真。劉勰又認為“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18]，意思是必須創新思想，文章才能出奇；言辭質實，則難以巧麗。劉勰論述“章表”體裁時，指出章表內容豐富多彩，感情真偽多變，主張文義雅正，以增添其風力；文辭清新，以彰顯其華麗。如果感情真誠，文辭便由情志驅遣；如果感情浮侈，情志便受文辭支配。所以，文辭與內容必須繁簡得當，華實相稱，通暢流利，這樣才符合章表的法則。劉勰云：“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19]劉勰的虛實觀基本反映了兵家虛實相生、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思想。

四、《文心雕龍》之“變化”

兵法實乃變法，詭道即變道，變是詭道的本質內涵[20]。通觀古今兵法，實際上就一“變”字。譬如，孫武云：“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21]又云：“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22]劉勰深諳兵法，故其文論亦以“變”貫之。劉勰云：“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23]又云：“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24]“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25]劉勰實際上構建了“變”的思想體系：一是變化無方；二是變則能新；三是變則能久；四是變要趨時乘機；五是變要出奇；六是變要參古。《文心雕龍》之“變”論不僅繼承了《孫子兵法》之“變論”，而且有所創新，提出了應遵循的一般原則，具有更強的操作性。

五、《文心雕龍》之“文武”

劉勰既是文法大師，又是兵法專家，慣以兵法論文法，故《文心雕龍》多有文武比較之辭，可見其文武雙全之材質。劉勰主張高材之人須是文武兼備之材，云：“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26]

劉勰又把馭文比作馭馬，而馬在古代非常寶貴，恰恰主要用於作戰，是軍隊戰鬥力的一個重要參照。劉勰云：“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27]

劉勰又以對弈之法論文法，云：“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28]“博塞”是一種博弈之戲，大概是擲骰子一類的賭博遊戲。劉勰反對寫文章跟擲骰子一樣碰運氣，主張講究技法，要如圍棋一般，按部整伍，注重剪裁，這樣才能寫出好文章。

劉勰既已諳熟兵法與文法，自然對文人與武士瞭解深刻，特別是對其陋病瞭若指掌。劉勰品評先秦至六朝著名的文人武士，針砭其陋病，可謂入木三分。且看劉勰云：“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党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銳以躁競，孔璋傯恫以粗疏，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潘岳詭禱於湣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孝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29]

劉勰指出，人的才藝不一，品行也有短長，若非聖哲，則不可求全責備，但還是要力求做到文武兼備，文才與政才合一。劉勰云：“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30]在這段文字裏，劉勰批評揚雄和司馬相如因為只有文才而無政才，所以最終官位不高。劉勰指出，東晉庾亮因為有很高的政績與功勳，所以他的文才不出名，但是若非庾亮做到高官，那麽他一定會以文才著稱於世。

劉勰的“文武”之論，與孫武的主張頗為契合。孫武說：“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31]在南朝文武相輕的時代，劉勰提出文武兼備，實在是對當時不良風氣的反正。《劉子·文武》批評當時的社會風氣云：“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嗤武，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适才之情，得實之論也。”[32]

六、《文心雕龍》之兵論

劉勰不僅借用兵法語言論述文體，而且在《檄移》中通過遍述古代出兵制度，以表達自己的用兵觀，可見劉勰既精通兵史，又深諳兵理。

首先，劉勰認為出師應有正當的名義，要先以威聲震懾敵人，以閃電戰術摧垮敵人。劉勰云：“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33]

其次，劉勰認為出兵的目的是為了禁暴除亂，消滅姦宄，且用兵不可憑個人好惡行事，必須符合天道和君意。劉勰云：“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為毅，亦且厲辭為武。”[34]

再次，劉勰認為要精於謀劃，參用詭譎，一方面宣示己方行為的正義性，另一方面迷惑敵人，混淆其是非，擾亂其思維。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蓍龜於前驗，懸鞶鑒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35]

七、《文心雕龍》之神韻

劉勰以兵家思維及兵學語言構建《文心雕龍》之思想體系，然又脫胎換骨，不露痕跡，充透著兵家神韻。即使多數篇章不藉兵學語言，也能尋繹出其文論的兵家思維軌跡。譬如，劉勰在講文章構思與寫作時云：“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36]若以兵家思維觀之，則“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乃戰略謀劃；“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乃依據戰略謀劃所展開之戰役、戰鬥；“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乃為取得戰爭勝利之變化無窮之戰術。又如，劉勰在品評文章優劣時云：“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行，則優劣見矣。”[37]文情如兵情，若以兵家思維解之，則“位體”指地理形勢，“置辭”指兵力部署，“通變”即變化之術，“奇正”即詭道與正道，“事義”即戰爭之正義性與行動之合理性，“宮商”即涵養軍隊形象、展示軍隊威儀的軍隊禮樂制度。這些莫不體現劉勰善於化用兵語的功夫及其深厚的兵學理論素養。

以上略論《文心雕龍》之“體勢”、“奇正”、“虛實”、“變化”、“文武”以及直接論兵之文字等，既是劉勰借用兵法語言來表述其文學批評之觀點，更是劉勰建構其文學批評理論體系之思維。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其理論無不貫穿著兵家的辯證思維。所以，可以說《文心雕龍》是一部文學哲學著作，是可以與“兵法聖典”《孫子兵法》後先輝映的一部“文法聖典”，亦可以看做是一部兵法書。

劉勰出身於軍事官僚世家[38]，從小耳濡目染，受到良好的兵學薰陶，加之自身擔任過軍事官員，並且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從而形成其深厚的兵學素養，即使論文也以論兵之思維與語言，甚至這已成為他的一種思維習慣。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劉勰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文藝批評家，而且是一位具有深厚兵學素養的傑出兵學家，是古今罕見的文武兼備之材。

[①] 《定勢》，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76頁。
[②] 《計篇》，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28頁。
[③] 《勢篇》，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頁。
[④] 《定勢》，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279頁。
[⑤] 同上，第281頁。
[⑥] 同上，第277頁。
[⑦] 《虛實》，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第71頁。
[⑧] 《定勢》，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277頁。
[⑨] 《勢篇》，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第63頁。
[⑩] 《書記》，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235頁。
[11] 《正緯》，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34頁。
[12] 《定勢》，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281頁。
[13] 《諧隱》，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132頁。
[14] 《虛實》，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第71頁。
[15] 《論說》，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169頁。
[16] 《誄碑》，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113頁。
[17] 《神思》，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247頁。
[18] 同上，第248頁。
[19] 《章表》，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207頁。
[20] 李桂生《先秦兵家的諸子學性質、學派特徵與基本範疇》，《諸子學刊》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頁。
[21] 《勢篇》，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第63頁。
[22] 《九變篇》，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第85頁。
[23] 《通變》，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269頁。
[24] 同上，第272頁。
[25] 同上，第274頁。
[26] 《程器》，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439頁。
[27] 《附會》，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374頁。
[28] 《總術》，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383頁。
[29] 《程器》，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437～438頁。
[30] 同上，第439頁。
[31] 《行軍》，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第91頁。
[32] 傅亞庶《劉子校釋》，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94頁。《劉子》的作者究竟是劉晝還是劉勰存在爭議，但《劉子》是南北朝時期的著作則無異議。
[33] 《檄移》，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187頁。
[34] 同上，第189頁。
[35] 同上，第190頁。
[36] 《通變》，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273頁。
[37] 《知音》，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第432頁。
[38] 據史書記載，劉勰出身於軍事官僚世家，具有深厚的兵學家學淵源，其先祖多數擔任過中高級軍事官員。《宋書》卷八十一《劉秀之列傳》記載，劉勰的曾祖劉仲道，任官建武參軍、余姚令。《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列傳》記載，劉勰的從曾祖劉穆之擔任過將軍、太守、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死後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劉勰的祖父輩也大多擔任軍事要職。《宋書》卷八十一《劉秀之列傳》記載，劉勰的曾祖劉仲道四個兒子中有三個擔任高級軍官：劉欽之曾任朱齡石右軍參軍；劉秀之曾任駙馬都尉、尚書中兵郎、撫軍錄事參軍、寧遠將軍、西戎校尉、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劉粹之官至晉陵太守。《宋書》卷七十九《文五王》記載，劉恭之曾任海陵王劉休茂中兵參軍。《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列傳》記載，劉勰的從曾祖劉穆之三個兒子都擔任軍官：劉慮之官至員外散騎常侍；劉式之歷任相國中兵參軍、黃門侍郎、寧朔將軍、左衛將軍、吳郡太守，卒後追贈征虜將軍；劉貞之曾任中書黃門侍郎、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江夏太守。劉勰父輩也大多擔任過軍事官職。父親劉尚曾任越騎校尉。《梁書·劉勰傳》云：“父尚，越騎校尉。”《宋書》卷八十一《劉秀之列傳》記載，從叔劉景遠官至前軍將軍。《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記載，劉勰的族叔劉瑀曾任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右衛將軍、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等。劉勰自己也做過高級軍官。《梁書·劉勰傳》云：“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為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