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史記•日者列傳》 ——兼與《莊子•盜跖》篇之比較

《日者列傳》的正文，又可分為三部分：總序；宋忠和賈誼二大父走訪卜者司馬季主的故事；太史公曰。其總序言：“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可見，這只是幾句短而簡煉的導語式文字，在全文中起引子作用，是《史記》列傳中常用的寫作技巧，大意是概述古、今日者用世的普泛現象。“太史公曰”部分說：“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這也是《史記》本紀和列傳慣用的寫作模式，是一篇終了時作者的由衷感懷，總結全篇，警醒世人，深化主旨。

正文的三部分中，篇幅最長也最核心的，是第二部分：宋忠和賈誼二大父走訪卜者司馬季主。故事簡單而曲折，敍述優美而生動，以時間為線索展開，大致也可分三層：

（一）走訪之前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遍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遊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這段描寫，實際上，是假中大夫宋忠和賈誼博士之口，表達世人所應當有的對“卜醫”者的尊重和敬仰；又通過二人的目光，描寫居住在長安東市卜肆中的楚人司馬季主，一位道術極高的卜者。

（二）走訪之中

如果說走訪之前，宋忠、賈誼二人，還是頭腦清醒，持論公允，頗有見識的士大夫。隨著故事的推進，在走訪中，二人逐漸成為頭腦冬烘的糊塗蟲，見識短淺的市儈。“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這段文字非常有趣，既然宋、賈二大夫在走訪之前的路上，已認定“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而當他們確實看到司馬季主“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是一位道術極高的聖人卜者時，卻“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事實上，這並不是“悟”，而是“疑惑”，疑惑於司馬季主“何居之卑，何行之汙”？二人前後不一的言行，已逐漸暴露出其虛偽和世俗。接下來，“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追問之下，“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這樣，二大夫的愚蠢和世俗暴露無遺，原來也不過是兩個名利之徒，真正所看重是地位、俸祿，對卜者有著嚴重的偏見和歧視。之後，司馬季主對二大夫的駁斥圍繞兩個內容展開：

1、為官者靈魂的醜惡。司馬季主針對宋忠、賈誼二大夫對日者“卑污”的指責，指出所謂的享有“尊官厚祿”的賢才，其實是一群“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的佞幸小人，是一群“相引以勢，相導以利”的勢利之徒，是一群“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的結黨營私之輩，是“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的豪強，是“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的酷吏。這種人“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根本不是什麼高賢能才，而是“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是一群披著官服的流氓。

2、卜者精神的自由與人格的高貴。二大夫指責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而司馬季主卻認為，卜者的“多言誇嚴”，是為了“導愚”；卜者的“厚求拜謝”，是在“有利於個人、社會的前提下應得的報酬”[①]，根本不是什麼“厚求”，而是“利大而謝小”。二大夫指責卜者“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司馬季主卻說“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認為由於經驗與現實之間的不對稱，應該分辨主觀不願與客觀不能的兩類性質。這樣，就從根本問題上，辯明了世人對卜者的誤解。進而，司馬季主指明，在一個無德者得志、賢明者退位的黑白顛倒的社會中，自己作為卜者獨享著高尚的操守和聖潔的尊嚴，“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

（三）走訪之後

經過司馬季主一番嚴詞棒喝之後，本來認為“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而認定日者“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的宋忠、賈誼二大夫，“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並且二人“相謂自歎”道：“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二大夫不僅對自身處境與宦海風波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也意識到自己先前所不屑的卜者的價值。

正文最後，又交代了宋、賈二人似乎是必然的覆亡結局：“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篇末“務華絕根”的感慨，可謂千古警鐘長鳴。

《日者列傳》中的“褚先生曰”，也談了三個內容。

首先，敍述作者親眼目睹的卜者的高行：“臣為郎時，遊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並補足正文中對傳主司馬季主生平事蹟的遺漏：“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遊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

其次，作者認為，卜者所從事的，是一種正當的行業，社會應當客觀地對待他們的存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

再次，用引言的形式，通過他者之口，反映漢武帝時卜者的興盛，印證正文中所說的卜者為最高統治者所重視的現象：“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二、《日者列傳》的創作目的

淩稚隆《史記評林》卷一二七言：“此借日者以譏尊官厚祿，而不忠不才，妨聖竊位，直與蒿蕭、鴟梟、寇盜等耳。豈能如日者之隱居卜筮，不求寵榮，而有禮有德哉！”似乎是說，《日者列傳》是借日者批判官場醜惡。甚至有人認為，為日者樹碑立傳是次，批判現實才是主。筆者認為，這樣論定《日者列傳》的創作目的，是值得商榷的，恰恰顛倒了主與次的關係：從根本上論，司馬遷創設《日者列傳》的最終目的，是為日者立傳，是借所謂尊官厚祿者的不忠不才，反襯日者的價值和高貴，而不是相反。這樣看法是有根據的：

《史記·太史公自序》：“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六。”明確交代日者“有俗所用”，而“欲循觀其大旨”。

《史記·日者列傳》：“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由衷陳述，因古卜者不載於史篇，多不見，正是欲通過司馬季主，讓這類人名垂青史。

《報任少卿書》：“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這幾句話，很少人注意它與《日者列傳》的創設之間的關係，似乎與《日者列傳》的寫作，是較為間接的關係。然筆者卻認為，這是司馬遷專為“日者”立傳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在這類人身上，太史公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他的父親；看到了他們對於社會的偉大價值，也看到了他們的真誠和高貴；更看到了他們所受到的侮辱與傷害，正如宋忠和賈誼二大夫對待司馬季主那樣。因此，司馬遷與“日者”似乎有著天涯同命、休戚相關的干係。而一部《史記》，也就必有“日者列傳”的設列。某種意義上說，《日者列傳》的創設，是司馬遷的“夫子自道”，不僅是為“日者”立傳，也是為他父親、為他自己、為“文史星曆”的史官立傳。因此筆者認為，《日者列傳》的創作目的，並不僅是“借日者以譏尊官厚祿”，更重要的是，借尊官厚祿者的不忠不才，反襯日者的價值和高貴。

司馬遷忍辱冒死寫作《史記》，其終極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一個頗為形而上的追求。在當時的科學條件和時代局限下，面對紛繁的社會矛盾，面對茫然的命運，從事龜策卜筮的日者，就是披著神學外衣的科學工作者，他們至少能在偶然和必然之間作出一些當時人認為合理的解釋。對於孤獨地思考著天人和古今關係的司馬遷來說，他們是工作性質最為相近的一類人，頗能給司馬遷一些啟發和撫慰。司馬遷在《龜策列傳》中就宣稱：“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命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充分認可卜者的神聖價值，極力糾正世俗對他們的誤解與歪曲，並表達自己對這類工作的信服與崇敬。

三、《日者列傳》的價值

（一）史學、文獻學價值

日者是專門從事察日占候的星占家，也是占候卜筮之人的統稱。古代時，這是一個極具神秘性和特殊性的職業，肩負解釋天、人之間的關係和各種紛繁複雜社會矛盾現象的任務，給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們提供精神信仰的力量。同時，所謂日者也是一個頗具尷尬性的職業，他們的預言，他們的工作程式，他們的報酬獲得，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身份和工作性質，都有別於其他百業。在普通人心目中，對他們充滿著敬畏或鄙夷、信賴或質疑、企望接近或又唯恐躲之不及的複雜心理。因為在普通人的印象中，這類人也許是學識廣博的學者，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前知過去，而後知未來；也可能是一群故弄玄虛，招搖撞騙，不學無術，而又裝瘋賣傻的巫婆神漢。他們掌握的究竟是知識還是話語霸權，是人、神之間的使者，還是只會愚民的小丑等等這一切，都似乎含混而難定界限。司馬遷慨歎：“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作為一名偉大的史學家和哲學思想史家，司馬遷深深地知道日者一類人在歷史文明和政治生活中的價值，因此，《日者列傳》一開篇他就說：“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太史公自序》又言：“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又在《日者列傳》的姊妹篇《龜策列傳》中說：“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榖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耆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未來。”正是在司馬遷影響下，今本《史記》的《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中，才保存了“褚先生曰”關於卜筮、龜策的大量資料。因此，筆者認為，無論《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究竟是不是司馬遷原文，多大程度是司馬遷的原文，司馬遷將這樣一個特殊的共同體，納入了《史記》中，專門而神聖地為這個群體立傳，所投射出的史學、文獻學價值，都是不容置疑的。洪飴孫《史目表》卷一即認為，司馬遷《史記》中的《扁鵲倉公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三傳為諸史方術方技之祖”①。

（二）思想價值

讀《日者列傳》，深覺其間有著一股充沛的激情和難抑的精神力量。

首先，借司馬季主之口，批判了官場的醜惡。所謂處於“尊官厚祿”的“賢才”，不過是追逐名利、結黨營私之徒，是巧取豪奪、貪贓枉法的酷吏，名為君子，實為強盜。通篇充滿了這種對社會黑暗現實的無情批判。

其次，揭露當權者的兇險不測之心。文中說：“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在對隱卜者居安的肯定和對官場險惡的歎息中，表達作者對封建獨裁清醒的認識，其中仿佛可見司馬遷遭受李陵之禍的歷歷惡夢②，讀來讓人不寒而慄。

再次，借騏驥不能與疲驢為駟，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的議論，讚美隱卜者追求自由的個性，同時譏諷在專制制度下，諂諛者得志，君子沉淪處下的不合理，抒發作者對賢愚顛倒、黑白不分的社會的指控，這似乎也有著太史公個人遭際的影子。筆者認為，這些也正是《日者列傳》當為司馬遷原文的內在證據。

（三）文學藝術價值

裴駰《史記集解·太史公自序》云：“《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這裏但就《日者列傳》而言，所謂“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者，當是指“褚先生曰”的部分。而本傳正文無論是否司馬遷原文，其本身的藝術價值都是不可否認的。柯維騏《史記考要》說：“《司馬季主傳》（即《日者列傳》）文雖可觀，本賦體，非傳體也。”吳見思《史記論文》也說：“此文全以賦體行文。”均對該篇列傳的文風高度肯定，的確是頗有道理的。正文部分，首尾相應，一氣貫注，汪洋捭闔，激情四溢，從容婉轉，繪聲繪色，非大手筆不能。據傳“歐陽文忠公每有製作，必取此傳讀數過，然後下筆，其愛之如此！”①足見其對後世文學發展的影響和藝術魅力，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也說：“劉基《賣柑者言》正學此詞氣。”

四、《日者列傳》與《盜跖》的比較

韓兆琦等先生，論《日者列傳》“從內容到形式都與道家有著某種淵源關係”②；方勇先生《莊子學史》則認為，它與《莊子·盜跖》篇有許多相似。筆者這裏，在他們的啟發下，將二篇進行一些比較。

首先，主題精神和思想觀念方面的神似。《盜跖》是孔子拜訪柳下季之弟盜跖的故事。拜訪之前，孔子以操儒學的聖者自居，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而在盜跖一番痛快淋漓的批駁下，茫然自失，噤若寒蟬，落敗而逃。《日者列傳》是宋忠、賈誼造訪卜者司馬季主的故事。造訪之前，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雖然二人口頭上說“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然而又說“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真實的心理卻是對“卜醫”者的不屑，所以後來嘲笑司馬季主“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同樣也是在一番痛快淋漓的教訓下，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可見，二文都是對虛偽儒者的無情揭露。追求生命的本真意義和個體精神的自由，輕天下而細萬物，在主題價值和思想觀念方面是一致的。

其次，藝術精神的一致。

在行文結構和故事的敍述技巧方面，二文均依時間先後，歷時性地展開，有條不紊，層次清楚。場景的預設，氣氛的烘托，節奏的頓挫，甚至人物的心理、情態、口吻，都同樣拿捏得恰如其分，毫無敗筆。

虛構藝術也是二文最閃光的共同構思技巧。《盜跖》篇中，盜跖是柳下惠的弟弟，孔子要去拜會他，遭到他的一番無情的批駁，而又心折口服，這一切都是以寓言、重言、卮言見長的莊周式的“吊詭”之言，在歷史上是子虛烏有的事情。《日者列傳》中的中大夫宋忠，在整部《史記》中僅此一見；文中賈誼博士的身份與他的做派，也與歷史頗有出入。因而，有學者認為他們“根本不是歷史人物，而完全是作者順手牽來，為其所用的一個虛構形象”③。行文至此，筆者覺得，這裏應該替司馬遷說幾句辯白的話。人們一向不滿於《史記》中的文學成分，具體說，就是不滿於其虛構之筆。但不應忘記，司馬遷的寫作目的實際上就是要“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司馬遷自有好奇的權利，不必遵守“黨員”的原則，恪守“政策研究者”的義務。一部《太史公書》，是我們自己一定要一廂情願地限之為所謂“正史”，而作者本人卻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更何況，藝術的真實高於現實的真實，是最高的真實。在這種意義上說，《史記》中的一些虛構，不僅不是敗筆，而常是神來、氣來、情來之筆。

再次，文本的相似性。

《日者列傳》寫司馬季主對宋忠、賈誼的辯論：“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跖》中有盜跖對孔子的辯論：“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脋。多詞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自是以後，以強淩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細審二文中的這些話，在遣詞造句和表情達意上，存在很大相似之處。

《日者列傳》寫宋忠、賈誼經司馬季主訓斥後，“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盜跖》中的孔子在盜跖一番“心如泉湧，意如飄風”的言詞後，“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對讀兩段文字，驚人的相似，只有個別詞語的出入。事實上，《日者列傳》的這段描寫文字，還相似地屢見於《莊子》其他篇中。《秋水》篇描寫埳井之蛙聽到東海之鱉高談大海後：“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公孔龍聽到魏牟關於邯鄲學步的警告後：“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則陽》篇寫魏惠王瑩受到高士戴晉人的一番教誨後：“悵然若有亡也。”《說劍》篇趙文王在聆聽莊子關於天子之劍的劇談後：“芒然自失。”《漁父》篇寫漁父對孔子一番“法天貴真，不拘於俗”的訓斥後：“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因此，金聖歎認為“彼《莊子》、《史記》，各以其書獨步萬年，萬年之人，莫不歎其何處得來。若自吾觀之，彼亦豈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①

其他，如《日者列傳》中的：“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遍人情，相視而歎。”“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這些議論，在文本和字面上均脫胎於《莊子》的內、外、雜諸篇。難怪何焯《義門讀史記》認為：“此文學《莊子》而為之也，托之季主以詆訾當世。”而金聖歎則曰：“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不寧惟是而已……而直取其文心，則惟莊生能作《史記》，惟子長能作《莊子》。”②

《日者列傳》中，還有直接引莊子的話：“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考今本《莊子》三十三篇，並無這些內容。當然，我們可以認為，這是深得莊子筆法精髓的《史記》作者的子虛烏有之設——既然整個故事都是假設，而“莊子曰”又何嘗不可以假設？莊子未嘗“曰”，而司馬遷未嘗不可以讓莊子“曰”。也就是說，這裏的“莊子曰”，可能是《莊子》本無的。但筆者卻大膽地認為，這也“可能是《莊子》的佚文”③。關於《莊子》論著的篇數和字數的問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附的《莊子傳》記載“其著書十餘萬言”。也就是說，司馬遷之前，有一部十餘萬言的《莊子》流傳。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莊子》五十二篇”。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必己》言：“莊子名周，宋之蒙人。輕天下，細萬物。其書尚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又注《淮南子·修務訓》說：“莊周，宋蒙縣人，作書二十二篇，為道家言”，崔大華先生認為“二十二”的第一個“二”字當為“五”字的缺壞④。魏晉時期，崔譔注《莊子》為二十七篇，向秀所注為二十六篇，李頤所注為三十篇。而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又言：“《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今世傳本《莊子》，為郭象篇分內、外、雜的注本，共三十三篇。據宋代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序》統計，郭象本《莊子》，共計六萬五千九百二十三字，這個數位與司馬遷的記載在篇幅和字數上均少了近半。那麼少去近一半的《莊子》，究竟是些什麼內容？漢唐文獻所記的《莊子》五十二篇的篇數，是不是與司馬遷所說的“十餘萬言”的字數剛好一致？司馬遷所見到的“十餘萬言”的《莊子》，篇數究竟是多少呢？所謂“五十二篇”的《莊子》字數又是多少？留下很多學術的迷霧。但無論怎樣，《莊子》今本之與古本間存在大量佚文，是不爭的事實。而且，陸德明曾見司馬彪五十二篇《莊子》注本，崔大華先生認為：“由此可以推測《莊子》古本是唐以後遺佚的。”①因此，宋以後多有學人試圖解開這個學術公案，進行《莊子》軼篇鉤索和軼文輯錄。最早是南宋王應麟從《世說新語》、《文選》、《後漢書》的注解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中，輯出39條②。之後，閻若璩校訂《困學紀聞》、孫志祖撰《讀書脞錄續編》、翁元坼注解《困學紀聞》，皆就《困學紀聞》進行補綴，分別增錄8條、12條、2條。晚近學者輯錄《莊子》軼文最多者為馬敘倫、王叔岷。馬氏援引二十餘種典籍，合之前人舊輯，共得128條。王氏援引更廣，乃至有佛典義疏，如《華嚴經隨疏演義鈔》、《淨土三部經音義》、《因明論疏明燈抄》等，合之前人舊輯，共得150餘條，可謂諸家之最。各家輯錄，無論舉證如何，真實性如何，但在莊學研究這條門徑下的探索，所付出的艱苦勞動，都是值得尊敬的。令人遺憾的是，諸家對《莊子》的軼篇鉤索和軼文輯錄，並沒有特別注意到《日者列傳》中所引用莊子的這幾句話，是頗令人遺憾的。

《日者列傳》中還寫：“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文中的“曾氏”之“曾”，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一作莊”。那麼，“曾氏之義”就是“莊氏之義”。又根據文中的語境，宋忠與賈誼所密語的，正是老莊的生存哲學和相對論思想，進而推導，“莊氏”就是“莊周”。此外，細讀《史記·日者列傳》，整個賦體文的用筆，在寫法上又極似《莊子·大宗師》中“鄭有神巫曰季咸”的寓言故事。由此更可看出《日者列傳》之與《盜跖》、乃至與整部《莊子》的關係，司馬遷之與莊子的承傳與接受的關係③。陳振孫將左丘明、莊子、屈原與司馬遷並稱，“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④曾國藩將《史記》、《漢書》、《莊子》、《韓文》並列，說是自己平生好讀之書⑤。當代學者劉生良先生則認為：“司馬遷是《莊子》的愛好者，他的創作雖受特定體例和具體人事的限制，但其行文之縱橫開闔、筆勢之流暢飛動，頗有奇氣，以及精湛的諷刺藝術等，皆與莊子有神似之處。”⑥應該說，對司馬遷在文章風格方面所受到的莊子的影響，古今這些學者的認識，是英雄所見略同的。

最後，通過上述《日者列傳》與《盜跖》的比較，以及《史記》中《莊子傳》的描寫，《論六家要指》對道家思想的評價，我們得出結論：司馬遷是最早為莊子立傳的史學家和學術思想史家。方勇先生論道，司馬遷“是通過為莊子立傳來研究闡釋莊子及其著作”，“他對這類材料是經過認真研究，然後才加以合理申發利用的”^⑦。近人郎擎霄斷言：“自有《莊子》以來，善讀其書者，首推司馬氏父子。”⑧都是頗具學術史家眼光的。

五、《日者列傳》的真偽

關於《日者列傳》的真偽問題，是一個爭議頗劇的問題，也是對本文進行研究的一個根本問題。

首先，該問題導源於對《史記》缺篇的討論。對於《史記》的缺篇，最早《後漢書·班彪傳》兩處提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李賢注：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裴駰《史記集解·太史公自序》又言：“《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可見，最早東漢時班固只是說《史記》缺少了十篇，有錄無書，並沒有交代缺的是哪些篇。東漢章帝讓楊終對《史記》進行了一番討伐性的刪砍①。然後，到三國時張晏才說《史記》“十篇缺”中有《日者列傳》，並且說是褚少孫所補作。由此而知，至晚在三國時，由張晏對《日者列傳》的真偽提出了質疑。之後，學界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孫同元《詁經精舍文集》卷四《史記缺篇補篇考》進一步說：“《日者列傳》文近蒙莊，與史公不類。當是褚先生因贊中有‘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云云，遂取當時所記季主事舊聞而附會之，然汪洋恣肆，筆意極佳。六一公每欲作文，先誦此傳，正以此耳。”然而，呂祖謙卻認為：“班固《前漢書·司馬遷》云：‘十篇缺，有錄無書。’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較之《史記》，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今各隨其篇辨之，……末有褚先生所論數百言，乃張晏所謂言辭鄙陋者也。晏並與其傳疑之，此豈褚先生手筆乎？”②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褚先生補史記》又論：“《日者》、《龜策》二篇，惟末段各另附褚先生言，其原文仍出子長筆。《索隱》以《日者》傳司馬季主事為褚補，非也，不知張晏何以云亡。”並認為“世皆言褚先生補《史記》，其實《史記》惟亡《武紀》一篇，餘間有缺，無全亡者”。當代學者張大可先生更是論道：“按諸事實，司馬貞的兩條論據似是而非，不能成立”，認為“《日者》、《龜策》兩傳為司馬遷所作”，並詳列了八條證據③，此處從略。

其次，關於現存《日者列傳》的真偽問題，筆者認為除其中的“褚先生曰”外，其本傳部分，當為自司馬遷所作。共有以下諸種理由。

《史記》創作的背景和最早的流傳狀態，是二十四史中最為奇特的。它是在司馬遷死後二十餘年，才逐步面世。《漢書·司馬遷傳》記載：“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易孟醇先生認為，“當時的所謂‘宣佈’，只是講授本書大旨，並非刻印流傳”④，並論證了當時《史記》屬於秘禁書的情形。《漢書·宣元六王傳》記載，漢成帝時，劉宇上疏求諸子書及《太史公書》，成帝問大將軍王鳳可否，王鳳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於是，成帝不予所請。劉宇貴為東平思王，又是成帝的叔父，竟然無法看到《太史公書》。《漢書·敘傳》又記載，班固的伯祖父班游“以選授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時班固的這位伯祖父正與劉向校秘書，得成帝恩寵，才看到了《太史公書》。又據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他的“一家之言”共有兩部，“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這樣，《太史公書》就會出現兩條傳播途徑：其一是“副在京師”本的傳播，這裏姑且稱之為官方傳播系統；另一是“藏之名山”本的傳播，這裏姑且稱之為坊間傳播。這樣，是否會出現這種可能：最早指出《史記》“十篇缺”的班固，其閱讀《太史公書》限於官方傳播系統。而這一系統的“京師”本，已由皇帝指派的劉向、班遊等人進行校疏刪削，不完整了，所以他說“十篇缺”；但另一個“名山”本，在坊間傳播時，卻是未經校疏刪削的，是完整的，當時班固沒有看到，或者是班固死後才全部傳出。這樣，就存在《日者列傳》是司馬遷原文的可能。

《漢書·班彪傳》言《史記》“十篇缺”，裴駰《史記集解·太史公自序》引張晏說具體標出了“十篇缺”的篇目。如何解釋張晏說“十篇缺”中有《日者列傳》的現象？作為一位學者張晏會妄言虛指嗎？筆者認為，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張晏之說：即張晏所舉“十篇缺”，是說缺的程度不一，或“有錄無書”，即只存篇目而無正文；或所存正文明顯不完整，殘缺不全；甚至是他認為文意不順，在構思命意方面存在邏輯缺陷。而《日者列傳》恰屬於上述三種情況的最後一種，即張晏認為這篇文意不順，似有所缺。因此，他在一一舉出“十篇缺”後，又對十篇中屬於這種情況的篇目進行了說明：“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可見《日者列傳》不是“有錄無書”，而是由於有“褚先生補闕”的“褚先生曰”，張晏認為其“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對此問題，劉知幾就認為：“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今人易孟醇先生則認為，今本《日者列傳》“可能是一篇未最後定稿之作”①。古今這兩位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回答了張晏的疑問，也給《日者列傳》的真偽之辯提供了新思路。況且，今看《日者列傳》，誠如張大可先生所論“文詞簡煉有法，議論汪洋，暢達雅正，何率略煩蕪之有！”②否則，一代文宗歐陽修就不會每作文，必先取《日者》傳讀數過，然後下筆。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六。”根據這種意思，《日者列傳》仿佛應該是一群齊、楚、秦、趙等各地“日者”的類傳，其體例應該與《遊俠列傳》、《滑稽列傳》等大體相同。而今本傳文則只寫了一個司馬季主③。而且，正文部分對司馬季主生平經歷的撰寫，實際上只有“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一句。可能也正由於此，“褚先生曰”補闕說：“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遊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較原文詳盡一些。然而，與《史記》本紀、列傳的其他篇相比，這仍然是稍嫌簡略的。筆者認為，這恐怕也正是張晏認為《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的命意之所在。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就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宣佈《日者列傳》，對“齊、楚、秦、趙為日者”，只是“欲循觀其大旨”，未必一定要面面俱到；《日者列傳》中的“太史公曰”也說得很清楚：“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並沒有說除司馬季主外，還另有其人。況且舉一知眾，察一見百，也是司馬遷慣常的史筆；如果真是一群齊、楚、秦、趙等各地“日者”類傳的機械羅列，反倒不是司馬遷之為了。

《龜策列傳》中有“褚先生曰”記：“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而《日者列傳》中的“褚先生曰”則沒有這種記述，而只是說：“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遊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顯然是在原文基礎上的補充，正如張大可先生所論：“恰恰反證原傳之存。因褚少孫續史在元、成之際，去司馬遷未遠，他既續在後，則兩原傳自當在元、成之前，非司馬遷而為何！”①

今本《日者列傳》，傳記正文相當完整，並且有標誌性的“太史公曰”論讚語。而且，其中的“褚先生曰”，並沒有對司馬遷傳文有任何疑義。這些，應該也是當為司馬遷原作有力的自證。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褚先生補史記》即指出：“《日者》、《龜策》二篇，惟末段各另附褚先生言，其原文仍出於子長筆。”

或曰：“其寫作方法又完全是一篇辭賦，其中所出現的‘賈誼’、‘宋忠’，根本不是歷史人物，而完全是作者順手牽來，為其所用的一個虛構形象，恰如司馬相如《子虛賦》裏的‘子虛’、‘烏有’、‘亡是公’。因此，現有的這篇《日者列傳》，絕對不是司馬遷《史記》的原文。”②筆者認為，以今本《日者列傳》多虛構，多論辯語，多賦體，而非史筆等這類現象，而否定其為司馬遷作，是相當危險的。如果執此標準判定，今《史記》中許多類似的篇目，都將被排除在司馬遷作之外，如著名的《屈原列傳》等，勢必遮蔽我們對司馬遷與《史記》的全面認識，如本文前所論。

細審《日者列傳》，與司馬遷雄奇的文風，與體現司馬遷心智情懷的“文心”之間，不僅沒有絲毫張力，而且是高度一致的。對於判定《日者列傳》真偽問題，這或者說是比較虛的一個證據，但筆者卻願意認為，這可能也是最有力的來自內部的證據之一，正如金聖歎所論：“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遊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③如果說《日者列傳》在漢代傳播中，屢遭磨難，甚至被刪削，乃至亡佚，正說明，它一定有讓統治者深感恐懼的東西，或在內容禁忌方面，或在情感色彩方面，或在精神力量方面。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前序就曾言：“余幼讀《史記》，即疑班論為未當，及累年反復尋味，益得其要領，蓋至今乃始確然而有深悉其故也。何也？史公蓋多恢宏譎詭之詞，不肯顯言正論，又時以他事間文，自掩其筆墨之跡，且文辭浩瀚，讀之者目炫神駭，往往一篇不能盡。故能得其旨者絕少。史公亦嘗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對歷史文獻真偽的爭議，原則上應持何態度？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古代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論到：“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宜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今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筆者這裏，斗膽假此結束對該問題的討論。

六、《日者列傳》在七十列傳的位置

今本《日者列傳》在“百三篇”《史記》的卷一百二十七，“七十列傳”的第六十七，也就是說，居於列傳倒數第四，當然，也是整部《史記》的倒數第四。司馬遷為什麼將它置於此處？筆者認為，這個問題也頗值得深思。

首先，作為私家著史和自由作家的司馬遷，哪些人入傳，哪些人不入傳，既是隨心所欲、漫無目的的設列，又有著明確的意旨和用圖。班固最早注意到了這種情形，並對司馬遷表示了強烈不滿，其《漢書·司馬遷傳》云：“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此後，該問題屢有人提起並關注，如金人王若虛也認為：“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烈女、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幸、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誡，或以技能備見聞，皆可也。至於滑稽、遊俠、刺客之屬，既已幾於無謂矣。若乃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為，是何足以汙編錄，而遷特記之乎！班固徒譏遷之稱述崇勢利而羞貧賤，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是故襲而存之。”①筆者認為，《日者列傳》以及《龜策列傳》出現在《史記》中是必然的，見本文前所論；而二篇在漢代的流傳中，遭到刪削砍伐也是必然的，因為其中有讓統治者感到恐懼、或無法容忍、或不願其成為公共信息而企圖封禁的內容。

其次，《日者列傳》在《史記》中所處的位置，本身表達了它在司馬遷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史記》列傳50篇以後的20篇，排列順序顯得很混雜，但筆者認為，恰表明它們的寫作時間，是處在司馬遷創作的最後時期。同時，也可以明顯看出，《史記》列傳的最後六、七篇，越靠後，作者所投注的情感越強烈，與這些篇的自然順序恰成倒排列。對此，傳統學者缺乏充分認識，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奇談異論。如王若虛《史記辨惑》云：“《史記索隱》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傳》不宜在《酷吏》、《遊俠》之間，此論固當。然凡諸夷狄，當以類相附，則《匈奴》亦豈得在《李廣》、《衛青》之間乎？《循吏》、《儒林》而下，一節之人皆居列傳之末，蓋得體也。及至《刺客》，乃獨第之《李斯》之上，《循吏》則第之《汲鄭》之上，復何意哉？”趙翼云：“《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為排比，……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②吳承志在比對《史記》各列傳後斷言：“詳其編次，正傳蓋至《田叔》而止，《扁鵲倉公》已是雜傳。”③朱東潤《史記考索》論：“曲解編次，誠為不可，然遽謂其隨得隨編，亦未當盡。大要自四十九篇以上，諸篇次第皆有意義可尋，自五十篇以下，中經竄亂，始不可解。愚意史遷作傳，共分五組，先秦以上一也，秦二也，楚漢之間三也，高惠文景四也，今上五也。其間段落，略與諸表相當。”筆者認為，比較而言，在這一問題上，倒是宋代林駉的持論較為允當，他認為，《史記》“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於淳於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於老子，以申不害附於韓非，別異端也。他如《佞幸》、《酷吏》、《日者》、《龜策》、《滑稽》、《貨殖》、《遊俠》，皆為當世而發。吁，有旨哉！”④筆者認為，某種意義上說，林氏已經認識到了《日者列傳》在《史記》列傳排列位置上的獨特寓意。

[①] 韓兆琦、張大可、宋嗣廉《史記題評與詠史記人物詩》，《史記研究集成》第三卷，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頁。
① 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史記集評》，《史記研究集成》第六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
② 劉洪生《李陵之禍對司馬遷影響的正負效應》，《江淮論壇》，2003年第2期。
①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四《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韓兆琦、張大可、宋嗣廉《史記題評與詠史記人物詩》，《史記研究集成》第三卷，第365頁。
③ 同上，第364頁。
① 金聖歎《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之三《讀第五才子書法》，第11頁。
② 同上。
③ 劉洪生《司馬遷對莊子的研究和接受——兼論司馬遷在莊學研究史上的地位》，《諸子學刊》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④ 崔大華《莊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頁。
① 崔大華《莊學研究》，第50頁。
②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 劉洪生《司馬遷對莊子的研究和接受——兼論司馬遷在莊學研究史上的地位》，《諸子學刊》第四輯。
④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曾國藩全集•送周荇農南歸序》長沙嶽麓書社1994年版，第162頁。
⑥ 劉生良《鵬翔無疆——<莊子>文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頁。
⑦ 方勇《莊子學史》（第一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頁。
⑧ 郎擎霄《莊子學案》，天津市古籍書店1990年版，第318頁。
① 《後漢書·楊終傳》：“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②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四《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 張大可、梁建邦《史記論贊與世情研究》，《史記研究集成》第四卷，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321頁。
④ 易孟醇《史記版本考索》，見王利器主編《史記著譯》（一），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頁。
① 易孟醇《史記版本考索》，見王利器主編《史記著譯》（一），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頁。
② 張大可、梁建邦《史記論贊與世情研究》，《史記研究集成》第四卷，第320頁。
③ 韓兆琦、張大可、宋嗣廉《史記題評與詠史記人物詩》，《史記研究集成》第三卷，第363頁。
① 張大可、梁建邦《史記論贊與世情研究》，《史記研究集成》第四卷，第320頁。
② 韓兆琦、張大可、宋嗣廉《史記題評與詠史記人物詩》，《史記研究集成》第三卷，第364頁。
③ 金聖歎《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轉》卷之三《讀第五才子書法》，第17頁。
① 《滹南遺老集》卷十一《史記辨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史記集評》，《史記研究集成》第六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頁。
③ 同上，第143頁。
④ 同上，第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