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现代文化学者视野中的‘新子学’”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黄河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本次会议特邀约有关专家学者参与研讨，以期引起对“新子学”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会议由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郝雨主持。现摘录部分发言予以刊登：
郝雨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本次研讨会主持人）
今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以近整版篇幅发表了著名庄子学家方勇教授的文章《“新子学”构想》，立刻引起国内外文化学界的广泛关注。10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召开研讨会，就此主题进一步深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各大媒体纷纷进行报道，更加推动了这一崭新提法的学术影响。可以预见，“新子学”作为一面新的文化旗帜，必将在整个文化学界更大规模地激越起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而且，这样一个看似只属于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以及古代思想史领域的课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古代文化的研究范畴。它也为我们的现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学术基点和方向、旗帜。
概括而言，子学产生于文明勃兴的“轴心时代”，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精华，结合时代新因素创造出来的新学术。自诞生以来，子学便如同鲜活的生命体，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交互中自我发展。时值当下，它正再一次与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形态，于是，“新子学”应运而生。“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将坚实地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概念与学术体系，并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同时，它也将成为促进“国学”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加快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变革、新发展，为中国之崛起贡献应有的力量。
我们认为，子学在现代学术格局和学科分类中，虽然只是属于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新子学”的提出，却显然并不仅仅是古代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本学科专业课题，它实际上是在当今全球化、新媒体时代，为整个文化学界提出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承的真正源头与主体性的问题。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仅仅复兴儒学，还是要找到民族文化的百家之源？尤其对于现代文化研究者来说，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否定独尊千年的儒学，到底有没有错？而当今中国的现代文化进程，其根本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依据又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文化研究，不能总是把古代与现代完全割裂，壁垒森严，互不交通。“新子学”的话题一定要把古代与现代打通，建立起通畅的古今文化对话，从而以更加开阔的历史文化眼光，寻求文化研究的新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脉络。
为此，这次的讨论将以新媒体时代的民族文化传承，尤其是文化传承主体性的问题作为主要议题。我们这些现代文化研究者，如何看待和认识“新子学”的提出，希望与会者能够有更新的观点和视角。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我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我也研究城市文化学，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化的走向也有些想法和思考。有人说“五四”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因为新文化运动批评孔孟、批判儒家，但是细细来想，在当时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一种“文化偏至”，就像房间太黑暗了想开窗，就要先提出拆房顶。像鲁迅这样一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们虽然反孔，但他们并不反儒家，儒家的一些传统的东西他们还是遵循的，他们反的是儒家文化中对人的压制、对人性的压制，所以鲁迅提出“立人”，周作人提出“辟人荒”，虽然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都把“人”放在重要地位。他们反对儒家文化的君臣父子伦理体系把人缩小到不成为“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国学根柢都是很深的，他们从事研究也好、创作也好，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有目共睹的。
我仔细看了方教授的这篇文章，我想谈谈“新子学”提出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文章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丰富性。以前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化了，好像一说中国传统文化就只有儒家，儒家的代表就只有孔子，谈“五四”也是说“五四”把儒家文化之脉割断了，将中国文化的传统割断了。读方教授的这篇文章，谈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不光是孔子、孟子，还有庄子、荀子、墨子，等等。这种丰富性这么多年来我们过于把它简化了，也弱化了。所以现在谈国学也好，谈传统文化也好，在很多时候就觉得有点捉襟见肘，没有深入盘算我们的家底，其实我们的家底很丰厚，很多时候都把祖宗的产业给忘了，确实是这样的。我有几次到韩国去，感慨最深的是韩国的大学生都在读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而中国大学生却不读了。当时我是和钱谷融先生一起去的，他在韩国有五个博士学生，这五个博士知道钱先生到韩国，他们都放下手里的工作，围在钱先生边上，钱先生在韩国几天他们就陪了几天。对先生的这种恭敬，这种师道尊严，是发自心底的尊重。钱先生是个大家，在韩国每天吃泡菜，后来忍不住了，跟学生说今天能不能给我吃一顿中国菜，于是学生们就带他到首尔的一家中国菜馆“皇”，菜价是在中国时的十倍。透过这个细节，可以看出韩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汲取，而我们却淡忘了祖先的传统文化。现在的大学生大多学西方，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学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却数典忘祖，忽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当代作家、诗人们，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所注重的大多是西方，尤其在诗歌创作方面，许多诗人把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忘却了，中国当代诗人们很少去读唐诗、读宋词、读元曲，这样创作出的诗歌怎么会写得有中国魅力呢？他们学现代派、后现代派，也常常只是一些皮毛。
第二，文章提出了深入研究、传承中国文化的全面性。我们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能忘却对于文化传统的传承，传统的这些文化到底好在哪里、长在哪里？中国不断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孔子学院，孔子学院讲中国文化，究竟讲到哪个程度？孔子学院是不是简单的就是汉语学院？好多孔子学院仅仅是汉语学院，根本没有讲中国文化，讲也没有讲到位。我特别赞赏方先生他们在整理的子学典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子学中充满了智慧，值得我们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第三，文章提出了全面阐释中国文化传承的可能性。新国学也好，旧国学也好，在全面深入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做一些尝试，包括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在整体上还是中国传统的。但我们在某些时候的总结概括是欠妥当的，甚至有些口号也是荒谬的。我看到有很大的标语写“践行八荣八耻”，践行“八荣”可以，践行“八耻”怎么行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把封闭已久的门户打开了，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之后很长时期我们是向国外“拿来”。在其过程中，我们常常过于看重西方，过于把西方看成评价的标准。我曾经与顾彬先生有一番对话。我批判顾彬，说他对中国文学评价的标准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他提出中国当代作家都不懂外语。我说写作肯定是母语写作，为什么德国作家不用中文写作呢？顾彬的话有的还是很有道理、很深刻的，比如他说，最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是中国人，确实有这种现象，有些人向西方献媚，以骂中国而讨好西方。
“新子学”阐释的当代方式。现在我们怎么来阐释“新子学”？“新子学”是一种历史传统、文化传承，放在当下，肯定要有一种当下的意识。
首先，应该回归百家争鸣的历史语境，给我们的感觉是在那个时代有那么多丰富的思想成果，也正是来自于当时百家争鸣的语境。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政治语境应该更开放，容忍不同意见，容忍争鸣，真正的学术争鸣，而不是人身攻击。现在看来，那么多的文化精品正是那种开放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思想是没有禁忌的，争鸣是没有边界的，只有这样一种氛围才可能产生真正伟大的思想者。
第二，“新子学”阐释的当代语境，应该崇尚以人为本。当年鲁迅批判儒家，也提倡以人为本。儒家文化的根本是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老庄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人跟自然的和谐相处，来达到一种比较好的境界。这些思想的关键还是以人为本，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不是束缚思想，使人们生活得更糟糕。所以“新子学”的阐释始终应该崇尚以人为本、与人为善。
第三，应该融入现代人的现代思考在内，传承几千年的“子学”在当时的情境下产生，到今天怎么和当下人的思维思考结合，这就要融入现代人的一些思考内容，甚至一些思维方式。做史学研究的也好，做文学研究也好，要思考怎样把中国文化经典中的长处传承并融会至当下，古为今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中的某些弊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使中华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追求一种文化自强、自信、自傲。
葛红兵
（上海大学中国文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2004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做访问教授，之前新加坡试图复兴儒学，邀请西方的新儒学专家来，在基础教育中统一讲授儒学，但到2004年基本上就宣布放弃了，这个实验应该说是失败了。我理解儒学应该做现代化转型，才能适应当下需要，但是这种转型仅靠儒学一家是做不成的，也不可能对现代社会有真正的促进作用，甚至在新加坡是遇到了全社会的抵触，不仅仅是其他教派的人从民族情感、民族思想的角度来抵触，就是华人也很抵触，所以就不了了之。前几年，国内也有一个“国学运动”的提法，主要的想法就是恢复儒学，而且恢复的是汉以后的儒学，以尊孔为中心。这种尊孔实际上在现代也演绎过，比如袁世凯当时举行尊孔大典，祭天祭地都有过，但是以失败告终。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对中国思想的两个根本源头缺乏深刻的研究，我自己也感到现当代的作家、学者们其实是缺乏这方面研究的。这次会议请了各方“诸侯”来，跟作家、现当代学者交流，非常有意思，它不仅仅是儒学内部的讨论，而且是开放的。
中国思想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公元3世纪之前先秦的子学，方勇教授说得非常好，是正本清源的一种说法，不是儒学一家；第二是“五四”时期的以“解放”为中心的文化运动。这两种思想在中国到底有没有成功呢？我宁愿用失败来形容它们。比如说“五四”，以“解放”为核心，“五四”开始的时候叫文化解放，所以叫文化革命；到了1949年以后，变成了阶级解放；八十年代又变成了思想解放，至此，以“解放”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已经有一百年了。如果解放了一百年还在谈解放，证明“解放”这个话语体系也是失败的。
中国古代的思想我倒宁愿读先秦诸子，始源意义的儒学，孔子的儒学，跟后世的很不一样，比如孔子的身体论，他的舍身论跟贵身论是结合在一起的。孔子提舍身，也提贵身，他不同于孟子，也不同于汉代以后的儒学观点，孔子的舍身说跟庄子的赤身说也是平等交流的，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后世，恰恰把这些最原始的中国思想遗忘了。方勇教授这个时候提出这么一种观念，一个是意味着这个时代对传统思想的自信，也意味着这个时代构成了条件。西方每一次进步都会回溯到古希腊，当初尼采的整个思想都是回到古希腊，他的酒神精神也是回到古希腊。海德格尔也是回到古希腊。中国现在也有一个正本清源、如何回到源头的问题，现当代学者和整个中国思想界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心态，重新回到民族文化的根源当中去。就这个点上来说，我认为，“新子学”任重道远。
第一，“新子学”整体研究、整体性阐释实际上还没有完成。社会上大量充斥着以讹传讹的认识，包括对《论语》。其实“论语系统”是针对古代君王的话语系统，比如孔子所说的“女子与小人难养”，如果是对一般人说的话，就直接说女子和小人你要离开他一点。“论语系统”是对君王和皇上说的，皇帝你要离身边的那些后宫里的女人远一点，要警惕皇子们争权。再举个例子，“敬鬼神而远之”，很多人认为，这是说，对鬼神我们要敬重它，但平时你要远离它。“远”是不是“远离”的意思呢？其实不是。皇帝是孤家寡人，在这个世界上，他要为下面的人垂范，他只能做什么呢？就只能敬天、敬鬼神，用他对待鬼神的这种尊敬的态度，来为下面的人垂范。他通过祭祀鬼神，推己及人，推广给我们看。始源意义上的子学系统怎么解释，儒学和其他的各种子学怎么互相解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第二，中国的子学系统是世界上比较少的、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一种思想系统。古希腊的思想系统有崇尚科学、崇尚人性、人本、崇尚世界本源的思辨，这些是完成了现代化的；基督教哲学也是完成了现代化的。中国先秦的子学系统一直没有进行一次现代化，“五四”时期是彻底通过否定子学系统来完成跟现代接轨，“五四”时期的现代话语系统甚至整个白话文系统翻译方法都是从日本来的，这就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断裂。子学系统完成现代化，在今天依然任重道远，子学系统跟现当代社会文化现状的接轨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我常常想到鲁迅先生当年说的，我们拿着自己的文化在全世界挂一遍，那个时候拿梅兰芳到处挂，鲁迅就觉得很担忧，我们现在也是拿着孔子到全世界去挂，花那么多的钱到处办孔子学院，国内也在办。有时候我看到举办封禅大典仪式、祭孔仪式，包括去年在北京进行的祭天仪式，感到很担忧，这是真正的孔子思想吗？是汉语言最原始、最有光芒的思想吗？希望今天的讨论，包括方勇教授提出的话题，不仅仅是在古代文学或者是古代思想界引起重视，也要引起当代的理论界、哲学界、作家系统的高度重视。
刘绪源
（作家，批评家，曾任《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
对“新子学”的研究我可能关注不够，但是郝雨先生告诉我《光明日报》整版刊登了方勇先生的文章后，我认真看了，感觉研究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提出“新子学”，其实是突出了中国古代最辉煌、最百花齐放的时期，也是呼吁我们重新进入这样的时代。
但我也听说了一种观点，即与“五四”联系起来，有朋友认为，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理解为一场“新子学运动”，即把它的意义理解为反孔、反儒从而恢复了子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能为“五四”作出有力辩护。这样说的用心，当然是好的，然而“五四”时的“反孔”，恐怕不会是为了恢复诸子百家，不是为了恢复古代的各家而去“打倒孔家店”的，而是为了要引进西学。问题的核心在于鲁迅先生说的“铁屋子”，中国这样的“铁屋子”如果不打破，西方的那些东西进不来，中国就没希望。这才是“五四”的精神指向，所以才会反“孔家店”。
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中国没有本土宗教。西方中世纪曾经“政教合一”，中国没有宗教，一直到“五四”前，一直是“政文合一”，我们的文化跟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铁板一块，这就是“铁屋子”。这样的情况下，对当时的体制、政权，想要冲击、突破，就只能从文化方面先来突破。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五四”，要否定一切，要打倒孔家店，其实跟这种“政文合一”的巨大压力有关。正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出现了对“孔家店”的批判，同时也附带批判了其他，有了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趋向。这个趋向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到现在，就需要深思这个问题了：当时打破了这一切，到后来，政权也更迭了，文化也批判了，但民族自尊心没了，文化的自豪感没了，然后，新的政权建立了，新的体制建立了，我们现在又开始提倡“国学”，下一步我们将会走到哪里？我以为，有一种可能，就是又回到“政文合一”的老路上去。政府非常拥护国学，这道理很简单，越提倡国学越爱国，与此同时，民族矛盾越来越大，这以后，有一个情形是非常危险的，即走向“政文合一”的民族主义，对此我们不能不警惕。如果重新回到民族强盛、国家强盛、领土第一、全民动员，以为领土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而文化又与政权合一了，这就又回到铁板一块的时代了，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又出现了另外一些声音，比如在我们《文汇报》上，就发表过舒先生的《国学质疑》。舒芜先生本人就是古典文学专家，他把大量的工夫花在古典文学研究上，对古典文学充满热爱。其实他担忧的也是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否定“五四”，否定当时对“政文合一”现象的批判，再走回到“政文合一”的轨道上来。在中国，像这样反反复复走回来再走回去的事，实在太多了，过去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写的，轰轰烈烈，但并没有实质的进展。这一点我觉得是要引起注意的。“打倒孔家店”的提出，导致了后来的混乱局面，那时有一个意见就是要走全盘西化的路，现在看来全盘西化的路走不通，因为所谓西化，其实也很复杂。中国需要重建民族文化和文化自豪感，原来的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元素是不可能丢开的。然而，现在需要理清楚，很容易被忽略的恰恰是西方政治、文化中一些我们必须吸收进来的东西，这一部分，就是所谓“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这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先进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些如果不进来，即便建立了新的体制，这个体制的核心价值还是老的。现在把传统文化恢复一部分，恢复了民族自豪感，可如果没有这些先进的共通的东西，到最后还是老的文化，还是晚清或更早时期的自豪感，那就没有实质的进步。这一部分为什么叫“普世价值”？因为它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要走的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早也好，晚也好，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都要走这条路，只是早晚问题，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很明显的两点：一是舆论不健全，一是法制不健全。舆论监督不健全，国外的政府都是在骂声中生存，在骂声中前进，这很正常，但我们是在歌颂声中、在讲好话中、在拥护中生存、前进。虽然打倒了“孔家店”、批判了民族文化，但这些旧的东西（类似于山呼万岁）却没有改变，新的东西没有进来。我们提倡国学、提倡传统文化、建立民族自豪感，但那些新东西还得要进来，还得讲。这一点不达到，“五四”的目标就没有达到，就还可能退回到“五四”以前。
“新子学”的研究为什么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振奋呢？因为它的精神，是有现代性内容在里面的，它跟普世价值有共通的地方。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存在，思想不会这样发达，不会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现在我们必须重建一个百花齐放、人人都能说话、符合普世价值的氛围。由此看，提倡“新子学”，确实有巨大意义，而且也很及时。
这里还要谈一点关于儒家的问题。我在前不久跟李泽厚先生有过几次对话，出版了两本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2012年版）。李泽厚先生所谈的“中国哲学”，包含的主要是儒家的观点。西方哲学到今天，走到“后现代”，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哲学有很多可以补充西方哲学。儒家有其特长，有一些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一个世界”的思想，即不认为有两个世界。西方有宗教，我们没有宗教，儒家不讲“怪力乱神”，它注重日常生活。比如祭祀，它主要是一种道德上、精神上的东西，儒家的这种思想是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这是它本质的东西。还有乐生，这个恐怕儒家比老庄更强调，即强调要生存，要活下去，非常务实，不消极。“天行健”就是一种积极务实、不断努力、不断向前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和西方哲学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李泽厚认为，西方哲学是一种“思辨的智慧”，思辨发展到后来，到“语言学转向”以后，其实就走向了一个死胡同。中国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他说的“中国哲学登场”，就是指用生存的智慧去填补西方的智慧，用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去填补海德格尔，填补后现代。强调儒学，我觉得跟“新子学”的精神并不矛盾，当然儒家也有它不合理的一面，越走到后期儒家问题越大。“新子学”也并不是对儒家的全盘否定，它是要发掘更多民族文化的因素，来促成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但我们还须清醒地认识到，提倡“新子学”，不可能成为一个轰动性的事件，像当年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样的轰动效应，恐怕不可能有。原因很简单，所谓子学，都是历史文献，都是几千年前古代知识分子运用古代的思想、语言解决古代问题的。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那么复杂、那么严酷的现实问题，西方大量的文化涌进来，面对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要思考当下的问题，要用现在的语言来论述、探讨当下，子学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种参照，但是很难成为主流化的东西，主要还是一种文献参照。但能做到这一点，它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就够了。
作为文献参照，我想有几个工作可以做。第一，就是像方勇教授现在在整理的五千种书，这是很基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大量的文献整理出来，才有可能被普及。第二，就是刚才有的朋友说的，要做到现代性的转换，子学是古典文献，怎么向现代性转换，大量有现代性价值的东西怎么让它发掘出来，这里边有很多工作要做，哲学、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包括作家、文学创作者，都有大显身手的余地。第三，它是一种思想整理，也是一项普及工作，像郭文斌先生在做的那些书，怎么样把古代文献、古代知识分子的思考，那些用古文写的东西，变成今天大家感兴趣的故事、名言、寓言，即使作为一种传说深入人心，哪怕变成很多碎片，也不要紧，普及工作就是这样，它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飞到大人小孩的心里，影响我们民族的精神。这些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姜琍敏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雨花》主编）
说起来，我也算个文化人，创作文学、编辑杂志，不知不觉也逾三十年了。我从小也爱读书，但读的多半是文学作品或浅显、简明的文化读本，且“好读书，不求甚解”；所以至今仍可谓才疏学浅，腹中空空。这个“学”，就是国学底蕴、经史子集。除了“文革”后补读大学时约略涉及一些皮毛，基本上是个空白。形成这种状况大致有两个缘由。一是我和多数50年代出生的同龄人一样，经历过众所周知的非常人生。在最该书斋苦读的年龄去接受“再教育”了；二是在真正该再教育即有可能补习一些思想文化知识的时期如改革开放以后，却因工作碌碌和倦于文学写作而缺乏系统的修养。说来惭愧，我对“国学”的理解，很长一段期内也就如一般认识一样，局限于将其与孔孟儒学等同起来。诸子百家、百家争鸣这些概念，头脑中模糊也有一些，但究竟是哪些子，哪些家，争鸣些什么，几乎摸不着头脑。就是所谓孔孟之道，最初对其认识也歪打正着地来自臭名昭著的“批林批孔”运动。有意思的是，“克己复礼”、“必也正名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孔子言论，在大批判时对我产生的竟是相当大的向心力。改革开放之后，我才逐渐对《论语》之外的庄、老、墨等子学有了一些渐进的了解和兴趣，并深深为其蕴涵的独到而“新颖”的世界观和生命哲学所吸引。尤其是庄老道学、禅宗佛学等学说，对我乃至“文革”后信仰缺失的大批同时代人所产生的影响和精神支撑是极其重大而积极的。但坦率说，我对此的了解仍处于“围城”之外的徘徊阶段。最初的认识竟来自于风行一时的台湾蔡志忠的漫画，后来才生吞活剥地看过些南怀瑾先生的著述。但是，尽管浅薄，尽管孤陋，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谓叹为观止，对其敬畏和向往也可谓与日俱增。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潜意识，当获悉“新子学”概念的提出，读到方勇教授《“新子学”构想》之大作，心底产生的是一种本能而由衷的亲切与认同感。盖因新时期以来，随着国门大开，各家西学纷至沓来，各逞风骚；传统文化也旧瓶新酒，大行其道。表面上看来是一派繁荣，实际上百花倒是放了，而百家则未见怎么争鸣。尤其在传统学术方面，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似乎仍在暗暗地起着作用。以至谈到国学似乎就是大办孔子学院，而诸子百家的思想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系统、在普及与提高两个层面上的详尽研究与发掘，使渴求精神营养的我辈及许多沉迷于功利生活或网络思维的年轻人，在博大丰富的子学宝藏面前，要么几乎仍处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懵懂状态，要么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或望而却步。
有句话叫“是金子总会闪光”，实际上并不尽然，金子也会因无人开采、淘洗而久埋于泥沙之下。同样，诸子百家的精神价值也像金矿一样，没人能否定其价值所在。因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许多对当今社会具有深长意义的精神瑰宝，它们在历史上虽然也曾有过几度辉煌、几番兴盛，但总体来说，至今还相对沉寂地湮埋于岁月的泥沙和歧见的迷雾之中。它们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俯下身去，深入探究，加以发掘、提炼而使其闪现出精神价值，从源流上丰富我国的思想文化宝库，并在实践中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我非常赞同方勇先生的看法：“当今世界已非西方文化中心的时代，文化多元化是人们的必然选择。中国学术既不必屈从于西学，亦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应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厚沃土，坦然面对西学的纷繁景象。子学研究尤其需要本着这一精神，在深入开掘自身内涵的过程中，不忘取西学之所长，补自身之不足，将西学作为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石……在国势昌盛、经济繁荣的今天，全面复兴子学的时机已经成熟，‘新子学’正以饱满的姿态蓄势待发……中华文化的未来，必将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的不断的创新发展。诸子学作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必然是未来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中坚的有生力量之一。”
我期待并坚信着这一天的到来。
王宏图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诸子百家学说大量涌现的先秦时期，是中国古典文化孕育成形的轴心时期。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道传统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尽管众多学派在日后并没有获得一呼百应的巨大影响和众人仰视的尊贵地位，但它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特性，成为丰富繁杂的文化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21世纪中国重新崛起的大背景中，如何重建、重塑中国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自信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方勇教授新近提出的“新子学”的构想，无疑为中国文化的再创造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通道。中国文化的复兴和重建，除了与域外文化的对话外，不应离开对传统思想资源的盘点启动，而作为传统思想资源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诸子百家之说，恰恰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始料不及的重要作用，焕发出新的思想活力。
传统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任何变革创新，离开了传统资源的滋养，都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然而，重视传统在文化变革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对传统规范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并不意味着无视鲜活生猛的当下经验。人们与传统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富于建议性的对话关系，也只有在这一当今与传统的对话中，思想才得以激发、孕育，结出新鲜的果实。用俄罗斯文艺批评家巴赫金的话来说，思想从来不是单声道的独白，“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结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是对话性的”。思想史上不少经典是用对话体写成，便证实了这一点，如开创西方哲学史先河的柏拉图的“对话”和狄德罗的《拉莫的侄儿》便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此外，未来中国文化的复兴，无疑应带有鲜明的中国印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固守在民族主义的樊篱中，可以恬然自得地以坐井观天的方式应对当今日趋全球化的世界。在当今社会，思想的流动和交流越来越突破原有的国家和地域民族的界限，我觉得，“新子学”给我们的一大启示是，除了将传统资源发扬光大外，还应开展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全方位的对话，借此启动中国传统内在蕴涵的活力，同时也大规模地汲取域外思想资源，以丰富、发展自己。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复兴将不仅改写现有的中国文化版图，而且也将改变世界文化的现有格局与秩序。
景国劲
（集美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我对子学的学习不够，所以我是以子学研究圈外人的身份来谈一点感想。
第一，我们要有警惕感，尽管《光明日报》将《“新子学”构想》刊登后冲击很大，但在如今商业化、世俗化的时代里，或者说消费社会的语境中，其冲击到底有多大，大约不能期望得太高。
第二，“新子学”以及“新子学”的发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还有待于实践去检验。也许难以期望它对中国文化、中国学术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它的价值是很大的。“新子学”的提出，方向上大家都不反对。过去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太简单了，实际上传统文化我虽然不够了解，但我凭感觉认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比如说尊孔也罢，被历代统治阶级利用也罢，都是把它简单化了。为什么简单化呢？是为了利用它，因为它有利用价值。
这是我要指出的两个警惕，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
第三，文化的传承是国家的文化战略，特别是当前语境跟以前的语境不大一样，所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文化的输出，比如孔子学院，它是不是全面透彻地在输出中国文化，确实值得考虑。无论如何，作为国家的文化战略，意义是输出，是内部积极传承，目的则是为了创新。我想，这个方向，包括方教授提出“新子学”，都是没错的，我们也期待“新子学”有更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不仅仅是对子学的阐释，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方教授在进行一个这么大的工程，对于很多现代的学者，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者，还有其他各种学科都应该去参与进来，不断地赋予它一些新的内涵，譬如“新子学”与当代怎样结合？“新子学”的包容量到底有多大？要研究，不能夸海口，需要扎扎实实去做。从整个文化传承角度来讲，肯定不能只传一家，也不能只传书本里有的多家或“新子学”。除此之外，还要重视的一点是地方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这块也是很重要的文化传承。现在包括社区教育、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都很重视这一块。
第四，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传承是全社会的工作，所以我关心三个问题——传承什么？谁在传承？怎样传承？除了前面讲的宏观务虚的内容外，还要落到实处，落到效果上。传承是很有必要的，大家都谈到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年青一代，从社会角度来说，他们更需要继承这些东西。所以中小学、大学是工作重点，至于作家、学者有其自由选择，比如说我就选择现代派，你不能说是不对的。
我想，“谁在传承”是全社会的责任，其中包括中小学的老师，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应该更有责任。当然用何种方式传承就有很多选择，像刚才几位学者所撰写的著作畅销于世就是一种传承方式。我更关注的是，这些东西能够进入中小学、大学的课程、教材里去，这种传承才具有可持续性。这是带有普世意义的工作，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完成。这个工程除了整理子学文献之外，怎样将它传承，怎样再置换入新的东西进去，一是要从中小学开始，灌输到课程中去。这个工程有普及性，也有时效性，但只有这样，才能使它有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然后整理几部书就完了。从这个角度讲，我对这方面的期待倒是比较大，不敢说它冲击有多大，因为文化是慢工夫，一定要对它有正确的估计。
“新子学”，按照我的理解，它不是一个很严格的学术术语，它是一种状态的描述，或者是一种方向性的倡导。要具体确立一个名词解释也许很难，它更需要的是我们去实践。实践之后，这个概念自然就丰满起来了，比如说去整理、研究，比如说要把现代的内容囊括进去。至于怎样让它有更新的内涵，还要灌输到中小学教育以及大学本科教育中去。这个工作真要做起来，工作量是比较大的，而且也是有时效的。现在做学术就是这样，很多老百姓都不关注你，关注的是冠冕堂皇的东西。比如说文化搭台，它要的是经济效益，实际上整个把传统文化扭曲了，然后再拍成电视剧，戏说这个，戏说那个。所以中小学教育很重要，要传承就要从中小学开始，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事，不是说我们这些学者之后另外一批学者做现代派，基础工作还是在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以及高校大学生的教育。现在世俗的、商业的、非文明的东西太过泛滥，我们不说社会，仅仅在文化系统、教育系统，这些现象都太多。于此，我们责任重大，因而我本人下一步也会努力去完成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
范松楠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1级博士生）
由于传播学的学科背景使然，我尤其关注本次研讨会中的“新媒体时代”这个字眼。“新子学”作为我国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在当今时代面临着如何传承和革新的严峻挑战。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早已迎来了全球范围内的“新媒体时代”。当互联网、手机和其他具有互动功能的移动终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对象时，“新子学”自然也需要借助这一新兴媒介力量达到传承民族文化、影响人们价值理念、重塑和谐生活的目标。
以“新子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为我们民族所津津乐道的文化观念，比如以和为贵、仁爱天下、天人合一，等等。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文化价值体系失范的现实情况下，更凸显出其重要价值。如何使蕴藏在“新子学”中的思想遗产摆脱仅仅是文化精英之谈资这一“高高在上”的姿态，转而以更加亲民、通俗易懂的方式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指导人们生活的内化了的规范？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民族文化的传承才落到实处。而新媒体具备及时性、便捷性、互动性等媒介属性，堪称是将“新子学”推向普通民众的重要中介。至此，如何体认并开掘新媒体在“新子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职能，是新媒介时代背景中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子命题。这个问题的妥善解决，一方面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昌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文化产业的繁荣。因此，这个命题需要文化学界和传播学界的同仁们共同的努力。
（计虹、白新茹根据录音整理，并经各位发言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