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教授最近提出“新子学”的构想。这是比《子藏》更艰巨复杂的学术工程，需要国学界广泛参与，研讨和探索，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实现。当务所急是要认真思考，提出问题，裨补缺漏，使之更加周到完善，具备可行性。依此，谨呈三点刍议：

　　第一，明确“新子学”之对象和范围。

　　“新子学”乃相对于传统子学而言，传统子学即经史子集中的子部，其基本文献在《四库全书》中分为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历算、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20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出版《诸子集成》，收书26种。5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新编诸子集成》，收书40种，皆为思想史著作，止于隋以前。90年代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诸子集成补编》，分十二类：儒学、道家、名法家、农家、艺术、兵家、医家、历算、数术、释家、杂家、小说家，150余种。后有续编，分七类：儒学、礼教、兵家、医家、术数、杂家、宗教。上述两编最晚者止于清末民初。这些就是目前子学的主要文献。

　　方勇教授认为：“新子学”“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学，而是思想史上‘诸子百家’之‘子’。具体内容上，则应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前者侧重思想，后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均不在子学之列。”还说：“子学系统”“是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以上可以理解为他所设想的“新子学”的大致范围。

　　我希望进一步明确，“新子学”包括释家、道家和小说家吗？我以为，佛有佛藏，道有道藏，自成体系，似乎不必纳入“新子学”。但他们又是思想史资料，怎么处理？小说家类乃古小说，不属于思想史。方技中也有思想史资料，怎么处理？

　　第二，“新子学”究竟如何面对西学？

　　中学与西学之争，已经持续一百多年。方勇教授强调，要选择多元文化，摆脱二元对立思考的局限，既反对“迷失在西学丛林里难以自拔的自由主义”，也不取“一味沉溺于以中国解释中国的保守思维”。这些意见我赞成，而且已有不少人持同样立场。问题是如何在“新子学”中体现？依鄙人浅见，目前思想史和文学史研究中，至少有两大弊端：一是分析古代作品虚玄化，广大读者看不懂，而作者以此自矜。二是评价古人极力拔高，只讲成就，不讲缺失。前者与不适当学习西学有关，后者与盲目崇拜传统有关。

　　推进思想史、文学史研究中的中西结合，多元互补，应该首先解决价值观和方法论问题。在这两方面，一百年来，显然存在多种不同评价体系。古代文学、哲学皆以有助教化为基本价值，哲学史中以阴阳、名实、知行、有无、本末、理气、道器、心性等为基本范畴。这些如何向现代转化？如果“新子学”不解决根本理论性问题，仅局限于资料收集整理，注释校刊等技术层面，与传统子学有何区别？恐怕是谈不上“新子学”之“新”的。

　　第三，正确界定“新子学”在国学中的地位。

　　《构想》指出：“‘新子学’将应势成为国学新主体。”这个问题涉及对国学的总体界定，目前意见纷纭。如前所述，方勇教授主张“新子学”以思想史为对象，并不包括经学、史学、古代文学和古代自然科学史。然而在传统文目录学中，“新子学”之书只是子部中的一小部分，能够称得起国学新主体吗？它与经学、史学、文学是什么关系呢？建议多听听经学界、史学界、文学界和自然科学史界朋友的意见。目前，某些学科地位的界定，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实际利益。某个学科一旦由二级升为一级，或由非重点升为重点，待遇大不相同。“新子学”可否宣称是“国学新主体”，必须慎之又慎，广泛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者的意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