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華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

中華五千年文明，留存下浩如煙海的典籍。整理和運用這些典籍，必將弘揚與光大我國傳統文化，帶動我國社會科學事業的進一步繁榮，造福於子孫後代。有鑒於此，華東師範大學決定啟動《子藏》編纂工程。為了保證《子藏》編纂工程的品質，華東師範大學特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西北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圖書館、中華書局等高校和學術機構的知名學者十餘人，於2010年3月26—27日在上海召開了《子藏》編纂工程論證會議。與會學者就《子藏》編纂工程的學術價值及文化意義、編纂原則及範圍、編纂體例及方法等具體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專家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提出了很多寶貴的建設性意見。以下就這些議題作一綜述。

一、《子藏》的學術價值及文化意義

作為我國傳統文化因承流傳的主要載體，古代文獻典籍蘊含著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想像力和創造力，是中華文明璀璨之華的歷史見證，對促進文化創新、維繫民族情感、弘揚民族精神有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歷朝歷代都很重視文獻典籍的整理與研究，既有點校、注釋、總錄、專錄，又有全集、別集、叢書、類書，體式多樣，碩果頗豐。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中國的古籍文獻整理工作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2007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專門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把古籍文獻整理工作同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聯繫起來，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古籍文獻整理工作的重視、關心和支持。歷史上曾有漢文《大藏經》、《道藏》、《四庫全書》等大型圖書編纂工程。近年來，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各方力量還編纂和出版了《續修四庫全書》這一大型叢書，北京大學和四川大學也集中大量人力、物力，開始編纂《儒藏》，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而對於先秦以來的子書的系統整理之力度，則顯得很不夠。就《四庫全書》而言，其子部僅列986種著述，相對我國整個子部文獻來說，猶如冰山一角。可是，子書，尤其是先秦子書，作為我國傳統學術、傳統哲學的活水源頭，在當時，更在後世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或踐行其學說，或闡發其義理，或予以點校注解，形成了汪洋浩大、源遠流長的子學傳統，為培育國民核心價值觀和民族精神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此，保護子學經典古籍、全面整理子部文獻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如今各方面條件業已成熟，華東師範大學啟動《子藏》編纂工程，正是順應了這一時勢潮流。

與會學者充分肯定了《子藏》編纂工程的學術價值及文化意義，對其如期完成也寄予了深深的期待。中華書局原總編、清華大學教授傅璇琮先生指出，《子藏》不僅僅是華東師範大學的一個項目，應當說它還是一個國家級的大項目，這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的盛事，從學術的角度、思想的角度來說，這部書都是很有價值，很具資料性的。四川大學卿希泰教授認為，我們要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編纂《子藏》的意義就非常重大，整個工程可能會很浩大，但十分有必要，華東師範大學來做這個項目，當然是為國家，為我們振興中華民族和弘揚傳統文化做了一件大事。北京大學張雙棣教授認為，這是一項功德無量的工程，子書對於中華傳統文化來說，涵蓋面是最廣的，相比儒、釋，儒雖然也很廣博、很重要，但並不能包括其他各家，而子書卻可以把儒、道都包括在內，可以概括中華傳統文化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所以這項工程如果能順利完成的話，將是功德無量的。北京大學許抗生教授也認為，儒、佛、道三《藏》，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三個主要支柱，但並不能包括中華民族文化的全部，中華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十分豐富，僅有這三《藏》是不夠的，編纂一部《子藏》正好可以補其所缺，其意義不言自明。復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則指出，編纂《子藏》是一項非常浩大的工程，無論對於整個國家，對於上海，對於華東師範大學來說，都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中國社會科學院陸永品研究員也同樣指出，《子藏》編程工程是一個大項目，前人沒有做過，無疑具有空前的學術文化意義。武漢大學蕭漢明教授則詳細分析了《子藏》編纂工程所包含的意義。他認為，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學術繁榮的黃金時代，諸子便是這段時期的學術結晶，所以開展這樣一個工作，意義實在很大。蕭教授又指出，我們現在縱向搜羅有關每本子書的注疏之作，當然可以反映諸子學在每個時代的反響，其歷史價值就可以體現出來，如今諸子著作還遠遠沒有搜羅完，很多東西沒有研究徹底，所以還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這個工作——包括《儒藏》、《道藏》在內——的意義，如果說得大一點，相當於歐洲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所做的事情，我們沒有做，現在再補過，因為現在經濟條件具備，所以應該抓緊機遇做好這件事情。他進一步指出，中國人如果不在自己的文化基礎上發展自己的文化，光學外面的，那是遠遠不夠的，新文化必須建立在自身文化深厚的底蘊上，這個民族才有希望，所以我們修纂《子藏》是為後代做的事情，是建設新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不比《儒藏》、《道藏》的意義小，而且可能還要大。山東大學鄭傑文教授完全贊同蕭教授的看法，認為無論從社會意義，從提高中國大陸文化軟實力，還是為當今學術界貢獻研究資料來說，《子藏》編纂工程都值得運作。西北師範大學趙逵夫教授則立於學術研究的角度，認為《子藏》能夠把兩千年來學者關於先秦諸子研究的成果彙集起來，把一些稀見版本彙集起來，為全國的諸子研究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基礎，無論從哲學研究、政治思想研究、思想史研究，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等各個方面來說，其學術價值自然是不可估量的。

與會學者還聽取了《子藏》編纂工程的主持者——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方勇、吳平兩位教授有關《子藏》編纂工程學術價值和文化意義的闡述。方教授重點強調了該工程對於上海市文化建設和華東師範大學學科建設的貢獻。他認為，從上海市來講，作為文化學術界中的“海派”，修纂《子藏》可以向北京方面看齊，保持和提升上海的文化地位；從華東師範大學來講，作為985重點高校，修纂《子藏》也可以帶動本校的學科建設，增強本校的科研實力，朝世界一流大學看齊。吳平教授則從三個層次表達了他的看法。他認為，從國家的層次看，《子藏》可以爭取成為國家的文化工程，表明我們學術工作者恭逢太平盛世，盛世修藏的雄心壯志；從區域的層次看，《子藏》的出版將是上海市文化建設的標誌性工程；從學校的層次看，《子藏》可以提高華東師範大學的學術地位和海內外的知名度。

清華大學李學勤教授雖未能出席本次論證會議，但他對《子藏》編纂工程非常關心，特意寄來了《論證意見書》。李教授在《意見書》中充分肯定了修纂《子藏》的學術價值及文化意義。他說：“華東師範大學計畫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啟動《子藏》編纂這一工程，是一項極有意義的決策，必將受到學術界、文化界的廣泛歡迎和支持。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豐富多彩，周秦漢魏諸子著作繁多，內涵廣博，是祖國優秀文化傳統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歷代大量版本、注釋，多難覓見。如能彙集成為《子藏》，實在是功莫大焉。華東師大在歷史學、哲學、文獻學等有關學科方面，都有深厚積累。近年成立先秦諸子研究中心，輯印《諸子學刊》，有很好的影響，已為《子藏》工作準備了良好基礎。如能作為此項工程的組織者、推動者，聯合國內外有關學界，應能使工程順利實施，達到預期效果。”足見李學勤教授對《子藏》編纂工程的重視和支援。

與會學者通過反復論證，認真討論，還達成了《〈子藏〉論證決議書》。該決議書對《子藏》的學術價值及文化意義也作了集中表述。其文曰：“《子藏》編纂工程可以成為國家重大學術文化項目，表明盛世修藏，不僅是對現有古籍的再生性保護，而且有助於全面、深入地研究中華傳統文化，功莫大焉。《子藏》出版後必將大大推動海內外的子學研究，為當前復興國學、弘揚民族精神、建構和諧文化、建設和諧社會發揮出積極的作用。《子藏》編纂工程是繼歷史上編纂佛教藏經（二十多種）、《道藏》和近年來北京大學、四川大學所主持的《儒藏》之後，又一個超大型學術工程，在學術傳承乃至國家與上海市的文化建設、華東師範大學學科建設方面，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總之，是一項功德無量、造福子孫的學術大工程，應該全面啟動。”

二、《子藏》的編纂原則及範圍

超大型圖書纂集，首先需要明確圖書收錄的原則和範圍。“子”這一觀念，先秦時期就形成了。劉向、劉歆父子之後，“子書”這一分類也逐漸定型。但對於“子書”的分類標準從來就沒有統一過。《子藏》編纂工程即面臨這樣棘手的問題。具體說來，這套叢書纂集到什麼程度才稱得上“藏”？此是關於編纂原則的問題。這套叢書到底要收錄哪些書才稱得上是“子書”？其收錄時間的上限和下限界定到何時才比較合適？此是關於編纂範圍的問題。與會學者非常關注這些具體問題，並進行了深入而持久的討論。

關於《子藏》編纂的原則。浙江大學張湧泉教授提出，《子藏》工程應該達到兩個要求：一個是“全”，一個是“精”。他進一步解釋說，所謂“全”，就是要全面發揮其資料性作用，不管著述本身好壞，都要一網打盡，把所有適合這個工程的書籍全部收錄進去，名副其實，做到“一書在手，無用他求”；所謂“精”，是指所有收錄的書籍，我們都要選擇一個最有代表性的、最好的版本，像《四部叢刊》一樣，其學術價值自然就體現出來了。武漢大學蕭漢明教授也主張收集種類要“全”，本子要“精”。蕭教授尤其重視“精”這一面，他舉《管子》為例來說明版本精准的重要性，並認為版本的選擇應該定下一種制度，即有三個專家均認同某一本子，那麼就收這個本子。四川大學卿希泰教授比較注重“全”這一面，他認為應該把《子藏》做成名副其實的《子藏》，把收書範圍盡可能地拉大。北京大學張雙棣教授則主張應該先“精”而後“全”。西北師範大學趙逵夫教授同樣持此觀點。他說：“這麼大的工程，盡可能不要鋪得太大，以利於儘快完成，從而提高它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這部叢書的價值應該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選入的書的底本；第二就是究竟要選錄哪一些？你的選擇就反映出你的學術眼光；第三便是提要的撰寫。所以我認為不一定要很‘全’。它的價值不在‘全’上面，而在於選擇得當不得當或者精不精。當然，在‘精’的前提下也可以盡可能‘全’。所以我認為對所收之書要進行認真篩選，選出一些最有價值的來，而沒有多少價值的就將其淘汰。”山東大學鄭傑文教授更強調“精”這一面，認為應該精選一批有代表性的版本和有代表性的著作，來構成這套叢書，從而在學術研究方面提供有價值的參考。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平教授也主張精益求精，要通過多方面的努力來提高《子藏》的學術品位，把它做成一個傳世經典。清華大學廖名春教授則綜合各位學者的意見，認為《子藏》可以往大處做，也可以往小處做。他進一步解釋說，往大處做的話，可以出光碟版，做到盡可能“全”；往小處做的話，選擇作品和它的版本都要“精”。

關於編纂的範圍。這也是本次論證會學者討論的焦點問題。《子藏》編纂的範圍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對“子”這一概念的確切界定；二是對收錄時間的上限和下限的確切界定。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為此提出了他的設想。方教授認為，《子藏》的“子”不應該是“經史子集”的“子”，而應該是“諸子百家”的“子”，這樣範圍就縮小了，而即使縮小了，完成後也相當於《四庫全書》的份量。至於收錄時間的界定，他認為大致上截止到魏晉南北朝，因為這時期諸子百家的特點比較明顯，再往下這個特點就不太明顯了，而研究某一子書的著作，其下限原則上截止到1949年，因為在此前還都是繁體本，再往下就不太好做，大多是簡體和白話本，與前面所收之書不類。復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同意方勇教授的設想，認為《四庫全書》的子部不但包括社會科學，而且包括自然科學，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分類不是非常妥切，做起來也比較費力，主張《子藏》的“子”應以先秦諸子為範圍比較合適。王教授還對《子藏》收錄的時間範圍和空間範圍作了分析。他認為，從時間範圍看，收錄歷代學者有關先秦諸子的研究著作應該主要以民國為其下限，新時期的著作必要時也可以酌情考慮；從空間範圍看，不能僅局限在中國大陸，海外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塊，尤其是日本對於先秦諸子闡釋的東西比較多，而且都是用漢文寫的，這一類著作也可以考慮。北京大學張雙棣教授也同意方勇教授有關“子”的界定，認為應以《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為主要根據，或者可以再擴大一點。四川大學卿希泰教授同樣認為，若按照《四庫全書》“經史子集”的分類，則太過寬泛。但同時他又指出，若按照先秦諸子的“子”收錄，那麼儒家的部分書籍就不應該被遺漏，而且港臺、國外對於先秦諸子的研究著作也應該加以考慮。北京大學許抗生教授則認為，“子”的含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包括整個文化、學說，甚至三教九流，狹義的主要包括先秦諸子百家及以後歷代注家的注釋、校勘等研究著作。他主張《子藏》收書應立足於狹義的說法，把《子藏》做成“子學之藏”。許教授對收書下限也提出了新的看法，主張一直收到公元2000年以前。清華大學傅璇琮教授補充了許抗生教授的意見，認為除先秦流傳下來的書籍外，近年來考古發現的有關先秦諸子的出土文獻，也應該在考慮之內。西北師範大學趙逵夫教授則從“精”的角度分析，認為《子藏》收書應該本著不重複的原則，可以將《儒藏》和《道藏》已經收錄的書籍部分地排除。至於收書下限，趙教授不同意定在1949年以後，還是截止民國之時為好。清華大學廖名春教授認為，界定“子”這一概念應以《漢書·藝文志》的說法為主。他進一步提出，《漢書·藝文志》中的《諸子略》大致可以作為《子藏》收書的範圍，同時兼及《兵書略》，而其中的《六藝略》、《詩賦略》、《術數略》、《方技略》則可以擱置不管，因為這些書籍不太符合《子藏》側重思想領域的編纂原則。而且，他認為即使《諸子略》所定的範圍也應該縮小，如九流十家中的末流著作就可以撇下不收。廖教授還集中討論了有關收錄出土文獻的問題。他指出，凡是可以跟傳世文獻對應的，像《老子》、《文子》、《孫子兵法》、《莊子》中的《盜跖》篇、《六韜》均應該收錄進來；其他不能完全對應的如《孫臏兵法》，不見有傳世文獻的如《黃老帛書》、《太乙生水》，也都可以收錄進來。武漢大學蕭漢明教授則折衷以上諸家說法，主張把“諸子百家”的“子”作為《子藏》的第一期工程，而《四庫全書》“經史子集”的“子”可以作為第二期工程。

清華大學李學勤教授在其《論證意見書》中，對《子藏》編纂範圍也提出了具體的建議。他認為，所選子書，品種要盡可能寬，將學者論為“疑”、“偽”的（如《子華子》、《關尹子》之類）都囊括在內；有關注書所收的下限，可以考慮到當前通行的現代注本；港、澳、臺以及國外注本也不應該被遺漏，哪些收或不收當有所界定。李學勤教授的這些意見，同與會多数學者不謀而合。

三、《子藏》的編纂體例及方法

超大型圖書的纂集，還需要貫徹統一的編纂體例和運用簡便高效的編纂方法，此二者缺一不可。《子藏》編纂工程領銜者方勇教授向與會學者詳細介紹了他這方面的設想。他說：“每一個‘子’都可給予一個固定的名稱，這些‘子’再合起來，構成一部《子藏》。據初步規劃，《子藏》將涵蓋《論語集成》、《孟子集成》、《老子集成》、《莊子集成》、《管子集成》、《晏子集成》、《荀子集成》、《曾子集成》、《子思子集成》、《孔子家語集成》、《孔叢子集成》、《子華子集成》、《孔子集語集成》、《商君書集成》、《慎子集成》、《申子集成》、《尸子集成》、《鬼谷子集成》、《墨子集成》、《公孫龍子集成》、《鄧析子集成》、《尹文子集成》、《惠子集成》、《孫子集成》、《吳子集成》、《司馬法集成》、《尉繚子集成》、《六韜集成》、《三略集成》、《素書集成》、《金匱集成》、《鬻子集成》、《關尹子集成》、《鶡冠子集成》、《文子集成》、《亢桑子集成》、《陰符經集成》、《韓非子集成》、《呂氏春秋集成》、《淮南子集成》、《新語集成》、《新書集成》、《鹽鐵論集成》、《春秋繁露集成》、《新序集成》、《說苑集成》、《法言集成》、《太玄集成》、《桓譚新論集成》、《白虎通集成》、《獨斷集成》、《中論集成》、《申鑒集成》、《昌言集成》、《傅子集成》、《抱朴子集成》、《劉晝新論集成》、《文中子集成》等系列，計約5000餘種著述。完成後的《子藏》，總冊數約1000冊（16開本），總字數約10億，超過了《四庫全書》的容量。而對於每一個‘子’，又可以‘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的形式編號，這樣靈活性很強，不會影響整體進度。如此一來，整部《子藏》所有分類就歸於統一的體例之下了。”對於編纂的方法，方勇教授認為，可以借鑒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續修四庫全書》的經驗，將整部《子藏》分為主體和提要兩個部分來進行，首先把主體部分作為重點工程優先完成，接著逐次撰寫各種著述的提要，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再匯成《總目提要》。方教授還就《子藏》工程下一步具體的運作機制作了說明，他說：“每一個‘子’都有若干名精通該‘子’的負責人作為主編和副主編，具體條目、框架結構要進一步夯實，版本方面也要加以選定。這意味著《子藏》工程不僅要依靠華東師範大學自身的力量，還需要聯合海內外有關學校、專家的力量。”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吳平教授在方勇教授的基礎上作了補充。他認為，《子藏》主體部分的編纂可以分為三步展開：第一步是版本調查，把這幾千種著述的版本情況做一全面調查，包括館藏情況，包括每種著述的版本數量；第二步是選擇影印的底本，一方面請專家來選，另一方面參考歷代的筆記目錄題跋對於版本的一些描述；第三步是選擇兩個比較好一點的版本來作為校本，出《校勘記》。而關於《子藏》提要的撰寫，吳平教授主張要長時間反復打磨，以凸現其學術價值。

針對方勇和吳平兩位教授有關編纂體例及方法的設想，與會學者進行了非常細緻的討論。大致說來，專家們在《子藏》主體內容的分類與編排、影印與點校、校勘與提要以及《子藏》的運作進程等方面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

關於《子藏》主體內容的分類與編排。北京大學張雙棣教授提出，《子藏》的主體內容可以分成文本文獻類和義理類。他還對這兩大類分別作了說明，認為文本文獻類要選擇最好的版本進行校勘，而且不要怕重複，要“全”，因為每一個本子在做校勘用時都能體現出它的價值；至於義理類，確實顯得比較雜亂一點，其中沒有什麼價值或者價值差一點的，可以把它擱在後頭，價值大的放在前頭。山東大學鄭傑文教授則提出，《子藏》可以分成三藏九部類。他進一步解釋說，所謂“三藏九部類”，第一藏是指思政藏，下又分周秦諸子類、雜學類、兵戰類三大部類；第二藏是指術技藏，下又分農學類、醫學類、方技曆算類三大部類；第三藏是指藝術藏，下又分書畫篆刻類、琴譜音樂類、雜技收藏類三大部類。鄭教授還以他做墨家學術史的經驗表達了對《子藏》具體操作的一些想法。武漢大學蕭漢明教授和西北師範大學趙逵夫教授則重點討論了《子藏》主體內容的編排問題。蕭漢明教授同意方勇教授關於《子藏》框架的基本設計，認為大致可取，但他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蕭教授說：“如果《子藏》基本上以某一子書縱向將各個時代的版本、注疏搜羅進來，這樣就有一些重要的著作編排不進來。比如，《孫臏兵法》沒有注本，那就只有甩掉。是不是需要有一種彌補的辦法？又如，像《論語》、《孟子》，若縱向收羅，不但與其他叢書重疊，而且篇幅也會太大，可不可以就把先秦儒家的典籍全部彙集一本（包括出土文獻）來反映先秦儒學？因此，除了按縱向、單一的系統編排外，是不是還可以採用其他一些方法來解決？起碼先秦的典籍不能遺漏。”而趙逵夫教授尤其重視編排體例的確定。他說：“文獻的功夫首先就是要確定體例，這樣後邊的工作才好進行。先秦諸子實際上是分兩大類型：一大類型是原書及其逸文，比如《莊子》的逸文附不附？要附的話怎麼樣處理？另一大類型就是原書已經散佚了，有輯佚的本子。輯佚的本子有時不同的人輯出的還不一樣，那麼這些輯本該如何處理？而且，有時僅輯得一、兩句就算是一卷，那麼這些是不予收入，還是最後把這些零零星星的總錄為一卷？凡此都得定出個體例來。”

關於影印與點校的問題。當前條件下，超大型叢書的排版不外乎影印和點校兩種方法，有時只取其一，有時兼而用之。《子藏》作為超大型圖書編纂工程，同樣面臨著對影印與點校這兩種方法取捨及應用的問題。北京大學張雙棣教授認為，兩者之間存有一種辯證的關係。他進一步分析說，影印本有其長處，能夠避免產生新的訛誤，但對於一般讀者來說閱讀會存在困難，所以採取標點本也是有必要的，不過，標點本必須掌握一個“度”，要請相關的專家擔任，以保證其可靠性。武漢大學蕭漢明教授從體例統一的立場出發，主張《子藏》一律使用影印本，要完全排除標點本。但他又提出，若一定要收錄標點本，那可以將其集中成一套，不與影印本同列，而且標點本的選取應會同多個專家的意見，以保證其品質。清華大學傅璇琮教授則主張全部採取影印的方法。他說：“《續修四庫全書》全為影印本，而且是儘量選取最好的版本來影印。以後《子藏》做影印，可以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聯繫，這樣能節省人力、物力，以加快編纂進度。另外，即將要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不但品種收得全，而且版本也收得全，並對每一個版本都注明了館藏單位，可以為《子藏》的編纂提供一些幫助。”

關於校勘記和提要撰寫的問題。西北師範大學趙逵夫教授就吳平教授所說的校勘記表示了另一層面的思考。他認為，校勘記確實能夠提高整部《子藏》的學術價值，但若僅是本校，即將同一種著述的幾種刻本進行考校，這樣的校勘顯然流於表面，而且做起來也會出現諸多問題。浙江大學張湧泉教授則不贊同出版校勘記，認為倘若必不可少的話，可以在每種著述後附一“異文校”。他進一步解釋說，不同版本之間的文字差異，這其中不存在一個確定是非的標準，如果不進行專門而系統的研究，是很難做好校勘的。張教授還提議，《子藏》出版後應該適時地推出一個網絡版，要跟上時代的腳步。中國社會科學院陸永品研究員重點強調了《子藏》提要的體例問題。他說：“提要撰寫要有一定的體例，不要一味地追求字數多，而應該是可長可短，須寫長的就長一點，須寫短的就短一點，這要根據著作的實際情況來展開。”

關於《子藏》運作進程的問題。四川大學卿希泰教授認為，《子藏》現在的準備工作已經比較成熟，可以將快要完成的某一系列的子書，如《莊子集成》、《老子集成》，先行出版，為隨後的編纂工作提供範本。西北師範大學趙逵夫教授則從《子藏》運作的整體進程方面提供了一種思路。他認為，應該分期進行，可以優先整理先秦部分的子書，把漢代以後的放在第二期，不要同時鋪開，這樣保證前一批先完成，第二批再接著進行。中國社會科學院陸永品研究員也主張分階段進行，認為應該先整理先秦的子書，然後再整理兩漢的子書，這樣就可以加快編纂的速度。

總之，本次《子藏》編纂工程論證會彙聚了在學術方面有很深造詣的各方專家、學者，他們不但充分肯定了華東師範大學啟動《子藏》編纂工程的價值和意義，而且對編纂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問題如目標、範圍、體例、方法等，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討論，並形成許多富於實踐性的建議。這次論證會必將成為不斷鞭策《子藏》編纂工程的動力之一，甚至在某些方面為《子藏》編撰工程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