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
[作者簡介]方勇（1956— ），男，浙江浦江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後，現爲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任、《諸子學刊》主編。主要從事先秦諸子學和宋元文學研究，著作有《莊子學史》、《莊子詮評》、《莊子閑讀》、《莊子講讀》、《卮言錄》、《方鳳集輯校》、《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等。近十年來，在致力於莊子學史研究。
關於莊子的籍里，在隋唐時便有了不同的說法，尤其是近數十年以來，更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爲此，筆者曾於2004年春、2005年春，帶着數名博士生，先後到河南省商丘地區和山東省曹縣、東明縣、鄄城縣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得到了當地有關部門和民間長者的大力協助，除了看到據說與莊子有關的大量遺迹而外，還收集到了許多與莊子有關的地方文獻資料和民間口頭傳說故事。今擬結合這兩次考察所得，對歷代的有關文獻資料和今人的各種說法作一次認真的梳理、辨析，以期能夠對莊子的籍里問題有所考定。
在所有歷史文獻資料中，最早明確提到莊子故里的是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那麽，“蒙”到底在哪個國家呢？《韓非子·難三》云：“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此語出於《莊子·庚桑楚》：“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則韓非所說的“宋人”，顯然就是指《庚桑楚》篇的作者莊子。衆所周知，韓非是荀子的學生，而《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謂“荀卿嫉……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荀子自己在《解蔽》篇中也確曾批評說“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但他在構建唯物主義思想體系時又注意吸收了老莊的道論思想。韓非的學說並不僅僅源於前期法家商鞅、申不害、慎到關於“法”、“術”、“勢”的理論，而且還汲取了他的老師荀況和墨家、道家的一部分思想成果。他像荀子一樣，對老莊思想既有所批判，又有所吸收，其所撰《解老》、《喻老》、《主道》、《揚權》等篇，便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所以司馬遷就把他與老子、莊子列於同傳之中，並云：“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這說明荀子師徒二人對莊子及其學說甚爲關注，兼以他們離莊子的時代不太遠，因而韓非關於莊子爲宋人的說法無疑應該是真實可信的，則司馬遷所說的“蒙”也就必在宋國了。
《史記·宋微子世家》“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唐司馬貞《索隱》云：“按：《紀年》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諡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爲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爲狂也。’”此處所引的爲古本《莊子》之佚文，西晉司馬彪曾爲之作注釋。據《莊子》佚文、司馬彪注、《竹書紀年》、《史記》、司馬貞《索隱》所言，原來宋桓侯名辟，而開道人不知其名爲“辟”，將出城門時便直呼“辟（避道）”，於是蒙人就馬上制止他如此呼叫。既然宋君出行時有“蒙人”制止“前驅呼辟”的無禮行爲，對自己的國君表示了極其敬畏的心情，則此“蒙人”必爲宋人無疑，所以近人馬敘倫便在《莊子宋人考》中謂“蒙爲宋地，此亦一證。”[①]而且他還在此文中指出：“尋《春秋》莊十一年《左傳》‘宋萬弑閔公於蒙澤’，賈逵注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注曰：‘蒙澤，宋地。’……《淮南·齊俗訓》曰：‘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高誘注曰：‘孟諸，宋澤。’……則孟諸即蒙澤。”凡此亦皆說明，司馬遷所說的莊子故里“蒙”，必在宋國無疑。
在《莊子》書中，《人間世》篇所提到的“商之丘”、“荊氏”等，都是宋國的地名；《逍遙遊》篇所寫到的宋榮子、《養生主》篇所寫到的公文軒、《田子方》篇所寫到的宋元君等，都是宋國人。而且，《天運》篇還寫了莊子與宋國太宰蕩的一大段對話，《逍遙遊》、《德充符》、《至樂》等篇更是寫了許多關於莊子與宋人惠施的辯難過從故事，《徐無鬼》篇甚至還寫了“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的故事。這些雖大都具有寓言性質，但也可佐證莊子爲宋國人。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列禦寇》篇謂“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又謂“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這更可證明莊子即爲宋國人。
因有見於上述種種事實，漢人都斷言莊子爲宋國人，甚至更明確地指出是宋國之蒙人。如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下自注：“名周，宋人。”張衡在《髑髏賦》中托爲莊周的口吻說：“吾宋人也，姓莊名周。”劉向在《別錄》中說：“（莊周），宋之蒙人也。”[②]高誘在注《呂氏春秋·必己》時說：“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又在注《淮南子·修務訓》時說：“莊子，名周，宋蒙縣人。”這些說法，結論是一致的，都認爲莊子是宋國人。因此，西晉皇甫謐在《高士傳》中就接着說：“莊周者，宋之蒙人也。”但由於行政區劃的不斷變更，大約自隋唐以來，人們對莊子的籍里便有了不同的說法。如《隋書·經籍志》於“《莊子》二十卷”下作小注說：“梁漆園吏莊周撰。”陸德明在《經典釋文·序錄》中說：“莊子者，姓莊名周，梁國蒙縣人也。”成玄英在《莊子疏序》中則說：“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實際上，這些說法與前人的說法仍是一致的，只不過是使用了變更後的政區名稱而已。
據宋代樂史在《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宋州》中說，春秋時宋國的蒙縣乃是“以宋公及諸侯盟蒙門而爲縣名” 。西元前286年，宋國被齊國所滅。嗣後，由於齊國逐步衰弱，原宋國之地遂被楚、魏等國所瓜分，蒙地歸於楚國。秦時，蒙縣隸屬於碭郡，漢高祖五年（前202）改隸梁國，故《漢書·地理志》所載“梁國”八縣，“蒙”即爲其中之一。此後在行政區劃的調整過程中，梁國共領九城，在宋城睢水之陽設置了睢陽縣，而將蒙縣縣城稍作北移，故《後漢書·郡國志》所載“梁國”九城，“睢陽”、“蒙”皆爲其中之一。由此說明，《隋書·經籍志》所謂“梁漆園吏莊周”、陸德明所謂“莊子者，姓莊名周，梁國蒙縣人也”，只是以變更後的政區名稱來指稱莊子的籍里罷了，並沒有改變莊子原爲宋人的屬性。至於成玄英在“蒙縣”前增加“睢陽”二字，則僅是爲了表明“睢陽”的一部分地方原爲“蒙縣”之古地而已，也並沒有改變莊子原爲宋人的屬性。
對於莊子爲宋國之蒙人，既已深信無疑，那麽蒙的具體方位到底在哪兒呢？要探究這一問題，讓我們先來瞭解一下宋國的版圖情況。班固在《漢書·地理志》“梁國·睢陽”下自注云：“故宋國，微子所封。”西元前十一世紀，周公在平定武庚的反叛後，把商舊都的周圍地區分封給了商王紂的庶兄微子啓，建都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南），稱爲宋國，其國土有今河南東部和山東、江蘇、安徽一帶地方。春秋時，宋襄公曾企圖稱霸未成，此後國勢衰弱，轄區有所縮小。班固在《漢書·地理志》“梁國·蒙”下自注云：“獲水首受甾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獲水，據許慎《說文解字》、酈道元《水經注》等記載，其故道上接甾獲渠（即汳水）於今商丘市東北，東流經虞城、安徽碭山、蕭縣北，到江蘇徐州市北注入泗水，而班固既於“梁國·蒙”下謂“獲水首受甾獲渠”，則獲水接甾獲渠處必在蒙縣，可見蒙縣也就必在今商丘市、漢代睢陽之東北。
《史記·殷本紀》載：“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劉宋裴駰《集解》引皇甫謐云：“梁國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唐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這里所說的景亳（北亳），其遺址即在宋國境內，故南朝劉昭於《後漢書·郡國志》“梁國·蒙”下注云：“《帝王世紀》曰：‘有北亳，即景亳，湯所盟處。’”後魏酈道元《水經注·汳水》亦云：“今梁園（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據此，王國維在《說亳》中便認定北亳即蒙，在今山東曹縣之南、河南商丘市之東北。
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到過，《淮南子·齊俗訓》載‘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高誘注曰：“孟諸，宋澤。”誠然，孟諸確實在宋國境內。《左傳》文公十六年載：“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國語·楚語上》載：“宋有蕭、蒙……，宋蕭、蒙實殺昭公。”韋昭注：“蕭、蒙，宋公子鮑之邑。……昭公兄鮑殺昭公而立，在魯文十六年。”可證孟諸便是蒙澤，無疑在宋國境內。那麽，孟諸處於宋國的什麽位置呢？班固在《漢書·地理志》“睢陽”下自注說：“故宋國，微子所封。《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即謂孟（盟）諸在宋國國都商丘的東北方。案今本《尚書·禹貢》作“孟豬”，唐孔穎達疏：“孟豬在睢陽之北。……《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史記·夏本紀》引《禹貢》作“明都”，司馬貞《索隱》曰：“明都，音孟豬。孟豬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爾雅》、《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唯《周禮》稱‘望諸’，皆此地之一名。”可見，莊子釣魚的孟諸就在商丘市之東北。
酈道元《水經注》中的有關文字更是說明，莊子的故里及主要活動地點即在商丘東北：“汳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汳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爲菑獲渠，考城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爲戴國矣。……汳水又東逕梁國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汳水又東逕違（蒙）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周之本邑也，爲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沒，杜門於此邑矣。……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漢書·地理志》曰：獲水也。《十三州志》曰：首受甾獲渠，亦兼丹水之稱也。”[③]這裏明確告訴大家，汳水出陰溝（即蒗蕩渠）於浚儀縣（治所在今河南開封市）北之後，又東經考城縣（治所在今河南民權縣城東北十多公里的林七集南）城南，始名菑獲渠，又東經睢陽縣（治所在今商丘市睢陽區）城北，又東經蒙縣城北，於是與獲水相接。清熊會貞於“東歷襄鄉塢南”下疏曰：“塢在今商丘縣東北。”（《水經註疏》卷二十三）可見，汳水所經過的小蒙城——莊周本邑必在商丘東北。
《西征記》爲東晉戴祚所撰。祚，字延之，江東人，從劉裕西征姚秦，撰《西征記》，說明其曾親踐北土，書中所言當爲親歷親見，不會有什麽錯誤。今案《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張守節《正義》引東晉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更可證戴祚所言不誤。如果把酈道元和戴祚等人的話結合起來看，那麽我們便可確定莊周故里即在商丘之東北。更具體地說，也就是在商丘東北的蒙縣城北、汳水南十五六里的地方。那麽，這地方離商丘故城到底有多遠？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七云：“宋城縣，漢睢陽縣，屬宋國，後屬梁國，後魏屬梁郡。隋開皇三年罷梁郡，以縣屬亳州。十六年，於此置宋州，睢陽屬焉。十八年改爲宋城。……小蒙故城，縣北二十二里，即莊周之故里。”謂莊周故里在宋城縣治北二十二里。今考隋代宋城縣城遺址，大約在今商丘市睢陽區商丘故城遺址上。如果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所載不誤，則莊子故里距離今商丘市不過幾十里，只是李氏所言“縣北”稍與戴祚、酈道元等人所說的方位有所不合，不知何故。
從上述的考察可知，莊子是宋國人，他的故里在今商丘城的東北，也在古代商丘城的東北。然而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大約自隋唐以來，對莊子的籍里便有了各種不同的說法。如《隋書·經籍志》謂“梁漆園吏莊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謂“姓莊名周，梁國蒙縣人”，但這都不過是根據變更後的政區名稱而言罷了。可是北宋樂史卻在《太平寰宇記》卷十二“宋州·宋城縣”下說：“小蒙故城在縣南十五里。六國時楚有蒙縣，俗爲小蒙城，即莊周之本邑。”這裏的意思好像是說莊子爲楚國蒙縣人，但樂氏既然是在“宋州·宋城縣”下說這番話的，則其所謂“小蒙故城在縣南十五里”，又必是指商丘城南十五里爲莊子故里而言。對於他的這一說法，後人有表示懷疑的。如清熊會貞指出：“《寰宇記》：六國時，楚有蒙縣，俗以爲小蒙城，但謂在宋城縣南十五里。《名勝志》又謂在商丘縣南二十里，去故汳水甚遠，與《西征記》不合。”認爲《太平寰宇記》、《名勝志》的說法皆與戴祚《西征記》所載不合，是不可據信的。但不少人卻以訛傳訛，於是便助長了所謂莊子故里在商丘城南的說法。如《天順明一統志》卷二十七謂“小蒙城在府城南二十里，即莊周本邑”，《嘉靖歸德志》卷一謂“小蒙城，州南二十五里，即莊周爲漆園吏本邑”，《雍正河南通志》卷五十一謂“小蒙城在府城南二十五里，即莊周本邑”等等，實可謂人云亦云，並非認真考證所得，正如《乾隆歸德府志》纂修者在該志卷二十八中所說：“今府南二十里有小蒙城，舊志云即莊子本邑，我姑聽之。”
南宋羅泌提出了莊子爲考城人的說法。他在《路史》卷二十六“蒙”下說：“《姓纂》云：‘高陽後封以爲蒙雙。’（杜）預云：‘東莞蒙陰有蒙陰城。’蒙陰後齊入新泰，隸沂，有小蒙城。六國楚爲蒙縣，莊十五年蒙澤也。昔莊周爲漆園吏，今宋之考城，古蒙城。”對於羅泌的《路史》，清四庫館臣曾引劉勰《文心雕龍·正緯》之語，譏其“事豐奇偉，詞富膏腴，無益於經典，而有助於文章”，而此處從今山東境內的古東莞蒙陰說起，轉而談到六國時的楚國蒙澤，復又以爲宋之考城乃是莊周爲漆園吏處，真使人搞不明白莊周到底是哪兒人。但《天順明一統志》的纂修者，卻於該志卷二十七中跟着說：“蒙澤，在考城縣東三十里，僖公十六年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即此。或謂即莊子故里。”一個“或曰”，即可見出纂修者只是附和前人的說法而已。《民國考城縣志》的纂修者，也於此志卷十中說：“按：《路史》以蒙即考城，爲莊周生處。《方輿勝覽》云莊子故里，必有所據。”這里更把羅泌等人的說法當作了立論的依據，使莊子爲考城人的說法直接影響了近當代的不少人。
據載，考城縣古爲戴國。春秋時，戴歸於宋，楚滅宋後，改名曰穀，秦以爲甾縣，東漢改曰考城，後魏改置考陽縣，北齊改曰成安，隋復曰考城，五代梁改曰戴邑，後唐復曰考城，此後歷代因之，其位置在今河南省東部。民國十七年，由睢縣、杞縣析置民權縣，後幾經調整，至1956年才成爲現在所看到的版圖，其位置在商丘市西北，南與甯陵、睢縣接壤，西與杞縣相連，西北與蘭考相接，東北與山東曹縣毗鄰，包括傳說與莊子有關的幾處遺迹在內的原來考城縣的大部分地區，都歸入了民權縣所管轄的範圍，所以在今天又有關於莊子故里在民權的說法。2004年4月14日，筆者一行由商丘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局領導指引，專程到民權縣順河鄉青蓮寺村進行了考察。該村位於今民權縣治東北三十公里、商丘市西北四十五公里處，相傳因唐初在此興建佛寺，以優婆舌吐青蓮說法而改名。今村內有一宅區，稱爲莊子胡同，世傳爲莊子故里。胡同東南隅有古井一口，原深數丈，井壁堅如文石，光澤似墨玉，泉清而味甘，相傳爲莊子汲水處，故稱莊子井。離古井數十米處，相傳爲莊子故居，故居南端相傳爲莊子講學堂。經詢問得知，該村今已無一人姓莊者。此日傍晚，筆者一行又到青蓮寺村南五公里處的老顔集鄉唐莊村，下榻於該村原大隊部，向當地年長者詳詢莊子遺聞。該村南有一墓塚，塚前原有清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此墓時所立石碑一通，今藏於文管部門。此碑之上陰刻“莊子之墓”四個大字，背面刻有上自州縣官員、下至平民百姓凡三百二十六名立碑人之姓名。但筆者認爲，凡此並不足以證明莊子故里真是在今民權縣順河鄉青蓮寺村、老顔集鄉唐莊村一帶。
應當指出，民權縣順河鄉青蓮寺村爲莊子故里的說法是缺乏較早較可靠的文獻依據的。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指出，南宋羅泌在《路史》卷二十六中所謂“今宋之考城，古蒙城”的說法顯然是有問題的，而《康熙考城縣志》卷十四卻因此而謂“考城有蒙澤，莊周故里”，《乾隆歸德府志》卷九又據此而於“蒙澤”下謂“《考城縣志》：在縣東三十里。……乃莊周故里也”，《民國考城縣志》卷十則更是進一步說：“《路史》以蒙即考城，爲莊周生處。《方輿勝覽》云莊子故里，必有所據。《陳志》（即指《康熙考城縣志》）謂即宋之蒙澤。……莊子故里，在縣順流方。……莊周胡同，在順流方。……莊周胡同東南隅有井，相傳爲莊子井。”可見其相因相生，愈說愈是具體坐實，卻離歷史事實愈遠了。至於老顔集鄉唐莊村莊子墓，雖有乾隆時所立石碑保存至今，但卻不見有較早的文獻記載，而關於此墓石碑來歷的說法，則更使人頗感蹊蹺。據傳說，明洪武年間，山東曹州一帶有一位窮秀才，因造反失敗而遭通緝，於是便借“莊”與“唐”爲地方諧音，而把自己改姓爲唐，逃到今老顔集鄉唐莊村一帶安身。某年春天的一個中午，這位秀才外出郊遊，突然風吹沙起，只見一土丘前一塊方石微露地面，請村民刨出後，原來爲一通石碑，上刻“莊周之墓”四個大字。於是自認莊子爲祖先，並舉家搬來此地居住，世世代代自願爲莊子墓的管護之人。到了明成化年間，莊周墓碑已殘，唐家子孫便按原樣重立一通，而保存至今的石碑，則是清乾隆間再次重立的。筆者曾詢問當地老人，莊子墓何以不在現在的順河鄉青蓮寺村一帶？回答是：莊周臨死之前，命其兒子們將其往南擡，斷氣處即是下葬處，這就是今老顔集鄉唐莊村莊子墓的來歷。由此看來，這裏所謂關於莊子墓及其石碑來歷的說法，是很值得懷疑的。然而，正由於有着上述這些神話般的傳說，和經過修繕或大加擴建翻新的莊子胡同、莊子井、莊子墓這些所謂實物的存在，再加上國內外的一些新聞媒體的大力炒作，便使得海內外的學者、旅遊者和莊氏宗親，一批又一批地來到青蓮寺村、唐莊村朝聖。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國名勝辭典》、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國文物地圖集》等，也都把青蓮寺村、唐莊村標爲莊子故里了。近來，河南省和一些群衆團體，還擬斥巨資在青蓮寺村旁起造規模宏大的莊子廟宇，莊子很快就要被請進這座富麗堂皇的“廟堂”了。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民權一帶屬於故黃河灘區，據有關志書記載，其前身考城在明清以來就曾有過很多次大河患，甚至數次被迫遷移縣城。有關資料表明，自春秋戰國至1938年，黃河大改道已多達二十六次，考城上游一百公里的開封市，僅宋以來一千年間就增高黃河淤積層達八米以上，而其下游一百公里的先秦單父城也已湮埋於八米之下的淤泥之中，則民權縣境內戰國時的建築物早應該淤沒地下而無處可尋，今天哪里還能指出莊子故居的具體位置，並見到其汲水之井以及墳墓呢？因此，現在民權縣境內所謂的幾處莊子遺迹，當爲後人所爲。關於這一點，我們更可以在酈道元《水經注》中找到鐵證：“汳水又東逕小齊城南，汳水又南逕利望亭南，……汳水又東，龍門故瀆出焉，……汳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爲菑獲渠，考城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爲戴國矣。……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汳水又東逕黃蒿塢北，……汳水又東逕斜城下，……汳水東逕周塢側，……汳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汳水又東逕神坈塢，又東逕夏侯長塢，……汳水又東逕梁國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汳水又東逕貫城南，……汳水又東逕違（蒙）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周之本邑也，爲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沒，杜門於此邑矣。”[④]我們如細細閱讀這段文字，並認真參考清楊守敬、熊會貞《水經註疏》等資料，便可看到酈道元已爲後人清楚地揭示了如下歷史地理真相：汳水流經考城縣境內的小齊城南、利望亭南、龍門故瀆、考城縣故城南之後，又向東流經寧陵縣境內的沙陽亭北、黃蒿塢北，又向東流經考城縣東的斜城下、周塢側，又向東流經甯陵縣東北的故葛伯國，又向東流經商丘縣西北的神坈塢、夏侯長塢，又向東流經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商丘縣東北的襄鄉塢南，又向東流經蒙縣西北的故貫城南，又向東流經蒙縣故城北，即小蒙城——莊周之本邑。這也就是說，汳水自流出考城縣東的斜城下、周塢側之後，又向東歷經甯陵縣東北、商丘縣西北、睢陽縣故城北、商丘縣東北、蒙縣西北，而後才到莊子本邑的，則怎麽能像持“民權說”者所說，位於考城東北即今民權縣順河鄉青蓮寺村、老顔集鄉唐莊村一帶就是莊子的故里呢？
與民權縣毗連的山東菏澤市，其境內的曹縣、東明縣和菏澤市區本身，也都在盡力爭奪莊子之故里。2005年4月15日，筆者應菏澤市人大常委會之邀，又帶兩名博士生前往該市轄區內進行爲期三天的考察。在考察過程中，我們始終得到了該市領導的陪同和指引，所到之處，也同樣受到了各地幹部群衆的熱情接待和積極配合，但在學術觀點上，筆者並不敢苟同他們的看法。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菏澤市曹縣西南與河南民權縣接壤，其所說的莊子故里實際上是與民權縣的順河鄉青蓮寺村、老顔集鄉唐莊村一帶連爲一體的。持“曹縣說”者認爲，今該縣邵莊鎮轄區內與河南民權縣老顔集鄉唐莊村緊緊相挨的大顔集村就是莊子出生地。其主要理由是，相傳該村本姓莊，爲莊子出生地，後因避東漢明帝劉莊之諱而改村名爲嚴，而至明代，村民又因惡嚴嵩，便復隱去“嚴”字，而改用“顔”字或“閻”字，一直沿用至今。而且該村舊有莊子祠，後圮於水患，然村民至今猶能辨其牆基所在，何況其西面緊挨着的就是河南民權縣老顔集鄉唐莊村的莊子墓呢！此外，大顔集村之北古爲大薺陂，酈道元謂“蒹葭萑葦生焉”，現在的曹縣縣城是其北境，而今該縣縣城內工商銀行後院原有一土丘，相傳爲“杏壇”，乃是《莊子·漁父》所記孔子會隱士漁父之處，明顧炎武《日知錄》謂“杏壇”實有而不在魯，應在水邊，則此處當爲真“杏壇”，世人“可釋其疑矣”[⑤]。顯然，這些說法都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今曹縣邵莊鎮大顔集村所處的地理位置，與河南民權縣老顔集鄉唐莊村完全一樣，也在商丘市之西北，跟酈道元《水經注》所載莊子故里在商丘東北的方向根本不符。其次，傳說中的村名更改之事，無疑富於戲劇性，不足爲憑據，何況現在的大顔集村就根本沒有嚴、顔、閻姓人家呢！該村舊有莊子祠，這也不能成爲莊子出生於此地的證據，因爲河南、山東、安徽的有些地方都曾建有莊子祠廟。至於引酈道元“蒹葭萑葦生焉”之語和顧炎武《日知錄》的考證來證成其說，則更是屬於有意歪曲了。今案酈氏此語出於《水經注》卷二十五：“黃溝又東注大澤，蒹葭萑葦生焉，即世所謂大薺陂也。”那麽，蒹葭萑葦叢生的大薺陂在何處？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二云：“考城縣，古戴國也。……縣西南有戴水，今名戴陂。……大劑（薺）陂，即戴陂也，在縣西南四十五里，周回八十七里，與宋州襄邑縣中分爲界。”則大薺陂在考城縣之西南，而不是在考城縣東北的曹縣境內。又案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一謂孔子舊居本無杏壇，其名乃出自《莊子·漁父》，而“《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但顧氏決沒有說此杏壇即在今河南民權縣西南的大薺陂之側，也沒有說就在今山東曹縣境內。由此可見，所謂莊子故里在山東曹縣境內的說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由於北周時所置曹州治所在今山東曹縣西北，金代又移到今菏澤市區，直至民國初年才被廢除，而自唐宋以來所出現的一些志書，恰好載有一些關於所謂莊子與曹州有關係的文字，再加上這一時期在今菏澤市區附近修建了一些紀念莊子的寺廟等等，所以一部分人便極力主張莊子就是今菏澤市區一帶人。如筆者在考察菏澤市諸區域期間，始終陪同我的菏澤學院副教授杜長印，就以其所撰《莊周故里新探》[⑥]一文見賜，認爲大量的文獻資料和地方志書記載說明，距今山東菏澤市城北二十二公里的李莊集村一帶就是莊子爲漆園吏和著書立說的主要活動地區。他的主要依據是唐李泰《括地志》所載“故貫城即古貫國，今名蒙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以及《雍正山東通志》卷九所載的一些話，認爲由此可證“今曹縣西北、定陶縣西南部古代稱‘蒙’是確信無疑的”，而據《雍正山東通志》卷九所載“漆園城在故冤句縣北七十里，莊周爲蒙漆園吏，城北有釣臺”等語，則更進一步斷定今菏澤市李莊集村爲莊子的主要活動之所。今案這裏所引的《括地志》之語，最早見於《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唐張守節《正義》所引，其後《雍正山東通志》卷九、《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一等皆因之，而據考證，漢景帝時所置的濟陰郡治所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北，秦時所置的冤句縣治所在今山東曹縣西北，如果以位於商丘北面而偏西的濟陰南五十六里、冤句北七十里的地方爲莊子主要活動之所，豈非與酈道元《水經注》所載莊子本邑的方向、道里相去甚遠？因此，以山東菏澤市城北二十二公里的李莊集村一帶爲莊子的主要活動之所，顯然只是一種推測。
持“菏澤說”者的又一理由是因爲菏澤有南華縣、南華山等遺址。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二載：“南華縣，本漢離狐縣也，屬東郡。舊傳初置縣在濮水南，常爲神狐所穿穴，遂移城濮水北，故曰離狐。……晉屬濟陰郡，隋開皇三年罷郡，縣屬曹州，天寶元年改曰南華。”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十三、歐陽忞《輿地廣記》卷七等所載大致相同，而王溥《唐會要》卷七十更是詳載其改爲南華縣的具體日子：“離狐縣，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爲南華縣。”南華縣所管轄的範圍，相當於今菏澤市牡丹區西北部的李村鎮、高莊鎮，鄄城縣西南臨濮集鎮的古濮水流域，縣治遺址在今李莊集村。筆者在菏澤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潘建榮等的陪同下，對這些地方進行了實地考察。潘建榮先生是一位有學問修養、並多次組織本區域內考古發掘工作的地方官員，以其所撰《菏澤歷史文化與中華上古文明》[⑦]一文見贈，爲筆者提供了一份相當有用的資料。而且，他還親自爲筆者一一指明南華縣治遺址的方位和一些重要部位的具體位置，並請當地幾位年長者爲我們作解說。由此往東驅車七、八里，地勢漸漸增高，略呈椅子形彎曲狀，有積土七、八堆，相傳即爲莊子隱居之南華山。據介紹，這些土堆本應顯得較高，但因千年來黃河屢屢決堤，淤泥填積已有十米以上，再加上解放後在這些土堆上不斷取土，致使南華山已幾爲平地。筆者一行復至李莊集村北約一里的唐代義玄禪師草寺遺址，一位當年曾爲此寺看守的老者爲我們挖出了長期埋藏於沙土中的《臨濟法師義玄修寺紀念碑》，第一次使世人有了瞭解此碑所刻內容的機會。此碑保存完好，實爲唐玄宗時遺物，上面所刻的碑文說到，由此往東南十餘里即爲南華山。據此，則唐玄宗之所以要詔改離狐縣爲南華縣、詔號莊子爲南華真人，就在於他可能相信莊子曾在這裏的南華山隱居過。但是，號莊子爲南華真人，這最早只是南朝道教徒所爲，《隋書·經籍志》已載有梁代梁曠所著《南華論》，唐初著名道士成玄英在爲《莊子疏》作序時甚至謂莊子“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所以清四庫館臣說：“至序文云‘莊子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殆出《真誥》之類，殊可以廣異聞。”[⑧]可見，唐玄宗只是依南朝以來道士所稱舊號來詔號莊子的，我們並不能依其所相信的所謂莊子隱於曹州的宗教故事來斷言歷史上的莊子真的就曾隱居於此，更不能以此來認定這裏就是莊子的故里。
在南華縣舊城東北不遠處，相傳有莊子釣臺遺址。《輿地廣記》卷七載：“南華縣……有濮水，莊子釣於濮水是也。”《雍正山東通志》卷九載：“釣臺在州（指濮州）[⑨]東南九十里，莊周釣於濮水即此。今名蒲汀，上有南華觀。”新修《鄄城縣志》載：“莊子釣魚臺位於臨濮鄉莊子廟村北一里許。”[⑩]筆者一行在當地年長者的帶領下，來到了今菏澤市鄄城縣西南臨濮集鎮小屯村與莊子廟村之間的一個地方。這裏位於該縣的最西南端，與今菏澤市牡丹區最西北端的南華縣治遺址非常接近，眼前出現的唯是一望無際的平坦坦的麥田，並無任何水道及釣臺遺迹可尋。但據年長者說，我們所站立的一塊麥田邊上原來就是流淌而過的濮水，而在這塊麥田的中央，數十年前尚有一方稍稍高出的泥土，相傳就是莊子釣魚臺。今案酈道元《水經注》、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樂史《大平寰宇記》、歐陽忞《輿地廣記》及《雍正山東通志》、《乾隆東明縣志》、《嘉慶長垣縣志》等所載，濮水一稱濮渠水，上下游各有兩支，即上游一支首受濟水於今河南封丘縣西而向東北方向流去，另一支則首受黃河於今原陽縣北而向東流經延津縣南，二支合流於長垣縣西；東流經縣北至滑縣東南，此下又分爲二，即一支經山東東明縣北，東北至鄄城縣南注入瓠子河，另一支則經東明縣南，又東經菏澤北注入巨野澤。據此，則“菏澤說”者所謂莊子釣於濮水故事發生的地點，也就必定是指今菏澤市鄄城縣西南臨濮集鎮小屯村與莊子廟村之間的這一地方而言了，因爲這兒應當就是古濮水下游中的一支自鄄城縣南注入瓠子河的必經之地。誠然，《莊子·秋水》中有莊子釣於濮水的寓言故事，司馬遷將其采入《史記》莊子傳中，作爲史實來看待。但是，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所記釣臺及古人垂釣故事甚多，卻只字不曾提及莊子釣於濮水故事，尤其在此書卷八中，其記載濮水流向及所經之地甚詳，搜錄此流域所曾發生的事件、故事甚多，但也不曾提及莊子垂釣的故事，而在記其流經後來的南華縣一帶時，則更是僅有“濮水又東逕濟陰離狐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狐瑞也”之語。這說明，他或許認爲莊子釣於濮水的故事僅僅是虛構的寓言，或許認爲根本就無法確定此故事發生在濮水上的哪個地方，所以還是不去提它爲好，免得後人以訛傳訛。我們現在推測起來，所謂莊子曾釣於後來南華縣城附近之濮水的故事，當是在唐玄宗改離狐縣爲南華縣之後，世人所附會出來的一段佳話，因而今人是不可用來證成其“菏澤說”的。
位於鄄城縣臨濮集鎮南八里的莊子廟村有莊子廟。曾看守此廟院的老者郝廣義對筆者說，此廟院在他看守時規模較大，占地面積約有二十畝。《宣統濮州志》卷六所收明末濮州進士羅志儒《重修莊子廟碑記》也曾說“或曰漆園故城屬梁國，或曰屬蒙縣，在曹濮之間”，又《雍正山東通志》卷二十一“曹州府”下云：“莊子廟在府城西北四十里南華沙溝之陽，祀周莊周，相傳莊子嘗釣於此，唐貞觀二年建，宋蘇軾有記。”杜長印在《莊周故里新探》中，便據此而斷言“菏澤市北部的莊子廟村是莊周故里”。但我們應當予以指出，羅志儒所修《重修莊子廟碑記》接着又謂“濮有二臺，其東則陳思王讀書臺也，其南相傳莊子釣臺即其處也，澤畔淼茫，風物依稀……，去臺百武，有祠巍然，搜諸輿圖郡志未及悉，蓋歷千秋已。環祠居民蘇子光府、安子崇法、王子自安等共言，是祠也來不知所自，一修勝朝世宗十五年（1536），一修神宗四十七年（1619），祠之前舊有玉皇閣、三清觀，茲欲踵事增華，崇德報功，重修莊子殿五間、玉皇閣一間、三清觀三間，親修太山行宮三間、東西廊十間、三曹殿三間、門宇夾室數十間”，筆者也在老者郝廣義家親眼看到其於“文革”間冒着風險保存下來的木質權杖一塊，上刻“太上老君之神位”七字，則此廟來歷不明，道教色彩甚濃，又非專供莊周之神位可知，而《雍正山東通志》所謂此廟建於“唐貞觀二年”、“宋蘇軾有記”云云，則更存在着嚴重矛盾，因爲蘇軾在《莊子祠堂記》中明明白白地寫着，他是因“（蒙）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而於“（神宗）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作此記的，與所謂“唐貞觀二年建”者甚是不合。或許，此廟本是唐初統治者崇道的産物，乃是用來合祠道教諸神的，並非專爲莊子而建，更與蘇軾爲之作記的莊子祠堂風馬牛不相及。這樣看來，今之論者據此而遽謂菏澤市北部的莊子廟村就是莊周故里，實在是大有問題的，而《嘉靖濮州志》以“莊周”入《寓人志》，《宣統濮州志》以之入《遊寓傳》，不把包括今之菏澤市北部的莊子廟村在內的濮州看成是莊子故里，則皆爲比較慎重的態度。
在“曹縣說”、“菏澤說”、“東明說”諸說中，近年來以“東明說”最爲活躍。1995年11月上旬，由山東菏澤地區社科聯、中共東明縣委、縣政府聯合舉辦的全國莊子故里問題考察會在東明縣召開，與會者七十多人雖多爲持有不同學術見解的專家學者，但此次會議的組織者卻主要是爲了擴大“東明說”的影響。由於今東明縣東邊全與菏澤市區西邊相接，而濮水自中段分流後，一支經東明縣北，東北至鄄城縣南注入瓠子河，另一支則經東明縣南，東經菏澤北注入巨野澤，再加上歷史上的南華縣很大一部分區域是在今東明縣境內的，所以持“東明說”者的某些理由大致與持“菏澤說”者接近。如會議組織者以“南華生”的筆名報道說：“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爲：唐玄宗李隆基在詔封莊子爲‘南華真人’、《莊子》這部書爲《南華真經》的同時，詔改當時的離狐縣爲‘南華縣’（即現在的東明縣），這一史實無可辯駁地說明，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確認了‘南華真人’莊子爲南華縣人。……唐玄宗對莊子其人、其書、其家鄉的詔封、詔改，是確認南華縣（東明縣）爲莊子故里的一個極有說服力的重要根據。”[11]劉守安、楊學鋒則撰文說：“《水經注》卷八‘濟水’條中轉引杜預的話：‘長垣而南，近濮水也。’《山東通志》、明代《長垣縣志》，清修《東明縣志》、《濮陽縣志》等地方志中，都有關於濮水方位走向的記載和地圖標志。這些材料清楚地顯示，莊子垂釣的濮水流經古東明是確定無疑的。”[12]其實正如我們在上文所說，唐玄宗的詔書並不能表明南華縣就是莊子的故里，方志中的這些文字也並不能說明莊子釣於濮水的具體位置在何處。事實上，當時出席東明莊子學術會議的專家學者根本沒有一致認爲莊子故里就在今東明境內。
依照持“東明說”者的說法，莊子爲吏之所甚至還可以具體確定爲今東明縣東十里陸圈鎮裕州屯村。如王守義等人以爲，酈道元《水經注》卷八載“濮渠之側，有漆城”，《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唐張守節《正義》引李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爲漆園吏，即此”，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七載“冤句有漆園，莊周爲吏之所”，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十三載“漆園城在縣（指冤句縣）北五十里，莊周爲吏之所，舊置監，今漆園城北有莊周釣臺”，清徐繼儒編《曹南文獻錄》疑《括地志》“十七里”當爲“七十里”之誤，凡此皆說明“莊子故里在山東東明縣”，而且“裕州屯即是古漆園”，因爲“這裏講的五十里、七十里，按《中國歷史地圖集》標注的方位均係今東明縣城東的裕州屯村。”[13]但今案酈道元《水經注》卷八云：“濮渠之側，有漆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衛，取漆富兵城之者也。’或亦謂之濮菀亭。《春秋》‘甯武子與衛人盟於菀濮’，杜預曰：‘長垣而（一作西）南，近濮水也。’”清熊會貞疏云：“漆城在長垣縣西二十里。漆城即宛濮亭。此《注》引杜預云‘在長垣西南’，亦在今長垣縣西南。”（《水經註疏》卷八）則酈道元所謂“濮渠之側”的“漆城”，遠在今東明縣之西的故長垣縣之西南無疑，肯定不會是《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說的“周嘗爲蒙漆園吏”的蒙地漆園，更與持“東明說”者所謂今東明縣東的裕州屯村毫不相干。其實，有一些歷史地理問題是被唐宋以來的志書開始搞糊塗的。如上文引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十三載有“漆園城在縣（指冤句縣）北五十里，莊周爲吏之所”之語，而同書卷二“長垣縣”下卻云：“漆城在縣西二十里。《左傳》云‘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杜預云：‘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竹書》記云：‘邯鄲伐衛，取漆者也。’”冤句縣治所在今山東曹縣西北，一說在今東明縣東南與曹縣毗鄰之處，則樂史既謂漆園城在冤句縣北五十里，又謂在長垣縣西二十里，二者顯然是互爲矛盾的。當然，他在《太平寰宇記》卷二“長垣縣”下所說的“漆城在縣西二十里”等話，分明就是承因酈道元之說而來，應當是可信的。由此看來，諸如唐李泰《括地志》所謂“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杜佑《通典》所謂“冤句有漆園，莊周爲吏之所”云云，皆與唐前文獻資料所載不相一致，論者豈可據以斷言今東明縣城東裕州屯村就是莊子擔任漆園吏的地方？
大概是由於唐宋以來一些志書的誤導，尤其是唐代統治者一開始就推崇、利用道教，唐玄宗更是立了南華縣，把莊子與道教徒所謂的“南華”聯繫了起來，這就使得南華縣境內出現了一些紀念莊子的設施。如《乾隆東明縣志》、《民國東明縣志》並載：“漆園城，址在縣東十里裕州屯前，即莊叟爲吏之故地也。原有逍遙園，明清間頹廢無存，知縣楊公日升擬葺之，未果也。乃查園之四至，立石記之，迄今猶存。”筆者一行曾到此地考察，據當地人說，儘管過去的這些具有紀念性的設施已不復存在，但這裏的人並沒有停止過對先賢莊子的祭祀活動，並且還不斷重建莊子觀，稱南觀。在南觀北面二十里菜園集鄉莊寨村北還有一座南華觀，稱北觀，據說始建於唐貞觀二年。北觀後有莊子墓，位於今黃河南堤外側之下。筆者一行到達莊寨村時，該村姓莊男女老少都來迎接，並自稱爲子休公的後裔，而以《莊氏族譜》相展示。諸如此類，又皆爲論者所謂此地即爲莊子隱退、著述、終老、墓葬之處的理由。但是，這裏所謂南華觀建於唐貞觀二年云云，與所謂今鄄城縣臨濮集鎮莊子廟村莊子廟也始建於唐貞觀二年的說法何其相似，筆者於是懷疑二者因所處位置相去不遠，在傳說過程中本已有所混淆，甚至以訛傳訛，今人豈可視其爲真實歷史？而且，歷史上各地建有南華觀甚多，如《御定駢字類編》卷五十載“靈璧縣（在今安徽省）北七十里舊有南華觀，莊子嘗隱於此”，《雍正河南通志》卷五十載“南華觀在魯山縣（在今河南省）治南門內，元至正丙戌年創建，內有三清殿、玉皇殿”，《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九載“南華觀在縣（指屯留縣，在今山西省）西三十里西村，元大德四年建”，我們豈可據此而認爲莊子即在靈璧縣、魯山縣、屯留縣隱退、著述、終老！同樣，歷史上其他地方也建有莊子墓，如唐成玄英《莊子疏·秋水》云“淮南鍾離郡（治所在今安徽鳳陽東北），今見有莊子之墓”，《民國考城縣志》卷十載“莊周墓在縣東（指今河南民權縣老顔集鄉唐莊村莊子墓）”，我們又豈可據此而斷言莊子死後真的墓葬於今鳳陽縣、民權縣！還應予以指出的是，莊寨村的舊族譜已於清嘉慶十二年遺失，而今所出示的《莊氏族譜》是1950年新修的，其所收莊鴻恩於此年重陽節所撰序言云：“始祖諱周，字子休，生於古蒙名區，……北遊漆園，漆園任爲吏，而漆民至今頌其德。”這說明，自稱爲莊周後裔的莊寨村人，本來也認爲他們的祖宗莊周“生於古蒙”，後來才北遊至此的。
與上述所有的說法不同，“魯蒙說”、“齊蒙說”則把莊子的籍貫定在遙遠的東北方。“魯蒙說”是由近人王樹榮在《莊周即子莫說》[14]一文中提出的，認爲莊周“即孟子所稱之子莫”，理由是“周訓普遍，莫訓廣漠無垠”，而“《莊子·齊物論》（筆者按：當作《逍遙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名周，字子莫，固意義相生也。……朱注云‘子莫，魯之賢者也’[15]，《詩》云‘奄有龜蒙’，《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莊子》書中屢稱道仲尼、顔淵之說，然則莊子乃魯之蒙人也。”今案《尚書·禹貢》“蒙羽其藝”、《詩經·閟宮》“奄有龜蒙”、《論語·季氏》“東蒙主”之“蒙”，皆指今山東省中部的蒙山，在春秋時屬魯國，而《孟子·盡心上》所說的“子莫”也確爲魯國人，但此蒙非彼蒙，此“子莫”更非彼“莊周”，這對於稍有歷史文化知識和歷史地理概念的人來說都是不難作出明確判斷的，所以“魯蒙說”也就終因無人回應而自行消失了。“齊蒙說”最早見於南朝陳釋智匠《古今樂錄》：“莊周者，齊人也。明篤學術，多所博達，進見方來，卻睹未發。是時齊涽王好爲兵事，習用干戈。莊周儒士，不合於時，自以不用，行欲避亂，自隱於山嶽。後有達莊周於涽王，遣使齎金百鎰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寶，相尊官，何辭之爲？’周曰：‘君不見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彩，食之以禾粟，非不樂也。及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後，當此之時，雖欲還就孤犢，寧可得乎？周所以饑不求食，渇不求飲者，但欲全身遠害耳。’於是重謝，使者不得已而去。後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渇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修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宜當。岩岩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未央，寒涼回固，可以久長。’”[16]衆所周知，《莊子·秋水》謂“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聘莊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謂“楚威王”使使厚幣迎莊子，而釋智匠卻張冠李戴，謂“齊涽王……遣使齎金百鎰以聘相位，周不就”[17]，並以小說家的手法憑空杜撰了所謂莊周“引聲歌曰”的一段唱詞，所以根本不足爲據，後世也從來沒有附和他的人，清初馬驌甚至還直接鍼對他的這一說法指出：“周，蒙人，屬宋不屬齊。”（《繹史》卷一百十二）但近來卻有人對釋智匠的無稽之談發出了應和之聲。如蔡德貴特撰《莊子與齊文化》[18]一文說：“釋智匠說莊子爲齊國人是非常有道理的。《古今樂錄》雖不是一部學術思想著作，而是一部樂書，但其記載有其科學性。……也就是從此出發，我認爲莊子是齊國人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而從《莊子》一書中豐富的齊文化內容更可以明白無誤地得出這一結論。”他隨後還撰寫了《莊學溯源》[19]、《再論莊子與齊文化》[20]等文，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復強調，但實際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能看成是沉滓泛起。
“楚蒙說”又把莊子的籍里指向了遠離宋蒙的東南方。此說肇始於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十二：“小蒙故城在縣南十五里。六國時楚有蒙縣，俗爲小蒙城，即莊周之本邑。”這裏似謂莊子即爲楚國蒙縣人，但由於樂史的這些話是在“宋州·宋城縣”下說的，而且他還在同卷中說“莊周，宋蒙人，不以禍福累心”，則其所謂“小蒙故城在縣南十五里”，又必當指商丘城南十五里爲莊子故里而言。可見，樂史的說法本身就存在着嚴重的矛盾，他所謂“六國時楚有蒙縣，俗爲小蒙城，即莊周之本邑”云云，正對後人起了誤導作用，成了“楚蒙說”的先聲。南宋朱熹復又對莊子的籍貫作了大膽推論，並明確提出了“莊子自是楚人”的說法。他說：“孟子平生足迹只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云云。……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聞。……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淮西，指皖北、豫東、淮河北岸一帶，春秋戰國時屬於楚地。朱熹以此爲莊子的出生地，其理由無非有二：一是認爲孟子平生足迹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而莊子既然與之“聲聞不相接”，則必生於齊、魯、滕、宋、大梁之外的淮西一帶；二是認爲楚地多有異端邪說，而莊子既然鼓吹如此“怪誕”、“沒檢束”（《朱子語類》卷三十二）的學說，則其必生於楚地無疑。實際上，朱熹以所謂的地理間隔說來推斷莊子爲楚人，顯然只是一種武斷的猜測，而其持文化類型說來推斷莊子爲楚地人，則更顯得證據不可靠，而且又與他自己所謂莊子“止是楊朱之學”（《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的說法相矛盾，因爲楊朱傳說是魏國人，或衛國人，或宋國人，像魏國、衛國、宋國這樣屬於中原文化圈的國家是能夠産生“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的。
大約由於樂史、朱熹等人的倡導，自宋代以來，便有不少人真以莊子爲楚人了。如張耒謂“楚人有莊周者，多言而善辯”（《劉壯輿是是堂歌》），羅原謂“宋玉、莊周，皆楚人”（《爾雅翼》卷十三），舒嶽祥謂“莊周，楚人”（《老椿》），周琦謂“莊子，楚人也”（《東溪日談錄》卷十二），林堯俞謂“莊，楚人也”（《南華經薈解序》），王夫之謂“莊周、荀卿之流，皆楚人也，全身遠害退隱已耳”（《楚辭通釋·九昭》），董思凝謂“莊子，楚人也，嘗爲蒙漆園吏”（《王夫之莊子解序》），但所有這些說法，同樣都是不可據信的。所以閻若璩在批評歸有光《五嶽山人前集序》所謂“荊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的說法時說：“按：荀卿，趙人，但晚爲楚蘭陵令耳。莊周，劉向曰‘宋之蒙人也’。蒙城在商丘城外，正宋地，於楚何渉？太僕尚如此，於他人何尤？朱子曰‘莊子自是楚人’，亦誤。大抵考據，文人不甚講，理學尤不講。”（《答萬公擇書》）誠然，自宋以來所謂莊子爲“楚人”的說法，大都乃是不甚講究考據，人云亦云所致，我們可不能再因襲此類說法了。
當然，人們也有通過所謂的考據來論證莊子爲楚人的。如晚清張佩綸曾撰《讀莊子》一文，通過引述大量的莊子之文來比附屈原之賦，從而論證了其所謂的“莊屈皆楚宗”的說法。並又撰《莊子楚人考》一文，以進而論證其所謂莊子爲楚人的說法。他在此文中說：“莊子心乎楚者也。其居濠濮，則楚地也；其稱老聃、老萊子，則楚之先賢也；其言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觴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者，述莊王之盛明，所以得姓也；其言肩吾問孫叔敖三令尹不榮華，三去之無憂色者，稱先大夫之賢，以儆有位也；其言昭王失國，屠羊說從，反國說不受賞者，嗟懷王之世上不任賢、下多竊祿也；其言孔子之楚見痀僂丈人，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者，以聖人來遊，榮其鄉里，且紀楚之多隱君子也；其言子貢南遊楚，反至晉，見一丈人抱甕而灌者，喻己之由楚遊梁而慨世之多機心也；其言孔子之楚，接輿歌鳳者，悲聖人之道不行，且自喻也；其言葉公使齊，孔子告以無傳溢言者，惜懷王之輕絕齊，而勇士宋遺不善將使命也；其言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者，以戎伐凡伯於楚丘，喻懷王之入秦見留也；其言楚王之爲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者，傷屈原之蔽障於讒也。”實際上，這些話大都爲無稽之談，根本違背了莊子的原意，但張佩綸卻以此作爲所謂“莊子心乎楚”的證據，並進而指出：“《至樂》篇‘莊子之楚，枕空髑髏，問以將有亡國之事、斧戉之誅而爲此’，疑亦痛襄吊屈，寓之微言。而舜之世，北人無擇自投清泠之淵，湯之世，卞隨自投椆水，瞀光負石自沉廬水，則又明著汨羅之死，而善爲國諱也。《庚桑楚》篇‘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陸（德明）出舊說云：‘昭、景、甲，皆楚同宗。三姓雖異，論本則一。’……《通志·氏族略》：‘莊，楚莊之後，楚有大儒曰莊周。’語雖晚出，周唯同族，故引楚宗以爲喻歟？威王之季從解相庸，殆非能好賢者，故周知幾遠引；懷政不綱，辟而之宋，以楚人而隱宋地。”[21]我們應當予以指出，無論如何，屈原之投汨羅必在莊子去世之後，《讓王》篇寫無擇自投清泠之淵、卞隨自投椆水、瞀光自沉廬水，意在贊許其“寧死不屈”的“清風高節”，“實（爲）尊生之基本”（見陸樹芝《莊子雪》），可見張佩綸所謂“明著汨羅之死而善爲國諱”的說法實屬荒唐。而《庚桑楚》篇所說的“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意在比喻“古之人”雖持說不一，然皆以道爲大宗，張氏豈可對此強作發揮，並引晚出的宋鄭樵《通志》之說，而推導出所謂莊子“以楚人而隱宋地”的結論呢！總之，張佩綸關於莊子爲楚人的說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二十世紀初，王國維在《國朝漢學派戴阮兩家之哲學說》自注中說：“莊子楚子，雖生於宋而釣於濮水。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陳地水也。’此時陳已爲楚滅，則亦楚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莊子·秋水》“莊子釣於濮水”之“濮水”下云：“陳地水也。”這裏以在商丘南面甚遠的陳國境內的濮水訓之，本來就很值得商榷，而王國維卻以此爲依據而認爲莊子爲楚人，則更顯得大有問題了。其實，王氏既然承認莊子“生於宋”，那也就應該承認其爲宋人了，因爲人們在習慣上一般都是以出生地（尤其是祖籍）來定籍貫的，而遠離祖籍的遊歷之地至多只能算是第二故鄉。然而，近二十多年來，一些學人卻把這一主次關係搞顛倒了。如蔡靖泉的《楚人莊周說》，張正明的《莊周的鄉貫和道統》[22]，皆在王國維說法的基礎上，並主要從文化的角度來論證莊子與楚國有種種關係，藉以證成其所謂的莊子爲楚國人的說法。但在事實上，他們至多只能說明莊子的思想和文章明顯受到了楚文化的影響，而並不能證明莊子就是楚國人。
目前所泛濫的所謂莊子爲楚人的說法，主要還是集中表現爲“蒙城說”。如菲銘撰《莊周故里辨》[23]、《再論莊周故里》[24]，常征撰《也談莊周故里》[25]，錢耕森撰《莊子故里蒙城說考辨》[26]，孫以楷撰《莊子楚人考》[27]等等，皆極力論證莊子爲安徽蒙城縣人。蒙城縣黨政部門對他們的觀點予以大力支持，並先後在該縣舉辦了兩屆莊子學術研討會，甚至還以“莊子”命名了當地的旅館、酒廠等，似乎莊子的故里必在此地無疑了。那麽，持“蒙城說”者的理由是什麽呢？首先，他們認爲安徽蒙城在殷商時名北塚，也叫作蒙，戰國時爲楚北地，這就是莊子的故里。這一說法，直接來源於幾種地方志。如《乾隆穎州府志》卷一於“蒙城”下云：“《禹貢》豫州之域也。殷盤庚自奄遷於北塚。羅泌《路史》曰：‘北塚，蒙也。’春秋時爲楚東境。《史記》：‘莊子，蒙人也。’”《民國重修蒙城縣志書》卷二云：“商爲北塚。周春秋爲楚地漆園。戰國楚考烈王東遷，都郢，爲楚北地。秦屬碭郡。漢置縣，分縣西北境爲梁國蒙縣，分縣東南境爲沛郡山桑縣。……唐天寶元年屬河南道亳州蒙城縣。”應當予以指出，這些地方志將蒙城與殷商時的北塚混爲一談，實爲荒唐。今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史記·殷本紀》唐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塚，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書紀年》云：‘盤庚自奄遷於北塚，曰殷墟，南去鄴四十里。’是舊都（鄴）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陽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謂北塚者也。”《太平御覽》卷一百六十一、《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卷二、元梁益《詩傳旁通》卷二、明馮京《六家詩名物疏》卷四十六、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二百七等皆因之。又羅泌《路史》卷二十七云：“《紀年》盤庚旬自奄遷於北塚，曰殷虛。北塚，蒙字爾，即景亳，湯都。……安陽，紂都也。在淇、洹之間，所謂北塚。”也認爲北塚就是今河南安陽。凡此皆足以說明，春秋戰國時屬於楚地的今之蒙城縣，與殷商時的北塚（今河南安陽）毫無關係。即使按《帝王世紀》和酈道元《水經注·汳水》、王國維《說亳》等之說，以景亳爲商湯之北亳（在商丘之東北），而遠在商丘東南約三百里之外的今安徽蒙城縣也與羅泌所說的“北塚，蒙字爾”之“蒙”毫無關係，因而以唐代所置蒙城縣爲莊子故里之蒙，實在屬於無稽之談。
持“蒙城說”者實際上是要證明，北塚即是莊子出生地蒙縣，而安徽蒙城縣就是由這個古蒙縣幾經改置而來的。但據《晉書》之《孝懷帝紀》、《地理志》和《隋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卷八、《輿地廣記》卷二十、《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五、《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一百九十三等載，石勒於西晉懷帝永嘉五年攻陷古蒙縣後，廢其縣。東晉時，蒙縣僑置於山桑，此爲今安徽省境內創設蒙縣之始。此後，蒙縣雖幾經廢置，但其地均不出漢山桑縣之境。唐玄宗天寶元年，改山桑縣爲蒙城縣，此爲蒙城縣創設之始。所以《乾隆江南通志》卷二百特撰《蒙城非莊周故里辨》云：“蒙邑，前漢地里志屬梁國，今歸德府地。而江南之蒙城，在漢爲山桑縣，屬沛郡。至五代（當作唐天寶元年）時，始置蒙城。《史記》以莊周爲蒙人，應在梁國，而非五代所置之蒙城矣。商丘縣有小蒙城，云是莊周故里。”又撰《亳州之湯陵桐宮桑林》云：“今亳州乃漢譙縣，爲魏武故里。至《尚書》三亳，其西亳爲今偃師，去州絕遠。北亳爲蒙城，南亳爲穀熟，皆在今歸德府商丘縣境。商丘有大蒙城、小蒙城，非即今亳州所屬之蒙城縣也，相去亦百餘里。漢晉諸儒，從無以譙爲亳之說。至後周始改爲亳，亦遙取商丘之亳爲名耳。”《民國重修蒙城縣志書》卷十一也說：“按《史記》：‘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注：‘《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宋之蒙人也。’《正義》曰：‘爲漆園吏，即長（此）。’《江南通志》以今穎州所屬之蒙當之，考《唐書·地理志》，亳州蒙城縣本山桑，唐天寶元年更名，與梁國之蒙實無與也。”由此可見，以安徽蒙城縣爲莊子故里之蒙，無疑是大錯特錯的。
在持“蒙城說”者看來，莊子故里在蒙城縣的最有力證據還是王安石的《蒙城清燕堂》詩和蘇軾的《莊子祠堂記》。王詩有句云：“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無田甲當時氣，民有莊周後世風。”蘇記說：“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按照持“蒙城說”者的理解，既然王安石、蘇軾爲蒙城縣寫了這樣的詩文，則此地爲莊子故里尚有何疑！如晚明李時芳在《新修莊子祠記》中說：“按‘傳記’，莊子後數千年無祀之者，宋元豐間蒙令王兢始祀之，蘇軾爲記。王安石題《蒙城清燕堂》詩，有‘民有莊周後世風’之句。若此蒙非古蒙，二公何爲異口同聲稱爲先生之故里哉？……以東坡之才、介甫之學，爲宋人一代宗工，寧有考證不確而輕托於詩文者乎！”[28]又王繼賢在《古蒙莊子序》中說：“東坡先生讀其書，想見其人，明其不背於道；王荊公入其鄉，慕其遺風，《清燕》之詠三致意焉。非莊之能有蒙，以蒙之不能去莊也。好事者以爲今之蒙非昔之蒙，夫郡邑稱謂，固有沿革，然今之去宋不遠，而荊公於當世，號稱稽古，觀風問俗，豈其漫無所考而見之文字傳之後世哉！必不然矣。”[29]今人菲銘更據此而認爲“莊周故里爲今之安徽蒙城應當確信不疑了”（《莊周故里辨》）。但在事實上，王安石、蘇軾的說法是根本不能作爲依據的。首先，宋李壁爲王氏《蒙城清燕堂》詩所作注說：“蒙城，隸亳州，在州南百六十里。韓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國，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莊子，蒙人，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30]說明王安石把田甲侮辱韓安國這一故事的發生地即漢梁國蒙縣誤作了今安徽蒙城縣，因此便不可避免地把古蒙縣的莊周看成是蒙城縣的先賢，並說什麽在此地民衆身上仍可感受到莊子之遺風。其二，表面上看起來蘇軾既然願意爲蒙城縣的莊子祠堂撰寫碑記，則可認爲他對於王兢的建祠並無任何異議而默許這兒就是莊子故里，但細審其文，作者實際上並沒有就此地是否莊子故里的問題表明自己的任何看法，而主要是借此記闡發了自己關於儒道合一的思想，以及對《莊子》篇目問題的一些看法。而且我們在前文已經指出過，自唐宋以來，曾有不少地方都爲莊子建造了祠廟，豈可以王兢在蒙城縣建立莊子祠堂、蘇軾爲之作記而便認定此地爲莊子故里？因此，持“蒙城說”者欲以王安石的《蒙城清燕堂》詩和蘇軾的《莊子祠堂記》來證明安徽蒙城縣就是莊子故里，實際上只能是徒勞的。
對於蘇軾爲之作記的莊子祠堂的所在地，各地方志的記載是不同的。如《天順明一統志》卷二十七於“歸德府”下云：“莊子廟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祀莊周，宋蘇軾有記。”《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一百五十四云：“莊子祠在商丘縣東南，宋蘇軾有記。”《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十九載有《莊子廟碑記》，所引錄的爲蘇軾《莊子祠堂記》的全篇文字。《康熙商丘縣志·職官志》甚至還載王兢爲宋城令。而《雍正山東通志》卷二十一則於“曹州府”下云：“莊子廟在府城西北四十里南華沙溝之陽，祀周莊周，……宋蘇軾有記。”但無論是把蘇軾爲之作記的莊子祠堂的所在地說成是商丘縣城東南，還是曹州府城西北，毫無疑問都是錯誤的。如《康熙商丘縣志·職官志》所載整個宋代“宋城令”僅有“王兢”一人而已，這分明是無所可載而據蘇軾之記附會上去的，因而由此而産生的所謂蘇氏爲此處莊子祠堂作記的說法就更加不可信了。而據《雍正山東通志》卷二十一說，曹州府城西北的“莊子廟” 係“唐貞觀二年建”，這又顯然與蘇軾之記所謂宋神宗時“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的說法不合，哪里有所謂“宋蘇軾有記”呢！而且，今案北宋呂南公《灌園集》卷五有《過莊子祠堂》詩，作者於題下自注：“堂以嵇康配坐。”並有句云：“客過蒙城日欲曛，更尋祠館拜遺真。”嵇康酷愛老莊，爲譙郡銍（今安徽淮北市臨渙集）人，離蒙城較近，而呂南公死於宋哲宗元祐（1086—1093）間，則其所說“以嵇康配坐”的“蒙城”之“莊子祠堂”，必指縣令祕書丞王兢所創、蘇軾於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爲之作記的今安徽蒙城縣境內的原莊子祠堂無疑。然而，蘇軾筆下出現過的“莊子祠堂”並不止於此。如他有《逍遙臺》詩，自注云“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即墓爲堂”。其弟蘇轍所作和詩《逍遙堂》，也有自注云“莊周墓上祠堂也。”今案《天順明一統志》卷七於“鳳陽府”下云：“莊周臺，在舊府城東門內開元寺後，亦名逍遙臺，唐刺史梁延嗣所築，仍置祠，刻像於其上。……莊子塚，在舊府城開元寺後，即逍遙臺。”又《乾隆江南通志》卷三十五云：“逍遙臺，在臨淮縣開元寺後，唐刺史梁延嗣累土爲臺，刻莊子像，覆以亭。”同書卷四十八云：“開元寺，在臨淮縣聞賢門內，一名莊臺寺，唐開元二十六年詔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紀年爲額。”可見蘇軾所寫的開元寺莊子祠堂，由唐刺史梁延嗣所爲，在今安徽鳳陽縣東北，離蒙城縣甚遠。由此不難推知，蘇軾既然知道唐時在開元寺建莊子祠堂是出於崇奉道家（教）的原因，則必然會想到王兢在蒙城縣建莊子祠堂，也當僅僅屬於對莊子的追慕，並不能表明此地就是莊子的故里，因此他在《莊子祠堂記》中便對莊子故里問題不置一辭，表現出了相當審慎的態度。既然如此，後人又怎可因蘇氏曾爲蒙城縣莊子祠堂寫過碑記而認定此地就是莊子故里呢？
依照持“蒙城說”者的說法，安徽蒙城縣之所以爲莊子故里，還在於此地曾有“漆園”。如錢耕森在《莊子故里蒙城說考辨》中說：“《嘉靖壽州志》、《乾隆穎州府志》、《民國重修蒙城縣志書》都記載了蒙城古迹‘漆園城’和‘莊子臺’的有關情況。‘漆園城’在蒙城縣河北三里，即歸蒙城，莊子曾在此爲漆園吏。”孫以楷在《莊子楚人考》中也說：“《尚書·禹貢》：‘荊、河惟豫州……貢漆……。’今安徽蒙城屬《禹貢》豫州，漆園在其地。商丘東北之小蒙城，史稱‘蒙澤’，其地並無漆園。山東曹州有漆園，但顯係後人所爲，因爲那裏不是産漆之地。既稱蒙而又有漆園者，唯有蒙城。《乾隆穎州府志》：‘漆園城，在縣河北三里，即舊蒙城，莊子爲漆園吏在此。’”但據各種地方志記載，歷史上所謂與莊子有關的漆園所在多有，即以今山東菏澤地區爲例，菏澤市城北及曹縣、東明縣、鄄城縣等據說皆曾有莊子爲吏的漆園，我們豈可信以爲真？而且，據說與蒙城縣同屬鳳陽府的定遠縣也曾有“漆園”。如《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十八云：“廢漆園在（定遠）縣東三十里，其地東西南北約方三百步，唐天寶年中尚有漆樹一二十株，野火燔燒其樹，在古縣村西一百步，即楚國莊周爲吏之處，今爲壟畝。……漆園觀在縣東北一百三十步，唐弘道二年敕置，取漆園爲名。”《天順明一統志》卷七、《嘉慶大清一統志》卷八十七、《乾隆江南通志》卷三十五所載略同。但因這實在不足以證明就是歷史事實，所以現在也就不再有人堅持認爲安徽定遠縣即是莊子爲吏之處了。其實，前人對於志書中所謂蒙城縣“漆園”乃莊子爲吏之所的說法就有表示懷疑的。如《乾隆江南通志》卷三十六於“漆園城在蒙城縣東北三里，相傳莊周爲吏於此”下云：“按：莊子漆園爲歸德之蒙。”同樣，《民國重修蒙城縣志書》卷十一也指出：莊子爲漆園吏處當在漢梁國蒙縣，後人或以“穎州所屬之蒙當之”，而“考《唐書·地理志》，亳州蒙城縣本山桑，唐天寶元年更名，與梁國之蒙實無與也。”誠然，正如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三所載，“汳水又東逕違（蒙）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周之本邑也，爲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即莊子爲吏的漆園就在漢梁國蒙縣故城北，所以《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一百九十三接着說“漆園在商丘縣東北蒙縣故城中”。然而今之持“蒙城說”者卻偏要拘泥於後出的志書，硬說蒙城縣漆園才是莊子爲吏之處，並欲引《尚書·禹貢》以證其說。但“宋州，《禹貢》豫州之域”（《元和郡縣圖志》卷八），商丘在豫州之中，其東北也正是出漆的地方，酈道元《水經注》更謂此地有“蒙之漆園”，怎麽能像孫以楷先生所說“商丘東北之小蒙城，史稱‘蒙澤’，其地並無漆園”呢？我們知道，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謂“周嘗爲蒙漆園吏”，是把“漆園”與“蒙”聯繫在一起的，說明此“漆園”必在“蒙”地，而今安徽境內的舊蒙縣是東晉時才僑置的，蒙城縣更是到了唐天寶元年才由山桑縣改置的，因而此地戰國時即使有漆園，也決非司馬遷所說的“蒙漆園”，又怎可目爲莊子故里呢？
所謂蒙城縣附近有“濮水”和“濠梁”，這同樣是持“蒙城說”者欲用來證成其說的所謂重要依據。如常征《也談莊周故里》依據酈道元《水經注》的有關記載，認爲“‘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其隱居地自當就在芡河沿岸，亦即今渦陽、蒙城西側之某地，其地即戰國楚之‘蒙’境。”錢耕森《莊子故里蒙城說考辨》也據以認爲古濮水在今渦陽、蒙城西城的某個地方，並斷言“通過濮水之辨也可推知莊周故里在蒙城”。但我們在上文已說到，濮水的水道甚長，而且上下游各有兩支，流經之地往往有關於莊子垂釣故事的流傳。如《太平寰宇記》卷十二於“宋州”下說：“莊周，宋蒙人，不以禍福累心，爲漆園吏，楚威王以千金幣迎，周不應，釣於濮水。”《輿地廣記》卷七說：“南華縣……有濮水，莊子釣於濮水是也。”《天順明一統志》卷四說：“濮水在開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陽）東南六十里，即莊子垂釣處。”《雍正山東通志》卷九說：“釣臺在州（指濮州）[31]東南九十里，莊周釣於濮水即此。”但這些都屬於唐宋以來所撰志書的記載，而唐以前的文獻資料並沒有留下任何相關的文字，即使像酈道元《水經注》這樣的皇皇巨著，也對莊子釣於濮水的故事未置一辭，則或許乃是因爲此故事本來就是虛構的寓言，或許乃是因爲此故事的發生地點早就已經無法確定，而後來各種志書大約只是據傳聞而予以記載罷了，根本不能據爲典實，因此我們對於今之持“蒙城說”者所謂莊子垂釣的濮水“亦即今渦陽、蒙城西側之某地”的說法，也就更加不可相信了。如果誠如司馬遷那樣以此故事爲歷史事實，而我們一定要推測其發生地的話，那也只能根據傳聞資料相對集中等情況而認爲莊子所垂釣的是距離商丘東北古蒙縣較近一些的濮水了，而決不是遠在三百里之外的“今渦陽、蒙城西側之某地”。至於今鳳陽縣東北二十里的“濠梁”，傳說爲《莊子·秋水》所寫莊子與惠子曾經觀魚的地方，即使此爲歷史事實，至多也只能說明莊子曾與惠子來到這兒遊玩過，哪里可以用來佐證莊子的故里就在蒙城縣呢！
總而言之，莊子是宋國人，其故里在商丘東北數十里的古蒙縣，而凡“商丘南說”、“民權說”、“曹縣說”、“菏澤說”、“魯蒙說”、“齊蒙說”、“楚蒙說”、“蒙城說”等等，都是很難成立的。我們據上文的敍述辨析可知，這些說法顯然是在唐宋以後才陸續出現的，而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數端：一是由於年代久遠，尤其是黃河的屢屢泛濫，一些與莊子有關的遺迹早已深埋地下，而真正值得信賴的文獻資料又相當匱乏，致使後人便對莊子籍里等問題有了各種說法。二是由於漢以來行政區的不斷更改、僑置，尤其是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黃河中游一帶大批士族、文人紛紛向東南遷移，其中一些懷念莊子的人便在新的地方搞了不少莊子祠、莊子釣臺、漆園之類的建築，既給後人增加了辨別真假遺迹的難度，又爲喜歡標立新說者提供了論證的“依據”。三是在隋唐時期，最高統治者大都推崇道家（教），如“（唐高宗）上元二年置漆園監”（《新唐書》卷四十八），“（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春正月丁醜，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舊唐書·玄宗本紀》）。據《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十八載，今安徽定遠縣東的舊漆園觀就是於“唐（中宗）弘道二年敕置”的。又據《乾隆江南通志》卷四十八載，今安徽鳳陽縣東北的舊開元寺，也叫“莊臺寺”，是“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詔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時所建的。這樣，一批叫作漆園觀、莊子臺之類的建築就先後出現了，便讓後來的志書編纂者頗有“無所適從”、“莫衷一是”之感，而一些懷有地域意識的人則樂於以此來爲本地爭光。如晚明蒙城縣令李時芳就曾特撰《新修莊子祠記》一文，目的就是要“使世知歸德、曹濮之漆園皆非其真，而蒙（城）之漆園庶不至爲鼓篋者所竊”。他甚至還把“陸應陽著《廣輿記》，載漆園在歸德小蒙城”說成是“顛狂謬妄曲學”，必盡去之而後快。嗣後，另一任蒙城縣令王繼賢也曾撰寫《古蒙莊子序》一文，以蒙城“猶有漆園在焉”來論證莊子實爲蒙城人，而批評那些“以爲今之蒙（指蒙城縣）非昔之蒙（指先秦古蒙縣）”者則爲“好事者”。四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普遍盛行“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之風，一些地方領導便死死抓住莊子不放，企圖以此來爲經濟發展服務，而某些學人甘願接受他們的利用，則更爲荒唐。當然，上述各種說法雖然各持一端，但都是以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爲准的，無不承認莊子爲“蒙人”。那麽，司馬遷自己心目中的“蒙”到底指哪兒呢？今案《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云：“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這裏在敍述周勃的進軍路線時，所提到的豐，在今江蘇豐縣；碭東，在今安徽碭山縣；留，在今江蘇沛縣；蕭，在今安徽蕭縣；下邑，在今安徽碭山縣；虞，在今河南虞城北；魏地，指今河南開封、鄭州一帶。顯然，司馬遷所提到的這些地方基本上可看成是在一條直線上，那麽既處在這條直線上而又離下邑、虞最近的“蒙”，也就自然非商丘東北的“蒙”莫屬了[32]。由此可見，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說“莊子者，蒙人也”之“蒙”必指商丘東北的古蒙縣無疑。
[①] 馬敘倫《莊子義證》附錄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
[②]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司馬貞《索隱》引。
[③] 《水經注》卷二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 《水經注》卷二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 見徐壽亭、劉傑《莊周故里考》，《中國方域》1998年第3期。
[⑥] 此文爲未曾發表的打印稿，一萬多字。
[⑦] 此文爲未曾發表的打印稿，二萬三千多字。
[⑧]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未收書目》成玄英《南華真經註疏》。
[⑨] 濮州，隋開皇十六年改濮陽郡置，治所在今山東鄄城北。
[⑩] 鄄城縣史志辦公室編，齊魯書社1996年版。
[11] 《專家考證：莊子故里在東明》，《齊魯學刊》1995年6期。
[12] 《莊子故里有新說》，《文匯報》1996年1月17日。
[13] 詳見《關於莊子故里的考察與論證》，《齊魯學刊》1996年5期。
[14] 羅根澤編《古史辨》第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5] 此語是朱熹《孟子集注·盡心上》爲經文“子莫執中”一語所作的注釋。
[16] 《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一引。
[17]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三十六引嵇康《高士傳》云：“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其中所謂“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云云，純爲小說家之言。釋智匠所謂“齊涽王……遣使齎金百鎰以聘相位，周不就”云云，當是在嵇康說法基礎上進一步加以虛構發揮的結果。
[18] 《文史哲》1996年5期。
[19] 《中國哲學史》1998年2期。
[20] 《東嶽論叢》2003年6期。
[21] 《讀莊子》、《莊子楚人考》，皆收入張佩綸《澗于集·文集卷上》，民國十五年張氏澗于草堂刻本。
[22] 二文皆收入《國際莊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23] 《歷史研究》1979年10期。
[24] 《莊子與中國文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5] 《江淮論壇》1981年6期。
[26] 《莊子與中國文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7] 《安徽史學》1996年1期。
[28] 《民國重修蒙城縣誌書》卷十一，民國四年刊本。
[29] 《古蒙莊子校釋》卷首，明萬曆三十九年刊本。
[30] 《王荊公詩注》卷三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1] 濮州，隋開皇十六年改濮陽郡置，治所在今山東鄄城北。
[32] 請參看劉生良《鵬翔無疆·“莊子籍里爲宋之蒙邑即今河南商丘”說補證》一節中的有關文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