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振東

[作者簡介] 耿振東（1973— ），男，山東淄博人。文學博士，現為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與文化研究，发表论文30篇。

寓言的寓意有原生義與再生義之別。如果以原生義爲標准對寓言加以分類，可以得出中國寓言史上一個獨特的類別——經濟寓言。經濟寓言旨在爲統治者提供某些理財的策略，其文字表述始終不離商品、貨幣這一經濟主體，內容上不外是對財富的獲取和掌控。雖然在結構及情節的安排上，經濟寓言也體現出一般寓言所具有的靈活性，但它教以欺詐的本性卻是其它類別的寓言所沒有的。追本溯源，經濟寓言是在齊國經濟傳統的影響下，由戰國策士所著的旨在爲統治者提供治國之術的輕重學說的一部分。

一

“寓言”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其《寓言》篇曰：“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這裏的“寓言”指“寄之他人”之言（郭象《莊子注》），即把自己要說的話借用他人之口說出，它僅作爲文章的一種論說方式存在。在《莊子》看來，“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譽之。”（《莊子·寓言》）既然“言出於己，俗多不受”（郭象《莊子注》），不若索性“假託外人論說之”（成玄英《莊子注疏》），以此取得“十言而九見信”的言說效果（郭象《莊子注》）。司馬遷說《莊子》“十馀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指出了《莊子》一書中以寓言爲主的論說特征。其它諸子的文章在論說時雖沒有明確地冠以“寓言”一詞，但將自己的觀點“寄之他人”還是很常見的。《韓非子》一書中，此類寓言至少有三百多個。這說明寓言是先秦諸子闡明思想觀念的重要表述方式。

寓言在後來由一種論說方式逐漸演變成獨立的文章體裁。寓言作爲論說方式和寓言作爲文章體裁，其區別僅在於存在的形態，即前者附屬於一篇篇文章，後者則獲得了獨立的文體意義。究其實質，二者並無不同。

如果對寓言加以解析，可以發現它由兩部分組成：其一是作者寄寓之意，其二是“寄之他人”的敘事。作者寄寓之意是寓言的靈魂，沒有它便算不上寓言。寓言必須是一個敘事，這個敘事或者來源於神話傳說，或者來源於歴史事件，或者是民間故事，或者是自己的創作。無論怎樣，它必須有一定的情節，哪怕是雙方簡短的對話。寓言有三個特點：一是體制短小，二是言此意彼，三是戲劇化。寓言的篇幅一般不會很長，作者表面的敘事只是借以傳達思想的道具；它不是枯燥的說教，而是寓思想於情節、人物之中。

作爲論說方式的寓言一旦脫離了具體的文本環境成爲人們單獨欣賞的對象，它所具有的寓意將不再是閱讀的重點，也就是說，讀者從中得到的很有可能不再是作者最初賦予的思想，而是根據自己的人生閱歴強加給它的新的內涵。具有文體意義的一篇篇獨立的寓言作品，如果讀者不能還原作者的寫作背景、創作心態，不能做到知人論世，同樣會産生與原有寓意不符的可能。

由於寓言言在此意在彼，作者的本意不易探究，而讀者又常常根據切身的需要，以自己的思想觀念去闡發“寄之他人”的敘事。所以，寓言在後人的解讀中，常常是作者寄寓之意逐漸淡化甚至被遺忘，而讀者賦予的新意卻由無到有且日趨強化。如果我們將作者寄寓之意稱之原生義，將讀者賦予的新意稱之再生義，並將二者相互對照，就會發現中國寓言史上兩穜有趣的現象。

一種現象是原生義漸衰，再生義漸盛。根據以上的闡述，這一點非常容易理解。這裏再舉例說明。《莊子·養生主》中有“庖丁解牛”的寓言，作者寄寓之義是循乎天理、依乎自然、遊於無有、處於至虛的養生之道。但讀者在解讀中卻可能賦予它新的意義：通過實踐去掌握事物的內在規律。《韓非子·和氏》中有“和氏獻玉”的寓言，其原生義是以玉璞喻法術，以和氏喻法術之士，以和氏獻玉不成反罹災難，寄寓作者推行富國強兵之術的理想實現頗爲艱難之意。在“庖丁解牛”的原生義和再生義之間，雖然存在前者漸衰後者漸盛的趨勢，但原生義和再生義畢竟還有可能同時存在人們的解讀之中，而“和氏獻玉”的原生義經過歴史的汰選，似乎已很難再進入一般讀者的視域了。因爲歴史環境的不同，它的原生義在很大程度上被阻滯，而更多的再生義卻趁機賦予其中：美好的東西，在開始時往往不被人認可；或：掌握了真理，就應該不怕犧牲，堅持到底。

另一種情況是原生義漸衰，再生義受阻。有些寓言本來寄寓了作者的深意，但由於某種原因沒有得到後人的認可，后人已不把它们當作寓言了。於是，它們失去了像其它寓言那樣可以單獨供人把玩的機會，因而也就不可能被讀者重新賦予新的意義。它們只能懷抱著原生義孤獨地躺臥在歴史的故紙堆裏，被歴史的偏見塵封著。如果說再生義漸盛是中國寓言發展的常態，那麼，再生義受阻則是中國寓言發展的特例。

通常認爲，寓言的寓意總能和普通大衆的生活建立某種關聯，即他們閱讀了寓言之後總能得到某種對自己生活有所教益的東西。因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寓言總是生活化的，它能給普通大衆以生活的啓迪，這種泛化的寓意是寓言創作的初衷。這樣去看待寓言，其實是建立在寓言再生義基礎之上的，是以一般讀者的眼光、站在大衆的立場上去理解。這是對寓言的誤解，至少可以說是不全面的。賦予生活的常識，在有些時候是寓言創作的初衷，但大多數情況下，滿載歴史蘊涵、寓意作者獨特的思想才是寓言创作的通例。

《孟子·公孫丑上》“揠苗助長”的寓言爲我們所熟知。對於這則寓言，恐怕多數人會認爲，其寓意是做事不能違返自然規律。這樣的理解當然不能說是錯誤，但如果僅止於此，則一個原本寄寓了作者修身哲理的寓言，無形中被我們生活化了。而且，在這種生活化的解讀背後，寓言在其创作初始所具有的歴史文化內涵被無情地抹殺。事實上，孟子講述這則寓言意在說明，正義的浩然之氣是心內之物，它的成長要靠自身逐漸的積累、培養，而不能依靠外力的幫助。違反了這一規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葉公好龍”也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一則寓言。從再生義的角度，至少我們可以作出以下闡釋：它諷刺了那些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或諷刺了那些表裏不一、言行不一的兩面派；或諷刺了那些本無其實卻專愛裝飾門面以標榜自己的人；或告誡人們，感情必須建立在理性的認識之上。其實，這則寓言本來是不具有這樣泛化的寓意的，在其初始，它有著明確的政治指向。據宋代薛據的《孔子集語》，“葉公好龍”出自《申子》。其原文爲：“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日舍重趼來見，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裏而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子張以告孔子，子曰：‘彼好夫士而非士者也。’”由此可知，借葉公“好夫似龍而非龍”寄寓作者對魯哀公“好夫士而非士”的譏諷才是這則寓言的初衷。

如前所述，寓意可分爲原生義和再生義。原生義是寓言産生之初作者寄寓其中的意義。再生義是寓言在後人的解讀中由後人附予其中的意義。現在我們對寓言的種種認識，多是著眼於再生義，是在再生義基礎上的一種接受。近年來出版的一些古代寓言的選本，便遵循了這樣一種接受方式。可以說，寓言被生活化、泛化以後，它所具有的豐富的歴史內涵，即它的原生義，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忽略了。這種被忽略的現實，按前面的分析，可分爲兩種情況：一是原生義漸衰、再生義漸盛；二是原生義漸衰，再生義受阻。對於那些始終就沒有得到後人認可的寓言，由於失去了生活化、泛化的機會，是根本不存在再生義漸盛的問題的。相反，由於否認其作爲寓言的存在而導致的不能與廣大讀者見面、不能被廣大讀者閱讀的現象，最終可能會引起這些寓言從讀者的視野中長久消失。我們今天所要展開的，就是關於這些失去了生活化、泛化的機會，不被人認可爲寓言，因而再生義受阻的一個寓言類別——經濟寓言的論述。

二

把經濟寓言視爲寓言的一個類別，這裏面隱含著承認有與經濟寓言相並列的其他寓言，如政治寓言、軍事寓言、教育寓言、哲學寓言、生活寓言等亦同時存在的前提。如果我們以寓言的原生義作爲分類標准，以上的劃分完全可能。在這裏，我們只討論其中的經濟寓言。

所謂經濟寓言，就是在創作之初寄寓了作者經濟思想的寓言。這類經濟寓言主要集中於《管子》。《管子》是先秦的一部子書，是戰國中後期齊國稷下學士的著作。與其他子書不同的是，《管子》集中了大量的經濟論文。

按現代經濟學的觀點，經濟指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産和再生産，它包括物質資料的生産以及由它決定的交換、分配和消費過程。兩千多年前的《管子》當然不可能以現代人的學術視野去論述經濟問題，但我國封建社會早期出現的各類經濟問題，如土地、生産、賦稅、商品、貨幣、鹽鐵等，它都涉及到了。有學者甚至作出這樣的評論：“終我國封建社會時期，這是一部論述封建國家經濟問題最爲全面和最爲豐富的著作。”[①]

《管子》經濟思想的精華集中在“輕重”篇。“輕重”篇主要論述了封建國家獲取財政收入的種種方案，其核心是掌握市場上商品、貨幣的輕重變化（即商品價格和貨幣購買力的相對變化），在對貨幣的斂散、商品的買賣中獲取厚利。爲敘述方便，我們將其稱之輕重思想。輕重思想認爲，“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管子·國蓄》）它將自己的經濟理論提升到了“籠以守民”、“調通民利”，使國家“大治”的高度。《管子·國蓄》說：“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馀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十年之蓄”指充足的財政儲備，只要國家占據絕大部分財源，就可以“據有馀而制不足”。一旦國家在經濟上處於支配地位，就可以憑借手中的財富控制臣民，使國家“大治”。以輕重思想看來，這就是輕重之勢，是“民無不累於上”的資本。輕重思想將這種經濟上的勢治總結爲“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管子·揆度》），並自诩“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管子·輕重戊》）。

爲了實現“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輕重”篇提出了一些可具體操作的輕重之术。這其中特別提到穀物和貨幣：“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管子·國蓄》）並認爲：“人君操穀、幣”則“天下可定”（《管子·山至數》）。怎樣對穀和幣進行掌控以定天下呢？除了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對貨幣實施壟斷，以之大量聚斂國內人民的“司命”外，“輕重”篇還提出“因天下以制天下”的“鬥國相泄”之術，即爲加強本國的經濟實力，故意設法破壞他國的經濟，在此基礎上，以控制他國人民的“司命”——糧食的辦法進而取得對他國的駕馭。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者並沒有對“鬥國相泄”的輕重之術作過多的理論闡釋。而是運用了幾則敘事性的文字對其加以闡發說明。現摘錄一則：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蜂螫也，齒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绨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十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車毂刍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籴十百，齊粜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管子·輕重戊》）

齊國欲征服魯、梁，於是針對魯、梁之民以織绨爲業的習俗，開始了一場貿易戰。齊桓公下令齊國之民皆服绨，且要求此衣料只能從魯、梁購買。由於服绨者衆而織绨者少，绨之價格驟增，魯、梁之民因此得到豐厚的收益。魯、梁之君發現從事織绨業有利可圖，就命令兩國人民放棄其他種生産，集中人力、物力轉入到織绨行業中來。正當魯、梁二國陶醉於織绨業帶來的高額盈利時，齊國突然中斷與他們的貿易往來，“閉關，毋與魯梁通使。”魯、梁二國此時已造成了畸形的依賴性經濟結構，齊之“閉關”造成了他們産品的大量積壓，被稱爲“民之司命”的糧食也面臨著無處購買的艱難困境。魯梁之君雖“令其民去绨修農”，但“穀不可以三月而得”，無奈之下只好以百倍的價格乞討於齊國。憑借手中大量的糧食儲備，齊國不費一兵一卒，就輕而易舉地降服了魯、梁。

這段文字顯然是用來解釋“鬥國相泄”的經濟策略的。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它呢？首先，這段文字是敘事，但又不是對春秋時期齊、魯、梁三國歴史的真實記錄。其次，這段文字夾雜在以論說爲主的“輕重”篇中，它很可能是作者爲了論述輕重思想而有意的創作。聯系其他諸子文章有以寓言加強論說的慣例，這段文字很可能也屬此類。我們再以寓言的三個特征來衡量：它不滿四百字，可謂體制短小；敘事一波三折，可謂有戲劇性；其作者顯然不是在向讀者敘述一個歴史故事，而是言此意彼，借之說明“因天下以制天下”的“鬥國相泄”之術。基於以上分析，我們認爲，這段文字是作者爲了論述輕重思想而有意創作的經濟寓言。

認可上面的文字是經濟寓言，也就是認可這則寓言的原生義是寄寓了作者的經濟思想。那麼，根據寓言有原生義和再生義之說，這些寄寓了作者經濟思想的寓言，當然也可以像其它寓言那樣在原生義的基礎上衍生出再生義。事實也是如此。因爲，如果我們把它們摘錄出來放在另外一個語言環境中，完全可以蘊涵、可以解讀出以下事理：凡事不能只考慮眼前的利益，要有長久的打算；或：忘本的人，最終只能自取滅亡。顯而易見，旨在說明經濟思想的經濟寓言是可以被生活化、泛化的。這進一步證明了它們可以被視爲寓言，它們完全具有寓言的特質。

“輕重”篇中的經濟寓言還有不少。除了用以說明“因天下以制天下”的“鬥國相泄”之術，有的還用來說明“國准”的經濟策略，即盡可能使同一商品價格在國際間保持平衡。《管子·輕重丁》記載了這樣一則寓言：“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锱，緺绶之於萊亦純锱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間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茈而反准於馬也。”其大意是：萊人善染色，其紫絹、紫縧的價格爲一純（即一段）一锱（即四分之一兩）黃金。在周地，它們的價格卻是十斤黃金。萊人知道商情後，即刻把紫絹、紫縧收購一空，准備囤積居奇以圖高價。周人見此情形，便以更高面額的票據作抵押，從萊人手裏購得紫絹、紫縧加以控制，以防止它們的價格高於本國。這樣，萊人最終只能以具有既定面額的票據收回紫絹、紫縧了。這則寓言意在說明國際貿易中必須堅持“天下高亦高”的經濟原則。如果“天下高我獨下”，則“必失其國於天下”。因爲在“輕重”篇的作者看來，商品總是從低價格的國家流向高價格的國家，使本國商品的價格高於他國，就能吸引他國的商品源源不斷地流入，從而增加本國的財富；相反，如果一個國家的商品價格偏低，就會引起商品外流，從而造成本國經濟上的損失[②]。

輕重思想認爲，在衆多的商品貨物中，糧食最重要。因而，大量爭奪糧食就成爲取得輕重之勢的重中之重。《管子·輕重甲》載：“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遊女工文繡篡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這則寓言說明了“來天下之財”關鍵是要爭奪糧食。

借助商品、貨幣的輕重變化使農民、商賈的貧富保持均衡，也是“輕重”篇寓言所要說明的經濟思想。《管子·輕重丁》載：“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蚊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雠，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蚊虵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遊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管子·輕重丁》）

有時，“輕重”篇也借用寓言的方式爲當朝統治者提供聚斂財富的經濟詐術，如以下這段記載：“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管子·輕重丁》）

總之，與其它類型的寓言相比，經濟寓言寄寓了作者的經濟思想。它明顯具有以下特徵：一、文字表述不離商品、貨幣這一經濟主體；二、內容特征是對財富的獲取和掌控；三、思想主旨是爲統治者提供某些理財的策略。

三

寓言的本質在於以“寄之他人”的敘事寄寓自己的思想，人們對它沒有固定的文體要求。在中國古代寓言史上，寓言曾以不同的文體名稱出現。《韓非子》中大量的寓言稱之“說”，如《說林》、《儲說》。此外，柳宗元的《罴說》，韓愈的《馬說》，蘇轼的《二說》、《艾子雜說》、元末明初蘇伯衡的《空同子瞽說》，也都采用了“說”的形式。寓言也以“戒”的形式出現，如柳宗元的《三戒》，鄧牧的《二戒》。有時，它們又以“頌”、“記”、“傳”、“語”、“喻”的形式出現，如明代趙南星的《屁頌》，陶淵明的《桃花園記》、歐陽修的《養魚記》，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蝜蝂傳》，蘇轼的《桃符艾人語》、《日喻》。我們知道，每一種文體都有屬於自己的寫作要求，寓言可以用不同的文體形式來表現，說明作爲一種敘事的寓言在文字組織方面存在靈活性。《管子》中爲數不多的經濟寓言表現出多種結撰方式，正說明了這一點。

如果我們對《管子》中的經濟寓言加以結構上的解析，可以發現，一個完整的經濟寓言由以下五部分組成：A：桓公提出問題；B：管仲提供解決方案；C：方案實施達到了預期目的；D：桓公追問成功的原因；E：管仲作出解釋。其中，B、E互補。如果B簡E詳，此時形成ABCDE式。如果B特別詳細，C趨於簡略，此時形成B詳C簡的ABC式。如果C特別詳細，B趨於簡略，此時形成C詳B簡的ABC式。有時候，這類經濟寓言還會用一敘述性語句引出A和B。如果用N代表起首的敘述性語句，它就變爲NAB式，其中，B介紹詳細。

下面，我們不防每一種結構方式各舉一例，以加深對《管子》經濟寓言的認識。

1、結構完整的ABCDE式，其中B簡E詳。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A）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深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B）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C）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D）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辇，輕至百裏。今高杠深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深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E）（《管子·輕重甲》）

2、B詳C簡的ABC式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A）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B）桓公曰：“重之有道乎？”（A）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B）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C）（《管子·輕重乙》）

3、C詳B簡的ABC式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鬥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A）管子對曰：“即以戰鬥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B）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人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於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C）（《管子·輕重戊》）

4、B部詳細的NAB式。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N）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捿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倳戟之寡，吾無由予之，爲之奈何？”（A）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余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缟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余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肥致沖，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顔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B）（《管子·輕重甲》）

以上是就基本結撰方式而言，還有少數敘事有細微的變化，此不贅述。

一般而言，寓言的敘事非常簡短，但簡短的敘事往往含有戲劇性的情節。就《管子》中的經濟寓言而言，它們大多離奇詭異、撲朔迷離。如果我們對ABCDE和ABC式寓言加以分析，可以概括出以下幾種情節類型：一、誘使他國因追求高額盈利而放棄農業生産，借助他國造成的畸形經濟貿易，利用本國大量的糧食儲備高價出售給對方，使對方不戰而降服。如上文例舉的“三年而楚服”、“魯梁之君請服”。其它又如“萊莒之君請服”、“三年而代服”、“衡山歸齊”等。二、詐稱觐見周天子必須攜帶某種特殊貢品，隨後大幅提高該物品的價格以圖暴利。如上文提到的“陰里之謀”，其它如“菁茅之謀”。三、強迫商賈散其積藏、毀其債券以益貧民。如“峥丘之謀”，桓公誘使放債者涂其門庭，暴露目標，並暗中作好記錄。再假借慰問之名，在詐稱賞賜放債者的過程中，迫使其毀掉債券，並分發存糧、財物，以此達到赈濟貧困的目的。四、誘使商賈貪圖玩樂，在其貴買賤賣中達到調濟貧富差距的目的，或下令官員儲備糧食，借機哄抬糧價，以達到富農貧商的目的。前者如上文提到的“四郊之民貧”，後者如上文提到的“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五、故意制造某些經濟假象，以犧牲人民短暫利益的方法招徕國外商人，借用他們的財富擺脫國內經濟困境。如上文中提到的“皮幹筋角之徵甚重”。六、針對糧價偏低的現狀，利用重賞的方式鼓勵人民加強糧食儲備，以防止糧食外流。如“粜賤”，糧價低賤，桓公擔心糧食流到國外。管仲於是建議桓公帶玉璧去慰問那些新建糧倉儲糧的人家。這些人家由之名利雙收。桓公此舉強烈刺激了其他民衆建倉儲糧的熱情。半年以後，國中大多數人家都建起了糧倉，儲備了糧食。

如果與其它類型的寓言相比較，《管子》中這類寓言的情節安排頗爲迥異。其它寓言大都在自然的狀態下展開敘事情節，即主人公面臨的矛盾沖突具有非計劃性；而經濟寓言中的情節，大都是敘事中的主人公爲解決某一問題而主動推動情節的展開，或者說，情節在由主人公人爲制造的矛盾沖突中自覺地展開。這樣的情節安排，顯示出經濟寓言與其它類型的寓言不同的風格特征。曾有學者對中國寓言的發展進行分期，認爲在先秦時期産生了哲理寓言，兩漢時期産生了勸戒寓言，唐宋時期産生了諷刺寓言，元明清時期産生了诙諧寓言。對照寓言史上的這幾個類別，經濟寓言似乎很難歸入其中的任何一類。就創作經濟寓言的作者而言，他們並沒有寄寓什麼高深的哲理，也沒有對統治者進行勸戒與諷刺的意圖。他們講述這些故事，只是想爲統治者提供某些理財的手段。其態度始終嚴肅認真，字裏行間甚至還滲透著某些自诩。仔細分析這類經濟寓言不難發現，他們提出的種種經濟思想，無一不是以政府實施詐術爲前提的。所以，與歴史上産生的哲理寓言、勸戒寓言、諷刺寓言、诙諧寓言相比照，我們不防將其稱爲詐術寓言。

四

正如中國歴史上只有《管子》一書集中闡述了關於商品、貨幣輕重變化的經濟思想，旨在爲封建政府提供理財策略的經濟寓言也只有在《管子》中才出現。這不能不讓我們反思《管子》經濟寓言産生的歴史文化背景。

《管子》是托名管仲的一部著作。管仲作爲春秋初期的大政治家，在齊國爲相期間曾實施過輕重之術。《史記·齊太公世家》說：“桓公既得管仲，……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悅。”管仲的輕重之術，不可能是《管子》“輕重”篇所闡述的輕重思想，這一點已爲古今學者所證實。但《管子》“輕重”篇所闡述的輕重思想卻是由管仲的輕重之術發展演繹而來，這又是一個事實。《管子》“輕重”篇出自戰國中後期齊國稷下學士之手，這又使它沾染了戰國的時代特色以及稷下學士的著述取向。在“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的戰國時代，原本就易於産生各種各樣的治世言論。而在齊之稷下，又集中了數以百千計的天下遊學之士。這些遊學的稷下之士，爲了迎合齊國統治者“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孟子·梁惠王上》）的政治野心，紛紛“著書言治亂之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的稷下學士鄒衍就曾著有“其語闳大不經”的《終始》、《大聖》（《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那麼，以管仲爲托名，借助齊國實施輕重之術的歴史傳統，炮制出爲齊國統治者提供有關理財種種策略的“輕重”篇是完全可能的。於是，爲加強經濟思想的種種立論，假托管仲之名以惹人眼目的經濟寓言，也就夾雜在“輕重”篇中隨之出現了。

[①] 巫寶三《管子經濟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 這與現代資本主義的對外貿易相反。可參看趙靖《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一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5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