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陳鼓應
（本序轉錄於方勇《莊子學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我和方勇博士初次見面，是在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大會上。那時，他正在北大中文系做博士後，除了專心撰寫出站論文《莊子學史》（第一、二編）而外，還為中文系研究生開設了“莊子研究”專題課。彈指一揮間，我與方勇教授第二次見面已是在2007年12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學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此時他的《莊子學史》全書已基本完稿，即將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欣喜之餘，頗有些感慨。在當前崇尚物質利益的風氣下，方勇教授能潛心莊子學研究領域十餘年，知難而進，秉燭夜戰，完成這部近二百萬字的莊學巨著，實在是學術界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讓我十分感動。
一
莊周學派留下了一部《莊子》，由於它那芒忽恣縱的語言風格，以及高遠深邃的思想意境，常被正統派視為異端邪說而遭扭曲，所謂消極、出世是常有的誤解。但是我想，中國文化中如果欠缺了莊子的生命情調和美感情懷，那麼中國的文學、藝術和美學會成為什麼樣的光景？如果中國哲學只有孔孟之道，而欠缺老莊的哲學理論和境界，那麼它會單調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是學哲學的，對《莊子》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由尼采進入《莊子》，即主要是從尼采的自由精神來闡發《莊子》，同時思想上也受到了存在主義的啟發。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我在美國期間的所見所聞，使我的注意力漸漸從自由、民主擴大到了社群、民族的理念，從而對《莊子》的理解也隨之轉移到“歸根”和“積厚之功”的層面上去。而進入新世紀後，2001年的“9·11”襲擊事件導致了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在我的思想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觸動，使我更加看清霸強的自我中心和單邊主義。由此推到《莊子》研究上，也使我更加注重多重視角、多重觀點地去看待問題。當然，上述三個階段不是割裂的，而是緊密聯繫的，只不過三者間有一個大概的分期罷了。
我求學的年代，正處於新、舊儒家重塑道統意識及其推波助浪於個人崇拜的空氣中。這種空氣令人窒息，我便從尼采的《愉快的智慧》、《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等著作中汲取著營養。尼采曾經自稱為“自由精神者”，他說“不管我們到哪里，自由與陽光都繞著我們”，“生命就是要做一個人，不要跟隨我──只是建立你自己！只是成為你自己。”[①]這種張揚的自由給了我很多的啟示。從1960到1963年之間，我研究的主題由尼采進入到莊子，尼采對西方文化進行價值“轉換”，引發了我關注莊子對文化與哲學的價值進行重估。譬如讀《莊子·逍遙遊》第一段：“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最初我的理解側重在“遊”，在“放”，在“精神自由”，這可與尼采的觀點相互對應，莊子的“逍遙遊”正是高揚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活動。尼采和莊子所散發的自由呼聲，使我能夠從中西傳統文化的觀念囚籠中擺脫出來，走向一個沒有偶像崇拜的人文世界。
隨著年齡與閱歷的增長，我的心思漸漸由當初的激憤沉澱下來，進而體會到“積厚”的重要性。鯤在海底深蓄厚養，須得有積厚之功；大鵬若沒有經過心靈的沉澱與累積，也不可能自在高舉。老子說：“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②]走千里路，就得有一步一步向前邁進的耐心。同時在客觀條件上，如果沒有北海之大，就不能蓄養巨鯤，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深厚的文化環境，就不能培養出遼闊的眼界、寬廣的心胸。而蓄養巨鯤，除了溟海之大，自身還得有深蓄厚養的修持工夫，要日積月累，由量變而質變。“化而為鵬”，這意味著生命中氣質變化所需要具備的主客觀條件。
從哲學角度來講，鯤化鵬飛寓言中所蘊涵的哲理，其一，體現在從工夫到境界的進程中。鯤的潛伏海底，深蓄厚養經由量變到質變，乃能化而為鳥；鵬之積厚展翅，奮翼高飛，這都是屬於工夫修為的層次。而鵬之高舉，層層超越，遊心於無窮，這正是馮友蘭先生所說的精神上達“天地境界”的層次。工夫論和境界說是中國古典哲學的一大特色，而鯤化鵬飛的寓言，正喻示著由修養工夫到精神境界層層提升的進程。其二，體現在“為學”到“為道”的進程中。《老子》四十八章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為學”是經驗知識的累積，“為道”是精神境界的提升。老子似乎並沒有把這兩者聯繫起來，而且《老子》還說過“絕學無憂”[③]，這樣“為學”和“為道”成為不相掛搭的兩個領域。不過，老子提出“為學”與“為道”的不同，確實是很重要的議題，但兩者如何銜接，是否可以相通？這難題留給了莊子。在鯤化鵬飛的寓言中，莊子喻示了修養工夫到精神境界的一條進程，同時也隱含了“為學”通向“為道”的進程。《莊子》書中，寫出許多由技入道的寓言，如庖丁解牛（《養生主》）、痀僂承蜩（《達生》）、梓慶為鐻（同上）、司馬之捶鉤者（《知北遊》）等等，這些由技藝專精而呈現道境的生動故事，都表達出“為學日益”而通向“為道”的神妙高超境界。
近年來，特別是“9·11”襲擊事件之後，我對莊子價值重估問題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對“內聖外王之道”就有了一番新的理解。
中國哲學最高的理想“內聖外王”是由莊子提出。這主張影響各家各派，而後成為歷代士人的言行指標。所謂“內聖”就是個人人格的修養，所謂“外王”就是對於社會的關懷與行動的投入。中國文化以儒道為代表而言，儒家側重在倫理意識的啟發和道德規範的實踐，而道家的莊子，則著重在心靈開放和審美意境的闡揚，較偏於“內聖”方面的工夫。老子和孔子雖然各有一套外王之道，其理論建構是否完整也令人質疑。儘管如此，兩者在歷代知識階層仍經常被提出討論，而莊子的外王之道則較少被討論到。不過“9·11”事件之後，我不禁聯想到，莊子的齊物精神在地球村如今的發展趨勢中，其實頗具現代意義。審視西方文化，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西方中心主義者對弱勢國家及弱勢文化缺乏尊重，甚至加以欺壓；從宗教哲學的角度，西方文化在高度發展的文明中，以一神論的思想，將上帝視為至上神，但同一個上帝的子民卻敵我矛盾，流於天無二日的緊張與矛盾之中。這使我想到莊子所創造的“十日並出”的寓言。這種從個體到國族的自我中心，使人類的生命形態面臨了重重的困境，正如尼采所說的：“人類是病得很深的動物。”
莊子哲學的精神不僅止於《齊物論》篇，但《齊物論》篇的齊物精神對於人類文明的苦難特別具有現代意義。其一，反省自我中心主義。自我中心的單邊主義思維，容易陷入獨斷的觀點。人類一旦陷入自我中心，則以單邊的思考，導致個體之間的衝突，到國族之間的衝突，到整體人類的衰敗，這將造成整個地球的嚴重毀損。而莊子的齊物精神，則是以多邊思考的開放性，主張多維視角、多重觀點。其二，追求和諧的同通精神。莊子說：“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齊物論》）這段話蘊涵兩個層面的意思。首先，“恢恑憰怪”即是對於個體的張揚，從而到個別民族、文化的張揚。意思是尊重每個個體或群體之間的差別，而以齊物精神等同觀之；“道通為一”則是說個體雖然千差萬別，但在“道”的世界裏卻可以相互會通。所以這段話一方面肯定了個體的殊異性，另一方面又從同一性與共通性的角度，將個體殊相引向整全，而在“道”的整全世界裏打通了萬有存在的隔閡。這種齊物精神，要有多邊的思考及開闊的心胸才能達到。
二
如果將哲學分成概念哲學與想象哲學的話，在西方哲學傳統中，亞里斯多德屬於前者，柏拉圖則應屬於後者。而在中國哲學傳統中，老子當屬於前者，而莊子則屬於後者。莊子以詩一般的語言，充滿隱喻性的敍述，在思想的詮釋上留下想象的空間。無論在文學、藝術及哲學各領域，莊子皆提供給後代豐富的思想資源。概略而言，莊子對於後代的影響應有三個方面。一是開創了中國的文人傳統，二是開啟了審美的人生觀，三是在後代哲學理論體系建構上起了積極的影響。
首先，在開創中國文人傳統方面。先秦時代，士人群起而出，然而大多是依違在仕與隱之間。莊子則超越了仕與隱之間的衝突與兩難，既“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天下》），又“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同上），在板蕩的時代中，做一位清醒者、殊異者。然而又不同於屈原，莊子的清醒與殊異，並非基於憤世之孤傲與潔身之堅持，而是以廣袤無垠的宇宙意識與天地精神，對世間多懷一份醒覺的洞悉與深情的理解。這樣一種對世間的醒覺與深情，後代之嵇康未嘗不是，陶潛何曾不然，東坡恐亦如此。
其次，在開啟審美的人生觀方面。莊子那種“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知北遊》）的宇宙心靈，以及“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德充符》）的本真性情觀，皆透顯出一種藝術的、審美的精神。這種審美精神，在中國藝術美學的發展上起了關鍵性的影響。
再次，在哲學理論體系建構方面。我們應該看到，在哲學理論體系建構上，莊子思想對後代的影響實不容忽視。如以宋明理學或心學來說，在理、氣、心三體系中，除了孟子的心性論，莊子相關的哲學論題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張載的“太虛即氣”，淵源自莊子的氣論，而程頤的“理一分殊”，更是以老子“道”—“德”、莊子“道”—“理”的關係架構為其理論模式。可見宋明理學雖強調儒學道統，然而在理論體系的建構上，多依循老、莊的哲學論題與思維模式。
三
《莊子》素以難解著稱。由於《莊子》文本的開放性，在莊學闡釋史上，存在著多種闡釋指向，以道解莊者有之，以儒解莊者有之，以《易》解莊者有之，以佛解莊者有之，可以說是眾說紛紜。如宋、明、清時期，以儒解莊就成為一種潮流，林希逸《莊子口義》、朱得之《莊子通義》、林雲銘《莊子因》、宣穎《南華經解》、林仲懿《南華本義》、陸樹芝《莊子雪》等一批重要莊子學著作都具有這種特徵。因此，《莊子》與其他先秦典籍有著明顯的不同，《論語》、《老子》、《墨子》、《韓非子》等著作不管如何深奧，它們的闡釋指向基本上是單一的、明晰的，而《莊子》闡釋指向的不確定性增加了人們理解《莊子》的難度。
方勇教授傾十多年的心力，收集自先秦至民國莊子學著作二百餘種，並對這些著作詳加梳理、研究，著成了近二百萬字的《莊子學史》。這部巨著，正可以向人們展示莊子學各階段發展的概貌、特徵，對大家解讀《莊子》及相關文化事象甚有襄助之功。
具體說來，方勇教授所著的《莊子學史》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其一，資料宏富。方勇教授二十多年來主要致力於《莊子》學術研究，並系統開展了規模宏大的《莊子》文獻搜輯、整理工作，其所編撰的《莊子文獻集成》、《莊子纂要》等大型書籍也正在出版之中，這在莊學研究史上可謂是空前的。其《莊子學史》正是這一系統工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最集中體現著其《莊子》研究的學術成果。正是基於系統的搜輯、整理，其所著《莊子學史》既能夠重點梳理《莊子》學術本身發展史，又涉及莊學與道教、佛教、文學、藝術、醫學之關係，資料之宏富可想而知，此不贅述。
其二，論述全面。《莊子學史》共分為七編，時間跨度起始自戰國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具體說，第一編，戰國秦漢莊子學，通過對戰國秦漢莊子學的概說，特別是戰國諸子如惠施、荀況、韓非及《呂氏春秋》對莊子的評論和闡釋，秦漢辭賦、儒學、醫學對《莊子》內容的吸納，《淮南子》對莊子的闡釋，以及漢代諸學者如劉安、司馬遷、班固等對莊子的研究，從而簡明地勾勒出秦漢時期作為莊子學研究發軔期的基本輪廓；第二編，魏晉南北朝莊子學，通過對“玄學”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弼、阮籍、嵇康、司馬彪、向秀、郭象與佛道解莊及其代表人物如支遁、葛洪莊子研究的梳理和詮釋，凸顯了“玄學”思潮和早期佛教、道教思想的特色；第三編，隋唐莊子學，主要是針對這一時期儒、釋、道並舉的特點，既對陸德明《莊子音義》進行了系統的考訂和和闡發，又對佛、道二教學者的莊子學特別是成玄英《莊子疏》以及隋唐文士的莊子學進行重點的爬梳；第四編，宋元莊子學，主要圍繞宋元“理學”思潮援道入儒的思維特點，展開這一時期莊子學研究的梳理和釐定，不僅對這一時期各學派的代表人物如“新學”王安石、“蜀學”蘇軾、“濂學”周敦頤、“洛學”二程、“關學”張載、“閩學”朱熹等受莊學之影響，一一進行了歸納和剖析，而且著重對這一時期研治《莊子》的主要人物如陳景元、林希逸、褚伯秀、羅勉道、劉辰翁等進行梳理，並顧及到佛教、道教學者與宋元散文詩詞曲雜劇作家對《莊子》的援引和吸納；第五編，明代莊子學，主要對楊慎莊子學、釋性■《南華發覆》、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沈一貫《莊子通》、釋德清《莊子內篇注》、焦竑《莊子翼》、方以智《藥地炮莊》、王夫之《莊子解》，以及包括諸如心學家、七子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在內的其他眾多學人的莊子學，逐一進行了揀剔和剖析；第六、七編，清代民國時期的莊子學，主要指出由於時代的巨變，特別是清代考據學的興盛，和清末以來西學的湧入，莊子學研究顯得頗熱，諸如從乾嘉時期的盧文弨、王念孫、姚鼐、江有誥至清末民初的俞樾、孫詒讓、嚴復、郭慶藩、王先謙、章炳麟，從林雲銘《莊子因》、宣穎《南華經解》、劉鳳苞《南華雪心編》等以研究文章學為主到胡適、郭沫若、聞一多等引新學解莊子，可謂名家彙集，人才輩出，此時的莊子闡釋呈現出了舊學、新學並駕齊驅、各有千秋的風貌特徵。總之，方勇教授將莊子學研究置於中國文化發展史、中國學術發展史的大視野和大背景之中，通過對兩千多年歷代《莊子》注釋、著述及其學術思潮代表人物研究莊學的爬梳、釐定和分析，不僅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國莊學發展史的漫漫歷程和發展脈絡，而且旨在說明莊學發展過程中的闡釋指向和研究路徑，揭示莊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特徵。
其三，論點精當。《莊子學史》立論新穎，常常以概括性用語簡要說明莊子學著作的特徵，疊有新見。如在闡釋王夫之《莊子解》時，方勇教授從“‘未始出吾宗’——對莊子思想脈絡的梳理”、“‘探化理於玄微’——對莊子思想觀點的呈露”、“‘循斯須之當’——對莊子思想的發揮”三個方面來分析王夫之莊學的特徵，其中在論述“探化理於玄微”內容時，又簡要概括了“引莊解莊”、“以形象解莊”、“以史解莊”、“以天文解莊”四個方面，簡潔明瞭。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周本傳、王安石《莊周論》、蘇軾《莊子祠堂記》等雖不是莊學專著，卻在莊子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方勇教授對此十分重視，對它們分別予以詳細解析。如對蘇軾《莊子祠堂記》，方勇教授提煉出“對蒙城縣為莊周故里之說的默許”、“倡導‘莊子助孔子’之說”、“指出《莊子》中有偽作”三點，並指出“蘇軾關於‘莊子助孔子’的說法卻順應了儒、道、釋三教日益走向融合的大趨勢，他關於《莊子》中有偽作的說法又真正開啟了歷代眾多學者重視探討、研究《莊子》作者問題的新風氣，其意義是相當重要的”，這些論點都是很準確的。
其四，重源清流。在《莊子學史》中，方勇教授注意梳理、考證莊學史上的一些理論問題，尋其源頭，查其影響，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經方勇教授考證，“老莊”並稱始於《淮南子》，黃震《黃氏日抄》第一次提出了莊子“固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的說法，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第一次提出了《莊子》文脈具有“藕斷絲連”、“草蛇纊線”之妙等全新見解，王應麟《莊子逸篇》是莊子學史上第一部輯佚專著等，這些觀點對人們瞭解《莊子》學史的發展大有裨益。對於一些重要莊子學著作的影響，方勇教授也能夠詳加論證，如在評論林希逸《莊子口義》的影響時說：“莊子學經過元代及明代前期的相對沉寂之後，到明代後期便迅速崛起，林希逸《莊子口義》的影響正是伴隨著這一崛起而得以進一步擴大的。如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這部作為明代後期莊子學崛起的標誌性著作，雖然對林希逸的《莊子口義》持有一些異議，但仍顯示出了其對林氏此著的諸多承因痕跡。稍後，釋德清的《莊子內篇注》在以佛解莊的道路上又有所前進，而其評析《莊子》文章所謂有‘文章變化鼓舞處’、‘詼諧戲劇之意’、‘筆端鼓舞’云云，則又是對林希逸評析《莊子》文字血脈時所用概念、術語的進一步運用。此外，焦竑《莊子翼》還收錄了林希逸的《莊子口義》，而孫應鼇《莊義要刪》、李廷機《莊子玄言評苑》、陳深《莊子品節》、陳懿典《南華經精解》、沈汝紳《南華經集評》、孫大綬《南華真經副墨校釋》等等，則每引林氏《莊子口義》之說以解《莊子》。總之，林希逸《莊子口義》對明代後期莊子學的影響之大，幾乎可以跟郭象《莊子注》的影響相彷彿。”通過方勇教授的梳理，林希逸《莊子口義》的影響之大已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總之，《莊子學史》中獨到的眼光和深刻的論述，不僅得益於方勇教授深厚而扎實的文獻功底，也離不開他兼容並蓄的研究方法。作為研究古代學術史的專著，方勇教授在運用傳統的訓詁、知人論世、史論結合等方法的基礎上，還積極採用了西方闡釋學和文本細讀的研究手段，體現出很好的專業素養和正規訓練。此書文風樸實，以平實穩健見長，顯示了作者所具有的傳統學人的治學風範。方勇教授在《莊子學史》即將出版之際，囑我為其寫序，今聊作數語，既是對自己多年來從事莊子學研究的一種總結，也是對方勇教授該著作的一種學習體會。後輩斯著，必將嘉惠學林，實在大有功德。
二00八年九月寫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