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生活质量极大提升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国家文化整体发展滞后、脱节的问题。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淡忘，是人们当下精神生活的“根性”缺失。许多学人出于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深刻责任感和为今人寻求本土文化之源的现代理想，不断探索打通古今文化血脉的可能路径。值此，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的方勇先生，以丰厚的专业探究考据为基，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子学”概念。这不仅是古代史学、文献学意义上的重要发见，更在于为中国整个现代文化学研究领域打开了一个深观历史和前瞻未来的有效通道。
下面我想从两个层面，谈谈对“新子学”的一点粗浅理解。
第一个层面，从民族文化“正源”的意义上，谈谈“新子学”的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我首先对“新子学”的提出者和研究者们表示我由衷的敬意。因为方勇先生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明确阐释道：“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正因为是“诸子百家”之“子”，我觉得“新子学”找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正源，同时也切中了中国文化当下的要害。
按我理解，所谓“新子学”，就是引领我们重返中国传统文化最佳生态现场，复制民族文化基因图谱，结合当下新媒体文化语境，再造新的中国现代文化生态环境。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完整而独特的文化基因图谱，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更是如此。民族文化基因图谱是蓄涵在民族文化精神元典之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元典何在？它不应是某一家经典学说，而一定应当是一种生动、活泼、生机盎然的文化生态，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生态孕育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元典。如此，回到诸子百家思想大碰撞、学术大争鸣的时代，回到那个“不依傍、不苟且，重独得之秘，立原创之见，倡导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的文化生态之中，这是最为明智的选择，而非重复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学人对于王官之学的顶礼膜拜，对于“六经”的虔诚注疏，对于儒学的一家独尊。
一种良好文化生态的形成，取决于多元文化结构形态之间的内部张力。这种张力，就是一种思想价值取向上的对峙状态或紧张关系。这种对峙与紧张恰是文化生态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动力源。可以说，缺乏内部张力的文化生态，要么是一种以一元压制多元的专制霸权文化，要么是一种含混暧昧的世俗功利文化，或者是这二者的混存状态。
由是联想到，我们今天讲和谐，多理解为和谐就是一团和气。其实，古人讲“和”，主要关注的是它的道德教养意义，而非学术求真意义。而我们今天往往是过于把学术研究伦理化，许多温吞、暧昧的文学批评文字即是如此。而即便是从伦理意义上理解“和”，今人也是有偏差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而我们常常是把“和”与“同”相混淆了。有子也说过：“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而我们今天为了讲“和”，连基本的礼仪、规矩也都丢弃了。和谐是需要在正视矛盾、直面张力的前提下，从机制体制上进行改革创新才可能实现的，而非一味回避冲突、抹平差异、压制矛盾、消除张力。参照西方文化发展，可以看到每一次大的启蒙运动（即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重构过程），都充满着源自不同思想理念和价值立场的张力。比如，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启蒙，就是一场从宗教神话转向科学认知的文化运动，古希腊科学家（如毕达哥拉斯等）与古希腊神话（如荷马、赫西等）之间构成这场启蒙的最大张力。而在启蒙思想内部同样也充满张力，在希腊科学思想的发展中，“作为理性神学的形而上学也从这种科学中产生出来”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8页。，这就是基督教。在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启蒙运动以及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所谓“第三次启蒙”运动中，从启蒙外部到启蒙内部均充满着这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学术思想的张力，而它正是促成一种良好文化生态构建的重要动力所在。
进一步讲，多元文化之间的张力，是由于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的价值取向具有分化性、裂变性。这种思想上的分裂局面对于百家争鸣的良性文化生态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它的内部产生推动力的，是一个既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又有着自动守衡机制的复合式张力结构。在这一张力结构中，有不同思想派别、不同主张之间的对立性或差异性，也有不同思想自身内部的矛盾性、悖离性，这就形成了文化思想的多元共存和交互影响的生态格局，对于一个时代、一种社会文明的创建提供了鲜活的精神质素。
第二个层面，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意义上，谈谈对今天构建多元文化生态的一些担忧。
任何重返传统的努力无一不是指向“此时此刻”的迫切需要的。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最佳生态现场，一方面是为了给今天多元化的精神需求提供更加丰富、开放的思想文化资源，使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一个相对合理的限度内都能与传统有序对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破解今人一切以“西”为尊、盲目沉迷于大众消费文化的精神魔咒，建设一种在东西文化主体互动式的平等对话关系前提下，以及本土文化多元共生、各取所求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生态。
正是因于这样的理解，才催生出下面的一些担忧。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源自长期以来（近代伊始）形成的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态度。
这种情形已经深入渗透到中国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各种人群中，其中主要体现在两类人身上：一是国家政府官员；二是知识分子群体。这两类人对于传统文化、对于“诸子之学”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创建一种有生机和活力的多元文化生态，不同于创建一种独立的文化思想，只需有独特的文化个性即可，多元文化生态建设是需要相应的国家制度和社会机制做基础的。但是，上述两类肩负民族文化传承重要使命的群体，今天已然面临着各自不同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困境。前者，在国家文化发展中并没有能真正体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必要尊重和维护，而是一味被经济市场的利益原则所牵制，奉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法则，导致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进程背道而驰，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缺乏民族历史厚重感”章超《新媒体时代的区域民族文化传承》，《新闻世界》2012年第1期，第146页。。后者，在当下的新启蒙时代需求面前同样显得精神摇摆，思想杂芜，面目模糊，面对经济社会转型、文化生态重建的重大历史使命，显出诸多的无力感、挫败感，尤其难以付诸现实可行的具体实践，致使现代国人的思想漂流状态、无意识交互影响情形可能还要持续较长一段时期。
另外，我们还面临一个历史性难题：以往所看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时代，基本上都是处于世事动荡、国家分裂的年代。而一旦国体统一，进入和平时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就随之趋于大一统。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所以，如何能够在人心企稳的和平盛世创建多元文化生态，才是对当下的最大挑战。
这里有一个简要的中西对比：秦王朝与古罗马，从中或许能窥见一斑。
从时间上看，二者差不多都是在公元前二三百年实现国家统一的。但是，统一之后的情形却大不相同：
秦王朝在横扫六国、实现大一统之后，为何仅15年就告灭亡？史学界对此有着诸多诠释。以我浅陋之见，下列两点应是主要原因：一是“焚书坑儒”，毁灭了传统文化生态。正如贾谊《过秦论》中所言：“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二是“倚法治国”，单纯倚重法治手段，严刑峻法，苛责重治。“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由此严重毁灭了先秦时期创立的极富生机的多元文化生态。
相较之下，古罗马消灭古希腊各个王国之后，不仅没有废弃古希腊文化，而是积极汲取和借鉴古希腊文明中厚重的哲学文化思想（有道是古罗马在军事上征服了古希腊，而古希腊在文化上征服了古罗马。这一特点与“二战”前后法国与德国的关系也很相似）。尽管罗马人是出了名的实用主义者，但他们还是借鉴希腊人的智慧，并用在希腊人并不擅长的国家政体改革、法律及经济建设方面，从而造就了近1500年的帝国神话。
归结起来，国家统一是好事，但过度依赖法律，施行专制统治，毁灭文化多元共生机制，必致文化生态严重恶化，国家思想毫无张力，陷入极度僵化。如此，上乏约束，中无儒助，下失民心，就会完全失掉社会稳定的根基。
二是源自改革开放（尤其市场经济）以来日渐凸显的功利主义价值标准和俗世风气。
主要表现为“三化”：
消费化，即一切以消费为目的，包括文化艺术作品也全部被转化为精神消费产品，以至于消费成为这个时代人们的一种普遍“崇拜”。正像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228页。对消费神话的盲目崇拜，无疑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现代多元文化生态的建构造成很大阻碍。
同质化，即所有的消费对象，包括文化艺术产品，具有明显的雷同、克隆、翻版、抄袭等倾向。近来被网络写手热捧的“小说生成器”、“诗歌联想法”等网络软件，公然把文学创作当成了可以“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作业的文字拼凑或格式翻版，无不反映出当今文化原创性的严重匮乏以及功利主义肆虐、恶俗风气盛行的文化现实。
娱乐化，即无限提升肉身的、感性体验的地位，持续抑制观念、意义、信仰、理性思考的重要性。受网络写作及现代新媒体传播方式影响，这种开心至上、娱乐至死的现象遍布生活各个角落，尤其青少年一代中的不少人沉湎于中，甚至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生活习惯。如有学者所论：“人们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模式多被大众传媒所营造的‘时尚’、‘另类’等各种欲望叙事所垄断”，“‘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买故我在’甚至‘我欲故我在’。”张光芒《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第9～10页。
上述这两个方面长久积聚，已形成了巨大的惯性力量，并不断消解着人们的理性辨析能力，这无疑是今天创建新的优质文化生态的两大障碍。我们只有正视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才能克服以往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过于急切的心态和过于狭隘具体的目标规定，从而以一种坚毅而理性的态度，沉着而踏实的作风，深入发掘和重新设计“新子学”所启迪出的这一片全新的、宏阔的文化思想空间。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