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十分支持方勇教授提出的建立当代“新子学”的思想。首先，建立当代“新子学”是当前时代的召唤与需要。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再度复兴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就是我国当代最伟大的时代特征。什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要复兴中华民族什么大业？我想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一是物质方面的复兴，二是精神方面的复兴。前者指经济方面，物质技术方面；后者指精神文化方面，主要是指伦理价值观，政治思想、哲学、宗教等思想形态方面。前者属于硬实力，后者属于软实力。前者表现为国力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足，后者表现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趋向的正确（指符合社会和时代的要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者相辅而行，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或缺。由此可见，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伟大复兴，与之相应，必须要有精神文化方面的伟大复兴。经济复兴是文化复兴的基础，文化复兴则是经济复兴的保证。如果没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复兴，经济复兴就会失去方向，迷失道路，而夭折复兴的大业。可见在这里，精神文化方向的复兴是十分重要的，是带有根本性的复兴大业。
那么精神文化的复兴，又应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呢？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些人曾经提出过要走全盘西化之路。他们认为，西方的精神文化促成了西方工业化的复兴之路，而中国要走现代工业化之路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全盘实行西化，只有这样才能使落后的中国成为先进的现代工业化强国。这种观念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懂得中国民族复兴之路，必须要走中华民族自己的复兴之路。今日的中国是由昨日的过去的中国发展而来，我们绝不能隔断历史。今日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化之路，现代复兴之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复兴之路。这也就是说，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复兴之路。这条道路就是我党所倡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要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尤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这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复兴大业。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呢？就精神文化层面上说，我认为所谓中国特色，主要的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这一优良文化传统，按照张岱年先生的说法，就是指优良的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可称作“中华精神”。由此可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两者相结合的思想。由此亦可知，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复兴。没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之真谛所在。为此，我们应当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文化传统。
二
至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又为什么要着重提倡发扬先秦子学的优良传统，倡导建立“新子学”呢？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曾有过创建“新儒学”活动，主要是发扬宋明儒学的思想，从而出现了新理学（冯友兰），新心学（贺麟）与新气学（张岱年）的思想。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在港台地区还掀起了现代“新儒学”的思潮，并达至鼎盛时期。他们的思想虽然各有不同，但都以发扬儒学为己任。这自然是复兴与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但中华民族文化是极其丰富多彩的，绝非儒家一枝独秀的文化所能替代。发扬儒家文化，并不能等同于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了思想开放、多元文化互相促进发展的时代，我们倡导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创建一个昌盛繁荣的伟大的文化复兴时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不能只是复兴我国历史上儒家一家的文化，而是要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要做到这点，就应回到先秦子学的时代，复兴先秦子学的思想。
先秦子学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学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其时出现了我国第一次学术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形成了诸子百家的学说。他们互相批评，又互相融合吸收，推进了整个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的大发展。这一繁荣局面一直延续至汉初，之后由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为汉王朝采纳，儒家逐渐赢得了独尊地位，成为了官方的统治思想，从而结束了繁荣的子学时代。自此之后，儒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尤其是宋明理学，把儒家发展至鼎盛时期，而子学时代的其他各家（除道家之外，道家对魏晋玄学和道教都产生了影响）都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由此可见，要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就应当复兴先秦子学时代诸子百家思想，正如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思想。一般学者把古希腊罗马时代称作文明的轴心时代，我们也可把春秋战国时的子学时代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轴心时代，或者把子学时代称为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奠基时代。夏、商、西周三代，可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初始时期，尤其是西周出现了较为系统的礼仪制度，形成了所谓礼义文明，但尚没有较为系统完整的学说产生。时至春秋战国的子学时代，中华文化进入成熟期，形成众多的系统的学说和学派思想。之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把这一子学时代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奠基时代。这一奠基时代，除了出现了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之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与汉以后的封建专制时代的思想亦有所不同。子学时代有较多的平等、自由、带有民主性精华的思想，而汉以来在中央君主专制集权之下，思想常有较浓重的专制主义色彩（如董仲舒的儒家、朱熹儒家等）。从这一点上说，子学时代的思想更能为我们当前时代所用，易为我们所吸取与发扬，如孔、孟、荀儒家的以人为本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庄子的平等与追求自由的思想，墨子的兼爱互利两赢的思想和尚贤、节用等思想，《老子》、《周易》、《孙子兵法》等的辩证思维，法家的变法思想与“一断于法”、“法不阿贵”的思想等。所有这些都可以挖掘出来，从当前时代的需要出发，重新加以诠释，加以发扬光大，为时代服务。
当然，我们提倡发扬子学时代的思想的同时，也不排除对宋明理学、魏晋玄学，乃至中国的佛道两教等中的一切优秀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对于西方、东方的一切古今先进文化，我们也应该采取这一态度。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复兴大业才能真正实现。
三
以上讲了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尤其应复兴子学时代思想的问题。至于如何复兴子学思想，在这里就有一个建立当代“新子学”的问题。先秦子学的思想，自然不可能直接为当前时代所用。春秋战国时代的子学思想，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有的已经过时了，有的本来就不能为社会所用，是一些落后的东西，对于这些落后过时的东西，我们必须加以抛弃。而对于子学中的优良思想和精华部分，我们也要站在当前时代需要的立场上加以吸取，或重新加以阐释，使之符合时代的需要。在这里就有一个“扬弃”的问题，一个改造继承的问题，一句话就是重新建立当代“新子学”的问题。
那么又应如何建立当代“新子学”呢？我认为建立当代“新子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建立当代“新子学”，应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这一工程至少可以分这样几步走：第一步，做好打基础的工作，即做好有关先秦子书古籍的整理工作，包括收集、校勘、注释、出版等工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首先要读懂子书，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在打好基础、读懂子书的基础上，对子学思想展开较深入的研究，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提出有所创新的见解。这第二步，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是属于“照着讲”的阶段，即要研究清楚子学思想本来讲了些什么。通过这第二步，方能进入第三步，即建立“新子学”的阶段。这就是说，我们要从现代社会的需要出发，重新阐释子学思想，抛弃其过时的东西，发扬和发展其优良的思想，重新建立符合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新子学”思想体系。这第三步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接着讲”的阶段，也就是建立“新子学”的最终阶段。由此可见，建立当代“新子学”，确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是要花大力气才能实现的，绝不是提几个口号所能奏效。
至于当代“新子学”的形式，我认为可以以“子”学形式，也可以以“家”学形式。如以“子”学，可有新老学、新庄学、新孔学、新孟学、新荀学、新韩非子学等；如以“家”学，则可有新儒学、新道学、新法学、新名学、新阴阳五行学等。总之，“新子学”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多种多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