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先生提出“新子学”的概念，于今有重要意义。想就此谈一些体会和感想，向大家请教。

　　一、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

　　中国社会在春秋末、战国时期经历着大动荡，旧的制度在衰败，在崩溃，正所谓“礼崩乐坏”，新的形态在不断产生和发展。诸多诸侯国，经过兼并战争，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强。七国之间纵横捭阖，都力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手段发展壮大，占据统一天下的有利地位。这一时期争斗与发展并存，动荡与机遇同在。因此，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思想空前活跃。各个学派的思想家纷纷阐发自己的思想，亮出自己的治国理念和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等。各家之间，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可以平等自由地辩难。《吕氏春秋•不二》对各家的特点有所总结：“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各家都力图用自己的理论和行动影响各国的政治，力图使各国君主采纳自己的主张。因此，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文化大发展的最佳时期。中国的诸子百家之学便在这种形式下产生了。

　　诸子的思想不但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的思想家都从诸子思想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从而使中华文化得以不断地发展，没有被单一的思想完全桎梏。

　　二、先秦诸子的统合与“杂家”的产生

　　百家争鸣的局面，是思想文化蓬勃兴盛的象征。但是，各家思想都有长处，也有缺点。这对于各国君主想要战胜他国，统一天下，特别是维持其长治久安，都是不够的。他们需要一种兼采各家之长的思想作为治国的思想基础。于是，诸子思想统合的要求便应运而生了。

　　当时国势最为强盛的是秦国，其统一六国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它的当政者吕不韦开始为统一大帝国的治理进行谋划，制定其治国方略。吕不韦广为招揽天下人才，包括有各家思想主张的人，来为自己出谋划策，最终完成了综合各家思想而具备自家体系的《吕氏春秋》。吕不韦将它悬之咸阳市门，声言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实际上他是以这种办法胁使有法家独尊思想的秦王政接受他的主张，作为统一大帝国的治国方略。

　　吕不韦的思想，班固归之于杂家。我们说，杂家不是杂凑之家，而是综合之家、统合之家。杂家不为一家之言所囿，而是综采各家之长而为我所用。吕不韦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粹白之狐”与“粹白之裘”的比喻正是吕不韦融合百家之言而成《吕氏春秋》思想体系的形象说明。先师王力先生说：“杂家之所以可贵，就是它把儒墨名法镕为一炉，采其所长，而扬弃其所短。《吕氏春秋》一书，可以说是集儒墨名法的大成。”

　　三、独尊儒术与诸子学的衰落

　　秦始皇没有采纳吕不韦的主张，而是继续维持他的法家独尊思想，致使秦二世而亡。汉初文景之治所采用的所谓黄老政治，与吕不韦的主张有着明显的联系，应该是接受了秦帝国灭亡的教训。

　　文景之治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使国势逐渐强盛。汉武帝没有接受秦始皇“独尊”的教训，反而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尤其是体现儒家思想的礼、乐制度，成为他统治天下的唯一理论基础和行动准则。这里不仅“独尊”，而且先行“罢黜”。这样一来，思想被桎梏而僵化，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自由局面不复存在了。思想家刘安在独尊之前，看到了这种征兆，做了最后的挣扎，但以失败告终。

　　独尊儒术的实行，极大阻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此后诸子学进入了衰落期，只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某一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重视，得到阐释，有所恢复。如魏晋隋唐时期，道家思想受到一些士人的青睐，也得到某些统治阶层的认可，所以《庄子》有了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经典释文》也把《庄子》包括在内。但就总体而言，诸子的思想即使没有隐灭，至少也在非主流的境地，不存在复兴及发展的可能。

　　四、复兴诸子学的时机已经到来

　　儒家独尊的局面曾有可能被打破，但历史没有抓住机遇，反而走入了歧途。近几十年来，思想得到解放，诸子学研究蓬勃展开，并取得相当的成果，尤其是《子藏》工程的启动，使诸子学研究进入一个全面复兴和发展的新时期。2012年的先秦诸子学术研讨会提出“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口号，凝聚了学界的共识，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复兴诸子学的时机已经到来。

　　五、“新子学”的建立必须在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基础之上

　　方勇教授在提出“复兴诸子学”的口号之后，适时地提出建立“新子学”的构想，是具有前瞻性的。不过“新子学”的建立必须在诸子学全面复兴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诸子学的复兴，大概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标志：第一，对传统诸子学全面深入的整理和研究。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诸子元典的整理，从版本校勘到语言文字的疏通，都要下一番实际的功夫。尤其是出土文献的发现，为诸子学增添了新的血液。现在还不能说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的传统子学已走向终结。二是对诸子元典义理的阐释，要发掘元典的真实含义，首先要通过古人的语言去体会古人的原意，而不是掺杂研究者个人随心所欲的解释。第二，要注重诸子学的普及。诸子学的复兴，不能只在几个专门家或学者的笔下，而应该成为全民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要使青年一代能够对诸子学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和认识。近几十年来，普及工作做了一些，还应该更加深入。

　　六、“新子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国学”，现在讨论得很热烈。国学的概念，应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以儒学经典为国学主干的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今天的国学包括什么内容，正是需要广泛讨论的问题。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将应势成为国学新主体”，是值得重视的新看法。

　　儒家是诸子百家之一，而且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家。儒家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子学是诸子百家之学，儒家学说是诸子学的重要内容。我们今天讲国学，自然不能将儒家排除在国学之外。如此看来，包括儒学在内的诸子学成为国学的主干，乃顺理成章之事。

　　当今形势下的诸子学，即“新子学”，应当是包容的，兼收各种传统的、现代的思想成果。方勇教授提到传统方技类不应在子学之列，从宏观上看，这应该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应排斥方技类著作中所蕴涵的思想内容，比如《黄帝内经》这类医书，就包含着丰富的哲理，我们应该吸纳它来充实“新子学”的内涵。

　　“新子学”是诸子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因此，它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融合的整体。也就是说，它有单一某一子的思想体系，又有包容各子思想的统合的思想体系。正如先秦诸子发展到秦，便产生了统合的需求，从而产生了综合的“杂家”。我们说“新子学”的统合体系，也就是所谓“新杂家”，一定会随着“新子学”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并得到发展。

　　“新子学”的建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要求当代学者从诸子思想中汲取精华并且发挥今天的智慧，与时俱进，去解决当今纷繁复杂的问题。我们期待“新子学”能为中华文化再现辉煌，为中华民族的新的复兴贡献力量和智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