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 刘韶军

“新子学”是一个崭新的学术范畴,在对它进行规划设计的阶段,需要对“新子学”的内涵、理念、构架等问题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本文只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且由于学科知识背景的限制,所论还会有难以避免的缺陷与不足,但仍需从本人的特定学科——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提出一些分析,希望得到学者的批评指正,以期对于“新子学”的重要概念的认识有所帮助。

  “新子学”的内涵

  “新子学”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概念,要对它的内涵进行定义。

  首先要定义“子学”的概念。“子学”的概念应该来自于中国古代子部之学的传统学术观念。中国古代有经史子集四部之分,它本来是对各类图书的一个分类,但也被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沿用到学术研究的分类上,用以确定学术研究的特定对象、范围与性质,由此就从图书分类的子部概念演变为学术研究的子学概念。根据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及其内容而言,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中就有了研究诸子的一门学问,简称之为“子学”,或“子部之学”。这样的“子学”,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待,就可以称之为“旧子学”。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演变而逐步确定下来的。如果简单地回顾一下,从《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往后直到《四库全书》的子部,就这些关于子部图书及其学问的基本文献与史实来看,可以大致确认“旧子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这些研究对象及其范围是非常繁杂的,所包含的内容在今人眼中可以说是非常繁多的。如《四库全书》的子部所包括的类目如下:

  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数学、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杂技中又分羯鼓、乐府、棋经、棋诀)、
  谱录(器物、馀馔、草木禽鱼)、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记)、释家、道家。

  由此可知对这些类目的典籍及其内容进行研究的旧子学是非常繁杂的,不同的内容及其研究已经划归到现代学术体系的不同学科之中了。在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子部类目的基础上,发展到近代,人们在编纂大型丛书时,如《丛书集成》等,也已对旧的子部门类做了调整,从而与旧子学的范畴有所不同了。如《丛书集成》的一级分类有:

  总类、哲学类、宗教类、社会科学类、语言学类、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艺术类、文学类、史地类。

  在这个新的分类体系中,《四库全书》那种旧的子部分类就已分散到各个新的门类中了。换言之,在民国以来的图书分类和学科分类中,旧的子部门类已经被打乱分散了。

  而在西方学术概念体系传到中国并被中国学术界接受之后,旧的子部之学的门类、范围、属性等就全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古代的子部之学已无法涵盖这种新式学术的对象、范围、门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子学”或“子部之学”的概念,而采用了来自西方学术体系的一系列相关学科概念,如哲学、法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农学、宗教学等。也就是说,旧的子学在新的学术概念及其体系下,已被分散到全新的不同学科之中去了。

  但西方的学术概念及其体系,也无法恰当地涵盖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古代子部之学的门类及相应的内容。如哲学,用于涵盖中国古代思想,有时就不太恰当,所以不少人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时宁愿换用“思想史”的概念而不用“哲学史”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似乎也是这样,普遍使用“中国思想史”的概念而不使用“中国哲学史”的概念。更具体地来说,人们往往习惯于把中国思想史划分为先秦诸子或先秦思想史(当然也有使用先秦哲学史概念的)、汉魏诸子或汉代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隋唐思想史、宋明清思想史等具有阶段性的思想史概念,而不太使用先秦哲学或诸代哲学这样的概念。而且在近代早期使用哲学史概念的比较多,近年则更倾向于使用思想史的概念。又如,对于佛教、佛家以及道家、道教的研究,人们宁愿使用佛教史、佛教思想史、道教史、道家思想史等概念或名称,也不太爱用宗教学的概念或名称。在医学方面,人们把中医学与西医学明确地划分开来,还有不少人更是不承认中医为科学,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医也就不能称为“学”。

  诸如此类的情况,说明西方学术概念及其学科体系无法与中国古代属于子部之学的门类严丝合缝地对应起来。人们往往采用一些并不规范的学科概念来指称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这也造成了学科门类以及研究观念上的模糊认识。人们似乎也没有对此类情况做过系统的清理和“正名”工作。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确为真理。在学术分类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上,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新子学”的概念、内涵、理念、构架等问题,对于建设“新子学”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换言之,“新子学”如果还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可想而知,这对于“新子学”的建设与研究的推进,都是极为不利的,甚至会使人们在建设与推进过程中产生各种分歧而导致路向不明或混乱。人们的话语在内涵上不对称,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与讨论上就会产生风马牛不相及甚至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这当然不利于“新子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

  基于以上的分析,在讨论“新子学”的内涵时,就要把旧子学的内涵、对象、范围进行清晰的定义与确认,给予适当的名称,以涵盖它的内涵、对象、范围。然后才能进一步对“新子学”的内涵、对象、范围加以定义、确认。

  旧子学的内涵、对象、范围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或者说符合科学性质的定义与规范。人们对于旧子学的理解,还只是一种笼统的意识,而不是一个清晰的科学概念。这是因为旧子学的范围太广,对象太杂,在与新的现代学术概念与体系对接时也是因人而异地加以区分与定位,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人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与区分和定位。这说明在全新的学科体系与学术概念系统下,对于旧子学难以用某一个特定学科的眼光给予完全符合科学的定义,而且也不可能用一种超越了所有学科的眼光对旧子学做出符合学科规范的定义与确认。这都是因为旧子学的对象、门类、内容、范围太广太杂。

  如果对于旧子学不能做出科学的分类、定义、定位,对“新子学”概念的内涵的定义就很难着手。也就是说,子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包含太多对象和内容、涵盖太大范围的概念,加上又有了全新的西方学术概念与学科体系的影响,对于子学的内涵就更难做出科学的定义了。

  但是,既然要开拓“新子学”并加以符合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又不能不对旧的子学概念及其对象范围等加以清理,否则“新子学”的概念也将会是混乱模糊的。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如何定义“子学”的概念呢?根据前面所列述的《四库全书》以及《丛书集成》的不同分类体系而言,中国古代的子学范畴,应该根据《四库全书》的门类来确定其范围,由此确定其对象。而到民国以来引进西方新的学科分类与学术概念之后,古代的“子学”就已不能再作为一个学科或学术门类了,而是分散到全新的学科体系的门类中去了。在形式上,“古代的子学”已经不存在了,但作为学术的传承,人们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古代子学”所传留下来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这种学术研究已经作为全新的学科门类而存在了。

  基于这个事实,我们现在定义“子学”的概念,就要用时代的概念加以限定,简单地说,民国以前的“子学”属于“古代的子学”,可以用《四库全书》这一类的门类体系加以划分、定位,而民国以后的“子学”就不能再沿用《四库全书》的门类体系划分和定位了,而要依照新的学科体系进行划分和定位。这样一来,所谓“子学”就成了一个历史的概念,在全新学科体系背景下,已是一个不复存在的学术概念了。在对其中相关内容进行研究时,这种研究应该按照新的学科门类加以划分和定位,不能再使用“子学”的概念了。或者说,这是“新时代的子学”研究的全新形态,对这种意义上的“子学”研究能不能称为“新子学”呢?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探讨。

  “新子学”的概念,首先是定义这个“新”字。“新”当然是与中国古代的“旧子学”的“旧”相对而言的。“旧子学”已成为历史,它的概念、门类、范围都已定型而不会再有变化了。“新子学”的“新”在于“旧子学”已在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无法存在,但它的历史形成的内容却仍然以旧的形态存在着,而新学科体系下的学者仍要对它们进行研究,却无法按照“旧子学”的门类或路径进行研究。于是必须在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学术理念、方法、认识、理解等研究“旧子学”的存留内容,这就是研究“旧子学”内容的新学科体系下的“新子学”之内涵。从这个意义上定义“新子学”,“新子学”就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

  它的新,新在学者所要进行学术研究的学科体系背景不是旧的学术门类体系,新在学者们在新的学科体系中经过不同学科的系统的学术训练而掌握了新的不同学科的知识、理念、方法等,这样所构成的“新子学”的研究,就是与“旧子学”完全不同的学术研究,虽然所要面对的文献资料还是旧的,可以说与“旧子学”没有不同,但研究者的知识体系以及学科背景都与古时的学者完全不同了,而且所关注的问题和对文献的认识与解读也是完全不同的了。

  “新子学”的理念

  “新子学”的研究主体是在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具备了新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训练的研究者,对于“旧子学”存留的文献资料能进行新的解读并形成全新的问题意识与认知,那么这样的“新子学”的核心理念应该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由于牵涉到不同的学科而会有不同的思考与答案。现在研究“旧子学”存留文献的学者都出身于不同的学科,如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法学、外语、教育学或心理学,甚至是医学、天文、数学等科技学科,因此学者们对于“新子学”的核心理念的理解自然会有所不同。如果忽略了学科上的差别,而来寻求最有普遍意义的理念,那么这个问题还是可以探讨的。也许只有这样来思考,才能形成能为不同学科的学者所共同理解和接受的关于“新子学”的某种普遍性理念。

  所谓理念,应该是关于某个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后所形成的符合科学定义的一套观念。就“新子学”而言,前面已经说明了它的新,在于学科体系新、时代观念新、学术知识体系以及学术研究方法新,而所要面对的研究对象、所要涉及的文献资料及其内容,则是传统的、旧的东西。以新对旧,这就决定了“新子学”的第一个理念是要以新的价值观、方法等对旧的东西进行全新的解读、阐释。换言之,“新子学”对于“旧子学”存留的文献资料的解读阐释,必须是出于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的价值观、运用新的方法(包括技术手段、研究方法与方式等)。简言之,“新子学”的核心理念就是用对“旧子学”的存留文献进行全新的释读,这包括对文献的全新整理(如标点、注释、数字化、数据库等)和全新阐释(运用全新的知识与价值观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

  就这一点而言,如何理解新时代的价值观、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手段,就是一个关键的具体问题。因为仅就概念而说的价值观和学术研究方法手段等,还是非常抽象和含糊的,必须做出具体的规定和阐释。但本文不能就此而详细论述,不过下述其他理念中会涉及相关内容。

  “新子学”的第二个理念,是在“新子学”的研究中,要把不同学科整合、贯通起来 这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说的,如果从更广的范围来说,要加以整合、协同的还不只是学科之间的问题,更应包括不同的部门、系统等。如出版、宣传、旅游等所有与古代子学内容的研究和应用有关的部门和系统。所谓的整合协同,应该是这种广义的,但这里仅就研究而言,所以只就学科之间整合来谈。,尽量消除各个学科的相对局限性。

  由于新的学科体系把学术划分为诸多不同的学科,这本来就与“旧子学”的门类和内容无法无缝对接,因此就使不同学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会妨碍学者解读和阐释“旧子学”的存留文献及其内容。稍不注意,或没有采取适当而有力的措施,就会使研究者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而不自知。佛教中的盲人摸象的比喻,本来就是告谕人们对于佛教教义不要只据自己的立场或知识局限而得出片面而可笑的结论。

  今天的研究者都是出于不同的学科,所受的学术训练以及由此养成的知识体系、研究学术时的方法、途径、手段等,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学科的局限性。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得当的措施,则难免会重复盲人摸象的现象。

  今天我们探讨“新子学”的建设与设计,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加以重视。要把“新子学”规划得符合科学而没有漏洞和弊端,就要在如何整合、贯通不同学科的问题上仔细思索,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和方法,保证处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能够在一个协同的体系中共同研究,取长补短,互通信息,随时交流等。

  而且在学科人才的培养和训练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尽量使学者在正常的基础训练和学习过程中就能弥补这种学科性的局限性,养成一种学科协同、整合、贯通的意识。而不同学科的带头人或担任组织领导职责的学者,更要具有博通的学术素养、宽广的学术视野、博大的学术胸怀、高远的学术设计能力等,在不同学科之间形成良好的交流沟通机制,从而逐渐完成学科间的整合协同体制,而使“新子学”从以往的限于不同学科的各说各话,发展为不同学科的宏通局面。相信这个理念是“新子学”所不该忽略的。

  “新子学”的第三个理念,是在忠实于“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丰富内容做出科学的阐释。

  这个理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忠实于“旧子学”的留存文本。“旧子学”的留存文本,是“新子学”所要研究的基本对象和史料,离了它们,“新子学”的研究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会变成空中楼阁式的空谈,所以,要进行“新子学”的研究,必须以“旧子学”的留存文本作为基础和始点。

  忠实于“旧子学”的留存文本,是要求研究者对这类文本的解读必须照其原貌进行完整的整理、阅读,由此掌握这类文本的原意和完整内容。换言之,是不是忠实于此类文本,衡量的标准就看研究者能不能通过对这些文本的整理和阅读而完整地掌握其中的原意。这是一个经常为人们所忽略或者说不够重视的问题。比如《老子》八十一章的全部文本都说了什么?《庄子》内、外、杂篇的数十篇的全部文本都说了什么?第一要完整解读全部文本,第二要保证得到最接近文本原意的解读。只就其中的部分文句加以理解和解读,这不是完整。只据自己的臆想而论述,这不是原意。只在做到了完整解读和掌握其中的原意,才能进一步做出更多的阐释,这样的研究才符合科学的标准。但如何保证或衡量是否完整解读并理解了文本的原意,这又是一个难题,这里也无法对此展开论述,只能作为理念的一种内容提出来而已。

  而“新子学”能不能研究得好,又在于能不能对“旧子学”的留存文本做出科学的阐释,这是此理念的第二个方面。忠实于文本的标准是完整解读和理解原意,但这还是不够的,只能说是“新子学”研究的第一步,当然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好比盖房子要首先建好地基一样,地基深固,整个大厦才能高而牢固和可靠。不能忠实地解读“旧子学”的留存文本,就谈不上对这些文本内容的科学阐释。所谓科学的阐释,是指在忠实解读文本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知识、观念、方法、思维等深入阐释文本中的丰富内容。《易•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明古代留存文本所要表达的内容远远超出文本字面,因此需要在完整解读和掌握原意之后,进一步深入分析阐释其中更多的内容。这种阐释唯一的标准就是科学,这就要求在阐释时的思维和方法必须科学,而不是任意地主观臆测。

  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认为,阐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文本应该有五个层次 傅伟勋《论创造的阐释学》,《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实谓层次、意谓层次、蕴谓层次、当谓层次、必谓层次。实谓指文本的作者实际说了什么,为此要求研究者弄清楚文本原文的字面意义。意谓指根据实谓分析文本作者想说什么。蕴谓指文本言说的内容中还蕴涵了什么。为了了解蕴谓的内容,傅氏认为研究者必须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相关注释解说资料全都掌握和了解,以知晓历史上都有怎样的解释及其方法,这样才能使研究者发现文本中可能蕴藏的更多内容。当谓是指研究者超越历史上的所有解释后,用思想的力量逼出文本原作者应当阐说什么。必谓是指超越文本原作者的思想意境,由研究者替文本作者说出所必须阐说的问题。这样一种阐释层次的不断推进,实际上就是对“旧子学”留存文本进行科学阐释的必然要求。忠实于留存文本的完整解读和原意掌握,还只是实谓和意谓的层次,而对此文本走出语言文字的内容的科学阐释,就是蕴谓、当谓、必谓层次。只有完成了这五个层次的阐释,才可以说对“旧子学”的留存文本的学术研究最终完成。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所能思维到的当谓、必谓层次的知识、概念等也会不断提升进步,不会停止不进,而这也正是人类追求真理的必然进程。所以这个意义上的“新子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学术研究理念。

  “新子学”的第四个理念,应该是学术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即不受任何外在于学术之外的因素影响的子学研究。这一理念在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在任何时代,这都是保证学术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所不可缺少的根本因素。学术之外的因素是非常多而复杂的,学者的学术研究能否不受它们的影响和干扰,是学术研究独立性与自由性的必要前提。在这个理念上如果不够清醒或不够坚定,必然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纯粹性。这方面的问题也不用展开论述,这里仅仅提到它就够了。

  “新子学”的构架

  “新子学”的构架应该根据以上所述的内涵、理念来搭建其研究的构架。

  基于这种认识,简单描述一下“新子学”的构架。它应该以对“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全面整理、清理为基础,由此提供最完整完善的文本资料,通过多单位、多学科间的协同合作,组建一定的项目团队,要求研究者掌握和消化现代科学知识、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关于古代子学的必要知识及其学术素养,对“旧子学”留存文本进行分层次的阐释性研究,并且建设相应的学术成果发表发布渠道和评判体制。这一套构架应该从研究的开端到结束,都形成一个完整而动态的良性的自有系统,不停地运作下去,长期地维持下去。简言之,“新子学”的工作构架,就是由文本基础、学科协同、团队组建、人员分工、成果发布、质量判定等模块组成,使之成为一个完善的动态系统,具有良性的生命活力,并能吸引凝聚更多的人才投身其中,使“新子学”的学术研究事业长盛不衰。

  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也可以设想构架问题。即“新子学”应该由哪些内容构成。根据《四库全书》子部的门类构成,“新子学”的内容构成应该包括这些门类,但要根据不同门类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轻重缓急地区分出全新的门类体系。因此,需要构建一个“新子学”研究内容的门类体系的整体方案和推进具体研究的路线图。

  这类方案与路线图,应该广泛吸收国内外研究子学的学者及相关的成果,再加以认真而系统的思考分析论证而形成初步的草案,交由更多的学者进行讨论,逐步形成一个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方案与路线图,作为整个“新子学”研究的指导性文件。有了这样的指导性方案,就可以进一步讨论“新子学”所要研究的具体内容与任务。

  就目前看来,“新子学”的内容构架,最主要的部分应该是儒、道、佛三家的全部文献的汇总、整理。因为这三家的内容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观念、民族传统的关系最深最密,影响最大,所以要列为头等重要的整理内容。儒家的文献不仅涉及“旧子学”的子部,而且涉及古代经部的许多文献,也要一并考虑列入儒家研究的范畴。而儒、道、佛三家的文献,在古代的史部、集部的不少文献中也有涉及,所以在汇总和整理它们的文献时,也不能仅仅限于与这三家直接相关的文献,还要广泛地从史部、集部的文献中加以检索搜罗检核,确保没有遗漏。

  儒、道、佛三家之外的其他子部学术和文献,也要组织协同相关单位和学者加以梳理、整理,这都要在整体方案中加以考虑和设置。

  在相关文献的汇总和整理时,应该注意文献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可按专书或专人汇总和整理相关的全部文献,形成便于检索和使用的文献整理成果。在这个工作中,注意收集文献的版本和最新整理成果,并且要有相应的机制和渠道随时纳入这类新出的文献资料。这种汇总整理可以形成目录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也可以建设相应的数字化研究平台,把汇总整理好的文献纳入这种平台,提供给研究者使用。

  在相关文献的汇总、整理工作之后,则要开展文献内容的深入研究。这种研究不应只由个人随意选择和进行,也应有整体的部署安排,其基本的原则是保证全部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这里要体现组织的作用,把个人的力量纳入组织之内,而整个组织则有完整的规划和方案,汇总起来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和系统的研究成果。

  在成果的出版和发布方面,也应进行整体的规划。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各出版社或各部门、各地方都有自己的规划与方案等,但在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布上,“新子学”应该建立自己的权威话语权,这要与相应的成果出版、发布结合在一起,由此保证“新子学”研究成果的统一性、完整性、权威性。

  在“新子学”的构架方面,还能深入细致地讨论许多问题,这里只能是最简略地提一些设想,供学界参考指正。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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