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部文化经典，都可以说是一座文化富矿，对其文化内涵的发掘，常常会从中发现取之不尽的资源。当然，作为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典籍，今人对其内涵及意义的解读，也常常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观点，以至于对某些作品的学术研究难有止境。前人取得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进一步理解的依据，然而也很难避免出现诸如曲解原意或是过度重视字面考据而忽略整体语境的全面把握等问题。
“新子学”的提出，不仅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大方向上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在微观上为那些容易产生混淆的文本解读带来了转机。例如对《论语》的解释就有很多值得重新研究的必要，因为《论语》这种对话式的高度浓缩的语录文本，往往有着很复杂的语境以及字面背后的含义，今人的解读如果不能补充其对话中的某些语言空白，而仅仅从字面上予以逐字逐句的注释，就极易跑偏原意，对文章整体思路更无法准确把握，更不用说深入领会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笔者对《论语•八佾》中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就有全新的理解，特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
《论语•八佾》中载有一段孔子与子夏的对话：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一直以来，针对这句话的解释并不统一，其主要分歧在于对“绘事后素”的理解上，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彩色要涂绘于素色白底之上，即“绘事后于素”；第二种观点认为绘画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上素色，即“绘事达于素”；第三种观点认为繁华落尽归于平淡，即“绘后乃素”。
“绘事后于素”的观点以朱熹为代表，朱熹《论语集注》云：“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意思就是要在白色的底子上才能作画。他又说：“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也，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按朱熹的解释，“素”如同美女倩盼之“粉地”，“绚”为“采色”，前者为“画之质”，后者为“画之饰”，绘画需要先有素色的底子然后才能施以五彩，就如同女性要先有天生美质，然后施以粉黛才能更美丽一样，仍然是说要先有白色或素色的底子然后才能绘以其他颜色。而且朱子在别处也进一步强化此说，《朱子语类》卷二十五有云：
问：“伊川云‘美质待礼以成德，犹素待绘以成绚’，却似有质须待礼，有素须待绚。”曰：“不然。此质却重。素以为绚，言人有好底姿容材质，又有口辅之美，盼倩之佳，所以表其质也。此见素以为质，而绚以文之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四库全书》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在此，朱熹以问答的方式继续强调了“质”重于“文”，“素”先于“绚”的道理。朱熹的解释有别于前注，而且自此以后，有关这段问答的解释理解开始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后世学者也多有持此观点者。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解释此段文章为：子夏问道：“‘美的笑容，酒涡微动；美的眼睛，黑白传神；洁白纸上，灿烂颜色。’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先有白底子，而后才绘画。”子夏说：“那么礼在后吗？”孔子说：“启发我的是你呀，这样才可以与你讲诗了。”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明显是借用朱熹的解释。杨伯峻在《论语译著》中的解释是：子夏问道：“‘有酒窝的笑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道：“那么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了？”孔子道：“卜商啊，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我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由此看出杨伯峻对此段话的注解仍然没有超出朱熹的解释。
“绘事达于素”的观点以东汉经学家郑玄为代表，他注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何晏集解、刑昺疏《论语注疏》卷三，《四库全书》经部。意思是说绘画要先把各种颜色分布妥当，然后以素色分布其间才能画出好的作品，就如同女子虽有姣好的面容也需要礼仪修养来衬托。郑玄有东汉最大的博学家之名，遍注群经，是兼通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大家。由于他的权威性，他提出的“画缋之事后布白采”之说影响至深。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也正是采用这一观点。
梁代皇侃则疏之云：“如画者先虽布众采荫映，然后必用白色以分间之，则画文分明，故曰绘事后素也。”何晏集解、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二，《四库全书》经部。此处皇氏的观点显然与郑玄相同。清代大儒戴震云：“诗言‘素以为绚’，‘素’以喻其人之娴于仪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谓‘绚’；寓意深远，故子夏疑之。‘绘事后素’者，郑康成云：‘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其注《考工记》‘凡画缋之事后素功’云：‘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是素功后施，始五采成章灿然，貌既美而又娴于仪容，乃为诚美，‘素以为绚’之喻昭然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集》第一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又刘宝楠《论语正义》云：“‘素以为绚’，当是白采用为膏沐之饰，如后世所用素粉矣。绚有众饰，而素则后加，故曰‘素以为绚’。”刘宝楠《论语正义》（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9页。其解释都与郑玄解释一脉相承。
另外，当代学者陈晓娟、杨贤宗详细考证了商周的画缋工艺过程，从技术上和相关文献记载上对该段文字做了解释。他们认为从绘事工艺的实际操作过程来看，可以解释为：彩绘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用素色进行点画或勾勒。因此得出了“绘事后素”是在白色或素色的底子上作画的说法是讲不通的结论陈晓娟、杨贤宗《“绘事后素”辨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8月。。
“绘后乃素”的观点，即所谓繁华过后归于平淡的观点主要以南怀瑾为代表。南怀瑾在《论证别裁》中有一小节讲解“淡泊以明志”时，就是以此段对话作为例证。南怀瑾将此段对话译为：子夏求教于孔子：笑容迷人而俏皮，眼睛美丽而传情，在白底上画了很漂亮的图画。要怎么理解这三句话呢？孔子回答说：绘画之后方显素色可贵。子夏追问道：“是不是说我们在礼仪的形式背后更要注重‘礼’的精神？”孔子不得不感慨子夏之智，赞许他说得很对，而且启发了自己，算是真正懂得诗了南怀瑾《论证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南怀瑾分析说，“绘事后素”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为人要从绚烂归于平淡，返璞归真。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要沉迷于繁华，至少不应该太过分，要讲究一个“素”，也就是平淡，这和孔子所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息息相通。于是乎南怀瑾感慨：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也是中国文化里讲人生的道理。南怀瑾的分析与其著作的风格和其本人的追求有关，而且这种轻松而意味深远的解读也比较合乎现代人胃口，因此这种解释也是很流行的观点。
以上三种观点，都是从字面上解释对话含义。事实上，这段对话是一场师徒间心照不宣的、触及思想层面的深度交流。二人都是话里有话，假论“诗”而实言“礼”，所言超出字面意思又能相互理解；之所以是高层次交流，是因为两人讨论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礼”的地位问题，表面上波澜不惊，暗地里波涛汹涌。如果我们在理解时仅停留在字面意思的考据上，而不能把握住具体语境的话，则不仅不能准确把握原意，而且对文章所蕴涵的深层意义和逻辑思辨更难以体察，因为二人的本意并非在单纯讨论诗。二
我们认为，要想充分理解这段对话的真实意义，首先必须把握住文章前前后后的整体语境，设身处地地还原当时二人对话的真实过程与场景；其次则必须要通过合乎逻辑的推理，完整补充对话中属于言外之意的语言留白。只有在微观词义和宏观语境上正确把握对话，才能在一种真实的立体情境中深刻理解其真意，而不是仅仅在具体词意上进行考察论证。
首先，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与“礼”。而又特别将“礼”放在最核心位置上，而且一再强调“礼”是用来规定次序高下、进退处事、立事做人的关键，“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都是说的这个问题。当然孔子“礼”的思想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确实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对于抽象的理念过分注重，以及对周礼的极度推崇显然也有不当之处。特别是就“礼”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孔子欲恢复的“礼”是周礼，而周礼早就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行为规范，被时代淘汰本无可厚非，国家治理最根本上还是要落脚在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上来，倘若完全依靠道德伦理规范，即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森严的唯一方式来调节社会秩序是会有很多不利后果的。子夏正是意识到孔子思想中过度重视“礼”这个问题而感到疑惑，于是，才借机对这种极度推崇“礼”的观念的不当性作出了发问。
由于《论语》的语录体特征，有很多背景性的内容是被省略的，我们可以进行合乎逻辑的补充和推理。首先，二人已经事先多次就“礼”的问题产生过交流。《论语》作为片段式的语录体文本，语言空间很大，它对具体事件的记录往往是不全面的，这也是后世理解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但是从问题的走向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子夏对“礼”这一问题的疑问是由来已久的，与孔子也是早有请教的。其次，二人对两个问题的内在衔接也是心知肚明的。正因为两人早就此问题产生过交流，因此两个问题的衔接内在上是合乎逻辑的。
我们分析对话情景应该是这样的：由于孔子对自己的“礼”思想高度认同，并将其置于安邦治国的首要位置，并作为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而子夏在日常学习思考中对孔子“礼”的思想产生了疑惑，特别是孔子将“礼”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就更让他想不通，但是对老师心存敬畏的子夏又不能直接提出对这一重大命题的质疑。于是就用《诗经》里可以用来发挥的几句诗来提问。当然，就子夏的学识而言，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三句诗，他并非不能理解，而只是巧妙的将其作为引子而已。孔子听后便大致明白了子夏的意图。这里我们也可以推想，孔子之前也对子夏的疑问进行了思考，因此顺着其意作出了“绘事后素”（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才能作出绚丽的画作）的回答。而当子夏的“礼后乎？”（礼就是这个底子吗？）提出时，孔子明白问题还是在“礼”上。这一疑问非常重大而且不无启发，孔子又早有思考，于是，其回答看上去与所问无关，却暗含了对于子夏问题的肯定。
通过补充，该对话的语言空白也大致明了，那么这段话是否应该这样理解：
子夏问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得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才能作出绚丽的画作。”子夏说：“那‘礼’，（是绚丽画面之前的那个“底子”呢？）还是‘底子’之后的那个绚丽画面呢？”（质疑孔子过分重“礼”）孔子说：“启发我的人是你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讨论诗了。”（不正面作答，却充分肯定子夏的质疑精神与思考能力）。
子夏能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向老师提问，而实际上更是质疑，在当时何其可贵？而孔子明明知道他是在怀疑和动摇“礼”的地位，反而对其默许甚至直接赞许，也可见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所具有和认可的反叛意识。
三
我们在考察并解释这段对话时，一方面得理解其深刻的思想，另一方面不妨对其所蕴涵的思维过程、辨析方式和逻辑论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而这也正是对这些文化经典所作出的更有价值的理解和吸收。从对话的整体看来，师徒二人的思维交锋的逻辑深度主要呈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首先，预设主题，引人入彀。
擅长举一反三的子夏在研读《诗经》过程中产生了疑问，这便是对儒家思想有关“礼”的重要性的反思，而且这个疑问又不免对孔子核心思想提出了挑战。作为徒弟我们知道子夏极为尊师重道，他不可能当面质疑孔子“礼”的思想，因此只能巧妙地先用其他问题导入自己的真实意图。这便需要一个预设的主题，子夏通过论诗这个孔门子弟常常用以学习讨论的方式来做引子，通过这个引子来预先设定好主题，把老师的思路引向自己的真实问题上来，即论“礼”。
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子夏必须对孔子对这个预设主题的作答心里有把握才行，否则被引向其他方面则毫无意义了。聪明的子夏当然对此心知肚明，他料到孔子会作出诸如“绘事后素”之类的回答，然后才将自己的真正问题顺势提出。预设的主题像设下一个圈套引孔子进入，而孔子也不免“上当”，并被引到一个新的角度去考虑“礼”这一问题，总体看来子夏的提问方式实在是高明之极。
其次，由浅入深，提升主旨。
这主要是就问题的逻辑性和重要性而言。在逻辑层面，两个问题呈现出环环相扣逐步推进的状态，首先，我们知道子夏在提出这句诗的时候并非不能理解其意思，而是作为一个引子来提出，在这个问题后面自然就是他的本意。其次，在预料到孔子将如何作答并得到自己所要的答案时，子夏便提出自己的真正问题：“礼后乎？”而且第一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在素色的底子上才能作画”，而第二个问题又进一步问：“礼是否就是治国时的素色的底子？”逻辑缜密，由浅入深。在重要性层面，“诗”与“礼”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自然不言自明。前者是六经中的经典要义，侧重启发人、教育人，后者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是治国救民的大道。
同时，就孔子而言，子夏所问问题的节节深入、步步紧逼，自然让他也得往深层次去考虑。在由论诗而给出“绘事后素”的答案，然后到讨论“礼的重要性”这一经典命题的过程中，孔子对子夏问题的走向也是心中有数的，而且当子夏充满机锋的转折将问题升级到新的层面时，孔子是感到情理之中而又意料之外的。情理之中是因为孔子知道子夏的问题绝对没这么简单，因此顺着他的问题作出子夏期望的回答，并相应地得到了子夏进一步的提问。而意料之外则是子夏能够通过读诗就触及自己思想的核心层面，并且进行了质疑反思，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孔子自己开辟了一种认识“礼”的新思路，这对孔子而当然是一种惊喜。
再次，借助权威，增强力度。
我们在论证某一观点的时候，如果能引证权威观点来说明问题，往往能让论证更加严密有力，同样子夏也意识到这点，他用《诗经》来作为自己第一个问题的文本出处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借着对《诗经》这部权威著作的提问来烘托出自己的真正问题。我们知道《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诗经》是排在第一位的，正如前文所述，《诗经》是孔子整理的重要文本，孔子是非常重视的，他对《诗经》有着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形容《诗》的特点，则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正因为如此，孔子培养学生，非常重视他们对《诗经》的学习，认为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学习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从而达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子夏在提问时很切中孔子思路，特以问诗来引出问题，正是深刻理解了《诗经》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并借助这一权威来让其真正的问题的提出更有力度。也正是在《诗经》问题之上，才会让孔子觉得问题更加难以简略回答，因为已经对一个重要的文本进行了解释，如果用这个解释的逻辑来解释其他问题而不能自圆其说的话，自然会置身于被动的处境。因此他才欲与子夏“言诗”来进一步解释，而不是一言以蔽之了。
最后，潜在逻辑，跨越链接。
就这个问题而言，子夏的两个逻辑是滴水不漏的，而且呈现出表面、内在两个逻辑。表面的逻辑是用第一个问题提出，即画画要在白色的底子之上，那么做事情就要先有基础才能有所进展。而且“绘事后素”的意思也是由孔子说出来，就对提问者更有利了。内在逻辑是，治国也需要在一定的基础之上，不能凭空而论，单靠一些虚的东西。而事实上孔子又是如此重视“礼”的思想，那么这就不禁让子夏疑惑，“礼”就是治理天下的基础吗？两个逻辑环环相扣，紧密交织，而且非得等第二个问题正式提出，回答者才会真正明白其真正的问题指向。
这里的逻辑过程是，先用一个已经很重大也很广为人知的逻辑推理方式来让人肯定，而一旦得到自己所需的答案时便顺势提出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又往往更重大、更有意义，而且用第一个问题的逻辑推理方式不足以解答，因此便有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事实上这种潜在的逻辑是很具有杀伤力的，即便孔子也只能暂时避其锋芒。而且这两个问题的连接极为紧密，呈现环环相扣状态，决然不能以其中之一的逻辑来解释另外一个问题，倘若不假思索地回答第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则必然会走进设问者设下的圈套，然后陷于被动处境。纵观之下，不得不令人惊讶于二人思维的变换之敏捷和逻辑推理的缜密。
总之，我们在阅读经典文本时，首先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的解读上，而是应该了解文意更深层的文化和思想内涵，并能补充空白，做到把握全局，体会其真正核心思想。其次，也应该学习古代经典中逻辑缜密的思维方式，这对我们的观点表达和思想逻辑都极为有益。在这场讨论中，师徒二人以《诗经》开端，又以《诗经》结尾，对话过程中四处闪烁着智慧之光，而且充满哲理性的思辨，颇具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