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刊登了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的《“新子学”构想》一文。文中系统论述了诸子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富于创造性、开放性、充满生命力的特征，并对子学与西学的关系、子学在国学中的地位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报特邀约有关专家学者参与笔谈，以期引起对“新子学”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责任编辑：朱自奋
时代需要“新子学” 卿希泰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
我读了方勇教授的《“新子学”构想》一文，对他所倡导的“新子学”观念表示十分赞同。
方勇教授认为：“子学系统，代表了中华文化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是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对于子学的这个界定，我表示同意。
子学兴起的第一个高峰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社会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在这样一个大转变也是大动荡的时代里，一些思想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努力探讨救世济人的良策。由于各家观点不尽相同，从而出现了诸多思想派别的互相辩论，当是时，百家争鸣，盛况空前。诸子学说正是先秦时代精神的精华，其不仅对促进当时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传统哲学思想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运动的日益兴起，封建社会进入了缓慢解体、逐步衰落的阶段，即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慢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与人生问题。因而，代表时代精神的思想家，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以期解决当时所面临的诸多社会矛盾。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迸发出来的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是否也可以称之为近代的子学？对此，不知方教授意见如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交往也日益频繁，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诸多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因而迫切需要大批的思想家来发挥其智慧，系统探讨如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理论和策略。这就充分地表明了：时代需要“新子学”！因此，方教授所提出的“新子学”构想，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很支持。
对《“新子学”构想》的建议 谭家健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方勇教授最近提出“新子学”的构想。这是比《子藏》更艰巨复杂的学术工程，需要国学界广泛参与，研讨探索，裨补缺漏，使之更加周到完善，具备可行性。依此，谨呈三点刍议：
第一，明确“新子学”之对象和范围。
“新子学”乃相对于传统子学而言。方勇教授认为：“新子学”“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学，而是思想史上‘诸子百家’之‘子’。具体内容则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前者侧重思想，后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均不在子学之列。”我希望进一步明确，“新子学”是否包括释家、道家和小说家？佛有佛藏，道有道藏，自成体系，似乎不必纳入新子学，但又是思想史资料；小说家类乃古小说，不属于思想史；方技中也有思想史资料，这些应当如何处理？
第二，新子学究竟如何面对西学。
中学与西学之争，已经持续一百多年。方勇教授强调，要选择多元文化，摆脱二元对立思考的局限，既反对“迷失在西学丛林里难以自拔的自由主义”，也不取“一味沉溺于以中国解释中国的保守思维”。这些意见我赞成。然而在新子学中，如何将其具体实现？
推进思想史文学史研究中的中西结合，多元互补，应该首先解决价值观和方法论问题。古代文学、哲学皆以有助教化为基本价值，哲学史中以阴阳、名实、知行、有无、本末、理气、道器、心性等为基本范畴，这些如何向现代转化？“新子学”如何处理这些根本的理论性问题？
第三，正确界定新子学在国学中的地位。
《构想》指出：“新子学，将应势成为国学新主体。”这个问题涉及对国学的总体界定，目前意见纷纭。在传统目录学中，“新子学”之书是子部中的一部分。它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国学新主体？它与经学、史学、文学存在什么关系？这些还应当广泛听取各界朋友的不同意见。
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 王锺陵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继续壮大之中，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然而，没有以学术为核心的整个文化的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完成。经济强大，文化昌盛，是民族复兴缺一不可的两翼，并且，昌盛的文化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必须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
如何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
第一，应该返回到民族文化的根源——先秦典籍之中。文化原型在现代条件下的启动——启动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意义因革衍生的过程——才能使我们返回到民族文化生命的最深的泉源。“新子学”的概念，在我看来，就是对于先秦诸子学说研究在新形势下的革新。对于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意义的深根固本，及其在新的条件下的开掘、发展，是一个民族高扬其生存价值的集中体现。
第二，不是“接着讲”，而是“对着讲”。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化中发挥自己的优长。那种仅仅接着在漫长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传统话语所说的话，很可能产生继续为旧事物、旧现象服务的效果；并且，传统文化也必须在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中，在解决现实困境的作用中，来鉴别其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对着讲”，针对西方的话题，对照中西两种话语，在对话中求深入、求新意。
第三，子学研究的革新，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诠释学。子学研究向来有训诂与义理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研究首先都需要努力贴近文本的原意。自我的解释应该与文本的原意有密切的关联，当然也可以拓展开来。重要的是，不能在不懂得文本原意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
第四，要敬畏经典。经典是民族文化之根，经典形成了民族文化意义空间的构筑，因此经典是不容亵渎的。后现代削平深度的倾向在中国也日益弥漫，经典也成为不良媒体与德里达所说的“媒体知识分子”消费的对象。只顾自己赚钱，而无视、亵渎以至破坏民族文化之根，乃是一种文化犯罪的行为。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晚年时说过，今天，亟需“对媒体权力制造的普遍话语发起战争”，“反抗并不意味着应该避开媒体。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发展并帮助媒体多样化，让媒体负起这同样的责任”。
从全球文化脉络的角度看“新子学”的意义 邓国光
（澳门大学教授、澳门中国哲学会会长）
宏观当下整体的文明，皆处于生成发展的互动状态，活跃异常。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经历过种种挑战与危机，文化机能的新陈代谢，亦极为强韧。文化精英以其高度智慧与洞见能力，先知先觉，超越眼底种种变幻与成见，一本良知理性，引导文化，走出歧路。
中国文化的集体智慧，保存在传统学术之中，包括经学、史学、子学与集学。从立义的角度言，四部都是一心。从分类而言，四部是体。从学术功能而言，因体见用。四部全体大用，皆不能偏废。20世纪的中国为了自强，必须走自新之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时代有相应的挑战与机遇，维新的责任，自然落在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身上。在集部，有新文学；在经部，有新经学；在史部，有新史学。但作为时代理性思维象征的“子学”，独落后于斯。
可幸的是，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如此整个四部学术能共同在相同方向上各显辉煌。“新子学”过滤芜杂的伪饰，醇化子学的本质，重建中国学术话语，启动思想，发愤人心，重振灵魂，积极解决新时代的深层次困扰，而期向未来生活世界的整体幸福。就世界文明格局的重新调整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中西之间的学术世界，因中国学术“义理”的重新释放，形成了整体道义自觉的正能量，自然可以进一步和谐通融，让全球同心同德，合力解决当下危机，为万世开太平，意义异常重大。
方教授的热诚宣言，自然流出此心此愿，此力此业，拜读后深为佩服。正大抱负，其不凡处一洗平庸固陋。时代有人，文化复兴乃是必然。感触之余，谨缀片言，以申敬重的衷情。
“新子学”的现代文化意义 郝雨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
“新子学”的提出，显然不仅仅是古代文化研究者的本学科专业课题，而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新媒体时代，为整个文化学界提出的一个共同主题，并明确了当今文化传承的真正源头与主体性。它回答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仅仅复兴儒学，还是要找到民族文化的百家之源？对于现代文化研究者来说，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否定独尊千年的儒学，到底有没有错？而当今中国的现代文化进程，其根本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依据又到底在哪里？
作为一面新的文化旗帜，“新子学”必将在整个文化学界更大规模地激起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它不仅是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范畴，也为现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学术基点和方向、旗帜。我们的文化研究，不能总是把古代与现代完全割裂，壁垒森严，互不交通。“新子学”的话题一定要把古代与现代打通，建立起通畅的古今对话，从而以更加开阔的历史眼光，寻求文化研究新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脉络。
“新子学”的提出，势必引起整个文化界对文化问题的新一轮重新思考：第一，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由原来的以儒学为中国文化单一核心，转变回归到诸子百家，也就是把中国文化的源头回溯到诸子百家时期。这样定位，对复兴传统文化是更准确的。第二，这样的文化研究思路同时也给“五四”新文化运动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逻辑的起点和解释。有些学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儒家否定推翻了。“新子学”告诉我们，儒家不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唯一，而恰恰因为人为地将其独尊才导致了后世中国民族文化的衰败。我们现在就要在“新子学”的旗号下，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第三，全球化时代，文化只能是多元的。“新子学”的提出，就是要重建百家争鸣的局面。
多元时代的文化传承与选择 陈引驰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些年来，方勇教授的学术研究有一清晰的发展脉络，从庄子文本到庄学史，再由庄子研究进而拓展至诸子，近年来编纂《子藏》，现在又提出“新子学”的概念。相信“新子学”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探讨，应当还有其更宏大的设想或方向。
我们知道，子学发达的时代都具有多元思想、多元文化并起、交融或者冲突、对立的特点，先秦、汉末、晚明、晚清皆如是。现在所处的也正是多元的时代，有主流的意识形态、传统思想、西方思想，所以提出“新子学”思想是十分切题的，与我们的时代有很强的相关性。
多元的时代同时也是危机的时代，子学也是危机时代的产物。先秦子学兴盛、百家争鸣，却也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子学发达的汉末、明末、清末也都是危机时代。现在这个时代，不仅仅是中国，从整个世界的角度而言，都存在着许多问题，同样也是危机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子学”是要提供一种思想资源来应对这样的危机时代，因而是十分必要的。
子学的意义本身就是多元的，诸子百家各张其说，互相争鸣，必然存在着冲突与对立，其中有哪些可以供我们借鉴？学者、思想者是要把传统传承下来，把其中的精义发挥出来，把其中丰富的可能性展现出来，然后让同时代人或者后人来重新审视、重新选择，提供一个选择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将子学的丰富与多元、冲突与互补，都展现给后人，让后人可以做选择，这就尽到了我们的责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诸子禅”：全新的中国禅宗 吴平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教授）
任继愈先生曾经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潮，隋唐时期禅宗的形成与发展则体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我认为，在这两次文化发展高潮之间应当有着必然的联系。禅宗的形成与发展，是强大的、血气方刚的儒道文化面对印度佛学的挑战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也可以说是子学融合佛学的成功之作。
孔孟思想直接影响到禅宗的形成与发展。如孟子主张人性先天至善，人之不善是因为后天没有发其善端、尽其性；又认为人人都有成善的天性，都可达到至善，即“人皆可以为尧舜”。而慧能之所以认为人人皆可成佛，显然是受到了孟子思想的影响。
禅宗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也很深。如慧能要求徒众在现实世界中“来去自由”，在日常生活中“自在解脱”，这明显是受到了庄子“无待”、“逍遥”思想的影响。同庄子相比，慧能更突出了主体“心”的地位，慧能所说的“自由”，也就是“心”的“自由”。在慧能看来，进入自由境界也就意味着成佛，而一旦悟道成佛，就可获得极大的自由。
禅宗就是这样在儒道文化的母胎中完成了中印文化的交融，孕育出全新的中国禅宗，我们可以称之为“诸子禅”。这种中国特色的禅宗，既避免了儒家所缺乏的理性思辨之短，又弥补了道家缺乏具体生活内容之不足，同时也抛弃了佛学中繁琐的学风，其充满活力的创新精神正体现了“新子学”的特色。
（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