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提出了“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口号，并于10月22日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新子学”构想》一文，文中就“子学的产生发展与‘新子学’”、“‘新子学’将扎根传统文化沃土，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等三个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11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刊登“新子学”笔谈专版文章，再次就“新子学”相关问题进行深入阐发和讨论。由此可见，“新子学”理念已经获得当下学术界较为广泛的关注和认同。而在笔者看来，就“新子学”研究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来说，重点需要做到如下四个统一：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在传统子学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探讨中，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与主张：一种是历史主义的主张，另一种是逻辑主义的主张。前者认为子学是而且只能是全部历史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研究者的所有工作就是对以往的子学现象进行历史性的追寻与把握；后者认为子学研究不仅是一种客观规律的总结，而且也是研究者本人的一种理论创造，这就决定了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以逻辑形式来反映子学的有机进程。平心而论，这两种学术研究与理论探讨模式，各自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得以成立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历史主义的研究理论与学术实践易陷入零碎而松散史料的纯客观性堆砌而导致两方面的困境：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二是在实际操作上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全景式地复活并再现子学的历史画卷，因为历史是无法重演的。反之，逻辑主义的研究理论与学术实践则易于“削足适履”，以主观逻辑代替客观事实，使学术研究流于空泛而不切实际的议论。事实上，子学首先是一个历史的存在，而历史又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之中，这是历史的第一重存在，也是其客观的原初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已经消失于历史那日益增厚的层累之中了。其次，书籍、文物以及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仍然存留着过去的印迹，真实的历史往往依赖于人类对这些存留的理解来浮现，因此历史又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其存在于人类的理解之中，也就是说其又是一个逻辑的存在，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必须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而且两者要达到辩证的统一。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子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客观重现，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注意发挥研究者本人的主体意识与学术主张；一方面要细致而又生动地描述子学文献中丰富多彩的活动与现象，另一方面也要系统而又深刻地揭示潜藏于各种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普遍性与一般性的规律。
古今与中西的统一
诸子其人其书是历史和民族的存在，但“新子学”的研究却需要当代和世界性的眼光。这就需要研究者遵循古今融通和中西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工作。任何古代经典的阐释，都只能是一种“现代”化了的阐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对此，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一个极为经典的阐释原则：“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这就要求“新子学”研究者在面对史料时，一是要努力消除自己“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住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的主观性偏颇；二是要以“史学之通识”和“纵贯之眼光”，将具体史料纳入学术史、思想史发展的历史轨迹之中，从而“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最终对“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达到一种“真同情”。由此可见，运用古今会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子学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正途。钱钟书先生认为，中西文化虽然思想方法、话语模式不尽相同，但从根本上来说，却自有其相同相通之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各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民族性和相互之间的异质性，但大体相同的“人性”、“生存境遇”、“人生追求”等因素，又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确可能存在共同的美感经验，这又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和达成“视域融合”的可能。因此解读子学文本的过程，就是今人与古人、东方与西方就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互动与对话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新子学”研究需要自觉吸收一些西方现代哲学、语言学、美学、文艺学、阐释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理念进入论述的视野，力求在古今结合、中西融通方面有所努力。
理性与直觉的统一
这一原则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子学这一特定研究对象而确定的。中国子学著作是诸子对其所处时代及问题理性思索的产物，但其存在形态却大多以语录体和解经（阐释）体为主，富有独断色彩，往往只下结论而没有论证，即使有论证，其论据也往往是子虚乌有的。这就决定了对子学著作的研究和把握离不开理性与直觉的相互结合。再从表现形式来说，虽然诞生于中国轴心期的子学著作富有深厚的哲理论述和高度的理性概括，但其重要组成部分却是寓言故事，而且这些寓言故事往往是以神奇瑰丽的想象和汪洋恣肆的文学笔调出之，而这杰出优美的散文及其中众多的寓言故事，却又极其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人类的诸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极其深刻地表现了诸子独特的哲学思想，构成了子学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体系，因而这些文章又是杰出的哲学论文。这就决定了“新子学”研究者不能完全用理性的眼光逻辑性地推演其中的深奥哲理，而是需要同时怀着一种充满情感、富有诗意的眼光去观照诸子其人和体悟诸子其书。这就是说，对于子学文本来说，仅靠理性把握的方式远远不够，还必须辅以直观的体验。
宏观与微观的统一
基于传统子学研究充斥着文字、音韵、训诂的微观研究而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和不足，“新子学”研究应将子学看作一个庞大的现象系统。只有注重从总体上对子学文本加以认识，才能揭示出蕴藏在其深层内部的基本规律。子学本身自有其建构材料、结构框架、外部形式以及内部格局，其在思想体系、风格表现、审美境界、思维模式、修辞艺术等诸多方面都自成一格。因此，深入探究子学的各种内在特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而揭示出潜藏于其中的基本特征和普遍规律，当是“新子学”研究的关键任务。基于此种理念，“新子学”研究者在处理子学活动和现象时，应力求从大处着眼，宏观俯仰，多维审视，动态把握，努力把子学现象和子学活动的基本风貌尽可能完整地分层次地展现出来。但是，所谓的宏观研究只是相对而言，宏观研究根本无法脱离微观考察，对任何学术规律的探讨，都必须从具体的学术活动和现象开始，都离不开对具体学术文本的探究。“新子学”研究同样如此，同样需要借助“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法，努力做到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有机而又辩证的结合。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3日，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