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五千年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泛起过一些逆流，出现了挫折、失误和倒退。现在，“新子学”理论的提出，意味着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到了重新进行反思、创新和“正本清源”的时候。
中国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
其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期，起于公元前722年的春秋时期，终止于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间经历了580余年，涌现了春秋老子、孔子、管子、孙武、晏子、文子、墨子、范蠡，战国列子、庄子、孟子、孙膑、孙卿子、张仪、苏秦、邹衍、惠施、尸子、商鞅、邓析、公孙龙子、申不害、慎到、韩非子、吴起、《吕氏春秋》，以及汉初陆贾、贾谊、董仲舒、张苍、《淮南子》等思想家和著作，如群星灿烂，光耀千秋。各种思潮自由论辩，学术流派如雨后春笋，经典名著接踵而起，从而奠定了中华思想的基石。具有“子”特色的独创性、排他性的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以及兵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诸子百家，一起登上了中国文化的舞台，成为当时的主流。
其二，从汉武帝建元五年至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学独尊的局面走向彻底终结。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首先，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制度主导下，以解读五经、十三经为主的学术得到了蓬勃发展，并且成为文人仕进的阶梯。各种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完全被禁锢在儒家的桎梏之中，从而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其次，儒学纷争，连续不断。从西汉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绵延二千载。谶纬经学，妖雾弥漫。宋明理学，一度风行。再次，批儒之声，不绝于耳。东汉王充《问孔》：“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非汤武而薄周孔。”杜甫《醉时歌》：“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具尘埃。”李贽愤慨地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藏书提要》）戴震《与某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可知儒术在这些古代著名学者、艺术家、诗人、语言学家的眼里，与官方奉为至尊的形象确实大相径庭。
其三，1905年至1949年10月1日，西学东进，儒家文化衰落。在此前后，是中华历史上最为痛苦的时期：1840年6月，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列强入侵，割地赔款。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呻吟的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不断向世界寻求救国强国的良策。其间就有1898年的戊戌变法，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年，胡适在为《吴虞文录》作序时首提“打倒孔家店”，代表落后、保守思想的儒学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
从儒学的六经、十三经的内容上看，它也不能成为“独尊”的学问。《易》为“筮卜之事”。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就开始怀疑《易传》非孔子所作。有的学者怀疑《易经》也不是出自孔子之手。且出土文献《周易》也与十三经中的《周易正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共58篇，是夏、商、周三代的官方历史文献汇编，而从宋代吴棫开始，就开始争论其真伪，至今九百多年仍未有定论。《诗经》305篇，是古代诗歌总集，孔子赋予其“诗教”的意义。《礼》，自汉代以降，分为《仪礼》、《礼记》、《周礼》，记述的是周代官制、礼仪等规定。《乐》，记载的是音乐和乐教。现在已经失传。《春秋》，记载春秋时期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后分为《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也仅是春秋时期的史书。《论语》，为孔子及弟子言论的语录，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至东汉刊刻熹平石经之时（175）才列为七经之一。就是说，在孔子死后的六百五十年间，它只是作为“子”书存世。《孝经》，至唐文宗大和七年至开成二年（833—837）刊刻的石经中，才得以加入。至于《孟子》，至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才补刻进入十三经之中，而《汉书•艺文志》只将《孟子》排在儒家的第十一位。十三经之一的《尔雅》，则是第一部训诂学专著。
由此可知，《尚书》、《春秋》及三传，属三代及春秋中期以前的史书。《三礼》、《孝经》属政书，讲周代官制、礼制和孝道。《诗》与《乐》，是文学、艺术类著作。《周易》为卜筮书，《尔雅》属语言学中的训诂类。只有《论语》、《孟子》属于“子”学，很显然，如果不是汉武帝及其后历代统治者的强力推动和追捧，它们也很难成为“独尊”的著作。再说，除了《尚书》、《春秋》及三传等史书外，尚有二十五史；《诗》之外，尚有《楚辞》；除了专论训诂的《尔雅》外，还有文字学奠基之作《说文解字》，音韵学著作《广韵》，等韵学专著《韵镜》，方言学著作《方言》，皆可与《尔雅》相媲美。除了《礼》与三礼等政书外，尚有价值很高的《十通》。所以，将六经、十三经全部视为“国学”宝贝，是有片面性的。
“诸子百家”著作，是最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精华的著作。它们是中国哲学和思想的宝库。“子”书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独创性。就是说，它们是思想创新的产物。其二，排他性。就是说，各“子”都是不能复制的。自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以来的二千一百多年，尽管诸子中大部分备受历代统治者的贬损和摧残，但是其宝贵的思想财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诸如《老子》的自然天道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墨子》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管子》论人才培养和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孙子》的军事思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庄子》的反腐论：“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诸侯之门仁义存焉。”《韩非子》的进化史观：“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阴阳家的“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吕氏春秋》的天人合一架构：“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淮南子》的法律平等观：“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卑贱者不重其刑。”儒家的十三部文献中，难有以上这些丰富精辟的论述。当然，儒家的《论语》、《孟子》作为一“子”，其思想价值极高。孔子特别倡扬表率的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孟子》主张仁政：“仁者，爱人。”凡此种种，皆是先秦两汉“诸子”的独特创新思维所致，从而达到各“子”并存、不可互相取代的特殊地位。
“新子学”的兴盛是历史的必然。“新子学”的第一任务是继承：诸子学说代表了古代中国思想的精华，是诸位哲人经过长期潜心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各自的治世、修身理论。从世界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看，诸子学说绝不亚于同时代和后世西方思想家的学术观点。“新子学”的第二任务是创新：即在中国传统的诸子学说的深厚基础上，广泛吸纳西学、佛学及中华各民族的思想财富，进而创立适应于天下及中国发展大势的新的理论体系，这也是当今“新子学”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