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拜读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新近发表的《“新子学”构想》（刊载《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2日国学版）一文，深感耳目一新，受益匪浅。现就文中诸多创见谈一些不成熟的片段性感想，权作续貂之思。

　　首先，“新子学”的意义何在？

　　依笔者陋见，方教授提出的“新子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子学”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近年来，国学热不断升温。正如方教授所言：“源于汉儒之见，下继清儒之说，无不以‘六经’为百术之源，统摄万端，故以经学为髓，儒学为骨，经、史、子、集为肌肤，外翼所谓全体文化学术，此类架构，可称之为‘旧国学’。”儒学在先秦时期本是子学的一部分，但随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儒学由子学变成了经学。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始终是“旧国学”的主流思想，并成为大一统的学术文化专制，历经数千年而不变。子学则始终以辅助经学发展的形式出现，成为传统文化转型的桥梁。然而，尽管子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如经学，但其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公元前500年前后属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在这数世纪内，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同时出现了众多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他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回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我们说，中国子学发展的历史就与亚雅贝斯所提出的轴心期理论恰相契合，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广泛而又持久的，尤其是随着近代学术文化的不断演变发展，以及多元化世界的到来，子学在“国学”中逐渐由次要地位变为中坚力量，大有替代经学的中心地位之势。故方教授“新子学”的提出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新时代文化的必然选择。

　　二是“新子学”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走向。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子学”将成为促进“国学”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是加快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变革、新发展的主导力量（《“新子学”构想》）。相对于经学的僵化、停滞（冯友兰语）而言，从历史磨难中走出来的子学更具有生命力、创造力以及开放性特征，因而能够更好地引领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同时也能在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取得主动权。第二，作为一面新的文化旗帜，“新子学”不仅能够掀起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浪潮，而且更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自身的创造性、开放性来构建属于自己的概念与学术发展体系，为未来的“国学”发展开辟一条光明之路。第三，在多元时代的今天，人类面临着种种困扰和选择，而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更应该担负起引领人类走出困境的责任。而正如方教授所言：“子学系统是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我们应在“新子学”的引领下，重建中国学术话语，解决新时代面临的诸多困境，以适应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其次，“新子学”之“新”在于何处？

　　方教授提出的“新子学”是相对于传统子学而言的，自然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其中的“新”字。依笔者浅见，“新子学”之“新”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所处时代新。春秋战国属于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期，其典型标志是《老子》、《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大量子学元典的普遍性诞生，并对中国后世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以后无论是汉代的陆贾、贾谊、刘安、扬雄，还是魏晋的何晏、王弼，以及宋代以后的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乃至明清时期的傅山、王夫之等人的学术，无不属于先秦子学的阐发或延展。纵观子学发展的历史可知，子学兴起的高峰多是发生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比如春秋战国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汉末频繁的战乱，以及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的逐渐解体和衰败等。尽管历史证明，处在动荡年代的子学能够更加肆无忌惮地展示其独特的魅力，但是处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文化不再完全依附于政治，而是开始独立自由的发展，子学同样充满活力地获得了高速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处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不仅本国文化多元发展，国际交流也日益频繁和多元化，所以在当今全球化、多元化的全新社会背景下，文化的未来发展需要注入更加充满生命力、创造性、开放性的血液，这就决定了“新子学”的提出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二是研究对象新。传统子学是与经学、史学、集学相提并论的，而方教授所提出的“新子学”认为：“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从其对“新子学”的界定来看，主要有如下创见：第一，分类更加明确化，“子”专指“诸子百家”之“子”，同时还将传统子学中的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排除在外；第二，研究对象更加广泛，诸如《论语》、《孟子》等，本属子学，后在朱熹的提倡下归属于经部，现在在“新子学”的界定下又重新纳入子学的研究范围。不仅如此，方教授还主张将散落在序跋、目录、笔记、史籍、文集等文献中有关诸子百家的资料进行辨别整理，以便构成完整系统的子学系统。

　　三是研究方法新。传统子学研究多存在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以中释中”的方法，过于固步自封；另一种是过于依赖西方的思维、逻辑和方法，以至于本末倒置、水土不服。而方教授认为应该避免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主张植根于中国包罗万象的历史文化土壤中，通过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扬长避短，以便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具体而言，就是采用文献整理和义理探究相结合的方法，前者主要是在整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原有诸子校勘、注释、辑佚、辑评等作进一步的梳理、归纳和总结，以构建出完整的子学体系；后者主要是在注重探究前辈们大量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文化的学术发展，以深刻揭示子学的思想内容和本质目的。无疑，这是当下子学界应该着重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