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2日，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新子学”构想》一文，文中对“子学的产生发展与‘新子学’”、“‘新子学’将扎根传统文化沃土，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三个问题予以论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新子学”概念的提出，是方勇教授继《子藏》编纂工程之后，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动子学全面复兴方面的又一新举措。为进一步论证“新子学”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共商当前形势下“新子学”的发展大计，10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组织召开了“新子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新子学”文化价值及其现实意义、“新子学”与西学及传统学术之间的关系、“新子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会代表发言踊跃、讨论热烈，达成了不少共识，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现将本次会议的研讨情况，择要述之。

　　一、“新子学”的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一直是学界的热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的出台掀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文化热、国学热成为当前反响强烈、备受瞩目的文化现象。“新子学”构想即是在全球化日渐深入、国家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国力不断提升及文化、民族复兴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之下提出的。这一新生的文化概念，建立在反思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破旧立新，具有创建性和前瞻性。在本次研讨会中，与会代表对“新子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作了深入的研讨，对“新子学”的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予以了肯定。

　　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子学，其深邃的理论内涵与丰富的人文观念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迅速发展，民族复兴、文化复兴已成必然趋势。从目前良好的发展形势来看，“新子学”兴起与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文化环境已基本具备。与会代表也一致肯定了“新子学”的可行性及其文化价值。苏州大学王锺陵教授从“建立中国学术核心价值”的理论出发，对“新子学”的文化价值与可行性作了分析。王教授认为，中西文化在目前世界文化体系中地位悬殊，近五百年来一直是西方占据文化的主要话语权。中国文化复兴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学术核心价值，而建立中国学术核心价值首要的一步是要回归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从文化的源头寻找核心价值。先秦诸子典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民族高扬自身生存价值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独特文化意义的代表，其应为承载中国学术核心价值的主要载体。“新子学”是对先秦诸子学说研究在新形势下的革新，是对民族文化因革衍生过程的梳理和总结，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上海大学郝雨教授同样对“新子学”的文化价值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与肯定，他认为中国文化真正的源头是诸子百家，“新子学”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方向性旗帜，为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新子学”必将在继承与复兴中华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认为传统子学实际上是一个多元时代的产物，所有子学发达的时代都具有多元思想、多元文化并起、交融或者冲突、对立的特点，而当今时代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思想、西方思想相互并存交融，“新子学”同样与时代有很强的相关性，它的提出是符合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复旦大学徐志啸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李似珍教授均认为方勇教授从《子藏》工程到“新子学”构想既是思想跨越、也是理论跨越，“新子学”概念颇具新意，具有突破意义。

　　“新子学”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是学者们讨论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然而自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诸多原因，文化的传承遭到了破坏，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几近中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复兴、文化复兴呼声的日益高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成为时代要求。“新子学”既是子学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时代的需要，它的提出，不仅是学术概念的创新，更是当代中华文明承传发展新体系的创造。与会学者对“新子学”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予以了多角度的论析。王锺陵教授从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角度，说明了发展“新子学”的必要性。他认为近五百年来，一直是西方主导世界，它们不仅在经济上领先于东方，西方文化的劲旅与它所产生的文化名门也大大多于东方。近代中国对世界经济、文化的贡献相对较少，在世界格局中处于较低位置。在世界经济贸易日渐发展的局势下，中国若想在西方主导的经济世界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需要有昌盛的文化来保证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文化昌盛局面的实现则需对文、史、哲等基础文化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即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而诸子百家学说是建立核心价值的基础。当前发展诸子之学对于文化复兴、经济振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陈引驰教授认为多元时代往往也是危机时代，子学既是多元时代的产物，也是危机时代的产物。先秦时代天下大乱，危机四伏，而正是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之下，子学却繁荣兴盛，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从目前形势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均存在诸多问题，当今时代既是多元时代，也是危机时代。“新子学”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提供一种思想资源来应对这样的危机时代。与陈引驰教授类似，复旦大学刘康德教授亦认为改革开放到目前，中国的发展遇到了很多“瓶颈”，“新子学”能够提供思想资源以应对目前的困境。郝雨和李似珍教授均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新子学”传承文化的必要性予以了申说。郝雨教授认为封建社会中专制性的独尊一家的思想使文化缺乏了更新能力，这使得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呈现出萎缩、衰败的落后状态，新文化运动反对独尊儒家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新媒体时代到来，中国不能用一家思想对抗世界文化，时代需要新的百家争鸣来维护民族文化的根基。李似珍教授则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后，传统继承中断的问题被提出来，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新子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对历史的继承。黄冈师范学院陈志平副教授肯定了“新子学”作用于社会的现实价值。他认为诸子学是在一个多元时代产生的多元文化，它最大的意义是当下之学，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子学产生，以解释当下的问题。“新子学”与传统子学类似，与时代的联系非常紧密，其对于解决当代问题有一定的帮助。

　　综合以上与会代表对“新子学”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讨论来看：“新子学”的提出，从学术角度来看具有破旧立新的创新意义；从社会角度来讲，具有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资源的实际作用；从文化角度来说，具有传承中华文明的现实价值。“新子学”在当今时代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是与会代表一致认可的共识。

　　二、文化差异背景下的“新子学”方法论

　　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之后，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大地。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人文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华文化一脉几近割裂。改革开放以来，国人一方面以较高的热情学习西方文化，并借助西学构建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则高声呼吁传统文化的复兴，“新儒学”、“新子学”等传承传统文化的新学术应运而生。新时期的中国学术身处中学与西学、现代与传统的多重文化差异背景之下，如何应对这种文化差异是目前中国学术面临的重大考验。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提出当今世界已非西方文化中心论时代，文化多元化是必然选择，因此要摆脱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既不能迷失在西学之中，也不能囿于“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有思想，要正确处理好子学与西方文化学术的主次关系，以传统子学的智慧与胸襟，坦然面对西方。与会学者对于方勇教授的这一观点予以了热烈响应，如何应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及如何在文化差异背景下建立“新子学”的方法论成为讨论的焦点话题。

　　关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会代表主要从两个角度予以了论析：一是着重说明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认为西学和中学之间存在明显不同，它们各自关注问题的视野及方法上均存在很大差异。西学的问题一般是从本体论、宇宙论中产生，与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差异。中学关心历史事实的是非对错和善恶，倾向于一种价值判断，而西学基本不作这方面的判断，它们致力于建立一种因果链式、概念化的过程，目的论色彩并不浓厚。王锺陵教授认为中国无论是哲学、文论还是其他方面，其话语系统与西方的话语系统是两套系统，存在明显的差异。李似珍教授认为，西方思想中，哲学、宗教和科学是分不开的，而中国对科学比较忽略。刘康德教授、杭州师范大学钟明奇教授也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阐明了其差异之所在。二是阐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与借鉴，说明了当前形势下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王锺陵教授认为，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西学创造出了巨大的文化财富，西方的现代化远远走在中国前面，因此要正视这一现实、这一历史存在，要不断借鉴西学的成功经验来发展中国。然而西方文化固有的缺陷也很深，两次世界大战均由西方发起说明了西方文化存在的深重危机，西方文化对东方哲学也多有求索。中西文化要正视差异，通过互相对话来实现互相借鉴。徐志啸教授认为，中西双方虽有相互排斥与冲突，但中西双方又互相学习借鉴，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同时存在。刘康德教授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的融合说明了中西文化可以做到相互结合。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与会学者主要从儒学、经学等传统学术与“新子学”之间关系的角度予以了论说，达成了当今学术要继往开来的共识。李似珍教授认为从晚清开始，康有为等人对传统的经学已经有一个新的理解和新的关注，经学与儒学因为其保守性难以获得较大的突破，很多传统观念已与当今社会现实不甚契合，而子学的复兴其实是对经学传统的一种否定，相对来说是一种修正，当今思想界应提倡新的百家争鸣。陈引驰教授认为传统实际上是被后来人不断思考和延续的，传统不仅仅是过去到现在，也是后来往前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意义，要留待历史去评价，当代学者应做好传承工作。郝雨、王锺陵教授均认为对于传统经典，应有敬畏之心，不能因为新传媒的出现及经济利益的驱使就亵渎经典。玄华博士从传统子学、经学、儒学相互关系的角度阐释了“新子学”与传统学术的关系。他认为经学是以经学精神和体制为核心的学术综合体，产生甚早。三代“王官之学”是经学专制自我显现的内容之一。肇兴于春秋之际的子学，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学术。自子学诞生以后，国学即以子学和经学为主要构成，且国学的进化也围绕子学对经学的不断消解和经学对子学的不断异化展开，而儒学则是两股力量互相角力的前沿阵地。总体而言，子学日益壮大，经学日益消亡，从传统子学中脱胎而来的“新子学”将是国学发展的方向和主导力量。

　　与会学者在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差异性达成多项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文化差异、建立“新子学”方法论的途径。王锺陵教授认为中学要与西学“对着说”，即要针对西方的话题，对照中西两种话语，在对话中求生路、求新意。在经历了西方的强大以后，中国完全回到过去，复原传统文化已不可能，因此要通过与西方的对话来重塑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以此来获得世界的认可，并占据应有的地位。在“新子学”的方法论方面，王锺陵教授认为子学研究的革新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诠释学，西方的阐释学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对文本的原意有所忽略。子学研究向来有训诂和义理这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研究都需要首先贴近文本的原意，要保持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探究元典因革衍生的意义。徐志啸教授认为，西方思想也有子学，西方的子学研究尽管与中学存有对立之端，但仍有可吸收或借鉴之处。“新子学”在与西学对照对话的同时，要把西方有利于子学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吸收过来，以赋予子学全新的含义。刘康德教授认为“新子学”是为新时代提供新思想资源的子学，要站在新时代背景之下对传统子学予以新的诠释，以实现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损益，弃旧增新。徐志啸教授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子学与两汉、魏晋、明清时代的子学在含义或者概念上存在很大不同，但这种不同不是完全的对立，“新子学”是在传统子学的基础上作新的阐释，赋予新的理解，即从当今时代的视角之下诠释历史上的子学。

　　与会代表通过对文化差异背景下“新子学”方法论的积极探讨，取得了三个主要成果：第一、在当前世界文化深入交融的形势下，无论是西学还是中学，各自均难以保持其纯粹性，独尊一家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全球化日渐深入的现实条件下，寻求中西文化的交融互补是大势所趋。“新子学”应积极借鉴吸收西学的长处，通过与西学的碰撞、对话，在世界舞台上彰显中国文化。第二、传统文化脉系要继承，更要创新。中国传统经典是先人智慧的结晶，在新形势下，“新子学”不仅要承担传承经典的任务，更要扛起继往开来的大旗。这就要求“新子学”要对传统子学、儒学、经学等传统学术批判的继承，除旧立新，从而打造全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学术体系。第三、在多元文化冲击之下，“新子学”要保持中华文化的根基，要通过西为中用、古为今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价值体系，以真正实现文化、民族的复兴。

　　三、“新子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子学”概念的提出，植根于华东师范大学所启动的《子藏》项目，更是方勇教授在多年从事子学研究后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取代儒学、经学在国学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带有前瞻意义的学术新观念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见，是对传统学术观念的极大突破。“新子学”作为有可能取代“旧国学”而成为国学主导的全新学术，其学科属性、学术体系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是与会学者们讨论的重点。与会学者在肯定“新子学”学术地位的基础上，各抒己见，为“新子学”的建设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新子学”将来的发展前景做了展望和预测。

　　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构想，“新子学”的学科属性及其学术体系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郝雨教授认为，现代学术研究的结构划分已经细化，古代、现代的学术界限有严格的区分。“新子学”的内容涵盖古今，若为“新子学”划定学科分类，则需要打破传统学科体系的束缚，视其为兼及古今的一个学科，不仅要承认其古代学说的本质属性，还要认可其当代价值。李似珍教授从儒学与子学差异性的角度来说明子学学科的多元性及其学科建设的必要性。李似珍认为儒学有师承关系，较为自觉，发展线索较为清晰，因此其体系框架较为明确。而子学是一个多元化系统，内容较为复杂，发展线索众多。“新子学”概念提出后，还应进一步梳理出“新子学”的发展主线，勾勒出其大致框架。另外，“新子学”与经学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梳理。陈志平副教授认为传统子学本是四部分类法中的重要学问，但其学科类属却一直比较尴尬，或文学、或哲学，难以定性。“新子学”概念的提出带有为诸子学张本的意识，其学科类属或以此为契机，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徐志啸教授则对“新子学”之“新”的内涵提出了疑问，“新子学”、“新儒学”、“新国学”的“新”究竟是何含义，值得进一步的深究。陈致教授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形势良好，教育资源充足，“新子学”应借机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

　　关于“新子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与会学者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陈引驰教授从学术研究和意义层面两个角度来说明“新子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新子学”既要研究子学、子书的内容以及本身的意思，又要注重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只有这样，“新子学”才能为学术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资源，才有存在的价值。关于将来“新子学”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或与其他学术有可能产生的冲突，陈引驰教授认为诸子学说本身具备多元性，各家学说对学术冲突的取舍，即体现了子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新子学”应该把学术的互补、冲突客观展现给后人，留待后人评判选择。李似珍教授认为，“新子学”最初的发展仍将以传统诸子之学的内容为主。伴随着“新子学”的日渐深入，天文、数学、医学等内容也应该涵盖于“新子学”之内，这些被传统子学忽略的部分还是有很高的存在价值，应该划入“新子学”并推动其发展。陈志平副教授认为，当前子学的发展存在过度依傍西学的问题，新时期的子学研究，既要摆脱西学的束缚，又要从前人的学说中摆脱窠臼，从而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价值体系。“新子学”的提出，较之实际解决问题的意义来说，其号召意义要更为重大。陈致教授认为“新经学”中用出土文献资料重新解读经学的治学方法也可以运用到“新子学”上，王锺陵教授认为“新子学”需要建立全新的诠释学，钟明奇教授认为“新子学”的具体理论框架有待进一步明确。方勇教授表示《“新子学”构想》是带有方向性的宏观框架，这是推动“新子学”发展的第一步。“新子学”的具体问题有待更加具体深入的讨论，要用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为“新子学”的研讨与发展开辟阵地，力争推动子学的全面复兴。张永祥博士认为新子学是完全开放的学术体系，“新子学”要在创造性继承传统子学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应当前社会要求的新学术体系。

　　从与会代表关于“新子学”发展方向的讨论来看，他们对“新子学”的发展前景比较看好，研讨中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新子学”目前是一个宏观的方向性概念，其内涵、学科分类、学术体系框架等还有待补充完善。二、“新子学”未来可能面临与儒学、经学之间的交融与冲突，几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新子学”的发展要创新思路、更新方法、增添新内容，建立全新的学术体系。

　　要而言之，本次“新子学”学术研讨会是针对“新子学”构想的第一次大讨论。与会代表就“新子学”在当前形势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融合中外古今文化发展“新子学”、建立“新子学”的学科框架体系等方面达成了多项共识。与会代表见仁见智，为“新子学”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新子学”的内涵、研究方法、发展方向等问题进一步明确起来。本次“新子学”学术讨论会，深化了对“新子学”的认识，有力推动了“新子学”的发展进程，为新形势下文化的承传与繁荣及子学的全面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邯郸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