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沪上，已是满城春色。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的130多位诸子学专家学者齐聚申城，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办的“‘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诸子之学，起于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先秦诸子各持其说、激辩争鸣，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繁荣，自此诸子之学确立其不朽地位。秦汉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子学一脉，承传绵延，代有兴发，不绝如缕。清末民国时期，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子学又现繁荣之貌。当代中国，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新百家争鸣时代已经到来，子学发展也随之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2012年10月22日，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新子学”构想》一文，首次提出“新子学”命题。方勇在该文中对“子学的产生发展与‘新子学’”、“‘新子学’将扎根传统文化沃土，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三个问题予以了深入论析。文章发表半年以来，学界关于“新子学”的各种讨论此起彼伏，“新子学”逐渐成为广受关注的学术热点。适时召开一次研讨会，就新子学相关问题汇聚同仁，谈学论道，已势在必然。
“新子学”之要务：提炼“子学精神”
民族之复兴，其根本是民族精神之复兴。先秦诸子究天人之际、发自由之声，塑造了垂范数千年的“子学精神”，造就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生成与衍续。当代学者接续百家之薪火，继往开来，以锻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子学精神”为“新子学”的重要任务。
方勇教授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提出，“新子学”要将诸子百家思想的优长提炼升华成创新、解放的“子学精神”，并以这种精神为导引，系统整合古今文化中的精华，构建出符合时代发展的开放性、多元化学术，从而引领时代文化的走向。
北京大学许抗生教授对复兴和发扬“子学精神”也表示了认同。他谈到，先秦诸子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源头，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尤其要复兴子学时代的思想。要从时代需要出发，吸收诸子思想的精华，复兴先秦子学平等、自由、以人为本的精神，推动文化全面繁荣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张永祥博士对“子学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他认为先秦子学以天马行空的自由思考、厚重不迁的独特创造、天人合一的内向超越、忧时伤世的人文情怀以及和光同尘的和谐精神，极大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内涵。“新子学”建设要有大子学的历史眼光、大学术的现代意识、大文化的宏观视野，创造性继承子学精神并进行独立的义理阐发。
新时代的“子学精神”，源于先秦“诸子精神”。“弄清先秦诸子的基本精神，对‘新子学’学科建设颇为关键”，上海社会科学院林其锬研究员说道，“‘诸子精神’为中国学术留下了优良的传统”。正是有了这个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学术、文化才能够成为世界上历数千年发展而不曾中断的唯一民族文化”。他在《略论先秦诸子传统与“新子学”学科建设》一文中总结了五方面的“诸子精神”，即：入道见志、自开户牗的原创精神；述道言治、拯世救俗的求实精神；飞辩驰术、百家飙骇的争鸣精神；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会通精神；与时竞驰、通变无方的开放精神。这为新时代“子学精神”的提炼提供了参考。
何为“新子学”之“子”？
概念的提出与界定如皮毛之相附不可分割。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提出“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的观点。本次会议，“新子学”概念的内涵问题成为与会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黄冈师范学院李桂生副教授对“子”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拓展。他认为，从历史形态看，诸子可分为“传统诸子”与“近现代诸子”。按照这样的观点，“新子学”之“子”实际上涵盖了从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家。这一说法与方勇教授之构想最为接近。华中师范大学高华平教授则突破了方勇教授对“子”的界定。他认为“新子学”之“子”不仅包括传统思想史上的诸子，“更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体（知识分子）”，文、理学者均可称“子”。李、高两位教授的观点不拘泥于传统学术观念的约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当今学界包容、开放的时代风气。
“新子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与“子”之界定直接关联。在这个问题上，与会学者见仁见智，各陈其说。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研究员认为：“‘新子学’主要之研究内容，应该还是从先秦诸子直至清末以创立新义、自成一家之说的哲学家、思想家之著作。”高华平教授则认为“新子学”应是泛指当代能够体现作者独立学术思想的一切学术。
“新子学”研究内容究竟是什么，要从“新子学”与“旧子学”的区别谈起。华中师范大学刘韶军教授认为，民国之前传统子部之学是“旧子学”，“新子学”“是新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学术理念、方法认识、理解等研究‘旧子学’的存留内容”。福建师范大学欧明俊教授也主张：“我们今天讨论的应指‘当代子学’即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以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新模式等研究传统诸子百家学术的‘新子学’。”刘、欧两位教授的观点与陈福康研究员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均认为“新子学”的研究范围应截止到清末、民国之前。华南师范大学曹础基教授则与高华平教授意见类似。他认为新旧子学不能以时间作为标准来划分，传统子学也在不断更新，“每个历史时期对前贤子学的诠释评说都可谓之新”。曹教授还提出，“对诸子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扬弃，‘诠释旧子学元典’，属于新之子学。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寻找和再创造，‘创造’新的子学元典，则属于新子之学”，“新子学”涵盖新之子学与新子之学。
关于“新子学”之新，陈福康研究员回答道：“是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理论、方法对旧有的子学著作和子学历史的重新诠释、总结乃至激活。”欧明俊教授则认为“新子学”之新是要有与经学、史学、文学并举的新观念，中西结合的新方法，重视“反批评”与“原生态”评价的新视角等。
“新子学”如何面对“经”与“子”之关系？
先秦诸子，平等对话。“独尊儒术”之后，其他各子学说遂成为在野之学，地位下降。此后，儒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又确立为经，地位愈高。经、子之分野逐渐显现。数千年来，或升子为经，或离经还子，经与子在不断的冲撞融合中形成一种张力结构。“新子学”全面复兴子学，理应涵盖儒、经之学的复兴。兼容经儒，并包诸子是建设“新子学”的必然要求。
经出于儒、儒归于子是大部分与会者的共识。安徽大学孙以昭教授阐释了他对经、孺、子学的看法。他谈到，先有儒学，后有经学，经学是儒学的核心，儒学比经学的范畴要大。“儒学原在‘子学’之内，常被排在前列”。“新子学”较之传统子学内容包孕更广，儒学也自然属于“新子学”之范畴，经学也相应地位于“新子学”之列。无独有偶，李桂生副教授也认为，“儒家经学之部分典籍实际上亦应归于子的范畴”。“新子学”应该以当今学术思维审视古人，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对待传统经典。“《论语》、《孝经》、《孟子》诸经典，当恢复其‘子学’本来面目”。华侨大学杨少涵副教授也提出，儒家和儒学是到孔子时期才真正确立的。先秦时代“原儒”，无论是孔、孟、荀三大家，还是孔门七十二贤，与老、庄、杨、墨、管、商等子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原儒是‘子’”。
退经还子、百花齐放是与会代表发出的倡议。许抗生教授意味深长地谈到，中华民族文化是极其丰富多彩的，绝不是儒家一枝独秀。要全面复兴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林其锬研究员提出，今日建构“新子学”，应该“还‘经’于‘子’，将百家一视同仁，不必再分‘经’、‘子’。”
华东师范大学玄华博士对经归于子的看法并不认同。他认为经学以天为世界本源的核心理念肇始于羲皇时期，子学则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因此经学要早于子学。经学与儒学的关系也不是传统观念中的经出于儒，而是经吸纳异化儒。而子学通过对世界和人的本质的重新发现，以儒学等诸子学说为力量，消解了经学的精神与体系。因此“子学是经学发展出来的自我否定者”。且“新子学”作为学术文化工程出场时，不仅理所当然地包括“新子学”哲学下的子学研究的推进，也包括了它对经学，乃至文学、史学的全新发展。这一说法，与以往学界对经、子关系的看法大相径庭，与会学者多有质疑。
“新子学”能否主导国学？
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中提出“新子学”将取代经学成为国学的主导，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新子学”、传统经学、儒学在国学中地位问题的争论随之而来。
很多与会者对方勇教授的说法予以了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陆永品研究员谈到，儒、道、墨、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四大“显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四大坚强支柱，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化源泉。“新子学”继承和发扬了诸子百家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开放、丰富、包容。“新子学”主导“新国学”“应当成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战略思想”。北京大学张双棣教授认为，国学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以儒学经典为国学主干的时代应该已经过去”，“包括儒学在内的诸子学成为国学的主干，乃顺理成章之事”。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教授提出，自晚清以来，学术格局已发生了极大转变，传统经学长久以来所占据的学术主导地位已逐步失去，以儒学为主导、经学为骨髓的旧国学渐失昔日活力，而包括孔孟儒学在内的“新子学”却在迅速崛起，并将成为“新国学”的主导力量。台北大学赖贤宗教授提到，传统儒家经学限制了“旧国学”，忽略了中国哲学中除儒家以外的思想资源，且“旧国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有其缺失。“新子学”以思想史为坐标，对以上问题有很大突破。赖教授说：“新子学不是要回到思想僵化、权威严厉的‘经学时代’，而是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并且以批判地继承过去，立足现在力求发展，从而更好建构未来。”漳州师范学院汤漳平研究员认为，“新子学”较之守旧的经儒之学，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在进入全球化的今天，“新子学”更适合当今之需要，由它来主导国学之发展，更为合理。东北师范大学刘思禾讲师认为，先秦子学的根本就是面对时代课题而思考，今天的新子学也要有这样的期许。“新子学不是目录学意义的子部之学，而是一种蕴涵中国问题和表达方式的新中国学”。
亦有部分学者对“新子学”主导国学提出了异议，由此引发了较多的争议，观点的碰撞，擦出了炫目的火花。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认为，“新国学的内在结构还得在传统经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特别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和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科之学不能割断”，“在今天中国思想学术的多元发展中新经学与新子学之间也一直在互动，但新经学（儒学）无疑仍然起着主导作用”。韩星教授发言后，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金白铉教授随即予以反驳。他说，诸子百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较之封闭守旧的经学，诸子学说更容易在世界上引起共鸣，它应该取代经学成为国学的主导。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新子学”如何主导国学提出了建议。欧明俊教授谈道：“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以另一种专制独尊代替一种专制独尊，‘新子学’可争取在国学中的‘新主体’地位，也理应成为国学‘新主体’，要突出‘新子学’的价值和地位。但同时强调，‘新子学’不应取代经学的尊崇地位。”高华平教授提出，古代国学原本是贵族子弟学校，以传播统治阶级思想为主，自然是以经学为主导。“新子学”要想成为当今国学的新主体，需要当代“新国学”的出现。
“新子学”之东西问题
近代，西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华大地。自那时起，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思想范畴，中学与西学不断地对抗与融合。“新子学”作为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的一面旗帜，理应在中西博弈中保持民族特性，并以开放包容之姿态，融中西之长，成为民族性、世界性的学术。
傅璇琮教授多年来坚守在文化出版业，对东西文化的碰撞有深刻直观的体会。他提出，缺失了民族化特性的文化，不能以独立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学术不能妄自菲薄，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民族性、独特性。傅教授说：“新时期‘新子学’的研究，应进一步拓宽视野，吸取西方近现代较有科学意义的学术思想、观念和方法，一方面要更加清醒地认知‘新子学’的民族特性，充分阐释我国古老文明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学术在世界学术的大范围内，作公平客观的比较。”
林其锬研究员与傅璇琮教授的观点基本一致。他认为，构建“新子学”应扭转以西学价值为取向的“欧洲中心”论影响，要改正对民族文化抱着消解乃至破坏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林研究员说：“‘新子学’理论的建构最为核心的就是要从子学的实际出发把握民族的思维模式、认知途径和表达方式，摆脱对西学知识体系的依傍，建立自己具有民族特点的概念、范畴，形成理论体系，绝不能套用西学知识体系简单寻找所谓‘对应点’概念、范畴加以移植、附会。那样不仅无益，而且还会谬误横生。”
复旦大学李若辉教授长期致力于中西哲学研究，对中学套用西学带来的弊端深感痛心，他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李教授谈到只有挖掘并复活中国哲学自身方法论，“并以之建构出中国哲学自己的理论体系，才能发展出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才能与当代西方哲学平等对话”。
与中国学者的大声疾呼不同，金白铉教授以更为冷静的眼光站在东方人的立场探究“新子学”与西学的关系，对傅、林、李等人坚持民族性为基础的看法有所突破。他认为，“新子学”应注重原创性，不能盲从西方。他认为鸦片战争不仅是中英冲突，更是西方基督世界与东方儒教的冲突。中学对西学的学习带有历史局限性。当今东方人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以避免漏掉或歪曲东方哲学的精髓。
孙以昭教授在中西学术关系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当今时代“东学西进”和“西学东渐”同时存在。“当代原创的中国‘新子学’、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不但被西方接受，甚至为西方所主动追求”。“新子学”要坚守自身特性，持续、长期和毫不动摇地吸纳融化西学的优长，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东西方的双向学习交流与借鉴的局面，从而推动与促进世界性的学术与文化大繁荣时代的到来。”
“新子学”之未来图景
《中庸》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事先的谋划与准备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次会议与会代表踊跃陈辞，为“新子学”的建设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张双棣教授认为，“新子学”的建立必须在诸子学全面复兴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认为诸子学的全面复兴一方面是要“对传统诸子学的全面深入的整理和研究”，主要由诸子元典的整理和义理阐释两个途径来完成；另一方面则是要注重诸子学的普及。张教授说：“诸子学的复兴，不能只在几个专门家或学者的笔下，而应该成为全民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要使青年一代能够对诸子学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和认识。”
《江淮论坛》杂志社吴勇持有类似观点。他为建立“新子学”开列了整理典籍、理性审视西学与中学的共性与差异、大胆吸取西方思想、落实到民生日用四项任务。
许抗生教授认为“新子学”的发展应分“三步走”，第一步要“做好打基础的工作，即做好有关先秦子书古籍的整理工作，包括收集、校勘、注释、出版等工作”；第二步是在打好基础、读懂子书的基础上，“对子学思想展开较深入的研究，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有所创新的见解”；第三步是“从现代社会的需要出发，重新阐释子学思想，抛弃其过时的东西，发扬和发展其优良的思想，重新建立符合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新子学思想体系”。
东南大学许建良教授提出，“新子学”要走国际化的道路，应跨越简单介绍海外中国思想研究的现实，“创建更深层面的横跨海内外平台的中国思想研究的互动平台，将是21世纪诸子学发展值得尝试的视野和途径”。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蒋门马讲师则为“新子学”的发展提供了十条具体的建议。一是要明确弘扬新子学的目的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二是要保持对传统经典的敬畏之心；三是重新校勘训注新子学元典；四是重新把新子学元典翻译成外文；五是创建新子学网上论坛；六是建议学校教育中纳入传统文化教育；七是演绎新子学影视作品；八是用心探究新子学中的经世之道；九是研究开发体现新子学思想精神的商品；十是保护和弘扬传统方技和手工艺。
本次大会共提交论文98篇，大部分是围绕“新子学”撰写，集中展现了近期子学研究的新动向。除上述主要议题以外，还涉及了“新子学”视域下的子学研究、“新子学”的社会价值、“新子学”如何走向国际化、当今子学的新发展等问题。为期两天的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勇教授在大会总结发言时满怀期许地说道：“子学界的志士仁人，当以‘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契机，凝心聚力、继往开来，为子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方教授的发言引发了认同的掌声，展现出子学界同仁推动“新子学”繁荣发展的共同心声和坚定信念。
诸子百家之说，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与精华，历数千年之洗礼而不减其泽。当今中国，文化复兴浪潮已经形成，新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然显现。老子曰：“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新子学”势将继往开来，主导当代国学，构建符合时代发展和需要的开放性、多元化学术，以此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刻的到来和“中国梦”的实现。
（《光明日报》2013 年5月13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