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岁四月，方勇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举办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口号，接着十月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新子学”构想》一文。“新子学”的提出，不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由此揭开了子学研究的新篇章，这里，就本文所拟之题，谈谈个人的肤浅看法。
一
要明确“新子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必须先弄清“新子学”与旧子学的关系。
这里我们所称的“旧子学”，乃是别于方勇教授所提出的“新子学”而言，过去无此名称，一般称为“诸子学”，亦称“诸子百家”，指先秦至两汉的各派学者或其思想与著作，其间有一个扩大增益的过程。“百家”之称，战国时已有，见《庄子•天下》、《荀子•解蔽》，不是确数，乃指学派之多而言。最早评论先秦各学派思想的著作是《庄子•天下》，它将先秦学术各派分为六家，共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十一人，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又将汉初学术思想上的派别分为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即“道”）六家。《史记•贾谊列传》称：“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后《汉书•艺文志》又因袭西汉末年刘歆所辑之《七略》，编著有《诸子略》，著录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八十九家，举其成数称“百家”。以后“诸子学”的内涵逐渐扩大，既指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也指研究诸子之学问，包括对诸子及其著作的研究和佚子、佚书的研究，历代学者研究诸子的研究等。晋以后，诸子学的研究对象又有所扩大、增益，包括后代的著名思想家在内，《隋书•经籍志序》引南齐王俭《七志》：“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另外《隋书•经籍志》还把兵、天文、历数、医方等也列于子部，也就是将《汉书•艺文志》中之《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合而叙之，《汉书•艺文志》之九流十家，加上兵、天文、历数、医方，共14种。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论诸子学》一文中明确指出：“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这就将旧子学的范围与重点规定得极为清楚，是为经典之论。
“新子学”对于旧子学来说，主要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有同有异，同中有异；同是继承，异为发展。这里就“异”的方面谈几点脞说刍议。
第一，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子学是最具创造性，最具鲜活性，而又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最具深邃思辨和睿智应对的部分，它兴起与发达的时代也都是具有多元文化并起共存，互相吸纳交融而又彼此对立，不断冲突，充斥着危机感的时代，春秋战国、汉末、明清之际、晚清，莫不如此。当前也有相同之处，不但是中国，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多元化而充斥着竞争和危机的时代。我们现在有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有传统文化，又有西方学术，也存在着风险和危机。所异于往昔的是，经济日见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国力日益强盛，与世界各国的交流空前密切，信息传递迅捷之至，这样的时代召唤着“新子学”的产生，“新子学”正适时而出，应运而生！
第二，就时间断限与收录范围方面来看，“新子学”与旧子学有很大的不同，要延伸和广泛得多。《隋书•经籍志》收录的子学著作时间截止到魏晋南北朝，集历代子书文献之大成的《子藏》亦然，因其时诸子百家的特点比较明显，而研究子学的著作《子藏》则原则上截止到1949年，并考虑适量收入今人所辑之出土文献数据，如《道家部•庄子卷》最后一部书就是今人叶蓓卿所辑之《敦煌庄子残卷附黑水城庄子残本》，“新子学”的子学著作时间应同于《子藏》，而研究子学著作的时间则应放宽至近年。至于收录范围，“新子学”则相当广泛，不但要将子学著作和研究著作几乎一网打尽，而且要将集部中的有关子学的著作与资料一并收录，要将镶嵌与散落在史籍、序跋、笔记、札记中的有关重要思想与资料，予以辑佚、辑评、校勘和注释，还要有选择地甄别收录天文、历数、医方等门类的数据，《隋志》“子部”原有这三项，前已述及。这将是比《子藏》更为艰巨更为庞杂的学术工程，需要从浩繁的卷帙中披沙拣金，聚金成丘，工作量极大，至为艰辛。
第三，“新子学”必须在继承传统的训诂诠释与义理探究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加强理论探索与参照，吸纳与融入西学，建立一种新的学术研究体系。
就当前来说，训诂与义理这两个传统的研究层面固然极其重要，应该努力使之符合或贴近古人文本的原意，但是也还要充实与补充一些新的思路与方法，那就是理论与西学。就理论而言，主要是我国传统的文论、史论，也还要参照马列文论和吸纳西方文论，这对深入研究“新子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就西学说，除了吸纳西方重要文论外，主要则是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思维方式。子学博大精深，古人于学无所不窥，见闻广博之至，不像现在学科越分越细，学者知识面过于狭窄，研究社会人文科学的学者不懂数理化，研究自然科学者则对文史哲不甚了了。古代学人，尤其是思想家，其著作中提到的问题涉及诸多学科，《庄子》和《墨子》尤为突出，《庄子》中不但有大量的养生学，还有生物论、物理学和地理学。《墨子》中自然科学的成分更多更深，有力学、光学、几何学和机械制造，这远不是现今的文科学者所能涉足其中的。据笔者所见到的研究《墨子》的著作中，除去谭家健先生在其专著《墨子研究》中有利用现有研究成果专章介绍与论说《墨经》中的自然科学、力学、光学和几何学外，只有任继愈先生的胞弟任继亮先生所写《〈墨经〉对科学的贡献》一文最为详尽深刻，虽然他也参考了杨向奎、谭戒甫等文史研究者的著作，但因他是研究经济学的，与自然科学较邻近，也比较熟悉，写出的文章自然非同寻常，其中有很多图解，部分复原了当时墨子学派的学者借助图解、实地演示、师徒传授进行教学的情景。这就充分说明“新子学”需要我们吸纳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研究，进行通力合作，才能真正弄懂弄清一些问题。
第四，既然称为“新子学”，就不仅要全面深入地进一步对原有诸子进行校勘、辑佚、钩沉、整合、辑评、注释和研究，阐发其精义，也应该撰写出新的子学著作，以展示当代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文化风采，主要用现代的语体文写，也可以用文言文写。
二
在谈“新子学”与儒学、经学的关系时，也必须对儒学与经学的实质与异同有一定的了解。
所谓儒学，简言之就是孔子所创立，以崇奉孔子“仁”、“礼”、“中庸”等思想为主而又在历代不断有所增益变化的儒家道德伦理学说。但其间又有个产生与演变的长期发展过程。20世纪初章太炎先生撰有《原儒》一文，他把“儒”的概念含义的发展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由孔子以前就存在，泛指术士的儒，到指以礼、乐、射、御、书、数以“教民”的知识分子，再到孔子时成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一派学者的专称。其间凡三变，章氏以“达名”、“类名”、“私名”称之。后来，胡适作《说儒》，郭沫若作《驳〈说儒〉》，或发挥章论，或批驳胡说，然而，都未能脱出章氏的窠臼，章之论说仍不失为较可信的一家之言。事实上，孔子以后的儒家学说在不断变异，不但孟子、荀子之学说有异，汉以后的各家学说更是各不相同。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自汉以来，……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周予同先生在《经今古文学》中指出：“这话颇能痛快地指斥中国数千年学术冒牌失真的弊病。”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它也充分说明了儒学与后面要谈到的经学于传承中存在着历代有变异的事实。它既说明学术并无一以贯之的传统，也说明学术在不断地因人因时而异，只是较孔子的儒学是近真与有所发展还是失真与偏离甚远而已。
至于经学一词，出现较晚，始见于《汉书》：“（宽）见上（汉武帝），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儿宽传》）“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邹阳传》）又宣帝纪本始四年诏书中也提及“经学之士”。自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经”就变成了特指儒家学派尊崇的孔子亲传五经著作的专称。所谓经学，就是指封建社会的官僚和士大夫对儒家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他们通过对经典的阐发与议论，来指导当时的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以体现古代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倾向。它的范畴较儒学为窄，但它是儒学的核心与制高点，也是中世纪中国的主要统治学说。
由此可知儒学与经学在范畴上有大小宽窄的不同，很多学术大家身兼二任，既是儒学家，又是经学家，但也有少数大家在这两方面显现出很大的悬殊。如孟子在儒家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孔孟之道的基础。他除了阐扬孔子的仁学思想，还主张实行“仁政”，“制民之产”，反对兼并战争，还提出了“义”的观点，提出“性本善”、“养浩然之气”、“尽心”、“尽性”、“知天”等一系列在中国儒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命题。但在经史上却无多建树，地位不高，他对“经书”只是重在“序”和“述意”（赵岐《孟子序》），他在传经方面也只是注意确立由孔子到自己的道统，而不怎么注意解释章句，综核古事。荀子则不然，虽然他对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作了某种程度的综合，提出了“隆礼”、“重法”的主张，并且提出“平政爱民”（《荀子•王制》）、“节用裕民”（《富国》），发展了儒家“德治”、“仁政”的思想，主张“礼”、“法”结合，“天下为一”；但是由于他主张不法先王，不敬天地，否认命运、人性本恶诸说，与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不合，因而被摈弃于道统之外。荀子在儒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孟子显赫，但荀子在传经事业上却有很大的贡献，他实在是孔子以后儒家的传经大师。清汪中《荀卿子通论》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认为荀子“于诸经无所不通”，“荀卿之学，实出于子夏、仲弓也。”近人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中又进一步列出《孔子传经表》，指出《春秋》学的传授，三传均出于子夏一派，而荀子则是《谷梁》、《左传》的直接传授者。又如韩愈，他不仅恪守孔孟之道，而且还继承孟轲、董仲舒的儒学传统，推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用儒家的道统反对佛教的法统，并尊孔子为中国最高的圣贤（《处州孔子庙碑》）。他撰写了一系列弘扬、阐述儒家思想的文章，最具代表性的是“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可称“醇儒”、“大儒”，在儒学史上有相当高的地位。但韩氏在经学史上却乏善可陈，他与李翱合撰的《论语笔解》，不仅篇幅短小，缺乏文采，而且擅自疑经、改经，如释“宰予昼寝”，竟然将“昼寝”说成“画寝”之误，真是“匪夷所思”。这与开宋儒怀疑经传之先河而有时失于穿凿附会的啖助、赵匡、陆淳三人的《春秋》三传研究，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下面先谈“新子学”与儒学的关系。应该说“新子学”与儒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其间又有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论述及论及先秦学术流派的著作，计有：《庄子•天下》、《尸子•广泽》、《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天论》一节、《荀子•解蔽》一节，《韩非子•显学》一节、《吕氏春秋•不二》一节、《淮南子•要略》一节、《太史公自序•（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序》、《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序》、《韩诗外传卷四》一节，共14篇。其中《庄子•天下》分述墨翟等11人为六家，已见前引，《尸子》书早散佚，清汪继培有辑本，甚不完整，仅十得其二三，《尔雅•释古》邢昺所引《广泽》之一节，仅八十余字，最重要的有“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二十五字。《荀子•非十二子》列它嚣、魏牟，陈仲、史鳅，墨翟、宋銒，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仲尼、子弓等十四人。《荀子•天论》列评慎子、老子、墨子、宋子四人。《荀子•解蔽》批评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庄子六人。《吕氏春秋•不二》评论老聃、孔子、墨翟、关尹、子列子、陈骈、阳生、孙膑、王廖、儿良等十人。《韩非子•显学》主要论述“显学”儒、墨两家，并指出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墨子死后，墨离为三。《淮南子•要略》列论太公之谋、儒者之学、墨子、管子、纵横、刑名、法七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列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于司马谈“六家”外，又加列纵横、杂、农、小说，是为“九流十家”，而列儒家为首，以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于“兵家”内又列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列序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数术七种。《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序》列序医经、经方、方中、神仙四种。《韩诗外传》卷四列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钘、邓析、惠施十子。可见，不但儒学原在“子学”之内，常被排在前列，而且天文、历法、数术亦在其内，“子学”内容极为庞杂，而“新子学”当然包孕更为丰广了。
至于“新子学”与经学的关系，则既经历了由分到合，“升子为经”，再由合到分，“离经还子”的过程，又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
前已论述，先有儒学，后有经学，而且儒学的范畴大，经学的范畴小。经学虽是儒学的核心，但只是其中一部分，绝不能等同于儒学。经学中的经典是“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或者去《乐》，称为“五经”。《论语》、《孝经》、《大学》则附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经部）》之末，而《孟子》则列于《汉志》之《诸子略》中，也就是说在汉代《论语》介于经、子之间，地位还不是很高，而《孟子》则列于子学内。《隋书•经籍志》也是如此，将《孟子》列于子部儒家内。后来经的范围及领域不断扩大，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用楷书刻十二经，除唐时原列之“九经”《易》、《书》、《诗》、三礼、三传外，加《论语》、《孝经》、《尔雅》，遂有“十二经”之称。直到南宋，《孟子》才正式由子部上升到经部，成为“十三经”中最后一部经典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列《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礼仪》、《礼记》、《春秋左氏》、《公羊》、《谷梁》、《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14部书为经典，为之注释，《孟子》未列入，因唐代《孟子》不为经，而《老子》、《庄子》自西晋以来为世所重。陆氏生于陈季，犹染六朝谈玄之余波遗风。。这个过程的演变发展，与当时政治、文化上的需要有关。后来元郝经首先提出“六经皆史”说，清章学诚又继之加以阐发，到20世纪初，章太炎先生、刘师培等则夷六经于古史，于是恢复了《论语》、《孟子》的子学名分，这就使得经、子关系经历了由分到合，《论语》、《孟子》升格为经，再由合到分，《论语》、《孟子》“离经还子”，恢复还原先秦百家争鸣、诸子平等的本来面目的演变过程。
经、子关系中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情形，可从以下两点来看。从经方面看，有的经中就包括有不少子学的内容和成分，如《周易》的经、传俱是如此。经中的阴阳这两个认识论的最高范畴，就是通过观物取象、万物交感的观念来标明和演示事物发展变化的现象和规律的。而《系辞传》则更是在通说解释《易》义的过程中，充分表露了作者的哲学观点：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它是把《易》理同自然界的基本范畴和发展规律结合起来申述和探讨的，以体现作者的哲学观点。又如《尚书》虽是我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但是其中《洪范》一篇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五行”说就首见于此篇：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顺从人的要求变革形状），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上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阴阳”和“五行”，本是我国古代人民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两个认识论范畴，两者都有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论的成分和因素，并且各自别行，不是一回事。《周易》不谈“五行”，《尚书•洪范》不谈“阴阳”。到了战国年间，那些医士和方士才将二者合而为一，并且摸索总结出了“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阴阳五行学说后来对医学和武术特别是太极拳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又如《礼记》，它是儒家经学史中的一部重要的礼学论文集，但其中有不少篇目含有丰富的子学思想。《礼运》说：“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这就是当时对宇宙本体的解答，认为自然界显示着最高的宇宙法则，原始的“太一”产生宇宙万物；后来强调人的行为应当合于天地，以及天人关系，这里也有涉及。《乐记》云：“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又说：“小大相成，始终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虽然讲的是音乐，实际上是宇宙万物对立统一规律在乐理中的运用，与老、庄特别是庄子的有关论述相近相通。至于以后从《礼记》中抽出而搭配成“四书”的《大学》和《中庸》，更是实质上在讲哲学中的方法论和本体论。另外，就是有的经如《论语》、《孟子》，原为子学著作，经的领域扩大后才包含进去的。
至于子学著作中有关后来经学的成分与因素，还是不少的，主要有以下记载。
《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诗》以道志”六句，为《庄子•天下》之原文，古无异词，马叙伦《庄子义证》、闻一多《庄子章句》疑此六句为注文误入正文，今人亦有从马、闻二氏之说者，然只可备一说，尚未可信为定论，因仍从原文古义。
《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
《庄子•徐无鬼》：“横说之则有（原文作“以”）《诗》、《书》、《礼》、《乐》……”
《荀子•儒效》：“故《诗》、《书》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
这些资料主要是概括评述“六经”的性质及其作用，论“六经”之德，自以《庄子•天下》最为准确，时间也最早；《荀子•儒效》之论，有的同于《天下》，亦尚可，但较之《天下》之论尚有差距，又缺少了《易》。董氏所论，分为三组，未免朦胧《诗》、《书》，笼统《礼》、《乐》，颟顸《易》与《春秋》了。《论语》中亦有两处论及，因其书地位特殊，所论又不全面，仅提及《诗》、《书》、《礼》、《乐》，故未予列出。
三
认识与了解了“新子学”与儒学、经学的关系后，我们再进一步评述“新子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首先，“新子学”的内容极其详赡丰富，它不但囊括了古代诸子百家的全部内容，而且也涵盖了四部中其他三部经、史、集内的相关部分和西学中的有益养分以及现代有关的科技思想和最新研究成果。也就是说，“新子学”将融子学、儒学、经学、史学与文学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学术研究体系，从而将我国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次，在理论参照与方法运用上，“新子学”大有可为。理论方面我们不但有丰博的古代文史理论，有深刻的马列文论，还有值得参照的西方文论。西方长期流行“天人二分”理论，而“天人合一”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思想理念之一。在避免大自然生态平衡惨遭破坏和人类横遭“惩罚”与“报复”方面，“天人合一”说自然远胜于“天人二分”说，但对于阻碍科学发展的神学目的论而言，“天人二分”说也自有其一定的进步性。在方法运用方面，不但有由来甚久的训诂注释与义理研究两个层面，还有传统的辩证思维，习惯于用变化论、矛盾论和中和论来分析事物和一切，而且也吸纳了西方尤其是欧美的思维方法，即运用逻辑思维来分析事物和一切。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分析思维，即在思考问题时，不像辩证思维那样追求折中与和谐，而是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开来，对其本质特征进行逻辑分析。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特点，也有所偏颇，前者过于注重同一，后者过于强调差异，综合而用之，则臻于完善。
再次，“新子学”既然在内容、观念、理论、方法等诸方面均有扩充、更新、建树、吸纳和突破，就应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诠释学，并随之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研究体系，写出新的子学著作，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为社会提供参考。
最后，以上所论，是“新子学”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我认为“新子学”在传播我国传统文化方面，也负有不可替代的使命。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方面日益进步，遂产生“西学东渐”的观念。近人容闳有著，原以英文书写，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自述其经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和生平从事教育、政治、经济等活动，清末（1909）出版于美国，后被释成中文以《西学东渐记》之名出版。此书旨在说明中国如欲富强，“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主张“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很明显，“西学东渐”的观念就是指现代性的、文明的西方来改造前现代的、不文明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方面情况有了极大的进步和改变，经济日益繁荣腾飞，科学技术迅猛前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我国的传统的文化早已影响着西方，老子曾被美国《纽约时报》列为100名世界文化名人之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数量的排名中，老子的《道德经》仅次于《圣经》，排名第二。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截至2010年，在美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希腊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有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采取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教学汉语，推介中国文化。又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美国华人近日向白宫请愿，要求美国政府将春节定为法定假日。又据美国《侨报》分析，随着华人在美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和亚裔文化影响力的扩大，未来春节可能成为全美法定假日。而纽约州早在2005年就把春节列为了法定假日。另外，2013年美国、法国、新西兰、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发行蛇年生肖邮票，而美国在二十年前就已发行我国生肖邮票。今年加纳、圭亚那、坦桑尼亚、格林纳德、利比亚、塞拉利昂六国又首次联合发行一组中国生肖邮票。如果“新子学”一旦正式形成，中国文化传播的速度将会更快，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的教学内容将会更加丰富和高层次化，将会形成“东学西进”的局面，这是我们当代“新子学”学者的神圣历史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当一种当代原创的中国“新子学”、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不但被西方接受，甚至为西方所主动追求，形成“东学西进”时，并不意味着“西学东渐”已经成为历史或即将结束，由于西学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和领先地位，我们对西学的吸纳、融化应该是持续的、长期的和毫不动摇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东西方双向学习交流与借鉴的局面，从而推动与促进世界性的学术与文化大繁荣时代的到来。它将谋利于当今，造福于后世，惠及全球，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