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是最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最关乎全局的问题。然而中华文化的现状如何？怎样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等问题，思想界、文化界至今并未真正形成共识。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间，较大规模的讨论集中在三次：即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21世纪的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在有关中国文化论争中，因主张的不同而形成三种不同的派别。虽然时间过了一百多年，但这三种不同认识依然各自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认知上出现变化而已。为此，应当着手进行中华文化的重构。
自20世纪初，近百年间，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批判，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全面摧残，造成全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普遍的漠视与疏离，以至明显出现断层。尽管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倡导保护与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加大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而民间的“国学热”也方兴未艾。然而，对深层次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元典理论的研究与传承，支持的力度仍显不足，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划与措施。在此基础上谈复兴中华文化，显然缺乏坚实的基础。为此，应当立即进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设。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新子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它应当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和进行中华文化重构的基础。国民教育中的道德思想教育，应当立足于养成教育，突出和加大中华文化课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具有最基本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心志健全的人格修养。
一
一百多年来，有关中华文化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乃至社会各方人士共同关心的话题。虽然这种讨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显现出了高潮与低谷的不同态势。
21世纪以来，有关中华文化的现状如何，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等议题再次引发争论，并已成为学术界讨论中心内容，且显然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实，这场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路以及如何走的问题。体制内外，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主张的团体与学术派别，而网络微博的出现，更使得许多无法见诸报刊的观点和主张得以为世人所知晓，从而呈现出建国六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颇让人联想起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关于“新子学”的学术研讨，便是大家关注的众多问题中突出的一个。
我国当前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但也存在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必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围绕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许多学者秉持中华民族传统士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可贵精神，大胆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即以近期而言，方勇的《“新子学”构想》（《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2日）、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光明日报》2012年11月4日）、刘梦溪提出的以“敬”来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中国文化报》2013年2月22日刊载《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中国文化报〉记者对话刘梦溪》）、秋风（姚中秋）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提出的有关礼乐文化的重建，以及众多学者就复兴儒学、传承国学、经学等问题所作的种种建议，其目的都是希望复兴中华文化。当然，也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化虽是一个传统，但与当今全球化时代并不衔接，因此已失去生命力，大家应当接受的是西方的制度与价值理念，等等。那么，在众多建议和主张中，如何进行区分和选择出最适宜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这就如同医生给病人开药方，必须在诊断准确之后，才能确保所开药方药到病除。而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就百年来中华文化讨论中的问题作一次简略的梳理，在认清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确定应当做哪些工作。
二
百年来的中华大地，用天翻地覆来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社会变革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封建帝制的推翻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军阀混战、北伐；抗日战争；三年内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后的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动乱、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等等。
社会的巨大变革必然带来文化方面的相应重大变化，而且文化的讨论，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先声。虽然，如前所说，一百多年来，这种讨论没有停歇过，但比较大规模的讨论集中在三次：即20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21世纪的方兴未艾的国学热。
从20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曾经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虽然此后曾经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北洋军阀混战等状况，但也不过是社会大变革后短暂出现的无序状态而已。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是兼具民族与民主革命的双重性质，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任何贬低这一革命成果的说法都是出于无知。
在辛亥革命前后，围绕中西文化的讨论，其实是19世纪的几次中西文化论争的继续。虽然在辛亥革命前，主要围绕“立宪”和“共和”之争而分成改良派与革命派，但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两派都认为应当从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造，同时对民众进行启蒙，即所谓开启“民智”。
辛亥革命之后，争论的重点转入中国应当走什么路的问题。“五四”之所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就在于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批判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理所当然首当其冲。在反对权威的传统思想的同时，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从西方传入的新思想。新思潮的传入，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很快成为最时髦的口号。
在五四时期及二三十年代有关中国文化的论争中，因各自主张的不同而形成三种不同的派别：
一是“全盘西化”派。这主要是由接受西方教育的一批学者提出的，以胡适为代表。虽然“全盘西化”的提法至1929年才正式出笼（见《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英文版《中国基督教年鉴》），但其思想由来已久，后来胡氏以“充分世界化”来替代“全盘西化”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胡氏的观点在知识分子中接受面很广。
二是社会主义思潮派。这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受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提出中国应当走苏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五四运动前已作为一种西方社会思潮被介绍到中国，但开始时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遂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各种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提出，都使这一思潮影响愈加扩大。
三是传统主义派。其著名人物为梁启超、梁漱溟、辜鸿铭、严复等。他们有感于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提出以东方文化进行补救，如梁漱溟，是比较早进行东西文化比较的学者，他在比较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各自的优劣后，提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认为“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复兴”（《中国文化要义》）。然而在当时强烈的反传统、反封建的社会氛围中，他们的主张并未引起太大反响。
自近代以来清政府不断丧权辱国，造成积弱积贫的局面，中国人在反思历史时，将一腔怨气和仇恨发泄到传统文化上，中华文化被指为落后的根源。如人们认为汉字难读难写，导致落后，必须废除，代之以拼音文字；中医不科学，应当取消，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就准备正式决议取消中医议案，只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才收回成命；而学校教育中全面引进西方的教育体系，取消了“读经”的课程。如是等等。
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确实如一些学者所言，因为民族矛盾的上升，使“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的头等大事。只是到了抗战结束之后，围绕“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声再次响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1949年至今的六十多年间，可以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多年作为分界线。前三十年指1949年到1979年，这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阶段划分。
在前三十年间，虽然提出对传统文化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实践证明，在前三十年中，对传统文化的主要倾向是批判为主，在“厚今薄古”的口号下，语文教材中的古代文学内容越来越少，代之以现代文、政论文甚至社论。在“一边倒”的指导思想下，全面学苏联的体制，以“全盘苏化”替代“全盘西化”，将辛亥革命后逐步摸索建立起来的一些有益的制度，例如大学中的学术民主制度、教授治校制度等全部推倒。甚至将学不学苏联的学派上升到政治问题，例如遗传学上，唯米丘林学派是正确的，赞同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就是政治问题。至于梁漱溟的城乡一体发展论、马寅初的“人口论”等，均受到批判。
在意识形态方面，批判的对象更是一个接一个。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对胡适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直到在知识界、文化界全面开展“反右”，随后又在干部队伍中进行反右倾、拔白旗，等等。尤其1957年在知识界、文化界开展的反右和1958年的拔白旗，从事古代传统文化研究的许多著名学者首当其冲，遭受批判。
长达十年的“文革”时期，对文化教育的摧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中央名义发表的1966年《五一六通知》为起点，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通知》）长达十年的“文革”对中华文化的全面摧残，使之将永远被钉在人类文化史的耻辱柱上。非常遗憾的是，虽然在“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曾作过一个决议，否定“文革”，但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在此之后，对这场涉及十几亿人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摧残，却不曾作过认真深刻的批判。“文革”发生至今已近五十年，然而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人为设置了许多禁区，或采取遮遮掩掩的态度，严加管制，以至于许多年青一代对此真相知之甚少，有些人还以为是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先例，确实十分荒诞，令人啼笑皆非。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的路线之后，经历了拨乱反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开始进入正常状态。然而，对于曾经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文革”是如何产生的，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怎样避免类似的灾难在中国重演，这是诱20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原因，应当说这是百年来第二次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只可惜是一场中途夭折的讨论。
那么，如何评价这场讨论？我以为，当时参与者大都是满腔热情参加讨论的，也提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然而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也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场原本十分严肃的中华文化大讨论，后来被引入了歧途，成为又一次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肆挞伐和批判。《河殇》是作为其代表而出现的，这部电视政论片1988年夏天播出，影响巨大。遗憾的是，这部电视片如片名所示是为起源于黄河文明的中华文明唱的一首挽歌。电视片中，作者不惜以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化观来诠释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作者自称是“旨在唤醒全民族的反省意识”。然而电视片中所指出的民族文化发展道路则是“全盘西化”。虽然，作为文化讨论，各抒己见并无不可，但是以这样的基调来讨论中华文化，而且又是通过中央电视台来播出，其影响又显然不同。很明显，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希望对建国以来发生的问题做一次清算，但又不敢直言现实中的一些敏感问题，结果就延续五四的话题，再一次将板子打到传统文化上。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这一场有关中华文化的讨论热潮，因后来发生的1989的政治风波而中断，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再一次留下了遗憾。当然90年代之后，有关文化的讨论依然在进行，但内容已经转了向，更多研究的是有关地域文化的问题，形成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格局。这种地域文化的研究，虽不及80年代那样具有影响全国的大声势，但毕竟也应被视为中华文化研究的一种向下延伸的趋势，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况且，不同的地域文化与族群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不同分支，深入研究不同的地域文化与族群文化，也有益于我们加深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近来，对于中华文化的研究，又再次引发社会的共同关注。或许它将能成为百年来的又一次讨论热潮。关于这一热潮产生的背景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中国梦”。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中华文化的复兴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发布了一份报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报告认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也就是说其任务已完成百分之六十二，网上顿时大哗。其原因就在于，所谓的中华民族复兴，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成果，物质方面成果可以量化，而精神建设方面成果则难以量化。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就包括四个方面内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四个方面，恐怕只有经济方面是容易用数字说得清楚的，其余三个方面，其中所蕴涵的大量内容，真不知是如何量化的？
虽然如此，这份报告提醒了我们，距离执政党所提出的在21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所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平稳地发展下去，不出现大的波动，那么，至2050年，实现预定经济目标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不能再采取现有的严重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方式。而其余的三个方面呢？政治改革虽然也在迈小步地进行，但显然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因此才出现全社会都要求深化体制改革的呼声。至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各种关系的理顺，实在还有太多的事要做。而文化方面的内容，就更丰富了，它不是办多少所学校，出多少本书，拍多少部电影之类的问题，而是涉及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人文修养、创新能力和水平等各方面的重要因素。这些年来，关于人际关系的扭曲，道德伦理的失范，贫富悬殊的增大，特权阶层的形成等，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议论最多，意见最大。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必须进行中华文化的重构。
三
透过历史的空间，我们首先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百多年来有关中华文化的讨论，均发生于国家与民族面临重大历史转折的时期。“敢问路在何方？”便不得不求助于中华文化的研究视野。毫无疑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是最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最关乎全局的问题。
20世纪初期，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三派，无论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或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虽然都在“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下共同批判传统文化，但他们的传统文化根基却是相当雄厚的。他们之所以一致批判传统文化，是看到封建统治者利用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长期毒害民众，维持专制统治而发出的一种寻求思想解放的口号，固然在当时有其偏颇之处，但处于开启民智和反对数千年封建统治所造成的愚民思想，还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到晚年时又在反思中回归传统。至于维护传统一派，其实也是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柢，又深具世界眼光的一批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严复等，他们是在对中西文化作细致比较之后，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要保护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防止发生西方文化已出现的弊端。如果我们联系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便不难理解他们的立场和动机了。
然而，反观20世纪80年代的那次中华文化的讨论，我们就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许多在那里跟着嚷嚷批判传统文化的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传统文化的根柢。就以《河殇》的创作者而言，假如他多少有点传统文化的常识的话，断不至于大肆宣扬和美化西方的对外侵略扩张，而批判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的“讲信修睦”的主张，并以此作为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准则与理念。东方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是以自先秦形成的“五服”制度为基础扩展而来的。所谓“五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指的是从京畿起，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距离京畿越远，对中央王朝承担的责任越轻。这种早期治理国家的蓝图，成为秦汉之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处理内部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当“远人不服”时，“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不提倡轻易出兵攻打。中国历朝历代，大体上都遵从这一原则，由此而形成了东方范围广阔的中华文化圈，应当说这也是中华文化圈中所有国家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当然，如果说曾经有过例外的话，那就是日本人常提起的元朝曾派兵进攻日本。但如同鲁迅说过的，成吉思汗并不是我们的“汗”。
从20世纪的80年代至今，又过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问题被提出，大批古代著作得到出版，今人的相关论著也俯拾即是，国学也屡屡出现在视频和讲坛上，这是在拨乱反正之后出现的可喜的状况，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纠正过去对传统文化所推行的极左政策的偏颇。可是有人却由此惊呼，“国学”已经热过了头。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这种看法实则只看皮毛而不看实质。中央电视台四套开设了《百家讲坛》，面对大众普及传统文化，确实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这原本是正常的现象，值得提倡的做法。可是后来有少数人借普及国学之名作秀、炒作，为自己谋取私利，便引发大家的恶感，有人因此以为“国学”已经热过了头。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今日“国学”的学习与研究，其实还停留在表面上，并未能真正深入到民众之中，尚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如何说国学热过头？要说热也不过是一种“虚热”。现在一般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还远远低于文盲充斥的旧社会。尤其是经过这么多年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批判，在一些人心目中，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糟粕、等同于落后保守的思想，这种看法已经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改变。加之教育方面长期缺少这方面的教学内容，造成全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普遍漠视和疏离，在此情况下，大谈“国学”已经热过了头，不知从何说起？
我以为，虽然时间过了一百多年，但从20世纪形成的三种不同认识依然各自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认知上出现明显变化而已，因此严格说起来，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对相关问题至今并未真正形成共识，对于中华文化应当如何复兴的重大问题，并未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尽管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倡导保护与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加大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而民间的“国学热”也方兴未艾。然而，对深层次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元典理论的研究与传承，支持的力度仍显不足，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划与措施。在此基础上谈复兴中华文化，显然缺乏坚实的基础。为此，当前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大家共同参与和总结这六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有过成功的经验。作为执政党，要像习近平同志所说，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要发动党内外人士畅所欲言，尤其是逆耳的忠言。《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我们难道不应有这种气度吗？遗憾的是，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尤其在思想理论研究中应当有更为宽松的气氛，禁区太多，将严重影响到整个民族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发挥。
四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笔者认为，这一段话，对传统文化的地位，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与重要性是提得比较到位的。尤其是谈到“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这一点十分重要。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历史特别悠久，独立发展而成，保存又十分完整，传承达数千年的优秀东方文化。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曾经在世界文化史上作出过自己独特的贡献。它也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文化史上“轴心时代”的几大源生地之一。而在此后的二千多年间，随着不同区域文化向外传播，中印之间、中西之间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印度的佛教于东汉即传入中国，而中国的儒、道思想乃至宋明理学思想也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之后传入欧洲，并影响了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形成，甚至于包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潮。因此，在西学东渐之前，从17世纪中叶起，更有一东学西渐的过程。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今日中国的过去》中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有学者曾对这个过程进行过认真的考察参阅张允熠《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学脉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14页。。我不明白，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人，为何要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妄自菲薄？
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导致国力的衰弱，对其进行批判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更进一步推论出是中华文化的缺陷而导致落后挨打的结论，其实是毫无道理的。近百年来，一轮又一轮地对传统文化的糟蹋和践踏，对于曾经哺育我们民族成长的中华文明毫无敬畏之心，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曾经这样自虐过。子孙不孝，累及祖先。难道一个孩子成了杀人犯，就一定要到他的祖先那里去追寻是否有犯罪的遗传基因吗？而百年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穷追猛打，其逻辑推理岂非和此一致？例如，由于许多企业的失去信誉，让人对中国的诚信度产生怀疑，于是学术界也有人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根，岂非荒唐？其实，中国古代就有关于“诚信”的丰富思想，原本可以经过现代阐释而获得新的生命，完成观念的现代转型。因此，动辄批判传统，其实是打错了目标。当今社会运作中所以出现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假、大、空泛滥，难道与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所谓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没有关系吗？这股不正之风延续多年，并没有得到很好纠正，即使改革开放后依然有大量造假现象，这能算到传统文化的头上吗？鉴于历史的教训，我认为，我们应当更多地从自身工作上找原因，而不是动辄去找所谓传统文化的问题。
当然，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有其客观原因，“传统与现代的内部紧张，常常被扭曲成传统与现代的外部对立，于是，否定传统就常常演变成否定自己”。转引自赵峰《中华文化复兴的先务》，人民网2011年11月17日。在百年来的中华文化论争的中西古今之争中，我们不正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吗？是的，我们在讨论的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这是有一个质的规定性，即首先它是“中华文化”，而非其他种类的文化，那么，失去传统意义的“中华文化”，它能走向何方？离开了最能代表民族传统的文化，就像人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能够做得到吗？
所以，重构“中华文化”的前提，是应当真正知道所谓“中华传统文化”是什么，如果对此一无所知，谈何重构？但是，要让传统文化的精髓为广大民众所了解，所熟知，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在很多人心目中，一提传统文化，就是京剧，就是清朝的大辫子。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当今舞台和电影电视中，居然有那么多的清宫戏。现在北京过节时举办的庙会，也都是一群穿清宫服饰的男女在那里扭腰摆舞，而电视剧《康熙王朝》的片头曲，活脱脱是当代版的《东方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健忘的民族，虽然说得比较尖刻，但并非毫无道理。许多人似乎不知道清兵入关时曾有过残暴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知道中国的人口竟然从明末的近亿人减少到清初的1600万。而那些惨遭杀戮的，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
要建立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无疑十分正确，而且应当将此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性工程。但是，不能低估这项工作的艰难程度。在传承体系的建设中，有的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例如当前各地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问题，做起来难度并不大。而要建立有关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承体系，其工作就要艰难和复杂得多，因此，必须有周密的规划和完善的顶层设计。这有可借鉴的实例，如台湾1966年底开展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陆在这一年开展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言而喻。此时在台湾的蒋介石，提出要保护中华文化，以与大陆的“文革”分庭抗礼。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海内外的中国人一致认为，台湾所保存的中华文化比大陆要多。如果我们认真探究一下那时台湾的状况，则不难发现，当时推动这一运动的现实基础并不比今天大陆强，一方面是台湾从日本的殖民地回归不过二十年时间，在日本侵占的长达半个世纪里，日本人曾不遗余力地摧残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基础，企图以日本文化取而代之。到1966年，台湾虽然光复二十年，但日本统治时期所形成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而美国当时又在台湾内部大力扶植“台独”势力，挑动种族冲突与族群分裂。
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注意从青少年抓起，从整理优秀古籍抓起，在学校中加强语文教育与中国史教育，使之成为对青少年进行国学知识与民族文化知识教育的普及工程，以此凝聚台湾社会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这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效果已得到全社会的公认。当然，这种从基础抓起的工作，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至少是二三代人的努力始能看出其效果。我们应当有一种紧迫感，从现在做起，从年轻的一代做起，将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列入从小学至大学的整个过程。只有熟知传统文化，才能从中区分出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否则，弃其精华，取其糟粕来治理国家，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我们在这方面所经历的教训还少吗？
五
中华文化的重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传统的文化知识体系，文化思想构成，文化制度安排，教育体制的革新以及表达方式的转变等。
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毫无疑义是重构中华文化的基础。但是，我并不认同当前一些主流说法，似乎民族文化的传承就是经学与儒学的传承。虽然长期以来，儒学一直受到封建时代各个不同阶段统治者的褒扬，成为两千年来的显学。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是多元的，是先秦诸子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历朝历代所有富有成就的学者也都精通诸子百家之学。我们断不可到今天反而画地为牢，仅仅去弘扬儒学而丢掉其余百家之学（甚至应包括后来传入中国并已中华化了的佛学）。这些其实都已形成中华传统文化中密不可分的知识结构体系。我们应当广博地熟知先贤创造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并经过重新的阐释，使之成为今天重新建构中华文化的基础，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并由此形成立足民族传统、又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华民族价值观。上述这段话，是我2012年9月在福建莆田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华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的会议上发言的内容，后来我读到方勇先生有关“新子学构想”的文章，特别高兴，因为这篇文章正好十分详细地论述了中华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子学与“经学”之关系，“新子学”对西方文化的吸取与融会，如何以“新子学”承载“国学”真脉，以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等。文章论述得入情入理，是经过认真思考后撰写而成的。
诞生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子学，是那一代士人智慧的结晶，是那个时代的士人在继承、吸收中华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和传统经学精华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提出的各种治世方略和社会理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许多子学著作，不像后代的一些个人的创作，仅反映其个人的思想和认识能力。笔者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小文《对先秦文化的重新体认》，专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一篇《论六家要指》，指出诸子中六家学说的来源与承继关系及各自的优长与局限，其实已包含了这方面的意思。当然，自战国之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华民族优秀人物有如群星灿烂，其创造的思想精华，不断丰富和充实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继承的。因此，“新子学”的提出，更具有包容性。况且子学本身也包括儒家的学说，如孔孟学说。不过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应该弘扬的是元典的儒学，而不是汉代以后变了味的专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设计的那一套。中华文化要复兴的是传统中的优秀文化。
“新子学”之所以适合今天的需要，还在于它所具有的开放性，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只固守旧的一套，是十分荒诞的。时代的发展要求推陈出新，因此，应当广泛吸取世界各国文化中的精华，使之为我所用。在世界文化广泛交融的今天，如何吸取各种文化的精华，经过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值得认真思考。许多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应当大胆加以回应和吸收，这应当是“新子学”所具有的题中之义。其实，这并非新问题，所谓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口号，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是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为什么现在竟然成了问题？况且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本来就蕴涵着丰富的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内容，我们应当认真加以发掘和整理。记得1990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当时西方提出有关“人权”的问题，我们处于被动、不敢大胆回应的状况，让人感到很不是滋味。当然，后来我们开始了与西方的对话，也发表了人权白皮书，阐述了我们的人权观和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不断改进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很大的进步。中华文化的重构，是以现代的眼光从传统的中华文化中选择那些经过现代阐释能适合今日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同时广泛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融会形成新的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强烈时代性的一种文化。
在中华文化的建构中，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体系，应当是重中之重的带有全局性与关键性的问题。中华传统教育自有其良好传统，在上古三代就已经产生了影响后代数千年的“庠序”教育。《礼记•学记》载：“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古代的帝王，其立国和治民，以教育为先务。古代的教育，25家设“塾”（25家为一“闾”）；一党设“庠”（五百家为党）；一“遂”设序（12500家为遂）;一国之中设“太学”。每年新生入学，隔年考试，考察他对经文的理解及兴趣爱好的走向；三年考察学业是否专注，是否能融入群体和睦相处；五年考察他是否博学笃行，亲近师长；七年考察其学识是否有独到的见解，善于选择结交朋友；这些都能做到的，就叫小成。到了九年，就要掌握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触类旁通，有独立的意志，而且不违背师训，这就叫大成。
《礼记》记载的是先秦时期的学术思想，教育方法，典章制度，自然和今天大不相同,但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古代是如何重视养成教育，它着眼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养。这种教育理念，至今依然有参考的价值。
中华传统教育最终是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士子人格养成的准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使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忧国忧民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优良传统。于是达者效命国家,贡献其聪明才智；穷者著书立说，设帐授徒，传道解惑，因之形成中华文化教育独特的传承体系。
中华文化应当是当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极其重要的内容，是养成教育，而不是上党课。我们建国后学校中的思想教育，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要进行总结，可以说，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教育，必然是失败的，哪怕你用再多的时间来进行所谓的灌输。
而自辛亥革命尤其“五四”之后，当帝制被推翻，我们的教育又注入了西方元素，出现了蔡元培当校长时期的北大的教育模式。虽然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其中实则包含着许多现代教育理念，因此，吸引了不少中西学养兼备的文化名人来此任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清华、复旦就有一批这样的文化名人，他们奠定了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基础，这在当时是与世界大学的教育模式同步合拍的。
建国以来的六十多年间，我们曾做过各种教学改革与实验，既有可供今日教育吸收的经验，也有可借鉴的教训，按理说，我们应当有理由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适应当今改革发展要求的教育体系，然而这些年，社会上对教育的批评声浪甚高，难道不值得认真反思吗？
当然，教育不过是社会的一部分，教育出现的问题，不应仅由教育部、学校来负责，而应是全社会来共同反思。因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体制、教育环境、学校教学的内容，尤其重要的是理想信念的教育，是否能真正使学生理解和愿意接受，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合乎社会实际。如果学校教的一套和社会流行的一套对不上号，学生怎么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呢？这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所谓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就是空谈。
以“新子学”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由浅入深，选择和编写出一套适合从小学到高中学习的教材，用十二年的学习时间，学生完全具备最基础的中华文化知识。大学阶段，在通识课中设立相应内容即可，以利于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和提高。也许有人会提出学生负担太重的问题，其实很好办，将中华文化融入现有的政治课即可，相信对学生用处更大，学生也会更愿意学。我们当前思想品德教育中存在着一个误区，即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课等同思想品德教育。我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不应代替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应当立足于养成教育，让学生成为心志健全、知识丰富、品格高尚、视野开阔的一代新人。中华文化课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内容，直接关系到学生的人格修养、价值观、理想信念等重要问题，比起那些脱离实际的教条来，作用不是更大吗？先秦时代产生的子学，是中华文化智慧的宝库，在其产生之后的两千多年间，对世界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对西方的文艺复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在大力弘扬和复兴中华文化的进程中，更应当对这一座宝库进行深度开发，实现其现代转型，为中华文化的重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提出应当进行中华文化的重构，也是从世界发展的全局来观察和认识的。其实，不仅中国在研究中华文化如何重构的问题，西方也进行着文化的自我审视。许多学者从20世纪初至今，一直在认真探讨西方文化中存在的不适合当今时代发展的弱点和危机，开始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他们首先是返回自身文化的源头，审视历史，重新认识自己，寻找新的出发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特别重视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系，并从其他非西方文化中吸取新的内容，以便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参阅乐黛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重构》，《文史哲》2008年第3期。。
以上几个方面不过是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