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墨学和新儒学一样，是“新子学”系列的组成部分。对于新墨学，我们需要从学科的定义加以精确的认识，把握新墨学的含义、范围、对象、问题、复兴和发展等。
一、有无新墨学
（一）无新墨学的观点认为，从严格的学科的界定，无新墨学
拥有独特的研究领域、独立的研究内容和独有的研究方法，这对于确立一门学科的学科地位，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学科奠定的基本指标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根据这样的规定，我们认为新的墨学研究，在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方面没有新的或者突破的地方，不存在“新墨学”。
今天的墨学复兴不等于新墨学，只是墨子思想的新认识和新应用。墨学的复兴，是墨学发展的延续，仍然是就墨家研究的问题再认识、进行的再扩展，并不是墨学有全新内容或者另起炉灶。由于墨学沉寂很多年，让人们感到比较新鲜，但是就其研究的实质来说，仍然没有摆脱固有的《墨子》话语圈，仍然是关于经典的诠释，增加的方面无非是结合当今现实的比照和思考。
张岱年（1909～2004）就不主张“新墨学的形态”。张岱年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期，先后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人生的尝试。受张崧年“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今后哲学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机，张岱年认为如果没有新的创造，就不应该提出“新墨学的形态”：“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如果我们从墨子研究这个学科是全新的情况来看，那么今天所谓“新墨学”，尚未达到崭新的地步，更没有达到全新的情况，“新墨学”这样的提法是不适当的，起码是不确切的。
（二）从阶段比较来说，进行界定，有新墨学
如果从墨子研究的横向、静态来看，墨子研究领域尚未出现“新墨学”；如果从纵向、动态来看，墨子思想研究有新时代、新阶段、新内容等新气息、新环境，应该说有“新墨学”。
孙中原先生指出有“新墨学”，是符合严格逻辑要求的：“未来墨学现代化，将进入更为波澜壮阔的新高潮，旧墨学将质变、转型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更强劲有力的新墨学。”孙中原主编《墨学与现代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孙中原先生认为，古今墨学具有元性质，为揭示墨学现代化和墨学元研究的机理，推动墨学现代化和墨学元研究的进展，创建新墨学、元墨学，需从超越、总体视角，分析古今墨学研究的主体、主题、成果、形态、语言、层次和方法等元性质表格见孙中原主编《墨学与现代文化》，第14页。：
墨学元性质古墨学元性质今墨学元性质1．主体先秦墨家现代学者2．主题战国课题墨学应对现代课题墨学借镜3．成果战国课题墨学答案现代课题墨学镜鉴4．形态古墨学论著今墨学论著5．语言古汉语现代语6．层次第一层次元研究第二层次元研究7．方法古代哲学方法现代哲学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今天的墨子研究有很多综合和创新。“今墨学研究的方法是现代哲学方法，以现代科学为工具性元理论，进行超越、总体研究。现代科学是全球化过程中从域外引进的客观普遍真理，对全人类实践、认识普遍有效，是墨学研究的犀利工具。”孙中原主编《墨学与现代文化》，第19页。
（三）宽松、宽泛的新学科概念下，有新墨学
由于当今学科“生长点”骤增，“横跨度”出现，“结合部”延伸，在时代背景意义上促进了当代社会科学新学科的迅速发展，已直接和社会科学发生了交叉渗透，大大扩大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导致了多门新学科的诞生。因此，以“新×学”而出现的名词，汗牛充栋。
我们认为，新墨学的类型，基本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1.“阶段型”
现在的研究之所以称为“新墨学”，是因为对墨子思想的研究，进入到了新时代，今天的墨子研究，是对传统墨子研究的继续，是新的研究阶段。
“墨学现代化”的说法，就体现了“阶段型”。“墨学现代化”目的使墨学具有现代性质和状态，发生现代性变化，呈现新时间上的新标志。
孙中原先生指出有“新墨学”，就是从比较的角度说明今天的墨子研究属于新的阶段，有新的内容和方法。彭永捷先生在《现代哲学》2004年第2期发表文章《浅议“现代新墨家”》，认为现代新墨家是新近出现的一个学术派别，他们以复兴墨学为职志,以对墨家文本的现代解释为途径,寻求回应现代问题的文化资源。
与此类似的情况，有“新儒学”、“新道学”。
2.“结合型”（“嫁接型”）
墨子的理论，是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适应性，可以应用到今天，和当代的问题、场景、研究方法、其他学科等进行结合，发现和寻找新的思路和现实对策。
这里的结合，有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有不同理论之间的结合、有与新方法的结合等。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墨子研究，注意对墨子的理论阐释，从当代观点审视墨子理论，提出新的见解，例如，从功利主义认识墨子思想，从罗尔斯的正义论看待墨子思想的局限性，从当代实际问题，譬如奢侈，来反思墨子节用的合理思想等。再如，孙中原的著作《墨学通论》用现代军事学术语，分军事思想、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工程设施和战略战术，首次全面论述墨家积极防御军事学，用四分之一篇幅论述墨家逻辑学，以总结性、全面性、创新性和深刻性为宗旨。张岱年《墨学通论序》说：“孙中原同志研治墨学，历有年所，对于墨家学说的各个方面都探索较深，近著《墨学通论》一书，对于墨家学说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于墨学精蕴颇多阐发，特别是对于前人未注意的墨家军事学说评述尤详，这是值得称赞的。”
3.“应用型”
这一类型强调墨子思想的新应用。墨学有永恒的魅力，蕴涵了很多不平凡的智慧，墨家的思想可以在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哲学、逻辑、自然科学和军事学等领域，继续发挥新的价值、新的应用，融入了当代内容，丰富了墨家的思想，接轨现代经济、政治、道德、教育、哲学、语言文学、军事、逻辑和科学，融会古今中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
张斌峰、张晓芒发表了《新墨学如何可能？》（《哲学动态》1997年12期），作者指出：“目前新儒学的研究正全面展开，新道家的研究亦初见端绪，惟独墨学思想的创发尚少有人问津。而传统学术中，过于偏向儒学、新儒学、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的研究”，“从现时代来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构和科学理性精神的确立，还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的现实价值层上，抑或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墨学，墨家学说在建立新的全球社会时，将会比儒学和道家之学可能提供得更多。可见新墨学的研究势在必行。”
如果按照人们所说的有“新儒学”、“新新儒学”的名词，那么“新墨学”的说法，也可成立。“新墨家”只是一个文化符号或者旗帜，就好比“新儒家”、“新道家”，只是代表了一种学术思想倾向。
二、新墨学的内容
新墨学有丰富的内容，在研究对象、问题方面，有传统的方面，也有新的开拓。
第一，明确对象。
对传统墨子思想，有进一步审视的必要，更有必要对之思考和应用。
例如，墨子的兼爱、交利、非攻（和平）、节用（节俭）、尚贤等主张，现在仍然很有价值，需要发扬光大。市场经济就是平等交换的经济，交利，就是实现“双赢”；和平是今天世界的主题，需要从墨子那里汲取智慧，墨子强调的兼爱，是和平的前提和理念，非攻是他的和平思想的基本保证；节俭（节用）很符合循环经济、绿色革命，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借鉴的。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中，“爱”是伦理思想，“利”是经济范畴，它们实现了经济与伦理的统一。追求利益的需要、手段与工具价值与道德的规范、理想的引导、目的价值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可是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往往容易发生断裂、颠覆，处理好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成为时代经济伦理学的严峻课题。墨子以智慧的眼光，辩证认识了义利关系，发人深省，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值得深入研究、挖掘、应用、推广。“爱要以利为基础，利要以爱为归宿。把爱与利统一起来的伦理观，在我国的经济思想史上是罕见的。”胡德平《十家论墨》序，载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严灵峰在《墨子简编》中指出：“兼爱是手段，交相利是要达到的目的，两者相互为用。”“墨子是在中国历史上赤裸裸地暴露了人类的弱点：自爱（自私）为一切祸乱的根源之第一个人。同时，并提出医治这种病的药方——兼爱。”转自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第12页。
第二，研究问题。
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必须发现新的有足够规模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和墨子当时探讨的问题比起来，仍然在很多基本问题上呈现出相似（相近）性，属于基本相同或者一致的问题。
例如，我们要实现民族的复兴，需要发扬光大民族精神，墨子精神的内涵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元素或者部分，“墨学的基本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十大方面：刚健不苟、求知不倦、刻苦节俭、爱人利民、平等互助、知其不可为而为、牺牲奋斗、革新创造、力行实践、和平济世。”史墨卿“科圣爱情观”，载王裕安主编《墨子研究论丛》（五），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97页。墨子本人，具有非常强的人格魅力，胡适说墨子为社会利益献身精神，是前无古人的，值得人民为之效法的：“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再如，墨子强调，正义在于公利，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对策，这在今天也很重要。有的领导干部腐败，就是仅仅注重私利、满足个人的贪婪，抛弃、损害了公共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墨子主张为天下兴利除害：“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上》）杜国庠指出：“如果我们可以说，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一个‘仁’字，那么，墨子的中心思想就可说是一个‘义’字。”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杜国庠论墨子》，第194页。追求公共利益，就要反对自私自利的思想与行为。蔡尚思说：“以公利为正义，不重个人的名利。与儒家的求名不求利，道家的反对名利相反。”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第330页。要实现公共利益，每个人必须做到对他人有利，达到互利互惠、互相帮助。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认为：“墨子特注意经济组织的改造，要建设一种劳力本位的互助社会。”转自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第3页。
再如，墨子主张“非命”，强调不能满足现状，主张改革、创新、抗争、奋斗。这样的见解是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近代需要，当代仍然需要。许多哲学肯定了这样的认识。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认为：“革新旧社会，改造新社会，就是墨子思想的总根源。”转自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第3页。韦政通先生也指出墨子是伟大的改革家：“如果说孔子是一位伟大的道德与人文的教师，墨子扮演的则是一位苦行卓越的社会改革家的角色。”韦政通《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三、新墨学的复兴和发展
如果按照儒家的说法，将朱熹的思想说成是新儒学、是儒家思想的新阶段的话，那么墨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断断续续有很多亮点，呈现出不少转机。
唐代韩愈强调孔墨相用，建立新儒学，实质也构建了新墨学。韩愈认为孔墨相同，直接利用，包括：爱的内涵、思想来源、圣人崇拜、贵王贱霸、尚贤、尚同、天神等七大方面；主张孔墨互补，甄别利用；同时注意孔墨不同，谨慎利用。韩愈的一生是对孔墨精神的践行，是孔墨互用的典范。韩愈对墨家的历史价值给予了客观的认识，他认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集•读墨子》）韩愈把墨子的“兼爱”视同孔子的“爱人”。韩愈在《韩愈集•原道》明确指出：“博爱之谓仁”；在《韩愈集•原人》里说“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是博爱的根本原则和规范；在《读墨子》中强调：“孔子曰泛爱众，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韩愈集•读墨子》）这些说明了孔墨的仁爱与兼爱两者实质相同，强调了两者可以互相融通或者替换。明确揭示博爱就是仁，韩愈是第一人。这是韩愈对中国人道思想的一个发展。
韩愈的“原道”，主张一视同仁的博爱，创造性地吸收了墨学成果。宋儒张载《正蒙•诚明》说：“爱必兼爱”，正是继承发展了韩愈“孔子必用墨子”、“博爱之谓仁”、“一视同仁，笃近举远”的思想。朱熹集大成，发展成“仁是爱的道理”、“以爱名仁，是仁之迹”。在近代，梁启超指出：“墨子的兼爱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主义，理论方法，完全相同。”（梁启超《墨子学案》第二章）“兼爱”说更受到孙中山的称誉，比之于“平等，自由，博爱”之属，把它作为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好道德，以号召国人建设新社会文明。孙中山指出：“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4页。
俞樾在为孙诒让《墨子闲诂》写的序言中说：“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日本学者冢野刚史的《关于韩愈〈读墨子〉》一文指出，韩愈《读墨子》儒墨尚同、兼爱、尚贤、明鬼完全一致，韩愈这样对待墨家是儒教的革新［日］冢野刚史《韩愈「読墨子」について》，《中国哲学论集》（21）1995年。。历史上对韩愈孔墨互用说进行了评说，认为孔墨互用很有必要，肯定了韩愈的积极贡献，其中有蔡元培、冯友兰、陈寅恪、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等。
韩愈思想渊源于儒家，以儒家正统，融合墨家，表现了对文化发展的整合。韩愈客观地评价了墨子的历史地位，主动吸取墨家思想中能被儒家利用的精华，符合历史事实，顺应文化发展趋势。秦家懿（Julia Ching）博士指出：“儒家作为正统思想，渗透了法家、墨家和道家思想，也有佛教的影响，是各种各样学说相互介入的结果。”Julia Ching,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USA, Ltd.,1977, p.62。韩愈在唐代佛教、道教盛行的局势下，试图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吸收墨家的思想，难能可贵。由于韩愈不是专门研究哲学思想的历史人物，正如冯友兰所说“韩愈不能成为哲学家”，墨子的深入和全面研究仍有欠缺，有的判断仅仅是思想的闪光，缺乏论证，特别是《原道》、《读墨子》赞扬肯定墨子和《与孟尚书书》贬低否定墨子，大相径庭，在欢畅赞扬后立即进入无情鞭挞，缺乏逻辑一贯，给墨学的复兴当头棒喝，失去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留下了千古遗憾。社会学家费孝通揭示了文化发展自觉选择的意义和总体原则，将不同文化的和谐发展概括为“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页。。韩愈当年试图孔墨相用，但是却没有持久，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王桐龄对墨家思想的复兴或者新发展进行了总结，他在《儒墨之异同》中，指出，墨子学说虽然中绝，但是“墨学之理想犹隐伏于后人脑筋中，固未尝完全消灭”。在历史上，墨学经历了许多次复活，并将继续得到发扬光大：
第一次复活：东汉后佛教进入中国，慈悲思想流行，与兼爱主义一致；
第二次复活：明朝以来，耶稣进入中国，博爱流行；
第三次复活：清初，明末忠臣秘密组织哥老会、天地会等，抑强扶弱；
第四次复活：清末，民国先烈徐锡麟等组织暗杀满廷大臣；
第五次复活：民国先贤翻译西方学说，输入共和理想，主张尚贤、尚同；
第六次复活：近代密尔功利主义进入中国，和墨子实利主义一致；
第七次复活：墨子非命主义，因为翻译《天演论》复活；
第八次复活：墨子国家观念，因为翻译卢梭《民约论》复活；
第九次复活：墨子经济思想，因为翻译《原富》复活；
第十次复活：墨子非攻主义，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和平而复活；
第十一次复活：墨子物理学、军事学，因为西方知识输入而复活；
第十二次复活：墨子尊天主义，因为犹太教、耶稣教而流行。转自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王桐龄论墨子》，第5960页。注：王桐龄在《儒墨之异同》中只明确提出前四次复活，后面的复活没有排列次序，为明确起见，我进行了排列。
不复活墨子的危害，在历史上已经暴露出来。“墨教之中绝，理想之大同主义同时消灭，而暴君察相，益以专制手段束缚人心，使先民思想无自由伸缩及自由发展之余地，中国之不幸，亦即东亚各国进步迟滞之远因也。”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王桐龄论墨子》，第59页。
我们认为从近代以来墨子思想有两次复兴：
其一，是近代的复兴。这是梁启超等一批学者开拓的，包括梁启超、胡适、章太炎、冯友兰、钱穆、严灵峰等。民国时期至现代梁启超、伍非百、吴毓江、张纯一、栾调甫、叶瀚等，在墨子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严灵峰客观说明了梁启超在复兴墨学上的贡献：“清末新会梁启超，所著《墨学微》一书，泛论墨子学说，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为墨学研究创历史之新页。从兹各方探究之成绩乃渐可观，梁氏倡导之力也。”（《墨子集成•序》）
其二，是当代的复兴。20世纪80年代后，张知寒先生率先摇旗呐喊、身体力行地组织各地学者进行墨子研究。任继愈、费孝通、（台湾）王赞源等著名学者大力支持，孙中原、郑杰文、李广星、李绍昆、韦政通等做出了突出贡献，积极参与者更是不胜枚举。例如，张知寒先生主编的《墨学与当今世界丛书》（1997年）共10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初步阐述了墨家学说的现代价值，包括张斌峰《墨子与世界和平》，姜宝昌《墨学与现代科技》，李殿仁《墨学与当代军事》，杨爱国《墨学与当代经济》，李广星《墨学与当代教育》，吴晋生等《墨学与当代政治》，郑杰文、黑琨《墨学与新伦理道德》，颜炳罡《墨学与社会文化建设》，秦彦士的《墨学与当代价值》，庄春波的《墨学与思维方式的发展》。张知寒先生还将他主编的丛书邮寄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国高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墨子研究如火如荼，为世人瞩目。任继愈主编《墨子大全》，2002年开始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被认为是墨学复兴的里程碑。为弘扬墨学，山东大学与滕州市联合成立了墨子研究中心、中国墨子学会，先后召开了五届大型国际和国内墨学研讨会，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山东的滕州和河南的鲁山，为墨子故里争论得不可开交，两地纷纷举办研讨会、出版论文集、建设或者恢复墨子纪念场地（场馆），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墨子的伟大。这样的争论是墨子研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未来的墨学思想，必然获得人们的普遍肯定和广泛运用。王桐龄指出：“就目下形势而论，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王桐龄论墨子》，第60页。伍非百说墨子精神与大禹治水为国的理想是一致的，有了这样的精神，才能振兴中华。“读《墨子》者，当时时有大禹之人格与社会在。诚如是，岂惟中夏民族是赖，将再建一九州外之九州，环瀛海而禹域之，其功岂不伟欤！”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伍非百论墨子》，第99页。蔡尚思说：“断言：墨学被禁锢于古代，决不会被禁锢于后代。认为墨学有当代价值，今后值得弘扬。”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第16页。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