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刊登了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的《“新子学”构想》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经、史、子、集四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智慧，具有创造性、开放性、强生命力的特征。“新子学”的提出，促使诸子之学在继集部有新文学、经部有新经学、史部有新史学之后，迎来了“新子学”的研究、传承时代。这不仅充分显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不绝的极强生命力，也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方勇教授提出：“诸子之学从来都是当下之学——自汇聚诸子思想的诸子文本诞生伊始，伴随后人对文本的不断诠释、解构与重建，子学如同鲜活的生命体，不断发展、演变，生成一代又一代的新子学。”方勇《“新子学”构想》，《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尤其在我国文化建设的当下，“新子学”的提出，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再认识、再阐释、再汲取、再升华，因此也是一项重要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设工程。
一、研究综述
《“新子学”构想》一文发表前后，学界及媒体围绕“新子学”进行了一系列探讨。本文以主题相关度为准则，选取2011年12月26日至2013年1月9日一年多来，论及“新子学”的两次会议和16篇文章进行梳理研究。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归纳，我们发现“新子学”研究具有以下特征：
（一）短时间内掀起学术热潮，媒体参与度高
2012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以近乎整版篇幅发表了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的文章《“新子学”构想》，学界和媒体迅速跟进，自此一股研究“新子学”、讨论“新子学”的热潮拉开帷幕。如附表所示，2012年10—12月，共有1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及“新子学”。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新子学”学术研讨会、由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和《黄河文学》杂志社主办的主题为“现代文化学者如何认识和评价‘新子学’”研讨会，先后于2012年10月27日、12月1日举行。由此可见，关于“新子学”的研究和探讨不仅呼应及时，反应迅速，而且很快在2012年11—12月形成一个小高潮。同时，媒体参与度高也是一大特点。如附表所示，在“新子学”的研究和探讨中，多数成果发表于（学术）报刊（12篇）、网站论坛（3篇），而且媒体在这场讨论中通过议题设置等显示出很高的参与性。如《文汇读书周报》于2012年11月2日特邀卿希泰、谭家健、王鍾陵等有关专家学者参与笔谈，整版刊登《“新子学”笔谈》一文，以期引起对“新子学”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
媒体的多篇报道及各位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对“新子学”不断进行的深入探讨，促使“新子学”逐渐从一个构想变成一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思考的文化潮流，对“新子学”的解读越来越多，对“新子学”所根植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下的时代背景的剖析也越来越多。媒体的高度参与形成了一个高水准、多层面的意见集合场，为“新子学”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学术和文化氛围。
（二）深厚的学术渊源和民族精神传承性
“新子学”研究在短时间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和报道的热潮，并不意味着“新子学”研究是“拔地而起”。“新子学”的提出和研究，都是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源与发展的理性考察，是深入探索和不断创新的结果，凸显的小高潮是“新子学”更深远的学术渊源和民族精神传承的一种表现形式。
就个人学术研究脉络而言，早在2012年4月7—9日，《“新子学”构想》一文的作者方勇教授作为主要推动者，就在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办了一场名为“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的学术会议，与会的近60位学者主要就文化强国与先秦诸子的现代价值、诸子及其学派的再认识、《子藏》编纂与古籍整理的持续推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广泛交流。而更早之前，方勇教授曾在《〈子藏•庄子卷〉：庄学文献集大成者》一文中提出“新子学”的思考与展望：“《子藏》搜遗籍，极大观，为传统子学现代化提供扎实的基础，正是‘新子学’得以正式提出的根基。”方勇《子藏•〈庄子卷〉：庄学文献集大成者》，《文汇报》2011年12月26日，第15版。这些年来，从庄子文本到庄学史，再由庄子研究进而拓展至诸子编纂《子藏》，现在又提出“新子学”的概念，方勇教授的学术研究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新子学’概念的提出，根植于我们正在运作的《子藏》项目，是其转向子学义理研究领域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更是建立在我们深观中西文化发展演变消息之后，对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慎重选择和前瞻性思考。”方勇《“新子学”构想》，《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而就文化学界的研究而言，很早以前，就有人断言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子学时代”。邵建《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第18～21页。展望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前景，学者们认为，学术思想活动的个人化和民间化在20世纪 90年代愈演愈烈，标志着“原创性学理与学术话语”的生成和随之而来的某种春秋战国式的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的到来。继经、史、集部有新文学、新经学、新史学之后，“新子学”的提出，使诸子之学也迎来了“新子学”时代，充分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远性、传承性和创新性。
（三）较高的学术评价和积极的建议
1.地位：“一面新的文化旗帜”
在这次研究热潮中，上海大学郝雨教授作为“新子学”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先后撰写了《文化新构想思潮涌动》郝雨《文化新构想思潮涌动》，《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9日，第4版。、《“新子学”对现代文化的意义》郝雨《“新子学”对现代文化的意义》，《文汇报》2012年12月17日，第9版。两篇文章，评析和研究“新子学”，认为“作为一面新的文化旗帜，‘新子学’必将在整个文化学界更大规模地激起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它不仅是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范畴，也为现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学术基点和方向、旗帜”。这一观点将“新子学”研究的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价值、意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安徽大学中文系孙以昭教授以《时代召唤“新子学”》为题，撰文表达他对方勇教授观点的赞同和支持，认为“新子学”的提出，是应当前文化交流空前密切、信息传递高效快速的时代需要而生。因此，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诸子百家中的思想精髓，并在继承中发展创新，形成体系，有着深远而非凡的意义。《上海科技报》以《“新子学”体现时代精神》为题，对“新子学”学术研讨会进行报道时，也强调了“时代”性。总之，研究者与报道者都期待着迎接一个更加开放、繁荣的文化时代的到来，认为研究“新子学”，通过深入疏通诸子百家之说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实现百家争鸣，是我国未来文化发展具有方向性的旗帜。
2.意义：从文化源头复兴传统文化
对于一个新事物，意义判断和性质判断同样重要。“新子学”的提出已引起部分专家学者对中国文化方向性、主体性问题的新一轮再思考。在现有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大多表示了对“新子学”这一观念的认同，并从不同维度肯定了“新子学”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对于复兴传统文化、解决其发展问题的独特意义。
郝雨教授提出，“新子学”对于现代文化研究以及文化发展来说，起码有四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所谓“新子学”，就是要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由原来的以儒学为中国文化单一核心，转变回归到诸子百家；第二，这样一种文化研究的思路，同时也给“五四”新文化运动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前提和解释；第三，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也只能是多元的，“新子学”给我们提供了现代文化环境中民族文化繁荣振兴的一个重要参照，对当下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四，“新子学”的提出，促使我们从子学中寻找到真正使我们民族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根本，找到蕴涵在诸子百家之中的中国智慧。
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本身剖析了“新子学”的三方面价值：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性，研讨吸收诸子文化思想，而不是一直以来的独尊儒学与弱化其他学派；二是促进了深化研讨中国文化的全面性；三是提供了全面阐释研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能性路阳《上海跨学科研讨“新子学”》，《文学报》2012年12月20日，第6版。。上海政法学院李有亮教授亦认为，从民族文化传承意义上看，“新子学”的价值在于引导人们重返中国文化的最佳生态，即百家、多元的争鸣。
公元前3世纪的先秦诸子之学和五四时期以解放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可视为中国思想的两个源头。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繁荣、最强盛的历史阶段之一，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也自此产生。“新子学”研究诸子百家之“子”，不仅回答了中国文化真正的源头在百家而并不仅仅是儒家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观点的认知，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前提和解释。
3.建议：界定对象和范围、厘清与国学西学的关系
（1）界定对象和范围
方勇教授主张“新子学”以思想史为对象，认为“新子学”“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学，而是思想史上‘诸子百家’之‘子’。具体内容则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前者侧重思想，后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均不在子学之列……‘子学系统’是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新子学”构想》）这一界定显然具有更为广泛的涵盖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谭家健教授和安徽大学孙以昭教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谭家健教授的《对〈“新子学”构想〉的建议》一文指出：“我希望进一步明确，‘新子学’包括释家、道家和小说家吗？我以为，佛有佛藏，道有道藏，自成体系，似乎不必纳入‘新子学’。但他们又是思想史资料，怎么处理？小说家类乃古小说，不属于思想史。方技中也有思想史资料，怎么处理？”谭家健《对〈“新子学”构想〉的建议》，中国文学网2012年11月28日，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73100。孙以昭教授的《时代召唤‘新子学’》一文表示了同样的思考：“不但方技中有不少思想资料，就连天文、历数中也有些思想史的资料，对这些应如何甄别、处理。此外，开展研究固然不能离开传统的训诂与义理两个层面，使能贴近文本的原意，也要面对西学，加以比照、吸纳，还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大文化研究。”孙以昭《时代召唤“新子学”》，《安徽日报》2012年12月14日，第2版。
以上观点也是当前“新子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难点。方勇教授的界定涵盖度高，同时交叉性也高；谭家健教授和孙以昭教授的疑问则显示出“新子学”研究尚未走出开拓期。
（2）厘清与国学、西学的关系
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概念与学术体系，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同时，它也将成为促进“国学”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加快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变革、新发展，为中国之崛起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继续壮大，中华民族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朝民族复兴的道路大步前进。但是，如果没有以学术为核心的文化的大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就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得以实现。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除了物质累积，文化的繁荣更不可或缺。因此，“新子学”要想成为促进“国学”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以更加独立的姿态面对西学，就必须建立起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以此构成中西对话。对此，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鍾陵提出：首先，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应该返回到先秦典籍之中；其次，传统文化也必须在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中，在解决现实困境的作用中，来鉴别其价值。针对西方的话题，对照中西两种话语，在对话中求深入、求新意；再次，子学研究的革新，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诠释学；最后，经典作为民族文化之根，形成了民族文化意义空间的构筑，因此要敬畏经典。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刁生虎则认为，运用古今会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子学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正途。因此，解读子学文本的过程就是今人与古人、东方与西方就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互动与对话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新子学”研究需要自觉吸收一些西方现代哲学、语言学、美学、文艺学、阐释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理念进入论述的视野，力求在古今结合、中西融通方面有所努力刁生虎《“新子学”研究需做到四个统一》，《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3日，第5版。。这种开放的学术研究思维，世界性的研究视野，以及对于中西平等对话权的研究设想，对于“新子学”研究的丰厚与深入，无疑都是一种有力的促进。
以上学者的研究思路，均显示出古今贯通、中西结合、视野拓展、立足于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的学术思维及实用价值观。子学研究打破纯学术局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一脉绵延不断的源流，从而焕发新时代的生命力。但是，如何从学理层面实现这一设想，还需要严谨的求证。
（3）立足文本分析、统一历史与逻辑
对于“新子学”的文本分析，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刁生虎认为要做到两个统一：一是理性与直觉的统一，二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刁生虎《“新子学”研究需做到四个统一》，《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3日，第5版。。其中，理性与直觉的统一基于中国子学这一特定研究对象。中国子学著作是诸子对其所处时代及问题理性思索的产物，但从存在形式方面看，子学著作大多以语录体和解经（阐释）体为主，富有独断色彩，往往只下结论而没有论证。再从表现形式来说，虽然诞生于中国轴心期的子学著作富有深厚的哲理论述和高度的理性概括，但其重要组成部分却是寓言故事，而且这些寓言故事往往是以神奇瑰丽的想象和汪洋恣肆的文学笔调出之，极其深刻地表现了诸子独特的哲学思想，因而这些文章又是杰出的哲学论文。因此，对于子学文本来说，仅靠理性把握的方式远远不够，还必须辅以直观的体验。
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则基于传统子学研究充斥微观研究而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和不足。子学本身自有其建构材料、结构框架、外部形式以及内部格局，其在思想体系、风格表现、审美境界、思维模式、修辞艺术等诸多方面都自成一格。因此，只有注重从总体上对子学文本加以认识，才能揭示出蕴藏在其深层内部的基本规律。基于此种理念，“新子学”研究者在处理子学活动和现象时，应力求从大处着眼，宏观俯仰，多维审视，动态把握，努力把子学现象和子学活动的基本风貌尽可能完整地分层次地展现出来。同时，不能脱离微观考察，必须从具体的学术活动和现象开始，借助“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法，努力做到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有机而又辩证的结合。
所谓历史，一是指认识对象本身的发展史，二是指人们对认识对象认识过程的发展史。所谓逻辑，是指理性思维以概念、范畴等思维形式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指主观的逻辑要以客观的历史为基础和内容，逻辑是历史的理论再现。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刁生虎副教授在《“新子学”研究需做到四个统一》一文中提出，对于“新子学”的研究者来说，在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上也应该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究其原因，历史主义的研究理论与学术实践易陷入零碎而松散史料的纯客观性堆砌而导致两方面的困境，而逻辑主义的研究理论与学术实践则易于“削足适履”，以主观逻辑代替客观事实，使学术研究流于空泛而不切实际的议论。刁生虎建议，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子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客观重现，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注意发挥研究者本人的主体意识与学术主张；一方面要细致而又生动地描述子学文献中丰富多彩的活动与现象，另一方面也要系统而又深刻地揭示潜藏于各种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普遍性与一般性的规律刁生虎《“新子学”研究需做到四个统一》，《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3日，第5版。。
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对于先秦诸子学说研究在新形势下的革新王鍾陵《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见《“新子学”笔谈》，《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1月2日，第12版。。因此，做好先秦诸子学说的文本分析是研究“新子学”的必由之路。
二、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新子学”的概念是方勇教授站在“新子学”与传统子学、西学、国学等现行学术之间关系的角度提出来的，“新子学”的构想是学界为建立中国学派进行的自觉的理论探索，是为了努力建立起本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认为，“新子学”之“新”的精髓，是方勇教授提到的“学界及国人对西学心态的日趋理性和成熟以及对中华文化走向的重新思考”，而这种理论自觉必将推动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建立。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社会矛盾，因此迫切需要大批学者来发挥其智慧，系统探讨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所需的各种理论和策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子学”的提出及其推动的本土化学术理论体系的逐步建立正是题中之义，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新子学”所带来的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将会大规模地激发起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事实上，“新子学”不仅是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也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学术基点和方向。它将贯通古代与现代，建立起通畅的古今对话，从而以更加开阔的历史眼光，寻求文化研究新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脉络。当然，对于“新子学”这一新概念，当下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新子学”的概念界定不明晰
虽然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方勇教授已经对“新子学”进行了阐释，但并未对“新子学”的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这一方面显示方勇教授对于“新子学”研究的谨慎态度，但同时也给“新子学”的后续研究带来一系列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只有少数学者对“新子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的界定存在疑问，并希望“新子学”的概念早日得到完善和确定。而更多的研究和讨论则集中在对“新子学”的价值判断和研究方法上。
子学的意义本身就具有多元性，诸子百家各张其说，互相争鸣，对“新子学”的研究，我们也应该本着冲突与互补、丰富与多元的态度。“新子学”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从其发轫到完备，必然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们并不期望“新子学”概念的界定毫无争议，相反，我们认为更多的思想碰撞，不同的观点交锋更有利于“新子学”的发展和完善，百家争鸣才是我们对现代和今后的中国文化环境的期待和践行。
（二）参与研究和讨论者范围较窄
根据“社会科学报”在线2012年12月10日刊登的《现代文化学者聚会上海跨学科研讨“新子学”》一文和《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1月2日刊登的《“新子学”笔谈》一文报道，目前参与“新子学”研究和讨论的专家学者所在的高校，上海有5所、北京有1所、厦门1所、苏州1所，由此可以看出，“新子学”当下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上海，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北方的北京和东部沿海地区的苏州和澳门两地。这不难理解，“新子学”的提出者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方勇教授，因为心理和地理上的接近性，华东师大所在的上海地区的专家学者应是对此观点接触最早、反映最快和了解最多的，故研究也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学术观点的探讨和研究不应该有地域之分，在上海提出的“新子学”概念不应该仅仅在上海一地及其周围小范围讨论，这也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新子学”当下研究者过于集中在上海，反映出对于“新子学”的研究仍处于小范围、小规模的阶段。要推动“新子学”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在更大地域范围内进行研究和探讨。
从研究成果来讲，“新子学”不仅仅是古代文化学者的专业课题，也是在当今全球化、新媒体时代，一个为整个文化学界提出的共同主题，非常有现实意义。但是，目前“新子学”的研究者在数量上还是少数，研究成果也较少，并且多集中在专家、教授等高知群体中，虽然有少数记者和博主参与讨论，但其势极微，广大的古代文化相关专业学者和社会公众，尚未在这场初起的讨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此外，从学科背景而言，虽然我们说“新子学”不仅仅是某一学科或少数学科学者的专业课题，但不难发现的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来源于古代文化、宗教学、哲学等学科，传播学、社会学等专业研究或综合研究还未被纳入。
在更大的范畴上来讲，“新子学”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探讨，应当还有其更宏大的设想或方向。从传播学角度而言，现有的“新子学”研究中，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明显，不管是对相关会议的报道，还是刊登专家学者的文章，或是进行议题设置，都体现出了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承和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不过，对于媒介化社会而言，这样的传播力度和广度显然不够。正如詹姆斯•W.凯瑞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种文本的集合体，这些文本自身也是集合体”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而且“现代传播手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体验和意识，改变了人们兴趣和感觉的构成，改变了通常人们对活着与对所处社会关系的认识。”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第1页。要想更好地促进“新子学”的发展，不仅要做好学术层面的整理和研究，同步展开有效的大众传承和跨文化传播也很有必要。诸子百家中蕴涵着深刻的传播思想，将其本身蕴涵的传播思想与现代传播技术、手段结合起来，通过更加生动、畅通、有效的模式来故事化、生活化、形象化地传达“新子学”中丰富的思想义理，实现包括文字、讲坛、影视、动漫和各种新媒体在内的整合传播，是很有必要而且大有裨益的。
三、对我国“新子学”发展的建议
（一）认识“新子学”意义，厘清“新子学”概念
从民族复兴的宏伟意义上看，“新子学”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点上，而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夏五千年历史所积淀的悠久文明不应该沉睡在历史的长河中，作为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振兴已经成为题中之义，而方勇教授的“新子学”构想恰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出现，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从“新子学”出现的背景方面看，其研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并且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发展前景良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交往也日益频繁，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诸多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因而迫切需要大批的思想家来发挥其智慧，系统探讨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所需的各种理论和策略。因此，方教授所提出的“新子学”构想，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同时，“新子学”的提出也给我们民族提供了一个文化繁荣的契机。子学的意义本身就是多元的，诸子百家各张其说，互相争鸣，必然存在着冲突与对立，而这冲突与对立更为多元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平台。方勇教授的“新子学”构想，正是对子学的丰富和多元。关于“新子学”的研究，能使学者把传统传承下来，把其中的精义发挥出来，把其中丰富的可能性展现出来，然后让同时代人或者后人来重新审视、重新选择，提供一个选择的可能。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新子学”的提出和研究为复兴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新子学”体现了全球化、新媒体时代的客观要求和时代精神，但同时，时代也考验着“新子学”。厘清“新子学”的概念，是促进“新子学”更好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重中之重。
当然，正本清源只是我们研究“新子学”的基础，在全球化和媒介化社会，“新子学”要想在信息洪流中举起大旗、引领思想，还必须做到传道有方。
（二）上行下达，传道有方，实现“新子学”多方位传播
首先，整理典籍、著书立说，丰满“新子学”的内容。
纵观中国思想传播史，无论思想激变如何，学术思想的传播始终遵循内容为王的准则，而这一准则，在当今社会，仍然是不变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子藏》搜遗籍，极大观，为传统子学现代化提供扎实的基础，是“新子学”得以正式提出的根基，也为“新子学”的发展提供了绵延动力。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仅有《子藏》作为“新子学”的内容支撑，是远远不够的。浩如烟海的国学典籍成就了东方思想之美，“新子学”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典籍、新说来从根本上推动。
其次，塑造大家、吸引大众，增加“新子学”的传道者。
孔、孟、老、庄作为大家，为诸子学说的发展做出了常人难及的贡献。同样，“新子学”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学术大家的推动。目前，“新子学”的提出和发展已经有了方勇教授、郝雨教授等学术大家的鼓与呼，但正如前面所言，当下的“新子学”还呈现在小范围学术讨论的状态，更多具有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没有参与进来。一方面，我们需要几位巨擘高举大旗；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高声呼吁。就如说一位学者的参与可以联动一所高校，那更多学者的参与，就是千万学子的参与。
当然，如果说“新子学”永远只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和学术思想囿于大家之间而远离大众，那其生命力也会因丧失民众智慧而堪忧。诸子之学从来都是当下之学，只有将“新子学”的发展与各个阶层的社会大众的生活关联起来，吸引大众的关注，借助大众的智慧，“新子学”方可以大有发展。
最后，善用媒体、设置议题，提升“新子学”的关注度。
众多大众媒体的参与，是“新子学”研究中的一大特点。在媒介化社会，单靠一部分人凭借口授、文章、书籍作为介质来传播思想，其传播范围不仅较小，而且传播力会因众多信息流的冲击越来越弱。媒介技术的发达使社会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大大地改变了大众接受信息的习惯，也改变了大众的思维方式。正如一部《百家讲坛》可以掀起国人的国学热，电影《孔子》、《墨攻》可以激起西方人对中国思想的好奇心，这些传播力，都是广泛而细致的。制作更多图文并茂、声画俱佳的视听作品，将文化性与娱乐性结合起来，利用报纸、电视等设置议题，吸引大众的关注，进而自觉参与讨论、传播，这都是传播“新子学”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