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图书，曾经有过多种分类，但最常用、最简明的总体分类，为经、史、子、集。这一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发端于魏晋时期，至唐人编撰《隋书•经籍志》正式确定名称和顺序，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历代读书人、学者和文献学家早就用惯了。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在《四库总目》的《四部总叙》中对此作了理论总结，亦迄今无以逾之。只是至清末张之洞，将丛书独立出来，增加了一个“丛”部，变成“五部”。近人整理古代文献书目，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民间还是官方，大陆还是台港，反复思考，虑之再三，还是觉得这个“四部”或“五部”的分类法比较适合中国历代图书的实际情况，不能随便打乱，即使有不合理处也不得不继续应用之。可见，传统的东西总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我国古代所谓的“四部”或“五部”，也并不都是在同一的标准上分的，有的部的所收标准还有点牵强。例如经部，收儒家的经典，如《易》、《书》、《诗》、《礼》、《春秋》、《乐》、《孝经》等元典和研究这些元典的著作。但附带又收入小学类书，就有点“异类”。不过总算有个理由，即这类书是研究经典必须之工具书。史部，收历史类书，包括各种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体史、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政书等，另外还有目录、史评、时令、地理、官职等，与史学多少都有关。以上甲乙两部之分类，历来没有太大的质疑。子部则不然。按理说，子部只应收“六经以外立说者”，即先秦诸子及后来创立思想、成一家说的著者的书，但以往该部却收入了农家、医家、天文历法、术数、艺术、小说等科技和艺术类书，还收了谱录和类书，更收了少量释家、道家类书。其实，释道两大家的书越出越多，虽然比不上儒家，但早就与之成三足鼎立之势了。古有《佛藏》、《道藏》而无《儒藏》，明代有学者提出这个问题而后来没修《儒藏》，原因就是《四库全书》已可满足另编《儒藏》的要求。《四库全书》虽不是纯粹的《儒藏》；然而《佛藏》、《道藏》也并不那么“纯”。但是，《四库全书》好像把凡是其他部收不了的书，都往该子（丙）部里塞，造成了丙部的庞杂。不过，甲乙丙三部基本还是以书的内容性质来分的；至于丁（集）部，则不是以同样的内容标准，而是主要以诗集、文集或诗文集这一外在的“集”的形式来分的，即以最古的《楚辞》及其后的各种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归之。这是两种不同的分法，当代有些论者实际没有研究清楚。
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的集体智慧，保存在传统学术之中，包括经学、史学、子学与集学。从立义的角度言，四部都是一心。从分类而言，四部是体。从学术功能而言，因体见用。四部全体大用，皆不能偏废。20世纪的中国为了自强，必须走自新之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时代有相应的挑战与机遇，维新的责任，自然落在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身上。在集部，有新文学；在经部，有新经学；在史部，有新史学。但作为时代理性思维象征的‘子学’，独落后于斯。”这一论述可以引发大家思考。指出很久以来子学的研究，落后于经学与史学，应该大体符合事实。但“经学”、“史学”、“子学”的提法，自古就有；唯独“集学”一说，则闻所未闻。如上所说，“集部”之分类，本不与另外三部在同一标准上，“集学”又从何谈起。我们也绝不能简单地将丁部与文学画等号。盖集部固多诗文集，但文学史上必谈不可的《诗经》却在经部，司马迁的传记作品、徐霞客的游记等则在史部，《庄子》、《世说新语》等又在子部。所以，说“在集部，有新文学”继之，我认为是不对的。但该学者尖锐地指出“在经部，有新经学；在史部，有新史学”，而“作为时代理性思维象征的‘子学’，独落后于斯”，是发人深省的。
因此，“新子学”的正式提出，至少可说是令人耳目一新，填补了一个空白，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并使“新子学”与“新经学”、“新史学”三足鼎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新子学”这个名称是新的，但实际却也早就存在，或者已部分存在。“新经学”里面已有的《论语》、《孟子》的研究成果，不就是“新子学”的一部分吗？“新史学”不是把子部作为重要的史料来看待和研究的吗？
倡论者说：“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具体内容上，则应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前者侧重思想，后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均不在子学之列。”这个意思，我也是理解并基本同意的。但话又得说回来，“四部”之“子”与“百家”之“子”又是绝对不能截然分开的。有学者就提出：“‘新子学’是否包括释家、道家和小说家？佛有佛藏，道有道藏，自成体系，似乎不必纳入‘新子学’，但又是思想史资料；小说家类乃古小说，不属于思想史；方技中也有思想史数据，这些应当如何处理？”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古有“六经皆史”之说，其实，从哲学、思想研究角度看，“子部”以外诸部也均为思想史资料。本来，“四部”的划分就不是绝对的。这个道理，我想以自己一直在研究的宋元之际郑思肖的《心史》为例来说明。
《心史》是一部诗文集，当然应归于集部别集类。明末以来大多数书目，如陈第《世善堂书目》、曹寅《楝亭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徐秉义《培林堂书目》，乃至《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都是如此。但《心史》实际又隐隐有“经”的性质。明末为《心史》作序并在抗清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张国维，就认为《心史》相当于孔子之《春秋》，谓“综而论之，《春秋》为衰周之《心史》”，“《心史》为故宋之《春秋》”。在抗清斗争中九死一生的蒋臣，也认为“井底铁函（按，即《心史》），直继获麟（按，即《春秋》），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心史》名史而实经”。而《心史》原就以“史”名书，其史部之性质更为明显。明末为《心史》作序并也在抗清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曹学佺就说：“其为史也，非仅宋末元初之史也，乃天下万世之信史也！”有的学者更径直将它归于史部杂史类，如钱曾《也是园书目》就著录《心史》于卷二《史部•遗民》，章乃炜《清宫述闻》之《征引书目》列百余种史志，第四种即《心史》。至于子部，《心史》本来就有立说寓道之性质，而清人姚际恒《好古堂书目》就干脆将它列为子部杂家类，与《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日知录》等并列。
但从实际可行性出发，为了具体操作上的方便，严格区分一下也是有必要的。我认为，“新子学”主要之研究内容，应该还是从先秦诸子直至清末以创立新义、自成一家之说的哲学家、思想家之著作。例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清人也早就列为子学了。先秦的孔子、孟子，当然应该“离经还子”。因此，所谓“新经学”的一部分内容也可归于“新子学”。而“新子学”既然主要研究思想史，那么实际也就是史学研究之一种，也是可以算在“新史学”内的。
论者又曰：倡导“新子学”，是对诸子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扬弃，也是借重我们自身的智慧与认识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寻找和再创造。这样看来，“新子学”似有两大含义。一个含义是相对于传统旧“子学”而言，是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理论、方法对旧有的子学著作和子学历史的重新诠释、总结乃至激活。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和可以努力去做的。另一个含义是“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概念与学术体系，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亦即“新子学”乃相对于“西学”而言，是要创造出当代新的子学，为中国之崛起贡献出力量。这个意思就更宏大更深刻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这样的“新子学”应该如何创造呢？我们应该想到，目标过于远大就迹近虚无缥缈，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新子学”究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确确实实的责任呢？我愿意多多听取时贤的高论，相互讨论，一起认真思考。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