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发表《“新子学”构想》一文，在企业界无疑是打开了一扇开悟之门。它能够帮助经营者透过云遮雾绕的国学抽象理念，直接联通古今中外的学术体系，较好地满足了企业界关于经营思想与管理智慧方面的创新文化需求。从这个层面上说，从先秦诸子思想基础上走来的“新子学”，在企业界无疑有着《道德经》之于道家、《论语》之于儒家的思想元典般的光芒，照亮了企业家学习和思考的方向。受《“新子学”构想》一文的启发，我特别提出了“子商”这个概念，在此与各位前辈作一个交流。
一、“子商”是“新子学”概念在商道文化范畴内延伸出来的子概念
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明确指出：“诸子之学系统的活力，不仅在于它对王官之学的创造性继承，更在于其‘入道见志’的思想载体与其理念自身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开放性特征。”而“新子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推进、国家实力持续提升、全球化意识不断增强而国人对子学进一步发展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的大背景之下，子学正再一次与当下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律动出全新的生命形态。”
“子商”就是在“‘新子学’把握子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与时机后，对它所做的进一步开掘”的精神照耀下，把诸子系统的思想精华与现代工商业文明进行完美交融后律动出来的商道文化。“子商”企图真正根植于中国传统经典和民族文化精神之上，以开放的胸怀借鉴并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与企业实际进行良性互动和贯通，从而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可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子商”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既可以是一种商道精神、一条发展之路，也可以是一种经营之道和竞争智慧，还可以是具有市场领导力的企业家本身。
当今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在这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过程中，市场的综合领导力是决定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话语权和强弱成败的指针。而市场的综合领导力来源于企业和企业家组成的市场主体，更来源于深层次的企业文化。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从深层次的方向去思考，无论是品牌战略、人才的集聚和发挥、还是创新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其特有文化的支撑。所以，市场主体的文化力决定市场的竞争力。有人总结得很好：“文化力是二十一世纪企业成功的入场券。”相信子学系统“金玉满堂”的文化经典就是中国企业赖以可持续发展的最为可靠的文化宝典。
从同根同源的文化特质看，子学系统多元、开放、完整、与自然相应的体悟文化，是最能够与商界的经济之道直接融合的。从广义上讲，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文化特性。经邦济国之道，本来就蕴涵着经济之道与治国之道一体化的含义。只不过大部分的经济之道是“隐藏”在子学系统政治智慧之中罢了。经为公理，济为应用，“子商”是要把传统子学文化和管理智慧在经济治理上给予“显性”化，与管子、范蠡、晏婴等“古代经济学家”和商鞅、王安石等“创新改革家”的理论构成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式的经济学体系。这就需要以当代“新子学”文化思想为指导，来整合这些一脉相承的商道文化。因为工商界毕竟不同于学术界，光有理念层面的阐析还不够，它需要明确的、系统的、直截了当可借鉴和操作的学术理论体系，也就是“子商”理论体系。反之，“子商”理论体系也可以进一步推动“新子学”文化思想体系的发展。
当然，“子商”是从现世企业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它并不囿于我国传统子学系统的思想智慧，一切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有利于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都可以成为其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说，具备这些文化特质的企业家、企业文化以及管理理念都可以纳入“子商”的范畴。
二、“子商”是包含“儒商”在内的诸子思想系统多种精华和智慧的集成
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提出“儒商”这个概念后，它立即被海内外中华儿女所接受。大批儒商文化学者充当着儒家思想的文化代言人，他们从当代商业价值、商帮文化，到商业伦理，再到商业理想人格等都做了大量的挖掘和整理，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儒商文化体系。儒商文化扮演着本土企业企图通过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嫁接”，从而成长为世界级大企业的文化使命的角色。这作为文化界和实业界啧啧称道的好现象、正能量，当然值得肯定。然而偏不能赅全，正像儒家一家概括不了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一样，“儒商”也难以以一家之言承担这份过于厚重的文化使命。
儒家思想中“亲亲之爱”的家族观念有着结构性的限制，其“私相授受”和“任人唯亲”的思想观念，与现代股份制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都是难以融合的。其“尊尊”的思想等级秩序和立法司法原则，也与现代企业健全决策机制、推行民主管理原则背道而驰。而其“重官轻商”、“重农抑商”和“耻于言利”的思想，更与现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商品经济社会不相适应。所以，片面地强调以“儒商”精神来包打天下的想法显然是不够的。现如今，在数字信息化背景下，流动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正在快速地打破原先的各自文化平衡，全民参与下的群体智慧、一点即通的知识体系的便捷，那种虚拟社会中自由思想的发挥，都极大地侵蚀着地理、族群、文化乃至社会的边界。过去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状态，只能成为一种静态文化之美来欣赏，难以在动态中形成常态的方法论。顺应时代潮流，我们必须以一种更加包容、更加开放、更加鲜活的文化系统去引领企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去构建集百家智慧又兼具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新子学”和“子商”思想体系，并作为当代企业新的文化使命。
“子商”，顾名思义应当包括“儒商”在内的所有诸子思想的精华。事实上，现在的许多经济理论和市场现象都可以在诸子学中找到依据。例如春秋末期的范蠡（陶朱公）被尊称为“商圣”，他在《价略》中“论其有余不足则贵贱之”，既论证了供求关系是影响商品价格的第一要素规律，又指出了商业操作的要务；在《市略》论“无息币”中，强调加快物流、商流和资金流周转速度的重要性；而他所说的“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集中体现了顺应天时、波段操作的商业智慧；其“农末俱利”的农商协同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更是符合市场化运营和稳定物价要求的基本法则。
又如管子“请以令为诸侯之商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稻菽，三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指导思想，与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对外“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同出一辙，投资额越大，享受政策就越优惠。“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的思想就是现代《货币理论》以及货币政策依据的翻版。其“人君铸钱立币”思想，放在世界货币范畴上，如同美国握有美元的发行权就有了控制权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真正掌握了管子关于钱币的思想理论，那么我们在金融危机下就不会缺少应对措施；而其在扩大财政、宏观调控、刺激内需、提振经济方面的措施，均为大型经济实践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可供借鉴的最好的活教材。范蠡、管仲的经济思想较其他诸子显得更加有形和直观一些，但并不代表其他诸子思想没有商道文化。
诸如《黄帝内经》天人合一的经典理论，易家理象数的推演方法，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境界，佛家荣辱不惊的淡定情怀，法家依法治理的刚性执行力，阴阳家阴阳消长的辩证思维，医家治未病的风险防范理念，名家名实相符的概念等思想精髓，与治理企业的要求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内外兼修、企业标本兼治的无上精神和处世原则。这些思想精华当然可用来丰富“子商”的商道文化。
诸子之学的兴起本就缘自先秦时期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诸子皆不依傍、不苟且，重独得之秘，立原创之见，倡导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百家争鸣，相互觝异，而多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不迷信，不权威，多元而有序地自觉发展。”（《“新子学”构想》）它具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性，又被千百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其思想深刻的特质。而其“入道见志”的开放性和思想理念的多元化，均为现代商界人士和管理思想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和无限的空间。
三、“子商”必须是建立在现代经济运行之上的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商道文化
发端于西方的产业革命在走过三百年经济辉煌之后，那种疯狂地向自然索取资源以扩大生产的行为、那种急功近利的市场机制和丛林竞争法则，其有害性已经被一次次的经济危机所暴露。这些问题引起了许多西方有识之士的反思，他们渴望从东方智慧中寻求“天人合一”的平衡之钥。另外，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工商界人士在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的同时，也丢失了许多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本体和自觉意识，国人染上了简单模仿、机械照搬西方经验的毛病。基于世界主流经济运行的观念、理论和规则仍然由西方文化把控，“子商”的商道文化既要做到全球规则下顺势而为，又要做好西方工商文明的趋利避害工作，同时更要恢复民族文化自信，对传统子学文化进行自觉运用，才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真正胜出。
当下，大半国人被笼罩在雾霾天气之中，就是这些年来简单追求GDP，对生物圈环境破坏和资源无节制开发所带来的恶果。这些堆积了多年的宽领域、深层次的各种经济矛盾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在全球性经济衰退，经济、政治霸权主义干预的背景下，其复杂程度和转变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其境况不啻于礼乐秩序崩溃、王官文化解体、社会寻求价值和秩序重建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经济之道就是为政之道，经济与政治同源、社会与文化同根，环境与福祉同气，“五位一体”的理念就在于此，“子商”文化的使命就在于此。我们要想顺利完成经济转型并实现民族经济的伟大复兴，就需要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通力合作，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经济学文化体系。
我国的经济学文化体系，需要在充分吸收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应德而兴的优秀文化因子之上，再全面汲取现代市场经济运动规律下的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两者圆融和统一的商道文化。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显然是不可取的，方勇教授提出：“我们需要摆脱二元对立思考的局限，以传统子学的智慧和胸襟，坦然面对西方，正确处理好子学与西方文化学术的主次关系，才能真正构建起富有生命力的‘新子学’体系”（《“新子学”构想》）。那种拿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本土经济学鼻祖管子思想压制西方两百多年前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理论的论调，和拿西方三百多年的商品经济理论压制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错误的。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怎么有利就怎么干，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子商”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下的商道文化，必须系统研究西方成熟的企业管理理念、流程控制体系、国际运行规则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优化我们自身有特色的实践经验，不盲信别人、不菲薄自己，以百倍的民族自信去迎接任何挑战。我相信，我们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回望百余年的中国革命史和经济建设史，毛泽东和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分别取得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相反，其他纯中国式的改良和纯西化的运动都以最终失败而告终。
四、“子商”商道文化将随着“新子学”的发展而发展
“新子学”认为，“以经学为髓，儒学为骨，经、史、子、集为肌肤，外翼所谓全体文化学术”，可称之为“旧国学”。“旧国学”常以法圣王为名，因循旧典故章，在学术思维根本上也深受权威主义影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形式僵化、思想创新不足、理念发展相对乏力的病症。尤其是在面对“西学”而实现传统学术创造性转化的课题时，常常表现出无力感。同时又指出，“新子学”是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以发展的眼光梳理过去与现在，从而更好地勾连起未来，努力使之成为“国学”新的中坚力量。“新子学”对“旧国学”的一些特征和弊端进行深刻的反省，对诸子思想进行会通，并将每个历史阶段下的诸子文本的不断创作、诠释、解构与重建视为鲜活的生命体，再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寻找和再创造。“新子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延伸的生命体，它既要诠释旧子学元典精神，又要吸收经学文本精华，还要梳理各历史阶段下的子学脉络，同时又要处理好子学与西方文化的主次关系，以及进行现代化的转型。所以，综合学术、思想和文化系统的“新子学”必将成为导向中国学派的主流。
这些“新子学”的治学理念，正是“子商”试图把子学系统的思想贯通到经济领域使之成为“显学”范式的一种借鉴。“子商”的商道文化就是“新子学”思想在经济领域上的综合体现。在“子商”商道文化的创新发展道路上，面对浩若繁星的经典文化遗产，就需要“新子学”这种真心诚意的治学态度和理性的批判性思维，这才是真正要走的王道。
依托《子藏》这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子学研究资料宝库和“新子学”鲜活的思想体系以及正确的方法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子商”，相当于“新子学”理论体系在经济领域的实践运用，“子商”的商道文化也必将在思想文化之林中发扬光大。借用获得了2012年普里兹克建筑学奖的王澍对记者说过的一番话：“国外媒体曾说过‘中国是在现代对世界文化没有贡献的国家’，当一个国家失去文化属性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扎根在文化里的基本的感觉和尊严。我们整个一百年的变革，基本上可以不叫中国了。”在商界也同样，尽管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仍然没有赢得世界普遍的尊重。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独创的企业理念、管理思想和技术体系，当然不可能引得别人的尊重。一个没有自己文化支撑的经济体必然是难以持续的，一个单靠抄袭外来思想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子商”精神、“子商”的商道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可谓任重而道远。
历史清晰地记录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探索发展的印迹：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党的十八大“五位一体”战略的提出，构建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都离不开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始终是我国事业总体布局的灵魂，是我们的国家之魂。党的十八大明确定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强国是我国强国之梦的必由选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文化强则企业强，企业强则国家强，“子商”商道文化一定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浙江省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