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举办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上，方勇教授等提出了“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口号。方勇教授认为，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自诞生以来，便如同鲜活的生命体，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交互中自我发展，当下它正再一次与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
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学”构想，我以为不仅仅是古代文化学者的专业课题，也是在当今全球化、新媒体时代，一个为整个文化学界提出的共同主题，非常有现实意义。当代“新子学”研究和传播，应该注意四个问题：
一是要“回归元典”。
目下，大凡对传统文化包括“国学”讨论者，除了传统人文学者，还有许多是从事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等研究的学者，他们“六经注我”式的解读，或者说感悟式的解释，不能说没有意义，但脱离了“元典”的发挥和过度阐释也有危险，那就容易成为一道“心灵鸡汤”，而造成对“经典”的误读。于丹在北大的遭遇提示我们，如今许多对传统文化怀有敬仰之心的人，已经对当下文化生产者提出棒喝，我们应该警醒。
二是要“重估价值”。
我每年读两遍《论语》，感觉常读常新，觉得孔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很可爱，很有人情味，他的论说也都有一定的语境性，并非像五四启蒙运动时期一些激进的学者对孔子的批评那样，是“僵化”、“保守”的代表，甚至把中国文化之病都归到孔子名下。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孔子既是儒家文化的创立者，还是他之前文化的传承者，比如孔子强调的“礼”，在周代就是一种主流价值观，而且对于这个“礼”也要辩证地看，既看到它对后来封建“礼教”的影响，也要看到它对维系社会和谐秩序的正面意义。我以为，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生存智慧，对于匡正后现代以来的社会问题，都有积极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阐发和弘扬。
三是要展开“创造转化”。
历史都具有当代性，“新子学”之“新”，其实也包括了当代学者重新认识和发掘先秦子学的“潜”意识、“正能量”。所谓“创造”，就是要充分阐发子学元典中潜藏的当代价值，使优秀文化发扬光大；所谓“转化”，我以为必须借助“古今对话”、“中外对话”等途径，使“经典”生发出现代意义，为目下社会文明、公共文明建设所用。
四是要实现“当代传播”。
“新子学”不仅是学术层面的整理和研究，同样也要展开有效的文化传承和跨文化传播；“子学”中丰富的思想义理既是可解读意会的，而它故事化、生活化、形象化的言说方式，其实也是可通俗生动地传播的。如此看来，“新子学”的大众化传播，包括讲坛、影视、动漫和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都能为新子学传承所用，而且是很有当下意义的。
（原载于《姑苏晚报》2012年12月23日，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