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西方，轴心时代的思想家都以极强的原创性思想影响着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和文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中华民族的文化由“王官之学”发展出子学，民族文化从此走向繁盛。民族文化的传承绝不能割裂“现代”与历史，诸子的精神经受了2000余年的检验，经历了自身的嬗变和与异族文明的融合，它的生命力是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但在近现代，西方思想的传播，特别是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传统文化又一次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比历史上佛教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强调要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传统文化自身并不能因此而置身事外，要从自家的历史中寻找根基，以诸子的精神面对现实，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继续前进，积极入世、与时俱进，发展出子学的新形态。
一、先秦诸子面对的现实
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蜂起的时代，针对宇宙、国家、政治、人生及生命等方方面面，诸子百家提出了针对性非常强而又极为自由的学说，他们之间或互相诘难，或互相借鉴，但都敢于捍卫心目中的真理。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环境相关。
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中央与地方势力此消彼长。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逐渐走向式微，诸侯却强大起来。王室衰微导致周礼等“王官之学”渐失效用，当礼仪胜过礼义的时候，礼仪也不能保全，不仅诸侯敢于僭越，民间生活也明显失据。这就是说，在周王室军事上丧失了讨伐诸侯的实力之后，其影响民间的力量也在慢慢失去，从而在整体上走了下坡路。与之相对，诸侯国失去王室的保卫，不得不图自保和自强、不得不谋求军事的强大和统治的方法。军事上，周礼要求大国不过三军，而晋国在文公之后甚至扩充到六军，悼公时曾有裁减，但也保留了四军。三家分晋之后的魏国，其“魏武卒”令当时诸侯闻风丧胆。壮大军事力量和采用先进的战法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且需要解放思想，如公元前638年的泓之战，宋襄公即因固守军礼而败，他以“仁义无敌”称霸的梦想最终破灭。
春秋战国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问题”迭出。诸侯的崛起及相互之间的战争、吞并，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国家的存亡强弱、人民的去留、生产能力的提高、人心的向背等。事实上，诸侯面临的问题比当时周天子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从而需要人才和新的理论。这种需求是人才和理论蜂拥的强大推力，齐、晋、楚、吴、越等国的称霸就是因为得到了人才，为各国作了示范。先秦诸子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发展出了儒、道、兵、法、农、墨、阴阳等各家，他们都针对当时的现实提出了自家学说，都以解决诸侯国的现实问题为己任。
春秋战国时期与后世迥然不同的一个特点是，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力相对较弱，人们也重义轻死。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诸侯征战是存国和强国的手段，对国内的控制就是相对次要的了，这是人才可以流动的一个原因。同时，周礼渐失效用，诸侯国自己的治国思想不能立即建立，也希望民间能够提供有效的理论架构，这是诸子学说涌现的一大原因。但在民间，正因为缺失主流价值观，各种思想交错流行，人人自有信念，在战乱年代，留名比留命得到了更多的信仰，这是人们重义轻死的原因。反映到士阶层，即是他们能够捍卫理论学说的自由。对生命价值的极度推崇和当时的人身自由，是后世不可再现的条件。他们“杀身成仁”的卫道精神是应当继承的，却也是最难的。
二、后“轴心时代”诸子面对的现实
秦王朝建立后，废封建而立郡县、以法治国而焚书坑儒，一方面增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力，打击了传统的士阶层即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统一帝国的建立及治国思想的强力推行，使得国家层面不再需要纷繁的理论，只需要民间承认并遵守现行的治国方略。法家思想成功地使秦国统一了全国，但是也失去了“法”的根本，最终导致秦王朝短命而亡。汉朝建立后，黄老学适应时代要求成为官方学说，但封国及民间仍然可以有自己的学说，子学进一步融合。武帝后，儒学开始确立独尊地位。儒学的长盛不衰，事实上是为“法”提供了根据，统治方法就是仁孝与刑罚并用，从而既控制了社会，又笼络了人心。王权得到加强其实是封建中国统一的前提，适度约束王权又是稳定的保障。这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辅以法的手段，社会主流价值观及统治方法一步步得到巩固，诸子学其他形态便主要在民间发展，但它们的辅助意义也为官方或半官方重视。
东汉时，儒家思想似乎也走进了误区，谶纬迷信风行，它对社会人生的解释与引导能力大为减弱，这意味着儒学需要新的发展。魏晋时黄老思想吸收儒家思想，发展出玄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是道家与儒家思想的又一次重要融合。而借着玄学之风，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开始大肆传播，对传统的儒道均构成严重挑战。但是传统子学以真理为主要追求目标，从而避免了宗教战争，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机会。《弘明集》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与佛教的论战，儒道往往处下风，但三家关注的焦点都在于什么样的理论更能够服务现实和人生。在论战中，三家相互吸取对方精华，改造自身，历经500余年，佛教终于完全中国化，禅宗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派。儒学也发展出了宋明理学，道家则借鉴佛教发展出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传统的道家思想继续抚慰着人们的心灵。
自秦汉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之后，中央对地方、政府对民间的控制力得到了加强，这意味着人的自由相对减少，但也不再像战国时期随时面临生命的威胁。这种状况导致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安身立命比立德、立功、立名更为重要，死义之士多为墨家余响；二是无从选择国家与君主，言论需在现行的框架下进行，这就决定了不会出现轴心时代那样的原创思潮。但是，先秦诸子为现实、为人生服务的精神并未改变，这就使得我们缺少如西方那样纯粹思辨的理论，我们的民族总是打着“复古”的旗帜来改变现实，总是依赖注、疏经典来发挥自己的学说。注、疏的形式反映的是承续传统、服务现实的实质。
宋明时期，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资本主义萌芽开始显现，人的自由意识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魏晋以来儒道与佛教的融合逐步完成，而佛教对生命的高度重视必然刺激着人们对自由和人性的渴望。诸子人格独立的精神在这种形势下的迸发就是离经叛道，诉说的其实是对约束王权、解放个性的期盼。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共同出现，除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共同诉求之外，方向却是有异，体现了封建王权与个人自由的张力。因此，清朝虽然仍以朱子理学为官方学说，但遭到了戴震等人的严厉批评，这种批评透过考据等耗费知识分子心力的学术体现出来的仍然是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近现代以来，西方凭借发达的科技深重地影响着中华民族，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等西方学说的传播给传统学术带来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列强的坚船利炮又严重打击了族人的自信心。但是，保国保种之心、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口号所反映的仍然是先秦以来士子的心。
三、建立“新子学”的任务
从轴心时代以来，思想家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几次重要转变，一是秦汉统一全国，中央集权制代替了封建制，他们的人身权和言论自由权相对减弱，话语权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其影响即是轴心时代终结，思想的原创性减弱，必须沿着既有的思想路径前行；二是魏晋时佛教的广泛传播，本土思想家要面对异族思想的挑战，在排斥与融合间作出选择，其影响是儒释道三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开创了唐宋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新局面；三是近现代西学的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理念及其分析逻辑思维方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其影响是传统学术难以为继，传统的思维方式被西化，儒学沦为民间学术而不再是官方哲学，我们正在经受着被严重边缘化的残酷现实。
自春秋战国以来，知识分子的遭际虽然在不断变化，但他们为了国泰民安，为了普通人的安身立命和尊严而努力和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立足现实，要成全人之为人，所有的玄思皆为了家国天下。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弘扬仁爱精神；老庄教人成全生命，看破世间是非；司马迁忍辱偷生也要“究天人之际”，书写的正是大写的“人”字；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正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写照。
当前，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主流意识形态，但它的中国化是离不开传统诸子的精神的，而要建立“新子学”，这恰恰是一个机遇。建立“新子学”的任务，就要心怀家国天下，心胸开阔，以真理为唯一目标，客观面对诸家理论，勇于发展自身。
第一，要整理典籍，但更要关注诸子的精神面貌。典籍是我们了解诸子及其思想的门径，这是个基础性工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建立“新子学”还要从中找到不变的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就不是对传统的传承，也无从谈起开新。在核心价值观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诸子的精神面貌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相比有哪些变化，有哪些仍然在坚守，有哪些应该坚守。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与现代，分清诸子的历史语境和当前的现实语境才能明确理论发展的方向。
第二，摒弃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虚无感和自负感，理性审视西学与中学的共性与差异，勇敢承认西学的长处和自身的不足。没有开阔的心胸、不能以真理为唯一准绳是无法做到的，家国天下的使命也无由完成。但是，真理并没有被谁掌握，真理总是在不断的辨析中接近。一如佛教东传，辨析了500年才获得了多方共赢的局面，中学与西学的比较较之更为复杂，我们更不应该拘泥于理论的形式和森严的学科壁垒，而应该各自确立一个核心的价值，在这个价值的标准下检讨。
第三，认真检讨中西方思维方式，大胆吸取西方思想，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共通性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出自身的新形态。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以整体性思维驾驭分析性思维，坚持理想与务实的统一，或许是传统思想转型的方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需要清除苏联的影响，并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是传统的经世济国理念的结果。部分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回避谈论马克思主义，而这并不能够使传统哲学向前发展。学术界也早有人提出中、西、马对话，我以为学者并不必三家皆通，就具体问题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的活跃、对社会现实特别是学术现实的关注和参与是各种思想前进的必由之路。
第四，思想既要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也要落实到民生日用，只有这样才能渗入人心，具有生命力。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几千年绵延不绝，就在于它既能够指导国家行为，又能够安顿生命、处理日常事务。这一点在学术界似乎并没有获得足够重视，或者学者们往往在观念上重视而行为上轻视。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江淮论坛》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