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鄧國光
（作者單位：澳門大學中文系）
梁濤教授敢言直道，本著知識分子的内在良知，秉持對學術的終極關懷，通讀傳世書典，遍搜地下放失，殫精竭慮，力作《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十年始殺青。十年著書，前期累積，起碼加倍，又豈止十年！如果說這部四十四萬字的巨著，代表了梁濤教授的主要學術成就，一點不為過。梁濤教授處不惑之年，堅持明道自任，視學術為要領，超越意識形態的支配，追求人間共同幸福的至理，這精神極為可貴！
當今學術敗壞，虛僞充斥，庸姿世售，而真色沉埋。處身如此學術生態，而能夠獨立有守，擇善固執，若非異常強烈的道義感以及強勁無比的生命力，如何能夠出淤泥而不染！世間學術要是尋真，則不能置此書不顧。
梁濤教授《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正文凡八章。
第一章論竹簡、文獻與學派，交代論述的範圍，原原本本，一分證據一分話，不作強不知為知的猶疑姿態，明確判定《郭店竹簡》中的儒學論著均與孔子的孫子子思有關，從而指出孟子之學的原本，重現當時極度活躍的學術生態。梁教授對先秦學術進行過編年整理，在復原歷史面貌方面，遊刃有餘，此章可見一斑。
第二章論孔子的仁、禮思想及孔門後學的分化，這是思想的溯源，工夫極慎密，理路極清晰。本章直接面對孔子的“仁”，深究字源，通融當世的研究，強調下學上達、盡性知天的精神向度。指出“禮”與“仁”相輔相成。
梁教授指出孔子重視民間禮儀，並非側重官禮。孔門的“禮”，涵蓋“名”、“分”、“儀”三部分。三者構成“禮”的一體，孔子復禮，並非仿古，皆所以成德立義，開發個體的生命。
第三章論思、孟學派的原始，彌縫思想發展歷史的環節，說明思想之流源源不絕，有如生命體的有機發展，中間階段不容抹殺。這是駕馭研究材料的識見。研究中國學術必須有識見，不然便淹沒於材料之中。
本章指出曾子與子游的性命觀，對於孟子的王道思想，起極其重要的啓發作用。梁濤教授考訂《大學》自成義理，結構完整，肯定程顥與王陽明古本的說法，不接受朱子的訓讀。先師牟宗三教授強調朱子只認識小程，於大程有隔。梁教授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從這一點說，已經顯示精到的慧見。
梁教授特別強調《大學》與《中庸》之間的思想承傳，認為《大學》先出，與曾子關係密切，是子思的先導；並深刻指出《大學》的修、齊、治、平，不是一條單程路，而是生命的下學而上達進程，這是一條向所有人開放的進路。進路的起點，是“明明德於天下”。種種工夫，包括“平天下”，都朝向“明明德於天下”的方向。“明明德於天下”是起點，也是目的，宣明“正心”是關鍵。進而探明“心”與“性”的義理聯繫過程，至《郭店竹簡》的《性自命出》論“性”，面向倫理，納“仁”於“性”之中；從自然層次過渡至倫理層次，是先秦儒家人性論的重要表述，也是孟子“良知”、“良能”論的先聲。《性自命出》是子思與孟子之間重要的義理紐帶。通過梁濤教授慎密的疏理，這一段失落的思想鏈條，便得以重新連接。
本章的重頭，在說明《郭店竹簡》中的《唐虞之道》與子游相關的《禮記·禮運》義理關係。梁濤教授指出《禮記·禮運》成於子游的門下弟子，顯示端重禮與性情的互動關係，與《性自命出》互通。此說運用“二重證據法”，張開了思想的網絡，充分顯示一種時代思潮的共振。《禮記‧禮運》所宣示的“天下為公”，便非一家獨創，而是時代的集體呼籲。
梁濤教授認為，戰國中期高漲的禪讓意識，是“天下為公”的思想核心。《禮記·禮運》所強調的“大同”與“小康”，是這思潮的體現。前者是“天下為公”的理想境界，後者是“天下為家”的現實政治。理想是禪讓，現實則為命定的世襲。這條現實與理想的巨大鴻溝，構成先秦儒家思想與現實政治的龐大張力，從而高奏激動人心的時代命運曲的旋律。
第四、五兩章專論子思。從《郭店竹簡·五行》與《禮記·中庸》分別論述。
梁濤教授考訂《五行》具體論述“内”與“外”，屬於對立二分的思維模式。從義理生發的進路而言，《五行》所說的“仁”、“義”、“禮”、“智”、“聖”還是比較粗糙，理路封閉，梁濤教授判定其比《孟子》出現得更早，而肯定是屬於子思的手筆。
《五行》對於“聖”、“行”的立論，“行”落在倫理的“聖”，梁濤教授從時代思潮的學術語境之中，仔細觀察其中的深層意義，認為是延續孔子的“仁”、“禮”觀念，顯示當中蘊含對道德實踐的重視，是倫理化的儒家思維模式的必然傾向。
從先秦儒學内部的分化過程觀察，梁濤教授進一步推斷《荀子·解蔽》“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的尖酸批評，正針對子思而發，指出荀子前恭後倨，張煌身份的心態。這種深層解讀，雖未必然但起碼超越文字表象，透露“知人論世”的細密功夫。這種精細的微觀考察，反映在對《禮記》之中的《緇衣》、《表記》、《坊記》三篇的深入研究。
為了說明《禮記》這三篇作品屬於子思學派，梁濤教授首先必須解決其中的“子曰”是否孔子的問題。這是一道難關。梁教授分析《論語》和《禮記》三篇之中的關鍵思想，諸如“仁、義”、“禮、刑”、“君、臣”等三組思想内涵，進行“内在詮釋”的精細解讀，與當前學術界對話，說明《論語》與《禮記》三篇與此三對觀念，俱存在差別，不能一體看待。
超越第一關之後，討論的重心集中於《禮記·中庸》。梁教授從兩大方向探討議題。第一考證子思作《中庸》，真實可靠。這方面，司馬遷《史記》的記載非常明確。第二探究《中庸》内部結構差異的問題。梁教授通過出土簡帛的材料，説明處於同期的文字表達方式大致出現兩種情況，一是《論語》式的記言，屬於片斷的意見；二是《五行》式的焦點論述，具有相對完整的行文立論邏輯。梁教授指出《中庸》同時存在這兩項書寫的方式，前半篇屬語錄體，下半篇是專論，指出今本《中庸》，原來混合了分別題為《中庸》與《誠明》兩篇為一。這一論斷，足以發聾振聵。梁教授主張復原舊式，語錄體的部分歸《中庸》，專論的文字歸《誠明》，並說明兩篇各自有思想上的價值與影響。進一步指出孟子首先引用今本《中庸》，但立論的時候，完全不曾運用語錄的部分，而是大量運用專論《誠明》的部分。另一方面，考察《荀子》的情況，發現荀子引用《中庸》，發揮的是語錄體的部分，其中論“慎獨”，較近《五行》的思路，而與《誠明》的義理基礎有別。有理有據，於是，梳理今本《中庸》的兩部分的内在義理的差異，孟子與荀子的思想淵源，便能夠原原本本的呈現，有力地彰顯了子思學派的思想活力，確實是非常重大的學術發現。
第六、七兩章專論孟子學派，是本書的核心。精彩的考訂，從思想的高度駕馭研究材料，化腐為奇，在此兩章中隨處可見。梁濤教授通解《孟子》，首先從孟子與告子的論辯切入，復原孟子“四心”說的本義。透過細密的歷史考察，考出孟子時過不惑，而告子已經七十又八。孟子提倡“四心”，是出自成熟的考慮與真實的時代關懷，不是一時的意氣。
梁教授強調，孟子為了提倡仁政而尋求理論的依據，“四心”由此而生。仁政之義在愛民與保民，反對暴政，是“四心”說的實在基礎。反對暴政，是時代的集體良知呼籲，關乎百姓生死存亡，不是文字遊戲。梁教授一片苦口婆心，便是要彰顯先秦儒家論治背後所蘊含的極強烈的憂患意識與時代關懷。
回到性命之理的問題上，梁濤教授極度感嘆百年來對孟子性善說的曲解，於是刻意超越成見與觀念的範限，透過在場式的“以意逆志”，對孟子進行深層次的思想對話。他發現孟子講的“善”，不是泛泛而談的空套，而是實實在在體現於一切道德實踐之中，“四心”便是“善”的具體内涵，普遍存在於人性之中。這種還原式的語境解讀，令讀者信服。
梁濤教授更進一步指出：“捨生取義”是孟子性善論的極致，為的是維護人性的理想與尊重。這是一條從心靈深處開出的義理坦途，關鍵在於人能夠自動自覺地以人的方式生活，而不是野獸般相害。性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義。基於此天賦的道義感，表明人人平等。平等，是從人性中體現。人可以不受制於能力與形相的生理差異，為了“善”而奮鬥而犧牲，不顧其難，這份内在的道義勇氣，判定了人生尚為向善的集體性内在平等。
處理先秦文獻，必須精通訓詁。訓詁不明，根本不能治先秦書。梁濤教授的研究，焦點是思想，但非徒鋪張空言或詞彙。此兩章運用大量訓詁，實事求是，無徴不信，體現了可貴的治學精神。《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耳”句的“故”，是治孟學的關鍵字，至今還衆説紛紜。梁濤教授於訓詁為當行，詮釋此“故”，左右逢源，終於得到比較深刻的解釋，認為是“積習”、“習慣”之意，如此便文從字順。
第八章論思孟學派與早期儒學，運筆縱橫，如鷹鷲騰飛，橫空盤旋，觀照四有，目標立定，沖突雲海，霍然而下，百無失一。學術識見的精到，盡在此章。梁濤教授首先通論“士”的精神，收束全書的理脈。肯定“士”護持公義的價值。“天下為公”便是士人的集體自覺與道義承擔，透露的是對現世的終極關懷。早期儒學便是建立在此道義自覺的基礎之上。
梁教授非常清晰問題所在，同時發現早期儒學的不足，便是對“民”的注重還未足夠；面向的依然是統治者，民還不是立論的主體，而只是垂憫的對象。但儒家對民情的真實關懷，是足以開出以民為主的政治元素。如果更進一步，從“士”的自覺發展到“人”的自覺，從德性層次過渡至權利層次，則已經是整個中國學術必須面對的挑戰了。
殿後一篇《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統論的檢討與重構》，全書的結論所在，絕對是大手筆。學術需要用功，需要方法，需要識見，需要氣魄，更需要關懷。這些元素，本章全面涵具。梁教授指出孔子開出的新精神，一方面是六藝之學，而同時是社會人生之學。梁教授批判漢代之後的儒家，以門戶自閉，把豐富多姿的原始儒家精神，扭曲而為一脈單傳的心法。回到子思，並非復古，也不是還原。目的在顯照知識分子的終極關懷，不徒在書本文字，而必須面對社會與面前未來。於是，“天下為公”與“民主”，便是當代知識分子必須面對的問題。
梁濤教授十年磨一劍，全面展開先秦儒家的面貌，是當代中國思想研究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