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與“數”

《莊子》要表述事物，總要用到“數”（名詞），所以在《莊子·則陽》中會說到“計物之數”。《莊子》中的“數”，按《莊子·寓言》說來是可以從“一”、“二”、“三”這樣排列下去的，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這就是傳統的“以十為數”（《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如果“十數而未止”（《莊子·德充符》）的話，當然還可以用“百、千、萬”來計物，這就是《莊子·秋水》中說的：“號物之數謂之萬”。所以在《莊子》中有“百川百仞”、“千金千乘”、“十萬戶之邑”這樣的數目字。如果還“不止於萬”的話，就只能“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莊子·則陽》）。

二、《莊子》“數數”

從“一”、“二”、“三”這樣排列下去的“數”（名詞），是可以“數”（動詞）的。但是，莊子對“數（動詞）數（名詞）”是反感的，認為“數不勝數”。所以莊子在《齊物論》篇中說：“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這就是說：萬物一體的“一”加上稱述“一”的言辭就成為“二”，“二”再加上一種稱述“二”的言辭就成為“三”。從這裏繼續往下（數數）推算，就是最擅長（數數）計算的人也無法（數出）算出最後的結果，更何況那些普通人啊！所以從“無”到“有”，而達到了“三”，何況是從“有”到“有”呢。不必再往下（數數）推算了，還是順應自然吧[①]。在這裏，這種“數數”與“計數”（算數：“二與一為三”），莊子都是反對的。這可能與莊子強調“道”不可為量數有關（《莊子·秋水》）。如《莊子·秋水》中寫道：“無形者（道），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道），數之所不能窮也。”

因為反對“數數”，所以作為動詞性質的“數”，在《莊子》中較少出現。儘管《莊子·庚桑楚》講到“數米而炊”，但這只是莊子在譏笑那些不懂“道”、只知道計較瑣細的人。

但是，《莊子》中也有例外“數數”的情況。那就是與順著“數數”（“一年”數到“九年”[②]）相反的逆著“數數”。如《莊子·寓言》說：“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在此，莊子以“逆”著“數數”，來表達一種勢態發展不確定的思想。

類似這種用現在（六十）與過去（五十九）的是非之相對來表達未來事態發展不確定的思想，在《莊子·齊物論》中還有表述：艾地守邊者的女兒麗姬，為晉國國君所獲時，痛苦得“涕泣沾襟”（以為苦日子即將來到）；但當她入宮後，與晉王同床共寢、享受榮華富貴時，才懊悔當初實在沒有必要“涕泣沾襟”。這正是“始時所是、卒而非之”，“始時所非、卒而是之”，事物發展充滿著不確定因素，人是無法預設、計算，乃至“數數”的。

在這裏，《莊子》與《周易》不一樣。《周易》是要在不可數中尋可數，不確定中找確定（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而《莊子》則是棄可數而求不可數（“道”），遺確定而尋不確定。

三、《莊子》中作為法則（規範）的“數”

“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除“數目”、“數（動詞）數（名詞）”之外，還有法則（規範）的意思。

《莊子》中的“道”，除無法“數數”、“計數”外，還無法去加以人為的規範、度量，所以作為法則規範、數度衡量的“數”在《莊子》中是很少用到的，除書末《天下》篇所說的“其明而在數度者”這句話之外。

與《莊子》不同的是，同樣是道家的著作，《淮南子》則較多地用到作為法則、度量的“數”。如《淮南子·繆稱訓》說：“欲知天道，察其數。”此處的“數”，原注為“律曆之數”。《淮南子·詮言訓》還說：“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此處的“數”作為“術數、技數”解，與此一致的還有“渡水而無遊數（技數），雖強必沉”（《淮南子·詮言訓》）等。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在於《淮南子》與《莊子》所處的時代不同。到漢代，人們已越發注重作為“技數、法則”的“數”，以利於在相對穩定的社會中認知世界、改造自然，所以《淮南子·齊俗訓》會下這樣的結論：“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

四、《莊子》中的“虛數”與“實數”

《莊子》中出現的“數”，有些是確定之“數”（實數），如《莊子·天下》說：“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有些則是不確定之“數”（虛數），如《莊子·則陽》所說的“掘之數仞”，“數仞”就是不確定的。

五、《莊子》與“陽數”

“數”分“陰、陽”。一、三、五、七、九為“陽數”，二、四、六、八、十為“陰數”。《莊子》一書，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共計三十三篇。按單（奇）數為“陽”，雙（偶）數為“陰”的原則來看，《莊子》喜用“陽數”[③]，所以出現“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的情況，更出現了《莊子·寓言》所說的：“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一）出。”

六、《莊子》中隱喻的“數”

（一）“渾沌即五”

《莊子·應帝王》說：“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在這裏，渾沌處“中央”，所以稱“中央之帝”。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中央”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詞語，而是起源於很早的古禮制[④]：“中央”配以五行中的“土”、五色中的“黃”、五音中的“宮”、五味中的“甘”、五方中的“中”，及天干的“戊己”，乃至配以數字中的“五”（參見《禮記·月令》）。因此，河圖及洛書中的“數”——“五”與“十”，也必配“中央”，即殷周之際的數字卦，其數“五”也必配置於“中央”[⑤]。而《莊子·應帝王》中，“中央”的“渾沌”也就與“五”相即，所以說“渾沌即五”。

（二）“五”即“吾”：“渾沌即吾”

那麽，“渾沌即五”又怎會變成“渾沌即吾”呢？我們知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體自身是一個絕對不可或缺的實體與概念的統一體，他（人體自身）參與踐履在認知世界萬物之中。這就如《易·繫辭》中所說的“近取諸身”，他（人體自身）在宇宙天地間是“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換成另一種說法即“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這樣，“天”即在人體自身的上前方，“地”即在人體自身的下後方。同時，人體自身在天地宇宙間生活，習慣面對南面太陽，引申開來說：“吾以南面而君天下。”（《莊子·德充符》）“南”也就在人體自身的上前方，“北”也就在人體自身的下後方，如許慎在《說文·十部》中所說的“丨為南北”。這“丨為南北”，是以人體自身為“中央”而下的定義。如此一來，“中央”又與人體自身相配置，即《淮南子·詮言訓》所說：“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

“南北”是這樣，“東西”也作如是解。有了人體自身面南（太陽）這一點，也就必然會對太陽的“東升西落”作觀察和認知：“獨立中央”的人體自身（我），自然而然地兩手傾平舉，以指向太陽的“東升”（左）和“西落”（右），這樣也就有了許慎在《說文·十部》所說的“一為東西”；再加上“丨為南北”，於是形成了以人體自身（我）“獨立中央”的“十字形”，即東、西、南、北、中（我），亦即許慎《說文·十部》所表述的內容。“五”與“十”就此相聯，並配置中央[⑥]。

由於人體自身（我）在“中央”，而這“中央”又與“五”（十）相配置，這樣，人體自身——“我”又與“五”等同；“我”又因有“口”而說話與進食；這樣，與“五”等同的“我”也就自然地變成了“吾”。這“吾”是由“五”發展演變而來的。所以有“渾沌即吾”之說法。又因為“五—吾”（人體自身）“獨立中央”，所以處“中央”的“渾沌”也必然地會被莊子擬人化：“渾沌”也像人一樣，“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莊子·應帝王》）。

還因為“五”與“吾”等同，所以莊子在《大宗師》中講到“參（三）日”、“七日”、“九日”時，就是不提“五日”，這是因為“五”與“吾”等同，“吾”在說話，就沒有必要再提“五”了。《大宗師》中的一段話是這樣說的：“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這種情形還出現在《莊子·說劍》中，有“治劍服三日”、“校劍士七日”，獨無“五日”。這同樣是因為“五”與“吾”等同，“吾”在說話做事，就沒有必要再提“五”了。

（三）《駢拇》為“五”

《莊子·駢拇》說道：“駢拇枝指，出乎性哉？”在這裏，“拇”為足的大趾頭，“指”為手的大拇指。在莊子看來，如果出現“駢拇”（大腳趾與第二腳趾合併而成四趾）與“枝指”（手大拇指旁多生出一指而成六指）的話，就是違逆了本性與常然。所以莊子會這樣提問：“駢拇枝指，出乎性哉？”

在我們看來，也可以說在莊子看來，無論是腳趾還是手指，都不應是“六”（枝指）與“四”（駢拇），而應該是“五”，所謂“伸手不見五指”即指此。這裏的“五”，在莊子看來是“本性”與“常然”；用“數”的觀念來看，這裏的“五”又是常數與滿數（一手五指）[⑦]。所以，莊子說：“二者（六與四），或（六）有餘於數（五），或（四）不足於數（五）。”這裏的“五”，既是本性常然，又是常數滿數，而《駢拇》篇中也獨多“五”的提法：五臟、五聲、五味、五色、五音，等等。相對於“五”來說，多一個與少一個都不行，“多於聰者，亂五聲”，“駢於明者，亂五色”，“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引申開來，諸如師曠、離朱、曾參、史鰌（儒家）、楊朱、墨翟，相對本性常然（常數滿數）的“五”來說，都是“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五筆劃）。最後，莊子下這樣的結論：“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五）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五）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五）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五）所謂明也。”（《莊子·駢拇》）

又因為是“五”，所以在形體上必與“六”、“四”不一樣。“六”、“四”尚可用矩尺來度量（四邊方形、六面立體），那麽，“五”就不能簡單地用矩尺來度量這“方與直”。同樣，“五”在形體上又不是“圓與曲”，所以《莊子·駢拇》便指出：“天下有常然（五）。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

（四）《馬蹄》為“一”

莊子認為，駿馬騰駒的本性是“齕草飲水、翹尾而陸”，邁放不羈，“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踢）”。現在，馬被治馬者（如伯樂）“燒剔刻雒”，絆以繩索，圈於馬棚；治馬者為將馬馴服，還施以鞭笞之威、橛飾之患；治馬者為使馬訓練有素，又常令馬饑渴、馳驟。這在莊子看來是違逆馬之本性的。

“以馬（性）為喻”，莊子認為社會治理也要順應本性常然，不可施以不必要的枷鎖、羈絆。以此界定，本篇名應為《馬性》為宜。然而，莊子不以《馬性》為名，卻以《馬蹄》為名，值得回味：“馬蹄”者，“一”（陽）也，與“牛趾”為“二”（陰）相對，為中國傳統固有認知，不可忽略。就像“言筌”在於“得魚”一樣，言“蹄”在於喻“一”。如此看來，《馬蹄》者，喻“一”也。這就如同與《馬蹄》為同一機軸性質的《駢拇》喻“五”一樣。

“馬蹄”為“一”，以隱喻自然、社會和諧合一，就像對“齕草飲水”、“翹尾而陸”與自然合一的馬不能圈以馬廄、絆以繩索一樣。莊子認為，“至德之世”就是和諧合一的自然與社會，“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然而，人們就是喜歡“一”分為“二”，從此“樸散為器”、“玉為珪璋”，君子小人對立，按莊子說來，即“天下始分”、“天下始疑”（《莊子·馬蹄》）。於是，看不慣也容不得這種“天下始分”、和諧破壞、同一分背的莊子，就以“馬蹄”為“一”來隱喻自然社會的和諧合一，以反對社會的“怒而分背相踶（踢）”的狀況。

七、《莊子》用“數”

（一）“一與二、二而一”

《馬蹄》為“一”，這只是《莊子》書中的寓言表現。而《莊子》一書中卻真的存在著大量的“一”。

有了“一”，按數數序列來說，也必有“二”，如《莊子·天下》所說：“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當然也可按惠施理解的“二”：“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一分為二”。所以下面講《莊子》中的“一”與“二”。

《莊子》書中出現的“一”，除個別實指事、物或人之外，大部分的“一”則是指虛，即指“道”或最高統一體。如《人間世》篇的“一志”、“一宅”，《至樂》篇的“一杯”，《天地》篇的“一日浸百畦”，《天下》篇的“一曲之士”，《田子方》篇的“一丈人釣”，均是實指事、物或人；但更多的“一”則是“道”與統一體的代言詞：如“道通為一”、“復通為一”、“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萬物皆一”、“死生為一條、可不可為一貫”（《德充符》），“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天地》），“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入於寥天一”（《大宗師》），“與天為一”（《達生》），“萬物一齊”（《秋水》），“與神為一”（《刻意》），等等。

《莊子》書中出現的“二”並不多，且都是實指。如“二子”（《盜跖》）、“二士”（《讓王》）、“二人”（《駢拇》），“二髀為脅”（《人間世》），“二蟲之無知”（《應帝王》），“有妾二人”（《山木》），“二人相視而笑”（《讓王》），“天下有大戒二”（《人間世》）等。但《莊子》中出現的“二”不多，不等於《莊子》不重視“二”。《莊子》中出現的“二”，具有上述“一分為二”的“二”之特點，即二俱對而統一。所以《莊子》中的“二”，有“一生一死”為“二”、“一東一西”為“二”、“一南一北”為“二”、“一上一下”為“二”、“一晦一明”為“二”、“一貧一富”為“二”、“一內一外”為“二”、“一存一亡”為“二”、“一左一右”為“二”、“一盛一衰”為“二”、“一清一濁”為“二”，等等。可以這麽說，凡“有待”（《莊子·知北遊》）均為“二”，且二俱對（有待）而統一。所以會有上引《大宗師》篇的“死生存亡之一體者”，也會有《天地》篇的“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更會有《德充符》篇的“死生為一條、可不可為一貫”。這些正是“二而一”也。

（二）“五（吾）與十”

因為“五即吾”，所以在《莊子》中出現的“五”，大都與“吾”（人體自身）相聯繫，如《駢拇》篇的“五臟、五色、五聲、五味”，《天運》篇的“五官”，以及《逍遙遊》篇的“五穀”和《天運》篇的“五常”。這裏的“五”，大都指“實”（實數），這當然與上述“一手五指”——滿數（實數）有關，也與“吾”（五）處“中央”有關。

與“五”一樣配置中央的還有“十”，所謂“一五一十”即指此。而按“數”的觀念來看，“十”與“五”一樣表示完整圓滿，為滿數（一手為五、雙手合十），所謂“十全十美”、“實實（十十）在在”即指此。而在《莊子》中，因為有此“數”的觀念起作用，所以便有了湊數為“十”的表現。如《齊物論》篇“十日並出”，《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達生》篇“紀渻子為王養鬥雞，十日而問”，《列禦寇》篇“十年而（鄭國人）緩自殺”，《庚桑楚》篇“（南榮趎）十日自愁”，《讓王》篇“（曾參）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制衣”，《人間世》篇“（支離疏）則受三鍾與十束薪”等等。與“五”大都指“實”相反的是，這裏的“十”大都是指“虛”（虛數）。

（三）“四與六”

人“一手五指、一足五趾”，如出現“駢拇”或“枝指”，則為“四與六”。同樣，由數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引出，“五”（吾）的“左、右”即是“四與六”。又因為“五”在“中央”，所以“吾”（人體自身）的“左、右”（四與六）也常與“吾”人體自身相關聯：如處“中央”的“吾”（我）“四顧”（《養生主》）而見“四方”（《則陽》），“四方”則引出“四鄉”、“四夷”、“四封”（《說劍》）、“四境”（《田子方》）、“四域”（《德充符》）；與此相關聯的則是“四達”（《山木》）、“四海”（《逍遙遊》）等，“吾”（我）又有“四肢”（《田子方》），以及“吾”（我）又能感知“四時”（《大宗師》）。

《莊子》中的“四”，大都指實（實數）。與“四”的指實一樣，《莊子》中的“六”也是指實（實數）。如頭身及四肢的“六骸”（《德充符》），陰陽風雨晦明的“六氣”（《逍遙遊》），天地四方或四方上下的“六合”（《在宥》）、“六極”（《大宗師》），以及《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六經”（《天運》），等等。

（四）“三與七”

數分陰陽，一、三、五、七、九為陽數，二、四、六、八、十為陰數。以“五”為陽數，它（五）的“左、右”則為“三與七”。並且，平時我們常將“三與七”連用，如“不管三七廿一”。如果說“四與六”大都指實（實數）的話，《莊子》中的“三與七”則大都指虛（虛數）。如“藏血三年而化為碧”（《外物》），“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外物》），“祗三年而緩為儒”（《列禦寇》），“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知北遊》），“莊周反入，三日不庭”（《山木》），“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養生主》），列子“三年不出”（《應帝王》），“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人間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天運》），“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養生主》），“搜於國中三日三夜”（《秋水》）等。在《莊子》中出現的“數”，也以“三”為最多（“九”為最少[⑧]），還有“閒居三月”（《在宥》），“三日而死”（《至樂》），“三月而成”（《山木》），“不出三月”（《天運》），等等[⑨]。

當然，也有例外情形。《莊子》中如出現“三子”（《齊物論》）、“三人”（《大宗師》）、“三者”（《大宗師》）、“三患”（《天地》）等時，此處的“三”則指實（實數）。但這相對上述指虛（虛數）來說，則微不足道。

與“三”大都為“虛數”相同的是，《莊子》中出現的“七”也是“虛數”。如《莊子》中反復出現的孔子“七日不火食”（《山木》），以及南榮趎“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庚桑楚》），還有“今兵不起七年矣”（《則陽》）。此外，也有虛實混用的。如《應帝王》篇說：“人皆有七竅（實數）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虛數）而渾沌死。”

* 本文為2007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哲學語素論”（編號：07BZX037）的階段性成果。

[①] 譯文取自姚漢榮等《莊子直解》，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1頁。
[②] 《莊子·天下》：“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③] 《莊子·天下》又提到傳統“禮數”崇“陽”：“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④] 馮時認為：“古禮以五色配伍五方，其制之起源可溯至西元前第三千紀之新石器時代。五色以中央配黃，無行以中央配土，社為土神，故位在中央。……這個傳統自新石器時代直至漢代始終得到了完整的承傳。”《〈周易〉乾坤卦爻辭研究》，《中國文化》第三十二期，2010年，第80頁。
[⑤] 潘雨廷《易學史發微·文王數字卦初探》，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頁。並參《張政烺論易叢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
[⑥] 參閱拙文《“爻”字臆說》，《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
[⑦] 這種“數”的觀念根深蒂固，就連秦穆公贖回百里奚也用五張羊皮。《莊子·庚桑楚》：“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⑧] “九九歸一”及“九”為至高至尊，所以出於“道”的至高至尊，“九”在《莊子》中是慎用的。
[⑨] 惠施也用“三”：雞三足、黃馬驪牛三。（《莊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