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簡光明

 [作者簡介] 簡光明（1965－），男，臺灣高雄人。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為臺灣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從事莊學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林希逸莊子口義研究》、《宋代莊學研究》等，發表學術論文六十餘篇。

一、前言

《莊子》一書向來被視為難讀之書 [①]，但是宋代蘇軾閱讀《莊子》時，卻喟然歎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②]可見蘇軾自認是莊子的知音。既然蘇軾的見解與《莊子》有相同之處，在文學創作中，自然會加以引用 [③]，蘇軾的詩集中，引用《莊子》寓言、詞匯的現象，遍及內外雜篇，約有三百六十餘處 [④]，因此，宋代林希逸認為，蘇軾一生文字，只從《莊子》悟入 [⑤]。

蘇軾未曾注解《莊子》全書，只針對《在宥》篇中有關廣成子的寓言，加以詮釋，著《廣成子解》，惟這篇文章對於後世影響不大。蘇軾所有詩文中，對於中國莊學史影響最大的作品是《莊子祠堂記》。

《莊子》以寓言做為表達思想的主要方式，蘇軾《莊子祠堂記》效法莊子，使用“楚公子微服出亡”的寓言做為莊子對孔子思想是接受而非批判的說明，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評說：”長公好讀《莊子》而得其髓，故能設為奇瑰之論如此。”[⑥]可見對於《莊子祠堂記》中寓言的運用評價相當高。歷來引用此文者眾矣，對於篇中的寓言不是輕易放過，就是語焉不詳，當代的研究也多未能對此寓言有清晰的說明，本文嘗試以莊子寓言的表達方式說明《莊子祠堂記》中“楚公子微服出亡”寓言的意涵，期能使蘇軾使用寓言的寓意獲得深刻而完整的說明。

二、當代對於“楚公子微服出亡”寓言的詮釋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司馬遷的觀點往往形成評論歷史人物權威性說法。蘇軾熟讀《史記》，對於司馬遷的記載與評論，卻常有不同的看法，寫了不少翻案文章。據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記載：漢文帝因廷尉言賈生年少而通諸子百家之書，於是召以為博士，並不斷超遷其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諸律令所更定等，皆由賈生發之。後來因為周勃與灌嬰批評賈誼，文帝不用賈生之議，關係逐漸疏遠。賈生數次上疏，文帝不聽。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懷王墮馬而死，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司馬遷感歎賈誼懷才不遇，同時有批評文帝不能用賈誼之才的意思。蘇軾《賈誼論》一文翻案指出，賈誼雖是王者之佐，但不能自用其才也。賈誼懷有“可致之才”，卻不能施展才華的萬分之一，”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又據司馬遷《留侯世家》記載，張良曾受兵書於圯下老人，圯下老人即穀城山下的黃石，氣化為人而傳達上天的旨意，授書張良以協助劉邦打天下。蘇軾《留侯論》認為，張良的成功不在於天意，而在於人事，圯下老人“意不在書”，而是要使張良“忍小憤而就大謀”，以此推翻司馬遷的觀點。

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中有關莊子的記載與評論，蘇軾同樣不能滿意，因而提出新說。為討論方便，茲將蘇軾《莊子祠堂記》關於“楚公子微服出亡”的寓言部分節錄於下：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⑦]

司馬遷認為莊子思想的根本要旨歸於老子之言，而且莊子往往“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莊子傳》是中國莊學史上最常被徵引的文獻，從漢代到魏晉南北朝，受到相當廣泛的支持，向來無異論。

唐代韓愈不贊司馬遷的觀點，主張莊子思想源於儒家田子方 [⑧]。宋代學者多繼承韓愈的觀點，認為莊子思想與儒家關係密切 [⑨]。惟歷來學者論《莊子祠堂記》，重點都放在莊子對孔子的態度上，論述多集中處理三個問題：一、“莊子助孔子”的說法能否成立？二、以《讓王》、《說劍》、《漁父》、《盜跖》為偽作的說法能否成立？三、將《寓言》與《列禦寇》合為一章的說法合不合理？有關論述相當多，茲不贅論。

本文集中處理“楚公子微服出亡”寓言的解讀，以便說明其與“莊子蓋助孔子”的關聯。解讀此則寓言的關鍵，在於僕人究竟是罵楚公子還是罵門人。當代的詮釋常常是輕易帶過而語焉不詳，例如李澤民《莊子祠堂記賞析》說：

（蘇軾）用“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的小故事作為比喻。僕人之罵，並非不愛公子，用以說明“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即是說莊子實質上是贊同孔子，而文辭上似乎不贊同，是明裏排斥，暗裏贊同。[⑩]

這樣的解釋只是把寓言的原文再引一遍，並未對寓言多作說明，更未說明寓言與“莊子助孔子”的主題之間的關係。

其次，研究者雖然瞭解該則寓言在說明莊子助孔子，惟未能瞭解蘇軾的論述方式，以致誤解其意，姜聲調《蘇軾的莊子學》是目前有關“蘇軾的莊子學”研究中較為完整的論述，在詮釋此則寓言時，似未能掌握其寓意：

蘇東坡先以“楚公子微服出亡”的故事作為比喻，說明其事因“公子”逆行所造成，反而“僕”怪罪挨罵“門者”，因為“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可是“門者”不將“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他用以證實“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可見舉出事例裝實就虛，以虛證實，予以反駁《史記》的看法，不合實際，缺乏客觀，似若殊欠通。[11]

這段文字呈現幾個問題：一、所謂“其事因‘公子’逆行所造成”，似乎是對於蘇軾“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的說法有所誤解，蘇軾文中並未說明楚公子究竟何以微服出亡 [12]，而“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則指楚公子的僕人而不是指楚公子的行為。二、所謂“‘僕’怪罪挨罵‘門者’”，語意不清，應該是指僕人怪罪挨罵的門者。意即：僕人因為愛公子所以罵門者，因此“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楚公子“出亡”，不能讓人認出身份，所以才要“微服”。因為“微服”，門者自然認不出楚公子的身份，所以才會刁難楚公子；也因為“微服”，楚公子與僕人都是一般人的身份，在這樣的情況下，僕人根本沒有資格去罵守門的人。照理說，守門的人不應該也不會因為一個人拿着木棍在辱罵他，就予以放行。更何況，如果僕人罵的是門者，就沒有不愛公子的問題，根本不會有“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的問題。顯然這樣的理解沒有解決問題，而製造了更多的問題。三、所謂“‘門者’不將‘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用語欠通順，道理更說不通，是否“愛公子”，是否為“事公子之法”，都是就楚公子的僕人而言，與門者無關。

上述的誤解主要是源於對蘇軾“以寓言解寓言”的論述方式沒有適切的理解，既然是“以寓言解寓言”，在闡釋蘇軾的寓言之前，實有必要先說明莊子寓言的表意方式。

三、莊子“寓言”的表意方式

（一）寓言的意涵

《莊子·天下》說“（莊周）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寓言》也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可見莊子以寓言為主要的表意方式。

所謂“寓言”，即“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果本文的情境是一個故事，“言”就是故事裏的小故事，“意”是所要表達的思想，因此，寓言就是藉某類人事的活動或自然萬物，以譬喻、弦外之音、寄托等方式表達作者的思想。有“彼”與“此”之分，就代表兩者不是同在一處，要瞭解“意”就必需透過“言”，小故事不是直接陳述思想，而是用寄寓的方式，因此就必須越過小故事的表面意義去瞭解作者所寄寓的內涵與寓意。

（二）“故事”與“情節”

我們應該如何越過故事的表面意義去瞭解作者所寄寓的意涵呢？佛斯特(E. M. Forster)《小說面面觀》對於“故事”與“情節”的界定提供一種解讀的方法：

情節也是事件的敍述，但重點在因果關係上。“國王死了，王后也傷心而死”則是情節。在情節中時間順序仍然保有，但已爲因果關係所掩蓋。又“王后死了，原因不明，後來才發現她是死於對國王之死的悲傷過度”，這也是情節，中間加了神秘氣氛，有再作發展的可能。這句話將時間順序懸而不提，在有限度的情形下與故事分開。對於王后之死這件事，如果我們問“然後呢？”這是故事；如果我們問“爲什麽？”就是情節。這是小說中故事與情節的基本差異。情節絕不適於說給一個哈欠連連的原始穴居人或蘇丹暴君聽，也不會合他們的後代——現代電影群衆——的口味。。他們有的只是好奇心。如欲欣賞情節還得要用智慧和記憶才行。[13]

佛斯特指出：“國王死了，然後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國王死了，王后也傷心而死”，則是情節。在情節中，時間順序仍然保有，但為因果關係所掩蓋。對王后之死這件事，如果我們問：“然後呢？”這是故事，強調事件發展的時間性；如果我們問：”為什麼？”就是情節，強調事件發展的因果關係。這是“故事”與“情節”的基本差異。

    故事可以吸引讀者的好奇，讀者在閱讀故事時，具有好奇心，想要瞭解故事的發展，甚至是故事的結局，因此常常問“然後呢？”只有“然後……然後……”才能使他們不至入睡。由於情節着重因果關係，讀者必須運用記憶記得前面的故事與後面的故事，還要運用智慧分析脈絡，將因果關係做適切的聯結，並進行解讀，從而才能瞭解故事的意涵。因此，佛斯特認為，“如欲欣賞情節還得要用智慧和記憶才行”。

莊子的寓言是運用小故事來說明意涵，寓言的意涵與故事的發展就具有因果關係，因此，就必須先記得故事的發展，然後運用智慧進行因果關係的解析，而後才能瞭解寓言的意涵。套用佛斯特的話，我們可以說：“如欲欣賞莊子寓言，還得要用智慧和記憶才行”。

（三）莊子寓言的解讀策略

莊子的寓言簡潔有力，不是長篇小說，不必記太多故事的細節，重點可以放在運用智慧進行因果關係的解析上。茲以莊子《秋水》為例，說明寓言與所要表達的意涵之間的關聯：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莊子是否已回答二大夫的邀請？表面上看來，莊子只講了一個寓言，並沒有直接回答要或不要擔任宰相，但莊子顯然已經答覆問題。透過對應關係的分析，我們可以瞭解：“神龜”意指宰相之位，“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則指雖然地位尊貴，就好比死了一般，不得自由，“生而曳尾於塗中”意指雖然沒有尊貴的地位，卻能自由自在。當莊子說：“吾將曳尾於塗中”，表達拒絕當“死為留骨而貴”的神龜，也就說明他不願意當宰相。

莊子《外物》的寓言中，莊子表達氣憤的方式，也是透過小故事的言外之意來呈現：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寓言的對應關係是：寓言中的“莊子”意指監河侯，“鮒魚”則指莊子，“斗升之水”指粟，“西江之水”則指三百金，鮒魚向莊子求水正如莊子向監河侯借粟，一條魚只要斗升之水就可以活命，實在不必西江水，同樣的道理，莊子只要一些粟穀就可以活命，用不着三百金。監河侯馬上答應要借莊子食物，正如莊子很慷慨地要給鮒於水，表面雖然答應，事實上卻缺乏誠意，監河侯要等到得邑金就好比莊子去遊說吳越之王，變數既多，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成事，鮒魚還沒等到西江水來前早就乾死了，正如莊子還沒等到監河侯得邑金前早就餓死了。因此，鮒魚忿然作色也就是，莊子透過鮒魚的寓言表達他的氣憤。

莊子《秋水》篇中，言與意的對應關係更清晰：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從故事與情境的對應，我們可以瞭解：“鵷鶵”是指莊子，“鴟”則指惠施，“腐鼠”就是宰相的地位。鴟將得到的腐鼠當作珍貴的食物，但是對於“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的鵷鶵而言，腐鼠根本是不屑一顧的東西；這就好比惠施將宰相之位視為無比珍貴的尊榮象徵，並且擔心莊子會取代自己的地位，事實上，莊子視宰相之位如糞土，根本不會去搶奪惠施的宰相之位。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其意涵就是：惠施雖貴為梁國之相，莊子過之，惠施卻仰而視之曰“嚇”。

上述三個寓言的“言”（故事）與“意”（思想）的關係可以列為下表：

四、“楚公子微服出亡”寓言的意涵

宋代士人多有論及《莊子祠堂記》者，惟多未談到“楚公子微服出亡”的故事。羅大經《三事相類》曾論及此則寓言：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廞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嚢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䇿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愬進馬而温造彈之，亦此意也。[14]

第一件是楚公子微服出亡之事，見蘇軾《莊子祠堂記》。第二件是沙門曇永匿王廞幼子之事，王恭遣劉牢之擊廞，王廞敗走，不知所在。王廞幼子王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王廞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竄。當時劉牢部隊搜檢尋覓王華甚急，曇永使王華提衣襆隨後，津邏咸疑焉。王華行遲，曇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眾乃不疑，由此得免，事見《宋書》列傳第二十三《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及《資治通鑒》卷一一七晉紀三十九。第三件是李穆救宇文泰之事，宇文泰與侯景戰於黃河，侯景依邙山佈陣，宇文泰率兵進攻時，馬逸墜地。西魏軍陷入混亂，李穆見狀，心生一計，將宇文泰視為士兵，以䇿抶泰之背，使敵軍未認出宇文泰，因而得以脫身。事見《資治通鑒》卷一五八梁紀十四。

所謂“三事相類”，身陷險境者如楚公子、王華、宇文泰，身世顯赫者，若要脫離險境，必須隱藏身分，協助脫離險境者如楚公子僕人、曇永、李穆，不得已只好倒行逆施，把楚公子視為僕人，把王華當作奴子，把宇文泰視為士兵，並且出口責罵，讓對方誤以為此人並不重要，最後終於得以脫離險境。

元代陳世隆《北軒筆記》針對蘇軾所謂“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深有同感，除了引用羅大經《鶴林玉露》的三件事外，並補充兩件與楚公子之僕做法相類之事[15]，並下結論說：“可以脱人於難，雖倒行而逆施之未必非良計也。”倒行逆施本不可以為法式，只有在人落難時，因要脫人於難，才成為良計。

清代趙翼《事急為僕隸免禍》收集的更多事例說明，在緊急狀況之下，主人偽裝為僕隸以避禍是一普遍的現象，“事固有相類者”[16]，除了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提到的三件事，元代陳世隆《北軒筆記》補充的兩件事，還另提到五件事，共用十件事件證明“事急為僕隸免禍”確實是史有其事。

從趙翼的說明，可以清楚知道，楚公子出亡，因不想被認出來而着微服，卻受到守城人的刁難。這個時候，僕人必須出面解圍，僕人打罵公子，騙過守門人而讓公子出城門，達到幫公子解圍的目的。就僕人打罵公子的事情而言，僕人是倒行而逆施；但是若從僕人保護公子的動機來說，打罵公子的行為雖不可取，卻可看出僕人愛公子之心。因此倒行逆施的是“僕人”而不是“公子”，挨罵的是“公子”而不是“門者”。

明代王世貞《讀莊子二》曾針對“楚公子微服出亡”寓言做說明：

蘇軾記其祠而謂為得老子之麤者。莊子蓋助孔子，特不可為法，而引楚公子操箠之僕，隸其主而出之，以為愛公子而不知事公子之法。[17]

所謂“楚公子操箠之僕，隸其主而岀之”應該是指主僕關係的易位，楚公子出亡，不想被認出來，因此裝扮成僕隸，而僕人則扮主人。僕人既然當時的身份是主人，主人要有主人的威嚴才能取信於門者，於是操箠而罵楚公子所扮的僕隸，以便讓門者不會認出楚公子的身份。[18]

若依照莊子寓言的表意方式，可以將蘇軾《莊子祠堂記》中“楚公子微服出亡”寓言中“言”（故事）與“意”（思想）的關係列為下表：

五、結語

“莊子助孔子”的論述，因涉及的範圍既廣，影響亦相當深遠，本文不擬深論，單就《莊子祠堂記》的寓言做說明。

《小說面面觀》關於“故事”與“情節”的說明，有助於我們瞭解寓言的表達方法。情節着重因果關係，故事中的寓言，因為具有因果關係，故可以透過因果關係瞭解莊子所要表達的意涵，這也間接幫助我們瞭解蘇軾的寓言。“楚公子微服出亡”的寓言的對應關係是：僕人操箠打罵公子，是倒行逆施的事情；莊子詆訾孔子之徒，也是倒行逆施的事情。僕人操箠打罵公子，是為了助公子；莊子詆訾孔子之徒，也是為了助孔子。“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的言外之意，其實就是：以莊子為不愛孔子，則不可；以莊子詆訾孔子之徒為事孔子之法，亦不可。

 “楚公子微服出亡”的寓言是蘇軾以莊子寓言的表意方式說明莊子助孔子的意涵，其間“言”與意”具有關聯性。若能掌握寓言的解讀策略，相信在詮釋《莊子祠堂記》會更具說服力。

[①] 林希逸《莊子口義發題》認為讀《莊子》有五難：“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為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脈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劍刃上事，吾儒中未嘗有此，五難也。”（《莊子口義》，台北弘道文化事業公司，1971年）。《莊子》所以難讀的原因雖多，主要有二：一是莊子思想精微深遠而規模恢廓，打破一般人的常識思考，二是莊子以藉外論之的寓言做為著書的基本表現方式，文辭恍洋恣肆而譎詭多變，因此一般人不易掌握莊子的思想。
[②] 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蘇轍《欒城集》下冊（曾棗莊、馬德富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41頁。王叔岷說：“《莊子》一書之義蘊，循環無端，著而不著，最難了解；然亦不難了解。性情與莊子近，則展卷一讀，如獲我心；性情與莊子不近，則誦之終生，亦扞格不入。”（《莊子校詮》，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版，下冊，第1415頁。）蘇軾與莊子的性情應相近，故能讀《莊子》而有所得。
[③] 陸欽《莊周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影響》說：“蘇軾詩文揮灑自如，奔騰豪放，想像奇特，誇張巧妙，既有一洩千里之勢，又有文理自然之美，無不滲透莊周文風特點。他的作品大量引用《莊子》寓言和警句。他筆下的老農、村姑、幼童、漁人、船夫，都淳樸可親，田園風光頗有泥土氣息。這和莊周作品的人物、景色，格調相近。”見陸欽《莊周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 見陶白《蘇軾論莊子》，《江海學刊》1985年第三期。陶白根據康熙年間文蔚堂版本《蘇東坡詩集注》探討蘇東坡受莊子影響的脈絡所得的結果。
[⑤] 見林希逸《莊子口義發題》，《莊子口義》，台北弘道文化事業公司1971年版。
[⑥]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一。
[⑦]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第347頁。
[⑧] 相關論述可參簡光明《莊子思想源於田子方說辨析》，《鵝湖月刊》226期，1994年4月。
[⑨] 詳參簡光明《宋代莊學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87年。
[⑩] 該文收入呂晴飛編《蘇軾（中卷）》，台北地球出版社（未標出版年），第350～351頁。
[11] 見姜聲調《蘇軾的莊子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頁。
[12] 以春秋時代的晉國為例，重耳出亡是因為晉獻公聽信驪姬的讒言，未必是逃亡的人有何倒行逆施之事。同樣的道理，楚公子出亡，未必即因公子倒行逆施所造成。
[13] 佛斯特(E. M.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頁。
[14] 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8頁。《三事相類》一文，諸本作《籠東》。
[15] 陳世隆《北軒筆記》：“晉文帝為瑯琊王，至河津，為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倉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袁顗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昇藏於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
[16] 趙翼所補充的事例有：一、《公羊傳》云：“鞍之戰，逢丑父面目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二、《漢書》：“王林卿通輕俠為不法，何並捕之。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衣詹褕自代，乘車，而身自變服，並斬奴頭而還。”三、《三國志》：“曹操圍呂布於濮陽，城中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及戰敗，布騎追操，問曰：‘操可在？’操紿之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操得出。”四、王慧龍家為劉裕所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送之過江，為津人所疑。彬曰：‘此隨吾受業者。’乃免。五、袁昂父覬既敗，昂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垢之，遂免。六、唐朱泚亂，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為僕潛出。（《陔餘叢考》，台北世界書局1978年版，卷四十，第27～28頁）。
[17] 王世貞認為“太史公非識莊子之麤者，軾乃識莊子之麤，而巧為之蔽者也”，顯見其不認同蘇軾的觀點，《讀莊子二》說：“莊子又後日年而生者也。彼見夫仁義之日偽，而詐力之日深，且其身儳焉而苦禮樂之拘纍我，謂孔子實言之，而其門人實廣之，且天下皆以為聖人；彼又懼夫老子之教日不勝，故於聖人之外，立所謂至人以尊老子。……大意在尊老子而抑孔子，既抑之而又收之使為老子徒。彼夫語道術而不列孔子，所謂鄒魯之儒非邪？且何以見尊？至軾所欲去《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而以列禦寇之齊，續於陽子西遊而為一章則甚當，雖然，無救於所謂詆訾孔子也。”見曾棗莊主編《蘇文彙評》，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頁。
[18] 文天祥《正氣歌》：“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用蘇軾的典故，“隸”指臣僕，這裏是自稱，亦即自認未盡全力，有自咎失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