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朝明（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

談中國傳統文化，不能不說到墨家。儒、墨、道、法學說各有不同，卻都深深影響了戰國以後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諸家形成之時，墨家號為“顯學”，然至漢代，墨學竟然歸於“中絕”，這令後世不少學者歎息不已。然而，細究其實，那時的墨學流行乃為人們“視墨同儒”的學術觀念所掩，“墨學中絕”只是假像。不僅如此，即使在西漢以後各代，墨學流傳與研究仍然不絕如縷，並與中國文化的許多事項都有重要關聯。近代西學傳入中國之後，墨學研究“大興”，出現了大批的學術成果，依賴新的研究方法，墨學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我們讀鄭傑文先生的《中國墨學通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便會得到墨學研究歷史的這一清晰線索。

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優秀結項成果，鄭傑文先生的《中國墨學通史》的確名副其實。傑文先生對古典文獻、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尤其齊魯文化進行了長期的研究，成果豐碩，富於見解，廣為學人所知。他對中國墨學也進行了系統的前期研究，不僅有一系列學術論文發表，而且從他著作的介紹中我們知道，清華大學在全國招標的項目中，他的《20世紀墨學研究史》脫穎而出，通過了由許多著名學者組成的學術委員會的評審。在完成這一專案的基礎上，他又申請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墨學史研究”，他的結項成果受到同行評審專家的一致好評。但他並不滿足於此，他又用一年多的時間對結項成果進行修改，不僅增寫了部分篇章的內容，還補充了大量的參考資料，包括日本學人的研究論著目錄。可見，他的這一長達86萬字的巨著，不僅有他自己深厚的學養為基礎，而且體現了他學術研究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

傑文先生的“墨學史研究”屬於學術史研究的範疇。我們看到，該課題對於墨學形成史、墨學流傳史、墨學研究史的概說，注意將“學案式”和“通論式”研究方法有機結合，不僅注重個案分析與研究，更注意了其間的區別與比較，力求結合各自的歷史時代，探索墨學發展和流傳的內在規律。這是一部系統的墨學發展演變史的研究專著。

作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流派，墨學有其自身發展演變的特點和規律，因此，在時代學術空前發展的今天，學術界應當有對墨學盛衰和後人研究進行系統研究的論作。然而，兩千多年來，雖有學者研究墨子、探索墨學，但從學術史的角度進行全面而貫通研究者，至今尚無專著問世。傑文先生從細緻爬梳和整理原始資料、分析研究這些資料入手，進而勾畫墨學形成史，研究墨學流傳史。《中國墨學通史》研究了墨子其人、《墨子》其書，也探討了墨家學派從產生、形成到發展、流變的整個過程，進而對墨學在兩千多年的傳播、影響以及歷代的流傳與研究進行了系統探討，最後對近百年來的《墨子》整理與墨學研究系統總結，可謂提綱攜領，條貫融通。

《中國墨學通史》對於墨學源流的梳理建立在獨立深入探索的基礎之上，提出了許多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新見解。例如，該書提出的《史記》所載墨子傳記24字為殘篇的看法，《墨子》抄本、刻本流傳中存在“三系統說”等，都是十分富有啟發意義的新看法。該書還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論觀點，在墨學創立、墨家學團、墨家後學、儒墨關係以及墨學與道家、佛學、明清實學、西學關係等方面都作出了系統的描述、分析和概括。該成果的最大特色是廣泛吸收學界既有研究成果，按照歷史發展的線索，對歷代典籍的引《墨》論《墨》及對墨學的評說，對歷代學者關於《墨子》的整理與研究成果，都逐一進行論述，這是本書的主要建樹，也為墨學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除了考察墨學源流，並清晰描述墨學研究與傳播的歷程，本書值得稱道的更在於其綜合“參驗”、實事求是的探索與求真精神，這是本書具有重要價值的又一方面。在該書的許多學術創建中，最具代表性，也令人擊節讚賞的，應屬本書對“梅賾偽造古文《尚書》”說的質疑。

自宋代以來，疑古思潮興起，宋代經學重義理，好創獲，重發揮，喜新說，人們闡釋與發展儒學的內在價值，更高揚主體意識和理性精神，從而表現出了一種懷疑精神。人們既“宗經”又“重道”，從“衛道”與探索儒家“道統”的需要出發，重視對經典中蘊含的“聖人之道”的發掘和闡發。與之同時，學者們還主張“以心明經”，在“典冊”之外去尋求“聖人之心”，由此，他們不僅懷疑與批評漢唐傳注，也懷疑與考辨傳世經典。到了清代，學者們往往貶斥宋學，但對宋人的考據成果、疑古辨偽收穫，也往往能加以吸取。對於古文《尚書》的研究是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宋代以來，對於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不斷有人懷疑。先是吳棫、朱熹，後是吳澄、梅鷟，到了清代，更有閻若璩、惠棟、孫星衍、崔述等眾多學者進行考辨。特別是閻若璩，他著《古文尚書疏證》一書，列舉128條，力證古文為偽。自此，古文《尚書》為偽作的觀點一度成為學術界的定論。上個世紀的極度疑古之風，更是加強了人們的這種認識。

然而，在古文《尚書》真偽問題的認識上，閻若璩的所謂“成就”已經被學者們發現有重大紕漏，甚至就是確鑿的錯誤。近年來，學術界在反思疑古之失的時候，許多學者開始關注古文《尚書》的真偽問題，不少學者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如有學者鑒於閻若璩在“疑古派”學術傳統中的極重要位置，鑒於孔傳古文《尚書》在歷來“證偽”物件中又是最重要的儒家經典，閻氏《尚書古文疏證》被認定是最成功的“證偽案例”，不能不撰述四萬五千餘字、六萬餘字的巨集文進行系統深入研究。有學者指出了古文《尚書》成書的真相，認為它是經孔安國補綴過的。通過孔安國《尚書序》可以看出古文《尚書》的實際形成過程，因為孔安國《尚書序》和盤托出了《古文尚書》的文字是在參考了伏生之書後才確定的，並挑明《古文尚書》本是從一堆殘斷簡中整理出來的，並有相當數量無法辨識的殘簡存在。這種作法和普通作偽者的心理完全不符。（離揚：《〈尚書〉輯佚辯證》）有學者明確指出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科學方法”絕不科學，毛奇齡“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是對閻氏方法的準確描述，胡適“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則是閻氏方法的“昇華”，是侫人學術“有罪推定”原則的進一步發展。（張岩：《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偽證考》）作為“對清代考據學存在多大問題的一次檢驗”，我們認為，對中國古典學研究必深入如此，才有可能正確認識二十世紀以來的學術發展，正確評價疑古思潮及“走出疑古”等的學術理念。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對古文《尚書》真偽問題的認識，其實也是對今日學者能否準確認識中國學術發展脈絡，能否科學把握學術動向的一種檢驗。

鄭傑文先生能夠就《墨子》引《尚書》的40則文字深入細緻研究，通過與今文《尚書》、孔壁古文《尚書》、漢代新出“百兩《尚書》”、東晉梅賾古文《尚書》等《尚書》傳本的比較，認為墨家所傳《尚書》有獨立的選本系統。該書認為，梅賾古文《尚書》不但與《墨子》之《尚書》引文不同，而且與16種先秦文籍中的163則《尚書》引文也不同，“梅賾抄襲前世古籍中《尚書》引文而偽造古文《尚書》”的傳統觀點應重新研究。該書的這一觀點，顯示了該書的獨立思考以及客觀求真態度。

本書對於墨學的研究沒有孤立進行，沒有僅就墨學論墨學，而是注意到將墨家學術放在中國學術發展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從而與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階段性特徵進行比對，惟其如此，才使得本書的研究結論能夠更加堅實可靠。例如關於儒、墨關係方面，作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據舉足輕重地位的主流學說，墨學的發展必然與儒學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聯，因此，墨學研究如果離開了對儒學發展的觀照幾乎難以進行。事實上，不僅墨子曾經“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而且自墨學興盛之始，“儒墨相與辯”（《莊子·列禦寇》）的歷程就開始了。作為“顯學”，墨學在漢代的“綜合學術”背景之下仍有重要的地位，學者往往以“兼儒墨”為其學術特徵，本書對於漢代的“視墨同儒”，對於唐宋以來的“儒墨為用”以及魏晉以致宋元間的“學術爭用”，都是將墨學與中國學術整體框架綜合在一起研究的結果。

《韓非子·顯學》認為孔子、墨子之後的學術分離，因為取舎相反不同，他們的後學都以“真孔墨”自居，後人已經難“定後世之學”；又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似乎因為“堯舜不復生”就不能“定儒墨之誠”。按照這樣的邏輯，則先王不能據，堯舜不能定，對於歷史文化最好全部捨棄，顯然，這屬於歷史的不可知論，屬於歷史的虛無主義。很顯然，歷史的真實不能“無參驗而必之”，學術的探索不應因困難而逃避和退卻，更不能因歲月久遠而拋棄了之，不論“儒墨之誠”還是“後世之學”都應當細緻求證。傑文先生的《中國墨學通史》就是這樣一部參驗求“誠”的優秀著作。

誠然，墨學研究內容豐富，天地廣闊，還有許許多多可以開拓的空間，本書的研究給了我們以很好的啟發。例如，本書廣搜博采，啟示我們結合新近出土文獻進一步開展研究。1956年春天在河南信陽長台關戰國楚墓中發現了竹簡，不少學者認為其中的一些文字屬於《墨子》佚文，這對於認識《墨子》書的本來面貌、認識戰國中期楚國墨學的流傳，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料。又如，據研究，1978年印行的出土秦簡中，其文字有不少與《墨子》城守各篇（《備城門》以下諸篇）相似，有許多共同點。這對於研究戰國晚期墨學在秦國的流傳也有重要價值。本書對於儒、墨關係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學者們還可更加深入地進行開掘。如《孔叢子·詰墨》篇所顯示的資訊就值得充分的留意，將其與《墨子·非儒》進行比較研究，可以更好地觀察儒、墨之爭的一些實質問題。《韓非子》將“墨離為三”與“儒分為八”對舉，對孔子以後儒家分化的研究也會對“別墨”之爭與墨家後學問題以有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