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
六、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Bound to Lead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依然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中国的“软实力”一说，则源于一位美国记者的报道，意思是说“对中国最近取得的成功的一种尊重或者着迷，以及它的影响力的自然增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
参考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的表述，可以将软实力集中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
语言是信息传播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美国之所以能够将各种文化产品连同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行销全世界，除了国力的支撑外，主要依靠的就是语言优势，这也是美国的软实力“依然强大”的一个重要表征。为了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
分析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
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处于“原生态”状态，优秀的文化传统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成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文艺演出、语言文化、图书出版等文化领域面临着“文化赤字”；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忽视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和改造。
“把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写进党代会的报告，说明执政党在推进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作用。”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重要的精神支柱，强调文化的力量，既能丰富人民的社会生活，也能创造不同于科技、经济等的新的发展动力。
中共十七大报告洋洋洒洒，生态文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服务型政府等新名词不断涌现，解读它们，需要新的实践。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报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背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解读〕报告这一新提法，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战略着眼点，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根本途径。
为此，就要树立“文化软实力是重要国力”的观念，把文化产业列入国家战略，大力推动和扶植文化产业。要详细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目标、战略措施和文化发展政策，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其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做到“国家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当代中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正如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示的：在美国出现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服务，他们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近来美国《混合语》杂志不断曝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打压第三世界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
在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实际上，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就连西方内部，文化冷战也从未断绝。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法国文化，针对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谈判中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法国坚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2001年12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该宣言第五条规定：“文化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多样性的繁荣有赖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
今天，应对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文化战略的研究。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献、音乐、视觉艺术、电影、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的年度贸易额从953.4亿美元，增长到3879.27亿美元。文化发展之快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合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中国也开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希望有3000万甚至3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然而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
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模式，如制作模式、宣传模式、广告模式、营销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
最近几年，一些中国电影逐渐走出国门，在为世界所认知的同时，也赢得了部分海外市场，其中贡献大者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但恰恰是这些大踏步走出去赚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电影导演，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的作品不仅“媚洋”、“求大”，而且“没有思想”。结果，钱投得越来越多，电脑制作越来越虚假，画面越来越残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从市场获得高回报。这在美学上被称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视觉狂欢取代了思想的深层感动和内在灵魂的拷问。面对美国文化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
中国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意义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层次上，必须批量生产，规模推出文化精品，这就需要市场的投入。但文化市场也是个难题，因为中国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场，懂市场的也看不起酸文人。
解决
因此，需要解决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官方应有文化的高度。
第二，熟悉市场，了解西方和全球的市场，知道谁在消费和需求中国的东西，否则就会导致产品过剩或者严重错位。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机制影响，人云亦云，喜好消费那些宣传海报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文化产品总体上仍属于奢侈品，很多人受经济条件约束却消费不起。这些都制约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发展。
第三，中介环节问题，主要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种弹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财务制度等，否则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最后很可能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
第四，专业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请一批真正的专家、学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编他们的思想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1.新世纪亚洲格局重组与话语权争夺
亚洲正在崛起，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
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大长今》的热播，绝非一个电视剧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而且，他们要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韩国只有4900万人口，却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为了塑造东亚大国形象，韩国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
东亚的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强国，早在198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就试图从“经济大国”转向“政治大国”最终走向“文化大国”。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使亚洲国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也接受日本文化。
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为了塑造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据报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分科会议，与会者一致决定把“到2025年将在校留学生数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万人”这一目标写进5月的第二份报告中，说明日本致力于通过吸引世界而传播日本文化。
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已经拥有了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从1985年日本的文化输出到1998年韩国的文化输出,其间我们中国重点在发展经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世界新格局有所调整，怎样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论实力，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但论观念和策略，中国却没有跟进。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在推进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东亚崛起的文化格局预示着当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转折：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我们更应该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2.四大发明遭遇挑战
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
20世纪后期，亚洲各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近些年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
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铁）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至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对各个时代的潮流和尝试进行了综合。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将合适的纸张、具有特定的连续性的墨水、合适的印刷机，以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出上千个字的打字设备组合到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杰作是15世纪50年代于美因茨出现的。”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约四百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这样说“他也可能曾受益于远东的某些思想，那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利用某种活字进行印刷，并且发明了纸、丝绸、火药和瓷器。”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什么叫“可能曾受益”？什么是“利用某种活字”？这无异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取消了毕升的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甚至有人怀疑毕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由毕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述了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
“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7世纪才出现的，而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到了50万、60万、70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发掘就成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专门作假的“神手”。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到70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100万年挖出原始人遗骨？因为他要通过伪造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体揭露曝光，成为震惊考古学界的丑闻。这说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有所抬头，某些人已经在不择手段地粉饰甚至伪造历史。
其实，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是在中国文化发源问题上，“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一度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20世纪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后，即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的，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他的著作《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响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甚至推测出了具体的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中国文化西来说”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认可，包括章太炎、刘师培，甚至当时中国人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几乎无不奉“西来说”为据，不惟坊间教科书为然，即使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史、中国地理讲义，亦曾一时全采这种说法。
当然，同这种观点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中源说”。如徐光启、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认为中国传统科技与西学之间存在相近之处，是受“一源辐射”影响，西学只不过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遗义”，“皆谓圣人所已言”，“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黄宗羲讲学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拾中国圣人之余绪：“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积极倡导西学的康熙帝同时也积极倡导“西学中源说”。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学源于中学的说法，下迨清末，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俞樾、黄遵宪等依然老调重弹。这些说法，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打开国门过程中“天朝上国”的民族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将西学纳入中国学术系统中，可以回避严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学。
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还要改书法、书道为韩国的书艺，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
3.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
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国内的和谐，一方面则依靠国际形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首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各类中国分裂论甚嚣尘上。早在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7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根据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右翼学者中岛岭雄，在1993年曾发表文章，主张把中国分割成12块，除了上面7个地区外，还包括香港、澳门、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区。同时，日本右翼政客宫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内，又抛出所谓《中国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国应在邓小平以后“分成16个小国”，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广西、宁夏、云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国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在台湾岛内则有一个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和平七雄论》，这是又一个妄图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这7块包括满洲（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认为，台湾已经分割出来了，不必将其列入。
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未来处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在20世纪末，美国《华尔街导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是“花架子”的中国，看上海、北京、深圳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像模像样，而再往西部看就是穿草鞋和短裤，这叫做“花架子的中国”。正是因为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国论”——日本最早提出然后得到美国的附议，而在21世纪初被李登辉加以系统化。以七国论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国等西方现代国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国分裂论，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变得空前复杂。
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应通过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各类分裂舆论。
国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征，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王国维在后期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和王国维有什么关系？王国维早年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学，是为了唤取民智，唤醒民众，以救国人精神疲弱；然后写《人间词话》是要唤醒自己；写《宋元戏曲考》——把唐诗宋词之后所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剧重新加以阐释并订其谱系；再往后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借发掘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雄强精神，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伯希和、斯坦因等从敦煌抢走了很多珍贵文物资料，使得中华文化命脉有中断之险，如果中国学者不去研究敦煌，那么谁研究？后来，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为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外蒙古将从中国母体上割裂出去。王国维做的每一门学问都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那么，今天如果“七国论”成功，难道匹夫无责吗？如果“港独”、“藏独”、“疆独”、“蒙独”、“台独”都出现的话，中国还是中国吗？军事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强大的国家内乱不断，所以文化的重要性异常明显。
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还要进而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成功后还会有对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优越性的图谋呢？为什么有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文化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文化问题空前重要，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统一中国，在今天看来会是多么危险。科技、制度的并轨阶段都将过去并成为常态，构成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检视冲突进而化解冲突，这种工作应由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亚洲的经济是“雁形”经济。领头雁是谁？当然他们认为是日本，而且经济中心是在大阪。中国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心可能是上海。韩国人不同意，说未来的“雁形”经济中心应该是在韩国，它的中心是首尔（原名汉城）。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敏感程度相当高，不管是北边的中俄边境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还是南边的西沙群岛问题和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竞赛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中日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一触即发的。很多人认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国际文化形势而言，我却觉得实在应该居安思危！
2008年美国CNN主持人辱骂13亿中国人。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也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
4.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战争频仍、民生凋敝，救国救民成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和“走出东方”的思想，胡适为避免“全盘”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现代化”的观点，并导致一场重大的文化论战。大半个世纪以后，对这场文化论战的是非学界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种“全盘”之声的误区经历了历史的公正验证，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经济的崛起必将引发对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
《远东经济评论》、《纽约时报》等出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指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和所谓“中国欲向海外扩张”，反映出西方学人群体中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文化种族偏见。这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应受到批判，同时，需要在学术思想上杜绝“文化战争”的错误观念。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在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张艺谋的《英雄》进入美国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公映时间推后了40天。因为审片专家组看了电影以后大惑不解，说过去看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丑又脏奔跑在黄土高坡、说着宝鸡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视这片黄土地上孤独行走的人。同样，他们也很容易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下面中国式的恶习，从而使他们在“现代化”的咀嚼过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们美国“现代化”了，幸好我们不像那个愚昧落后的国家那样。这是他们评委当时的看法。张艺谋突然出了一张新牌，让这些评委感觉到理解很困难：黑色的军阵，红色的树，蓝色的天，白色的纱，而且秦军军威震地、万箭齐发。当箭穿透赵国书院时，那位长者说国可破，家可亡，人可死，书法不能丢，文化不能亡。这说明了文化长于军事，文化胜于战争。于是，美国人发现中国形象变了，不再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国，相反，军威震天的秦国形象代表了雄壮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国。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得以播出，播出之后即获得一片好评！
2009年12月3日，奥地利邮政总公司公开发行一枚孔子学院特种邮票。邮票图案为维也纳大学校园内的奥地利孔子学院教学楼，邮票下方分别用德文和中文写着“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
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几乎颠覆了中国的印刷术发明权。
《梦溪笔谈》记载复原的泥活字版，正是由于我们的考古学家和文化学家在宁夏山洞里发现了一本12世纪的泥活字印刷品，才奠定了中国无以颠覆的活字印刷发明权，奥运会才可以在世人面前展示我们的泥活字。
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实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要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自觉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要大力推进民族文化创新工作，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构建文化传播体系，使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通过各种媒体传递到世界各地。
Soft pow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ft_power
來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267278.htm
[专家访谈]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看文化强国之路
嘉宾简介：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导、诗人。1988年在吉林大学获科学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被中国科学院评为研究员。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曾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现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文化问题、科学哲学、生态经济等。主要成果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红旗文稿》、《解放军报》、《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报刊。
文化与科技融合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可拓宽文化市场、扩大文化内需
记 者：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国家跟国外比，文化消费水平是比较低的。对此，您怎么看？
张国祚：文化的内需不能孤立地看，要把它放在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总体追求中考虑。随着我们国家GDP的进一步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精神文化的需求自然会增加。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第一位的。
文化产品多了，人民需求也多了。同时，我们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也应该有明显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我们文化产品的层次性，应该满足各个阶层人的需求，这样文化内需才能扩大。这就需要我们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也要具有相对应的层次性。
为了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扩大文化内需，必须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增加文化产品的艺术含量和科技含量，使之充满艺术感染力、智慧的想象力和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使之更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只有这样，经济才可持续发展，文化产品的社会需求、市场需求才会不断扩大。
记 者：您刚才提到要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在这方面您是怎么认识的？
张国祚：文化本身是充满活力、充满创造的，要增加文化的创造力和活力，除了艺术品位、艺术构思外，高科技含量的提升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文化和科技融合得好，势必会产生新的文化业态。比如现在的3D电影、特种电影、动漫、文化主题公园等，实际上这些都是新的文化业态。新的文化业态搞得好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受众的需要，而且能够让文化产品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据我所知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例如深圳华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它现在搞的特种电影和动漫已经出口到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很了不起的。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当我国家长、孩子们喜笑颜开地看《米老鼠和唐老鸭》、《聪明的一休》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国外的电视屏幕上一分钟也看不到。现在中国新兴业态的文化产品可以打入国际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也鼓舞了国人，说明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不断提高科技含量，不断创造新的文化业态，使之深受国内外观众的需要，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得更好更快。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新要求
记 者：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还能够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扩大文化内需。十八大报告将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实现的伟大战略目标，对此您怎么看？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是什么？
张国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认识，文化软实力不可小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五项新要求之一，并对“显著增强”提出了三个方面总体要求：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二是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三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扎实。此处用了“显著增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还不够强，或者说还有很大的局限和不足。三个方面总体要求，说明中央对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具体。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党对文化软实力越来越重视。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硬实力，一条腿是文化软实力，如果物质硬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一打就垮，一打就败；但如果文化软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就不打自垮，不打自败。在我看来，苏联解体就是因为软实力这条腿不行而不打自垮的典型案例。苏联解体时，它的硬实力、军事实力是很强大的，完全可以和美国抗衡，它的工业基础、科技基础、基础设施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但所有这些都挽救不了最终的结局，就是因为它的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了，人们的思想混乱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失去了人心，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最深层、也是最直接的原因。
此外，十八大报告第六部分题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又一次提到了要提高文化软实力。总之，十八大报告说明，我们党对文化软实力越来越重视，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它的要求越来越明确，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高。
记 者：十八大报告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和认识文化建设的。
张国祚：对，而且将文化建设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既是一种战略目标，也是一种战略要求。
记 者：您刚才也提到，十八大报告第六部分的题目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请您谈一下对“扎实推进”的理解。
张国祚：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要求，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首先，要明确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两句话很短，但概括得很好。一个人如果没有血脉，就会苍白无力，最后是要倒下去的；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同样会苍白无力，即使经济再发展，这个国家也是虚弱的，也会病倒的。如果人们的精神失去了家园，那么我们的思想、心灵就会流浪漂泊、失去归依、迷失方向，那么，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就会无从谈起了。所以，文化对任何国家、民族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才称之为民族血脉和精神家园。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就是“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就是我们文化建设的总体任务。
建设文化强国的目的，就是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我们要明确文化的这些功能，然后明确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应该走什么道路、坚持什么方向、坚持什么方针、坚持什么原则、推动什么样的发展、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十八大报告对这些都给出了明确定位。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是要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使全民族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持续迸发，使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使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的文化强国建设就取得了扎实的进步、重大的进展。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
记 者：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这是十八大提出的要求。印尼的《星洲日报》发表评论称，莫言获奖是中华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的象征。您对莫言获奖是怎么看的？
张国祚：首先，作为中国人，我对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示衷心祝贺，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份殊荣。但是，我们也不必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因为那只是少数西方文学家对自己能够接触到、能够了解的、能够欣赏的文学家的认可。相比较而言，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是能够得到世界普遍认可的，少有异议。而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往往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而且往往和一定的国际政治形势相关。
其实，中国古代有很多历史文化名人，比如孔子、老子，他们的著作早在18世纪就已经传播到了西方，而且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中国古代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他们的作品家喻户晓，不仅影响了中国的若干代人，而且影响了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等等。还有近现代中国的鲁迅、老舍、矛盾、巴金等人在文学上的贡献、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绝不亚于任何国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毫无疑问，莫言获奖对扩大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绝不能仅仅靠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提高。
记 者：文化软实力既然这么重要，在未来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扩大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张国祚：事实上，我们所讲的优秀的文化，其中很重要的是指能够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文化，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进步的文化，而这样的文化最核心、居于指导地位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中国文化软实力，为什么强调“实力”呢？文化软实力和物质硬实力的区别在哪里？物质硬实力是指一切有形的、可以计量的，表现为物质力量的实力；而一切无形的、难以计量的，表现为精神力量的实力，就是文化软实力。
那么，我们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什么呢？怎样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第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必须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深入人心。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什么？首先，它能够通过文化吸引力、文化凝聚力、文化感召力、文化创造力、文化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其次，它能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最后，它能够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三个方面功能的形成，必须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深入人心。这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第一重要的要求。
第二，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将会更加受到各国人民的关注。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一些国家已经兴起了汉语热，这实际上就是因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而希望通过熟悉中国文化来扩大对中国的交往。我们在国外有300多个孔子学院、200多个孔子学堂，这都说明以汉语国际传播为先导的中国文化扩大了在世界各地的影响。
第三，我们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具有双重属性和两个效益，一是它的商品属性，可以卖钱；二是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可以传播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它还有两种效益，一是经济效益，可以创造财富，增加GDP；二是社会效益，可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也就是说，文化产业为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和平台，提供了传播渠道和媒介。
世界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平均在10%左右，美国达25%，中国还不到4%。据有关统计，美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所占份额已经达到43%，欧盟占了34%，两者总共占了77%的比重，再加上日本的10%左右，韩国的5%左右，只剩下7%才是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在世界文化市场中所占有的份额，显然这和我们国家总体经济规模太不相称了。不过这恰恰说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增长点就是文化产业，在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必然会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观念走向世界。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需要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传播的经验。中国的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完全可以走向世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并不是我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紧箍咒，正像国人喜欢某些美国大片一样，说明西方影片中推崇的某些价值观和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是存在某些交集的。在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我们的文化产品同样也可以为西方受众所欢迎，关键是要找准西方人的欣赏口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启示。只要我们能增加文化产品的艺术含量、技术含量，找准国外受众的品位和口味，那样我们的文化产品照样可以走出去。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大，看好中国文化产品的国家和人民也必然会越来越多。
第四，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按照文化强国战略的要求，进一步明确走什么道路、坚持什么方向、坚持什么方针、坚持什么原则、推动什么样的发展、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把我们的文化建设得更加扎实，中国文化自然就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广泛的影响。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务必重视人才。首先要改革文化体制，创造有利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使我们的文化创作人才、生产人才、传播人才、管理人才、领军人才，都能够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妙，适应我们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同时我们还要有激励机制，使真正有作为、有创造能力的人才，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上都能得到尊重与承认。另外，对于市场渠道和融资渠道的开辟，以及政策环境的设定，我们都要尽量考虑如何有利于文化产业和文化的健康发展，并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有力措施。
正确认识文化产业政策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记 者：正如您所说，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十八大报告提出，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有必要构建文化产业政策体系。那么怎样认识文化产业政策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张国祚：在构建文化产业政策体系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
第一，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我们文化产业的总目标是做大做强，这是第一要义，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政府要引导文化产业部门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我们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立场，要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我们的文化产品所宣扬的主旋律，一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定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一定是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再泛化一些，就是文化产品要走向世界，一定要以世界大多数人喜欢为追求的目标，应当有这样的政策引导。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要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放在整个文化发展的大局中去考虑，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去考虑。“协调”就是要使我们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相协调，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起来，文化产业内部分工也要协调。“可持续”就是我们的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应当是持续、健康、不断发展的，而不应当采取短视的、急功近利的方式，从人才队伍的培养、激励机制的设定、市场的开拓、产品样式的设计与开发更新、产品创新各个方面，都应当有长远的目标和规划。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我们要把文化产业的创作、生产、传播、管理，同其他方面的协调统筹兼顾起来，文化产业内外发展都要统筹兼顾。
第二，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比如我们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必须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文化市场也必须逐步开放，但是当时我们有一种担心，担心文化市场开放后，西方的文化资本、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价值观念必然蜂拥而来，这样对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一种挑战，会形成一种冲击。如果我们因此收缩手脚，不敢迈步，那就势必会妨碍西方资本的进入，妨碍我们在文化产业领域吸引外资、扩大中外合作。所以要放宽政策，允许外资的引进以及中外文化产业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关键在于能不能坚持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坚持这个底线上，多向国外借力，使我们的文化资本越来越多，文化产业越来越壮大，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此外，在用人机制上要进一步搞活，真正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用人唯贤，这样才能使文化产业能够随时找到最有力的人、最能干的人，创造出最好的文化产品来。举个例子，乔布斯是一个弃儿，用中国话来说是一个野孩子，但是这样一个人并没有在美国社会中受到歧视，他开始搞创新的时候就是在自己家的车库里，并没有什么背景。最终他造就了一个传奇。
第三，政府要给融资渠道适当开绿灯。文化产业要发展，政策要保障文化产业的融资渠道畅通。文化产业市场的开拓，不能任由市场规则横行，对于搞得好的文化产业，我们可以帮助其做宣传以引导市场，这对我们发展积极健康先进的文化产业都是非常必要的。
确保中国文化安全，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记 者：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怎样保持自身的文化安全呢？
张国祚：第一，要确保中国的文化安全，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也就是说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灵魂，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如果剥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的文化既不是先进的，更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向哪里走，要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所以要想保证自身文化安全，就必须坚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发展文化。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文化产业的创作、生产、传播各个领域里去。
第二，要确保中国的文化安全，一定要正确看待我们党的历史，正确看待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而其中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仅代表个人，他同我们的党、国家、军队、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当时苏联解体正是因为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意识形态防线崩溃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崩溃的呢？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于他反斯大林，使苏联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混乱，渐渐一步一步否定了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最后导致苏联解体了。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反观我们的历史，不可否认，毛泽东犯过错误，但是综观毛泽东一生，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思想家、理论家，是我们的伟大领袖，而且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十八大报告对毛泽东的评价非常准确、深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对毛泽东一定要有客观、公正的认识，这样才不会自己否定自己，不会自毁长城，我们的文化才能有正确的方向。
第三，要确保中国的文化安全，就要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自觉就是意识到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文化软实力事关国家的兴衰成败，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事关人民的福祉安康。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要想维护我们的文化安全，对我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要有更深的体会。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渊源何在？源于我们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积蕴了很多深刻真理、励志精神、民族精神，以及有价值的思想。今天许多人的国家理想信念淡薄了，对国家的认同也淡薄了，民族的归属感也淡薄了，社会的使命感、责任感也淡薄了，这怎么能行呢？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我们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这样才会更加自觉、自信、自强。
第四，要确保中国的文化安全，就不能够丢弃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盘散沙，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濒临亡国灭族的边缘。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我们看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科学真理，这个科学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回顾历史，从19世纪中叶以来到现在，中国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富足？人民生活像今天这样富裕？什么时候人民享有这么多的民主自由？什么时候中国像今天这样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成为影响世界大局的大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二十国峰会，西方的各国政要都争相和我们交好，无论是美国总统、国务卿，还是西方其他国家的政要，对中国的发展都很看好，评价也很高。美国之所以把它的防御中心从欧洲移到了亚太，就是为了防范中国，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变强大了。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真理。
第五，要确保中国的文化安全，还要注意以开阔的胸怀、眼界，自觉吸收全世界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讲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先把西方列强先进的东西学来，然后再与之对抗。我们固然不追求对抗，而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但是我们把西方先进的东西学来，自身的文化自然更加强大、更加安全，自然就可以营造更加安全、和平、和谐的氛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历史培育过程，无需急于定型
记 者：正如您所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当下，很多专家学者都在关注并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张国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尽管在表述方面并不简洁、明快，也不易懂、易记、易传，但是它所涉及的四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对当代中国来说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都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去做，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又好又快。
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样表述那么长的句子，如果不易懂、不易记，老百姓就没办法践行，所以要对其进行概括、提炼、升华。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培育过程，不需要刻意急着去概括。像中国古代讲“仁义礼智信”、或“忠义孝勇”、或“忠孝节义”，并不是某一代人硬性规定的，而是经过世世代代历史过程，渐渐被人们普遍认可的、深入百姓人心的。
此外，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已经有了初步的提炼，做出了三个层次的区分：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一个是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一个是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提炼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指导意义，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记 者：我们说文化强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战略角度来说，文化强国战略给国家会带来什么变化，对个人来说会提供什么样的发展机遇？
张国祚：文化强国战略对国家来说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条腿和物质硬实力这条腿一样强壮，使我们国家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文化强国可以保证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有正确的理想信念、科学的理论智慧、强大的精神动力，丰富的文明知识，以确保国家朝气蓬勃地健康发展。毛主席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那么没有文化的国家必然是落后的国家，所以只有落实文化强国战略，我们的国家才能成为真正强大、长盛不衰。
文化强国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化本身强大，二是要靠文化推动国家强大。
对个人来讲，在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文化追求，在品格修养、知识积累、精神历练、提升智慧等方面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素质，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辟的这条社会主义道路。这次十八大召开之前，西方舆论也有一些企盼，希望我们在党代会中不再提毛泽东，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地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给以了充分的肯定，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信念更加坚定。
其四，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论述。报告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做了层次上的区分。从国家的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层次的区分，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今日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结构复杂、、实践丰富、思想混杂的国度，很难用单一的价值观表述来有效地指导国家、引领社会、教育人民。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表述虽然内容丰富，但不简洁明快，也不易懂、不易记、不易传播。十八大报告把它区分开来，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分别用八个字概括提出要求，则显得比较清晰、明快。当然，可否能进一步浓缩、提炼、概括，就需要我们根据实践发展新要求，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五，十八大报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五项新要求，这也是一个新的概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五项新要求，分别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格局。
孔子学院海外大发展
截至2012年12月，孔子学院在世界108个国家建立了400所孔子学院和500多个孔子课堂。2012年，各国孔子学院和课堂注册学员总数共计65.5万人。目前，在世界前200名的大学中，有70所已经设立孔子学院。此外，有76个国家的400多所大学正申办孔子学院。德国歌德学院主席雷曼评价说，孔子学院仅用8年时间就走完了英、法、德、西等国语言推广机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这同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堪称奇迹。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9-12/07/content_12604448.htm)
(http://www.chinese.cn/)
“新子学”构想
方 勇
2012年10月22日 光明日报
提要
子学产生于文明勃兴的“轴心时代”，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精华，结合时代新因素创造出来的新学术。自诞生以来，子学便如同鲜活的生命体，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交互中自我发展。当下，它正再一次与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我们在把握其发展规律与时机后，对其做的进一步开掘。它将坚实地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概念与学术体系，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同时，它也将成为促进“国学”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加快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变革、新发展，为中国之崛起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2012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举办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提出了“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口号。然而，诸子学如何全面复兴，及其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中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仍值得探究。在此，我想以“新子学”来概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新子学”概念的提出，根植于我们正在运作的《子藏》项目，是其转向子学义理研究领域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更是建立在我们深观中西文化发展演变消息之后，对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慎重选择和前瞻性思考。
子学的产生发展与“新子学”
商周以来的传统知识系统，实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王官之学，它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文化精英，承上古知识系统并加以创造发明的礼乐祭祀文化，经后人加工整理所形成的谱系较为完备的“六经”系统；一为诸子之学，它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并结合新的时代因素独立创造出来的子学系统。“六经”系统包含了中华学术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智慧，因而在历朝历代均受到重视，西汉以降一直被尊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而传承至今。子学系统则代表了中华文化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是个体智慧创造性地吸收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后，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比起经学系统，子学系统在传统观念中的地位虽有不如，但其重要性却丝毫不见逊色。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翼，为东方文明的薪火相传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诸子之学的兴起，缘自先秦时期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春秋礼乐秩序的全面崩溃，导致了王官文化体制的解体，其剧烈程度与重要性绝不亚于殷周鼎革之际的社会文化变革。而王官文化体制的解体，又引起了文化重心的迅速下移，士阶层由此分化为文士与武士两类。文士中之佼佼者，为寻找社会病因，疗救世人创痛，纷纷兴办私学、著书立说，从而出现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多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百家”，说明当时人才之兴盛、思想之活跃；“争鸣”，意味着学术批评的自由、学术思想的独立。冯友兰即认为：“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中国哲学史》）
子学的活力，不仅在于它对王官之学的创造性继承，更在于其“入道见志”（《文心雕龙·诸子》）的思想载体与其理念自身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开放性特征。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在汲取王官之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就诞生了第一代子学原典《老子》、《论语》、《墨子》。而到了战国中后期，在不断修编、诠释、发挥和吸收经学文本与子学原典的基础上，产生了更多学术文本，由此形成了第二代子学原典，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黄帝书等等。降至汉代，以陆贾、贾谊、刘安、杨雄等人著作为代表的第三代子学原典也相继产生。魏晋以后，在诠释、发挥和吸收经学文本与子学文本并自我解构的基础上，依从文化学术本身的开放性、变革性本质，诸子学不断汲取外来学说，又陆续产生了以何晏、王弼、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学说为代表的诸代子学（或准子学）著作。晚明时期，随着个性解放浪潮的逐渐掀起，子学又得到了一次新发展。明清之际，傅山积极倡导“经子不分”，并用心研究《老子》、《管子》、《墨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商君书》等子书，成了近代子学的先声。至清代考据之学兴起，学者们更是主张经子平等、经子互证，诸如卢文弨、毕沅、王谟、王念孙、孙星衍、严可均、洪颐煊、阮元、顾广圻、魏源、马国翰、俞樾、戴望、孙诒让、曹耀湘、王先谦、郭庆藩等人，皆为子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子学遂与经学分庭抗礼。同时，“西学”的引入也为子学添加了诸多新的理论与方法。而在“五四”之后，子学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迸发出强劲的活力，为自身增添了诸多新内容。
从历史中走来的子学，其灵活多样的方式、鲜活的思想内容，总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保持着交互相通的关系。以子学的思维方式为例，墨子不满儒家而另创墨家，庄子无所不窥而恢宏道家，孟子创性善、荀子主性恶，诸子皆不依傍、不苟且，重独得之秘，立原创之见，倡导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百家争鸣，相互觝异，而多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不迷信，不权威，多元而有序地自觉发展。思想内容方面，儒家以“仁”为本，积极入世，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理想，“朝闻道，夕死可矣”；墨家尚贤，倡导兼爱节俭，刻苦自砺；道家于纷繁世界之外“清虚自守”、“澡雪精神”。这些都是诸子学中历久弥新的遗珍。过去，它曾不断催生人们的新思维，鼓舞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而今，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推进、国家实力持续提升、全球化意识不断增强而国人对子学进一步发展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的大背景之下，子学正再一次与当下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律动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
“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我们在把握其发展的必然规律与时机后，对它所做的进一步开掘。在此阶段，我们重新反思并明确子学的本质及其历史面貌。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具体内容上，则应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前者侧重思想，后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均不在子学之列。由此出发，我们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新理念，加强诸子学资料的收集整理，将散落在序跋、目录、笔记、史籍、文集等不同地方的资料，辨别整合、聚沙成塔；同时，深入开展诸子文本的整理工作，包括对原有诸子校勘、注释、辑佚、辑评等的进一步梳理；最终，则以这些丰富的历史材料为基础，缀合成完整的诸子学演进链条，清理出清晰的诸子学发展脉络。依据子学发展的完整性，再进一步验证晚清民国以来将《论语》、《孟子》等著作“离经还子”的观点，复先秦百家争鸣、诸子平等之本来面貌，并重新连接秦汉以后子学的新发展。
当子学的历史发展得以完整呈现后，其固有概念则自然而然地冲破以往陈见的束缚，重新确立起兼具历史客观性与现时创新性的概念。这本身也符合我国主要学术概念源于自身学术传统的诉求。子学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其学术理念、思维方式等皆与民族文化精神、语文生态密切相关。对相关学术概念、范畴和体系的建构，本应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实践中总结、概括、提炼而来。“新子学”即是此理念的实践。如在思维方式上，诸子百家重智慧，讲彻悟，不拘泥于具象，不执著于分析。表述形式上，或对话，或随笔，或注疏，不拘一格，各唱风流。这些都是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本不与西方乃至中国当前的思维话语相类。而在子学内部，“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本各具特点。且老子所谓“法自然”、庄子所谓“法天”、孟子所谓“事天”、荀子所谓“参于天地”，多从人生行为修养而言，并不重在探知宇宙，不可简单引西哲所谓宇宙论、本体论强加比附。“新子学”自觉认知此点，从客观历史出发，在辩证之下对其进行继承发展，以促进其更好地完成现代化转型，实现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新进化。
要而言之，子学其自产生以来，凭借其开放性、生命力与进化势头，形成了不断诠释旧子学原典、吸收经学文本精华和创造新子学原典的传统，并在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学术与社会现实的良性互动，进而促成其自身的不断发展。而“新子学”正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同时，也是我们结合当前社会现实，对子学研究所作出的主动发展。
“新子学”将扎根传统文化沃土，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
自晚清国门大开，西方文明对我国的影响渐渐由器物层面转到学术层面上。子学研究在西学的影响下实际已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也取得了不同的成果。
一方面，受西方“赛先生”的影响，“五四”时期的学者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提倡把西方科学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考据之学结合起来，用科学的方法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献材料，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呈现出新的意义，子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不但研究方法更为精密科学，涉及范围也更趋广泛。据统计，1911年至1949年间，有关诸子学的考证、校释、注译、汇编、引得等著作已超过二百种，诸子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近几十年来，子学著作整理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华书局一直致力于《新编诸子集成》丛书的编辑出版，近几年又陆续出版《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也相继推出《诸子集成补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等丛书，收集历代子部著作600余种。台湾严灵峰曾先后编纂《无求备斋诸子集成》系列，相继影印海内外所藏诸子著作千余种。2010年起，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编纂并陆续推出《子藏》系列，预计以十载之功，整理影印历代子学著作5000余部，打造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子学研究资料宝库。现首批成果《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已面世，《鬻子卷》、《关尹子卷》、《文子卷》、《鹖冠子卷》、《子华子卷》、《列子卷》等也正在出版中。《子藏》工程的启动，标志着诸子资料的收集和文本的整理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意味着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的传统子学将走向终结，子学转型已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刺激了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子学文本从考据的材料变成了研究对象，思想研究逐步深入。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在其自身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有着与中国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气质和体系。要想将这样两种存在巨大差异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其难度可想而知。梁启超、章太炎等是最早尝试运用西方近代学术方法以阐发诸子义理的一批学者，他们试图依靠精湛的国学功底建立起一定的研究体系，但因其依傍西学体系而立，以致在后来的发展中，学者多以西学为普世规范和价值，按照西方思维、逻辑和知识体系来阐释诸子。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曾风行一时，却“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也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在此境遇下，“孔子成了最时髦的共产主义者，又成了新大陆挽近的行为派的心理学家”，或“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老子》”。至于以格致论公输之巧技、平等比墨子之兼爱，或以孔学效耶教、《淮南》列电力者，更是不一而足。结果是使子学渐渐失去理论自觉，沦为西学理念或依其理念构建的思想史、哲学史的“附庸”：既缺乏明确的概念、范畴，又未能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唯其文本化为思想史、哲学史的教学与写作素材。因而当时罗根泽就想撰写《由西洋哲学铁蹄下救出中国哲学》一文，以揭穿这种中国哲学家披上西洋外衣的把戏（见《古史辨》第七册罗根泽前序）。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经济学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等，大都照搬苏联模式，对子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后，人们有机会看到一个既陌生又新鲜的世界，因而便以极大的热情去借鉴、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学术理念，但在此过程中也经常会迷失分寸，甚至完全脱离国情，盲目崇拜、套用西方的价值观念，照搬照抄西方的学术理论及评价体系。影响所及，诸子学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理论自觉，并导致了阐释指向的扭曲。譬如某些研究道家哲学、美学思想的专著，其所阐发的似乎并不是老庄本身的思想。《庄子》一书，文学价值极高，明清两代学者已有大量相关优秀研究成果问世，甚是值得借鉴，但时下研究《庄子》文学艺术者，往往对这些成果不闻不顾，仅持西方文艺理论予以阐释，远离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语境。如果研究者能将前贤的大量优秀研究成果充分利用起来，与所引进的西方文艺理论化为一体，则《庄子》的艺术底蕴必将得到更为深刻的揭示，而相关研究著作的学术价值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站在“新子学”的立场上来看，迷失在西学丛林里难以自拔的自由主义既不可取，一味沉溺于“以中国解释中国”的保守思维同样不足为训。王国维曾经说过：“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国学丛刊序》）这种对中西方学术的开明态度，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唯有摆脱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固定思维模式，才更为接近文化多元发展的立场。当今世界已非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文化多元化是人们的必然选择。中国学术既不必屈从于西学，亦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应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厚沃土，坦然面对西学的纷繁景象。子学研究尤其需要本着这一精神，在深入开掘自身内涵的过程中，不忘取西学之所长，补自身之不足，将西学作为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石。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摆脱二元对立思考的局限，以传统子学的智慧与胸襟，坦然面对西方，正确处理好子学与西方文化学术的主次关系，才能真正构建起富有生命力的“新子学”体系。
“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中华传统思想和学术，可以简单概括为“国学”。“国学热”于今再度鼎沸，但关于“国学”的界定，自晚清以来，迄今众说纷纭。高旭、邓实认为，“国学”应以经、史、子、集之术为主体；章太炎等继之，申论以义理、考据、词章为“国学”法度；季羡林则囊括四海之所有，倡言“大国学”。同时，前有熊十力、梁漱溟，中有唐君毅、徐复观，后有成中英、杜维明等，径指儒家之学是其骨干，倡言上承三王汤文武、周孔孟，下逮宋明程朱陆王，以持道统，发扬心性之学，以内圣外王融通民主科学等新文明，即以儒学为主导，促进“国学”发展；又有许之衡、马一浮及饶宗颐等认为，国学以儒学为主流，“六经”则是其髓，直言以经学为主导，复兴“国学”。以上各说，具体言辞虽有差异，但观其要旨，皆源于汉儒之见，下继清儒之说，无不以“六经”为百术之源，统摄万端，故以经学为髓，儒学为骨，经、史、子、集为肌肤，外翼所谓全体文化学术，此类架构，可称之为“旧国学”。
然涤除玄览，深察古今“国学”，其内容构成与主导力量实呈不断变化之趋势。上世纪30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辑《诸子集成》，其《刊行旨趣》云：“夫所谓国学之本源者，何也？‘六经’尚矣！本局已印行汉人之注疏，并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于经，而价值与影响，有足与经相抗衡者，则周秦诸子是已。原诸子之立说著书，盖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学说以广播于天下者也。二千年来，我国之民族思想，社会文化，学者著述，几无不受诸子之影响，故诸子者，实我先民思想之结晶，亦即国学本源之所在。”诚哉斯言！
应当说，古代的“国学”确为经学主导下的“国学”。先秦时期，统治者上承前朝之制，中梳宗祖之德，下征公侯之风，欲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而作“六经”。作为官学经典，“六经”集中体现了经学的方方面面。其中较为突出的特点是，统治者以经学为核心，建立起相对封闭的治国思想体系，在此体系之内，往往不允许异端的存在，常以法圣王为名，因循旧典故章，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封建时期的历代学者皆以注经为能事，处处依傍古人。同时，旧国学以经学典籍为“道”之集中呈现，视此后各种学术流派与内容为其基础上更具体、更多样的派生物，虽然在历史进程中，它也以此为原理，相继吸纳《论语》、《孟子》等子学著作为经学经典，以期实现自身的变革与发展，但整个经学的学术思维根本上深受权威主义影响，不免具有封闭和固化的特征，这就使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形式僵化、思想创新不足、理念发展相对乏力的病症。尤其是在面对“西学”而实现传统学术创造性转化的课题时，常常表现出无力感。显然，这些对“国学”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随着近代学术的日益发展，子学实际上已逐渐成为“国学”的主导，这也弥补了经学作为单独力量存在时的种种不足。恰如冯友兰曾指出的，“‘经学’和‘子学’，两面对比，‘经学’的特点是僵化、停滞，‘子学’的特点是标新立异，生动活泼”（《三松堂自序》）。且《庄子·天下》早在两千年前指出：“道术将为天下裂。”这已经明确阐述了子学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始终与社会现实保持的交互关系，并以此促成各自的不断突破。清末以来，子学更是参与到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化身为传统文化转型的主力军。尤其是它通过“五西”以来与“西学”之间起承转合的变化发展，早已经使自身成为“国学”发展的主导力量。如今，“新子学”对其进行全面继承与发展，亦将应势成为“国学”的新主体。而“新子学”主导下的“国学”也将继续凭借子学开放、包容、发展的特点，实现其自身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也将重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更加坦然地面对“西学”。面对“西学”，我们必将以更为开放的心态，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科学理念得到完美结合，并转生为当今社会的精神智慧之源，最终发展出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备的新国学。
在当今社会，我们倡导子学复兴、诸子会通，主张“新子学”，努力使之成为“国学”新的中坚力量，非为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回到思想僵化、权威严厉的“经学时代”，而是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以发展的眼光梳理过去与现在，从而更好地勾连起未来。产生于“轴心时代”的诸子之学从来都是当下之学，自汇聚诸子思想的诸子文本诞生伊始，诸子学就意味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而后人对诸子文本的不断创作、诠释、解构与重建，亦是为了积极应对每一具体历史阶段之现实。子学如同鲜活的生命体，不断发展、演变，生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子学。我们倡导“新子学”，正是对诸子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扬弃，也是借重我们自身的智慧与认识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寻找和再创造。
在国势昌盛、经济繁荣的今天，全面复兴子学的时机已经成熟，“新子学”正以饱满的姿态蓄势待发。百年来，子学走过了种种曲折道路，国人面对西学的心态日趋理性和成熟，“新子学”即是在此情况下对我国文化走向的重新思考。中华文化的未来，必将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发展。诸子学作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必然是未来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中坚的有生力量之一。中国学派构建之际，“新子学”正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