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钊 提交日期：2002-02-04 22:05:00
几十年来流行的观点认为：汉字的简化的是中国文字的进步，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这是没有顾及到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用情感和政治代替了科学的判断。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段台词：“以后想问题要用脑子想，不要用骨头想！”我们就试着用脑子想一想这个问题。
由少变多，由简而繁——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
今天的人普遍认为：文字的发展都是从繁到简的，简化汉字不过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大潮流而已，这不符合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事实。假如我们相信殷墟甲文与商朝的实用文字类似甚至相同，拿它同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来比较，就会发现：原来的一个字，分化成了几个字，笔画也随着加多了。比如，从原来代表闪电的“申”字演化出了加“雨”头的“電”，用来表示雷电的“電”；加上立人旁，用来表示屈伸的“伸”；加上“示”字旁，用来表示神仙的“神”①。
上古字少，而语言中的词又很多，所以，有些字要身兼数职，一个字成为多个词的书写符号，表达不同的意思。兼职固然有省事的一面，但给阅读带来了很多困难。于是，要另行造字，力求一字一声、一意，字字专职②。随着时间的推移，字数由少变多；形体由单纯变复杂；字意分化、具体、单一、固定，正是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可以肯定地说，汉字在那一千多年中是由少变多，由简而繁的；从东汉到汉字简化这两千来年间，汉字的总数还在不断增加，正体书写的形体没有重大的变化。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汉字简化的趋势”，就如同中国没有经历过先奴隶制、后封建制的过程一样。这些都是迷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凭空幻想出来的。
恢复同音假借——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以意定音，以音定形，见其字而知其音，读其音而明其意，这是汉字的一大特点（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人注释文字，往往只需指明某字在某处的读音，意思就一目了然了。
上古时，字数少，又没有字典，写作时找不到确当的字，用读音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就是令人头痛的“同音假借”。字的发音是变化的，不同字的发音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几百年前读音相同的字，几百年后就可能相差很大，而使人难以看出它原来是哪个字的代用品。我们今天读上古的文学作品，文字是其中很大的障碍：很多的字，在不同的文章、不同的段落中的意思不同，因为他们是其他字的代用品。后来字数多了，有了字典，字的读音和意思渐渐地固定下来，借代就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多音字，他们的读音和字意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如此，一字多音，从来就是汉字中难弄的部分，精于文字的人都有意避免它。后代的人再用同音字来借代，就是文法上的错误了，章太炎把它叫做“借声”，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别字”。
简化汉字恰恰把很多意思毫不相干，而仅仅读音类似的几个字，用一个笔画较少的字来顶替，人为地造成“别字”的使用。比如，“只有”的“只”和“一隻”的“隻”；“頭髮”的“髮”与“發展”的“發”；“後來”的“後”与“皇后”的“后”；“干戈”的“干”与“才幹”的“幹”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消减偏旁部首——阉割了汉字的优点
假如我们一定要说汉字的优点，它的形体给出的，意义和读音上的丰富信息，必然是不可忽略的。许慎把汉字分成“文”与“字”两类：“文”是偏旁、部首和单纯字（偏旁、部首原来都是独立的字）；“字”是由“文”组成的复合字。“文”通过象形、指事、会意等方式，提示字的意思；通过形声等方式，提示字的读音③。比如，“車”字，看着就象一根轴贯串着两个轮子，中间是载人载货的部分；“苗”字指明是草长在田上；“上”与“下”都明白地表达出各自的意思。俗话说：有边儿读边儿，没边儿读中间儿，很好地说明了偏旁、部首对读音的提示功能。
简化汉字在很大程度上把偏旁、部首的这些重要功能消减了。首先，简化汉字把很多汉字表音或表意的部分去掉。比如“頭腦”的“頭”字，本来由表音的“豆”和表意的“頁”组成。一切以“豆”为音符的字读都读“豆”；一切以“頁”为意符的字都与头面有关系。这样，看到这两个字根，就能猜出字的读音和所指。而简化的“头”字，从字面上，我们既看不明它的读音，更看不出它意思所指。其次，简化汉字甚至把很多偏旁、部首都改了样，使他们完全失去了提示字意的功能。比如，简化的“车，就不会令人联想起车子的原形；简化的言字边也看不出与口舌的关系。
所以，简化汉字是把汉字中很多对于学习、认识和阅读致关重要的部分改掉甚至取消了，给汉字动了大手术，把汉字的优点阉割了。
豆腐搞成肉价钱
很多汉字由偏旁、部首这些字根组成，会用这些字根，学起就比较快捷、方便。简化汉字把这些改变或去掉了，学起来没有规律可以遵循，得靠死记硬背。同时，简化汉字将若干分工细致的字重新归纳成一个多音、多意字，使汉字的字数骤减。从表面上看，减少了学习的总量。但由于多音、多意字的增加，学习单字所要花费的功夫增加了。原则上讲，字越多，字意越单一、固定，普通人学习和使用起来就越容易；而字数少，取意广，功能多、变通，则只适合那些善于举一反三、灵活应用的人。我觉得，汉字的简化，实际上加大了学习的难度。
同样，因为简化汉字丧失了大量象形、会意和形声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汉语白话文中词的多音节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但远远不能把他们完全抵消。
在使用上，问题就更加突出。因为多音和多意字大大增多，严重地妨害了使用者对文字精确的驾驭。加上现代汉语白话文在大陆这几十年日新月异地变化，当代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质量都严重地受到了影响。除去内容上的缺陷，语言、文字的限制恐怕将成为这些作品传世的最大障碍。
简化汉字有着不能掩抑的优点：字数少、书写简便。这也是当年作这项事业的人们最有力的理由。但为了这点便利，造成学习、理解、阅读和使用上多方面的困难，代价是很重的。
好朋友的妈妈有句口头禅：“豆腐搞成肉价钱”，用来形容简化汉字，真的很确当。
割断了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过两次大的文字改革：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强制推行秦地的文字，一举废掉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习用的六国文字③；两千年以下，我们造出几千个新字，一举废掉了延用两千年的汉字，两次都出于政治的动机。
历史上有人赞扬秦始皇“书同文”的功劳，在今天大陆知识分子眼里，更是万世不朽的丰功伟业。然而，秦朝仅仅传了三世，是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文字的改革也未能阻止它的夭亡。“书同文”给我们的文化却掘下了一条深深的堑沟，带来了不能弥补的损失。先秦的书籍不仅被大量烧毁，少数幸存下来的，也无法阅读。汉朝的传注学之兴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汉学者们发掘、篡改、伪造、翻译、整理和注解古书，使儒家著作流传下来，成了万代的经典。但春秋战国，史称“百家”，其间淹没、散轶的，何止十之八九。这是祖国文化的一大灾难。
汉字的简化和白话文的日语化（我们本来不是没有白话文，《金瓶梅》、《红楼梦》全是用白话写成的），如同两把快刀，再一次割断了文化的发展。今天大陆人中，认识未简化的汉字，能读中文书的人，凤毛麟角。凡民国以前的文章，一概成了古董、绝学。文化要继承、发展；政治要借鉴、改革。但是，继承了，才能发展；借鉴了，才能改革。否则，一切从头做起，摸着石头过河，不栽跟头才奇怪呢？周有文、武、周公，而孔子说：“鉴于二代”；汉有萧何、曹参，而史称：“汉承秦制”。历史上聪明毓智的人们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学习、借鉴前代的成就和教训。我们经历了百十年的混乱，纲纪制度，破坏殆尽；文化风俗，荡然无存。因为语言文字的缘故，既难于学西，又不能承中，想起来，令人痛心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