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刚
汉字应该用简还是用繁，本是文化或学术问题，但参与争论的华人，往往会有意无意的加上政治解说。如“简化字是对中国文化的蓄意摧残”啦，“损害少数族裔权益”啦，“坚持繁体字是倾向台独”啦，真是“越扯越远”了。至于以“简化字得到了联合国承认”作为论据，更有点“拉大旗作虎皮”的味道，就好象说“我们公司的新名称比旧名好，因为政府同意我们改名了”一样。以笔者之见，争论的双方尽管观点针锋相对，理由五花八门，其实深层的原因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怀旧心理！
人总是习惯已经习惯了的事物，对“习惯势力”充满感情。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在繁体字环境下受教育的人大多维护繁体字，在简化字环境下读书识字的人大多接受简化字。维护繁体字的大多并不会为了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主张回归到以李斯篆体为汉字规范，拥护简化字的也往往抗拒进一步的汉字简化。至于我们这些新移民的第二、三代，大多都是些黄皮白心的小鬼子，不论简繁干脆从心底里就抗拒学中文。
中国大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广了简化字，但毛本人似乎只写繁体字。现行的简化字标准是根据“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政府公布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而实施的。七十年代末华国峰时代还曾正式公布并实施过《第三批汉字简化方案》，让许多民间流行的“错别字”都登堂入室了，如“菜”字写成“艹才”，“宣”写成“宀一”字，“演”为“氵宀一”，等等。新方案公布之后，却又在早已习惯于“正统”简化字的民间（以及许多高官中）遭到极大的抵制，反对之声不绝，而新领导人又没有老领导人一言九鼎的威望与改天换地的魄力，结果没多久就匆匆收回，停止使用了。
毛泽东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大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从前在《光明日报》上有过一个专栏《文字改革》，上面曾清楚地指出，原来简化汉字的目标，是最终实现汉字拼音化。而一九五八年正式实施，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正是“为实现汉字拼音化积极准备条件”。
不论是繁派还是简派，恐怕多数都是汉字拼音化的反对派。反对的原因，究其根本，其实还是怀旧的感情，但表层的理由，却多是说“汉字的同音字太多”。从前还有人编了首“施氏嗜食狮”的打油诗来证明拼音化之不可行。其实汉字一字多音的现象也很普遍，如山海关孟姜女庙的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但好象并没有人以此为例来证明方块汉字不可行。汉字的同音字确实很多，不过似乎并没有妨碍人们说汉语，所以简化字的一大任务就是合并同音字，例如“布”与“佈”都是布、“後”（繁体，前後的後）与“后”（繁体，皇后的后）皆为后、“復”（繁体，復兴的復）与“複”（繁体，重複的複）全成复，等等。许多早已拼音化了的语言其实也有同音字／词的问题，例如，你要是用英语对恋人说“你是我的太阳You are my sun”，对方大概会反驳，“我可不是你儿子I am not your son”。那些语言的同音词、字，大都并没有造成什么大问题。越南是早已将汉字（字喃）顺利地拼音化了，不过那是法国人强加的。中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如黎、苗、壮及维吾尔等族，或创新或改制，也都实现了拉丁化，不过又都是汉人搞的。汉人自己弄来弄去都弄不成汉字拼音化，原因是主事的都是汉人，自己就总觉得新欢不如旧好。日本和朝鲜都搞了取代汉字的拼音化，却都不彻底，大概也是由于那是他们自己搞的缘故。
大陆以外有人士认为搞汉字拼音化是中共对中国文化的蓄意摧残，其实不尽然，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时代，民间与官方都不断有人推动汉字拼音化。对于汉字是否应该或能够拼音化，笔者还没有确定的结论，不过以现在新生一代的小假洋鬼子们学写汉字的那股难受劲儿来判断，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几十或几百年后在中国本土不爱学方块汉字的人恐怕也会越来越多。
绝大多数支持简化字的人士肯定不会同意“简化汉字的目的是为了走向拼音化”的说法，而是认为：简化汉字能够让汉字易学，有助于普及教育！不过，“简化字方便普及教育”主要还是个“想当然耳”的说法，似乎尚未有科学的统计研究证实。至少现在看来，使用繁体字的港、台，教育普及程度都比使用简体字的大陆高。从人的认知方式来看，使用简体字对认识汉字并没有多大帮助。人在阅读的时候，是通过字形甚至句形的大致轮廓特征来识别汉字的，实际上忽略了笔划的细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在快速阅读中识别众多的字体，包括千变万化的手写草体字甚至一些人自创的简化字的原因。读西文也是一样，阅读中绝大多数人根本就忽略了拼写的细节。在英语国家流行一个“智力测验”，让人在一篇短文中数出有多少个字母ｆ，结果绝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会数错，因为他们对单词“of”中发音为“ｖ”的那个ｆ往往视而不见。有证据表明，未满周岁的婴儿便有能力学习认识少许汉字，其道理就跟认识人或物一样。认识***面孔不必先会画她那张脸。大人也一样，你可以轻易认出一个面目普通的人，但要让你过后描述其五官细节，恐怕就不容易了。对人工智能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让电脑识别手写文字在实用上还相当困难，其原因就是电脑太“认真”太死板，“忽略细节”的能力大不如人。这在模仿动物认知方式的“神经网络”系统发展起来之后，才有较大的改变。笔者是受简体字教育的，由于接触繁体字的机会很多，阅读繁体字没有什么麻烦，但要书写就困难了，其道理还是对细节的忽略。估计受繁体字教育的人士在读写简体字时的情况也会相似。不过既然简体字是繁体字的简化，相信让受繁体字教育的人士读写简体字，会比让受简体字教育的人士读写繁体字更容易些。
从书写的角度来看，简体字当然应该比繁体字易学。不过就目前这个简化字方案而言，这点并不尽然。一种文字学习的难易，不光在于其简繁的程度，还在于其规律的程度。我们这些非英语背景的人士学习英语，大概都在非规则动词、非规则拼写与非规则句型方面吃过不少苦头。而汉字难学，也与其不规则的字太多有关。
汉字的类别，有表形的，如“日月水火土”等字；有表意的，如“明坐尖歪”等字；更多的是形声字，如“认们简刚”等字。汉字在形成过程中除了有由繁到简的变化外，也同时有过有由简到繁的变化，而形声字的形成则是汉字繁化的最好例证。在汉字形成的早期，同音假借是最常用的办法之一，即借用同音的字去表示别的意思。举例说，“然”字最初的意思是“燃”，下面的四点表示的是火，火上烤肉大概连犬一块儿烧了。后来人们借用了这个字去书写“突然”，“不以为然”中的“然”字。后一个“然”用多了，就可能与原来的意思混淆，于是后人中有好事的就给原来的“然”加了个火旁成了“燃”。可见汉字的繁化正是“同音字多”的罪魁祸首。
尽管由于或音或意的变化，许多字后来不那么规则了，形声字仍是汉字中最易触类旁通的部份。简化方案如能保持甚至加强形声字的规则性，无疑会帮助学习汉字。但现行的简化字方案有时却反其到而行之，反增加了学汉字的难度：“發”（繁体，發展的發）和“髮”（繁体，头髮的髮）简化成“发”，增加了一字多音；“干活”可以是“幹（繁体，幹事的幹）活”也可以是“乾（繁体，乾湿的乾）活”；“鷄對漢歡”本多是形声字，其中“歡”字虽繁，一旦记住了就对学“顴鸛”等字有帮助，但记住 “欢”字却既与记“鸡对汉”无关，也帮不了没变成“邓鸡”的“鄧鷄”。至于华国峰时代公布的那个方案更是荒唐：一个学会了“宀一”（宣）字的汉语初学者发现“氵宀一”字是“演”而不是“渲”，恐怕要打退堂鼓了。
现行简化字方案中的问题，基本还是技术上的毛病，而致命的是，简化字无法完全取代繁体字，因为秦始皇“书同文”以来两千多年形成的浩瀚古籍书海与文物多在繁体字的囊括之下。有些文字，例如“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的对子，只有用繁体字才读得明白：“氷冷酒，一點兩點三點；丁香花，百頭千頭萬頭”。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现在的大陆，古典书籍也往往会用繁体字印制的缘故。要完整地学习中国文化，至少要认识繁体字。这么一来，简化字只是平白给本来就已经够多了的汉字总数中又添了几千字，徒增学习中国文化的难度。
曾听人说过，有位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生，因为不认识“後漢書”三个字，在图书馆找不到《后汉书》。假若文字改革是一步跳到拼音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虽然都得象研究甲骨文似的成为极专门的人才，但最多也只须学习一套汉字。可是用不断简化的办法改革文字，一批又一批《汉字简化方案》下来，后代的学者要学会好几套汉字才能通读前代的书籍，中国传统文化真要失传了！
Kongcheng 初级会员
其實漢字的簡化的必要性並不大，因爲我們人民群衆都會在有意無意的使用了簡化漢字，就拿我來説。雖然我從小爸爸教我認字是就學的是正體字，但是我行文的時候總是很自然地模仿前人的行草等字帖，寫出各種各樣的簡體漢字。但是如果把把簡體字標準化，並且通過行政權力來實行的話，這只能給我們的學習和日常工作找麻煩。
于老先生其實造就制定出了一些草書標準的草書字體，但是他反對將他的標準草書絕對化，更不會用行政權力加以推廣，我們我們應該好好體會他老人家的用心。我想我們的簡體中文應該起到類似的作用。
http://chinese.pku.edu.cn/bbs/threa...2&show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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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以為簡化字轉換為繁體字後，問題可以解決了，然後我纔發現，真正的問題纔剛剛開始呢。如果說簡體字完全是人為的，不科學的，不符合語言發展的規律，那麼，現在電腦上內置的漢字字體，以及建國後出版的字典，采用的卻是經過改造的新字形，而不是如《康熙字典》中的舊字形，那同樣也是人為的，不科學的。於是我想到了台灣和香港的字體。它們是否保存了舊字形？我在網上提問，有人作了回答。他提供了很詳盡的對比說明：
http://leoboard.cpatch.org/cgi-bin/…rt=0&sho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