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周故里在蒙城
王克峰
序 言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中华民族出了孔、孟、老、庄，是中国文化的骄傲。庄子，是特立独行的伟人，司马迁说他是“蒙人”，可是具体的出生地，却困扰着汉以后历代史学界。现在，鲁、豫、皖三省争庄子故里，是件好事，把历史上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弄清楚，是十分必要的。
有关庄子的史料太少了，又由于历代史籍不断散佚，这就给研究庄子故里带来了困难。我做这项工作，主要是梳理有关庄子的一些史料，澄清一些历史问题。至于个人的论断，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算最后的结论。有关史料是在读书中逐渐发现的，有所得就写一篇，共七篇：《古蒙地浅探》、《再探庄周故里蒙》、《楚之蒙县考》、《檀城侨置蒙县质疑》、《庄周故里杂谈》、《从苏轼词看庄周故里》、《首建庄子祠的王竟》。各自成篇，不成系统。因论述的角度不同，有重复使用史料的情况，若作为一本书来写，当然要省掉一些语言。这些文章已在《安徽地方志》和《亳州师专学报》刊载完，今收拢在一起，略加修订，取名《蒙国考》。
初探蒙国
（一）
庄子籍贯“蒙”在哪里？
持蒙在商丘说者，皆据刘向《别录》，言庄子乃宋人。庄子时代，宋尚未亡，司马迁何不言：“庄子者，宋之蒙人也”？持蒙即安徽蒙城说者，力证庄子乃楚人，司马迁何不言：“庄子者，楚之蒙人也”？庄子与老子合传，司马迁记老子籍贯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连乡村都记清楚了。而记庄子籍贯，只言“蒙”，不言国，不言县。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一百几十人立传，其中秦以前的人物，籍贯都记得很明确，或某国人，或某国某县人。若只记是某城邑人，这个城邑，一定是当时各国中非常有名的，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城邑属哪国。而对庄子的籍贯，只记了一个“蒙”字。为什么？笔者认为“蒙”在汉代必是人们熟知的地名或区域名，属司马迁正常行文。只是有关“蒙”的史料散佚太早，后人对“蒙”已不甚了然，所以才对庄子出生的蒙地产生了歧义，聚讼至今，而且自清《曹州志》记了庄子的情况，现代又有了庄子籍贯东明说。然，司马迁记载庄子是“蒙人”，两千多年来，没有任何人对司马迁的这个记载提出质疑，故笔者认为，争论庄子是宋人或楚人或齐人的关键，是找到庄子出生的蒙地，不在乎哪个地方有多少庄子的“遗迹”。
（二）
近年，在安徽蒙城北40里的檀城集，发现了三块刻有“北冡山”、“冡山”的石碑。一为道光庚戌年立的，碑文有句云：“尝考檀城北冡山乃盘庚迁殷之所也。”二为同治癸酉年立的，碑文有四句云：“冡山苍苍，淝水泱泱，神之威灵，山高水长。”三为民国二十九年立的，记三清堂建于“冡山之麓”。这三块碑，当是全国独有的“冡”字碑。
冡（meng，莫红切）， 甲骨文作“ ”或“ ”。自“蒙”造出行世后，“冡”就逐渐废了，幸亏被东汉许慎收在《说文解字》里，后《康熙字典》才以蒙的别体，收在蒙字条内。清段玉裁在蒙字条下注曰：“凡蒙覆童冡之字，今字皆作蒙，依古当作冡，蒙行而冡废矣。”既然冡字已经废了，为什么历代檀城人记载本地山名，还一直用着它？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
①中国的传统，地名用字，一般是很固定的。
②檀城这个地方，必与“冡”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竹书纪年》云：“盘庚旬自奄迁于北冡曰殷墟。”北冡在哪里？宋罗泌《路史》云：“北冡，蒙字尔，即景亳，汤都，今亳之蒙城，汉之山桑，天宝元年改。”宋时蒙城属亳州，汉时称山桑县，治所在今檀城集。今北冡故城遗址尚存，垣基和护城河仍较完整。因为汉之山桑县就建在北冡旧址上，所以，现在檀城古城内外地下，有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存①。
“北冡，蒙字尔”，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北冡”就是蒙字，也就是说，这个称北冡的地方，就是古称蒙的地方。罗泌认为北冡是古蒙地。罗泌辨“北冡”为“蒙”，有见地。我也疑晋人整理《竹书纪年》时，误将“蒙”认作“北冡”。虽“蒙行而冡废”，但汉晋时，可能还“蒙冡”混用，《康熙字典》不单立“冡”条，《说文解字》却“蒙”“冡”分注，就是证明。但是，“北冡”作为地名，既散见于晋以后不少史籍，似宜仍之。
《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中期，是魏国史官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秦汉不传，晋人得自魏襄王墓中。该书记述了夏、商、周（周止于赧王16年、魏襄王20年，即公元前299年）三代的重要史事。此书已记有“北冡”，说明檀城这块地方，起码在战国之前就称北冡了，北冡属冡地，当无疑义。冡地人沿用冡字，不是在情理之中吗？罗泌是把“蒙”作为国名记载的，他认为“蒙”是上古的一个古方国。明万历《蒙城县志》就记载：“蒙为国，且数千年，旧故无志，于《寿阳志》中见之。”可惜《寿阳志》今已失传。这部《蒙城县志》已是地方志最早记载蒙为国的唯一史料了。
但是，古今一些学者，对北冡地理位置还有异说，有说北冡在今河南安阳，有说在今河南商丘北。
北冡安阳说，起自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北冡“南去邺州三十里。”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北冡“南去邺四十里。”此说牵涉盘庚迁都的历史疑案。盘庚迁都到什么地方？当今史学界仍没有定论。2002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安阳市申报殷墟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章，文中说安阳“古称‘北蒙’”（“北蒙”应为“北冡”。作为地名，“冡”“蒙”不能混用。2005年新出版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作者方诗铭、王修龄）也把“北冡”写作“北蒙”，同样是错误的——笔者）。我想他们的根据，也应是《竹书纪年》。据其文章介绍，安阳的考古成果，证明安阳为殷墟已成定论，于是安阳为“北冡”，顺理成章。但是，安阳与宋国的冡地是沾不上边的，因为安阳这块地方，从来未属过宋国，安阳在西周初，是武王弟康叔的封地，称卫国，都朝歌。安阳称“北冡”，与我们讨论庄子出生的冡地无关。李灿先生的《殷墟北冡》⑦，对安阳不是北冡，考之甚详，故不赘言。
北冡商丘北说，是对上引罗泌那段话的误读误解产生的。《路史》卷二十七〈国名记〉“蒙”的全文：“《纪年》：盘庚旬自奄迁于北冡，曰殷墟。北冡，蒙字尔，即景亳汤都，今亳之蒙城，汉之山桑，天宝二（应为天宝元年）改，县北八十（里）有南北二蒙城，或云河北，非也。”引文第一句是《纪年》原文，下面的全是罗泌的注文。
“南、北二蒙城”之蒙县，建于北魏，是古今学者的共识。此皆据《魏书·地形志·瞧州》：“领郡七，县十七”，其中有蒙 郡：“邻县二：蒙、勇山”。“蒙”下注云：“郡治”。“勇山”下注云“有丹城，勇山祠”。魏收（公元506-572年）在北魏做官时，就开始写魏史，北齐初，受命主修魏史《魏书》，差不多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自注勇山“有丹城、勇山祠”，当为信史。“勇山”，《寰宇记》记为“龙山”，说：“临涣县废龙山城，在县西四十五里”。临涣，乃秦铚县，即今濉溪南临涣集，西去今涡阳龙山镇，果是四十五里。据《魏书·地形志》，丹城，曾属南朝梁“萧衍置”的临涣郡，“魏因之”，故北魏的临涣郡有丹城。丹城即今涡阳城东北约30公里的丹城集，传为周朝太子王子晋炼丹处，涡阳未建县前，丹城集属宿州。《宿州志》记载，又名五羊城，说：“汉五仙人骑羊入城，化而为石，故名五羊城”。上述史科说明北魏蒙郡所辖的勇山县，在今涡阳龙山镇。蒙郡只辖“蒙、勇山”二县，那么，两县必相去不远，而且相连。今蒙城与涡阳、利辛东部，乃原山桑县辖境，我们可以断定，北魏建置的蒙县，必在原山桑县境内。
《皖志综述·蒙城县》（作者史州，责任编辑欧阳发）介绍，《寰宇记》、《方舆纪要》、《安徽通志》，皆言北魏建置的蒙县，在原山桑县改置的蒙城县境内，而具体的地理位置，记载却很混乱。《寰宇记》云：“南蒙城、北蒙城，并在县北八十里，相去四十步”。《方舆纪要》云：“蒙县城，在（蒙城）县西南七十里，有南北二城。北魏置蒙县，（南）梁于此置北新安郡，”“隋初郡废，复并（蒙）县入涡阳（今蒙城，北魏废山桑后改置涡阳），俗谓旧城”。道光《安徽通志》又云：“蒙县故城即檀城，在蒙城县北四十里”。三书的记载，竟有如此大的差异。
而据北宋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亳州·望蒙城县》：蒙城县有“蒙馆镇”，“本梁置北新安郡，东魏改为蒙郡，北齐郡废，置蒙县，后废为镇”。又《金史·地理志》：寿州，辖二县一镇。二县即下蔡、蒙城，一镇即蒙馆镇。蒙馆镇在哪里？《涡阳县志》记载：“在县城东南约7.5公里处”即“北魏建的蒙郡故城和蒙县故城”“两城南北相距四十步”“今称蒙关店”。明万历《蒙城县志》记载：蒙城西北七十里，有“蒙观村”，清顺治、康熙两部《蒙城县志》，也如此记载。清同治年间在雉河集，建涡阳县，蒙观村划归涡阳。今名蒙关店。“观”“关”，当由“馆”演化而来,蒙城西北去涡阳90里，县志对“蒙观村”地理位置的记载是准确的。据此，可知北魏蒙郡郡治蒙县，在今涡阳蒙关店。所谓“县北八十里”、“县西南七十里”、“县北四十里”，皆“县西北七十里”之误。数十年前，蒙关店南北二城旧址尚存，今仍存隐约残迹。
罗泌说：“县北八十里，有南北二蒙城”，其目的是说，盘庚迁都的蒙，后代仍建有蒙县。但他显然是误引了《寰宇记》的记载。明人张溥注《路史》，在“县北八十里，有南北二蒙城”下注云：“魏孝文筑，相距四十步，光武幸处。今宋城南十五里小蒙故城，乃六国之蒙县，复有大蒙城，去县北四十一里”。张溥同样受《寰宇纪》的影响，以宋城（今商丘）为坐标，认为“魏孝文筑”的蒙县在今商丘北八十里。但他列举的一条史料——“光武幸处”——恰恰能说明“魏孝文筑”的“南北二蒙城”可能就是今涡阳蒙关店。《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称帝，宗室梁王（都睢阳，今商丘）刘永不服，起兵反叛。建武三年七月，大将盖延“拔睢阳，获刘永，而苏茂，周建立永子纡为梁王”。逃到蒙城垂惠（世谓礼城，即今红城，在今蒙城西北25里处）。建武四年七、八两月，刘秀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七月丁亥，幸谯（今亳州）。遣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围刘纡于垂惠。”
第二、“八月戊午，进幸寿春（今寿县）。”解决“大中大夫徐恽擅杀临淮太守刘度”的问题。
垂惠之战很激烈，几经反复才将刘纡军击溃。刘秀行营前移至今涡阳蒙关店，那时正是山桑西境，离战场五十来里，在那里指挥战事，符合当时的军事形势。再者，刘秀还要去寿春，由亳去寿，也必经今涡阳。而《光武帝纪》中，却无刘秀在睢阳北八十里一带活动的记载。再查《魏书·地形志》，北魏曾在今商丘一带建过梁郡、北梁郡，从未建置过蒙郡。梁郡领“襄邑、睢阳”二县，北梁郡领“成安、孝阳”二县，又何来“蒙县”？张溥又在“或云河北，非也”下注云：“地形志：北梁有北蒙”。既无蒙县，何来“北蒙”？此注并不可靠。所以张溥的这条注文是不可信的。然而，现代有学者，还是依据张溥的这条注文，认为北冡在今商丘北，岂不谬哉！
“或云何北，非也”，是罗泌针对《史记·索隐》关于安阳“旧曰北冡”提出的质疑。罗泌维护了司马迁的观点。《殷本纪》：“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黄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司马迁认为盘庚迁都于黄河以南。帝武乙时，才又迁都于黄河以北，这当是指今安阳一带。罗泌实际上是给“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作注。罗泌认为盘庚迁都的北冡，就是今檀城故城。“景亳汤都”问题，历代史籍记载就很混乱，现在史学界仍争论不休。这不是本文要说的重点，故不作论述。只告诉读者一个消息。中央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曾三次到檀城考察，都发现了商代及商代以前的文物。近日从“网”上看到：2006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队正式宣布，“安徽省蒙城县，很大的可能是早商之都所在地”。“蒙城县的檀城，有很大的商代古城垣，并拟定下一步的开挖计划”。若进行考古开挖，“有可能有震惊全国的发现，那就是一直以来，没有找到的早商故都，有可能就在这里”。综上考析，笔者认为，今蒙城檀城的故城，才是北冡故址。
（三）
北冡源于冡，或者就是冡，冡当是一个古方国。
《国语·楚语上》云：“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北冡与“萧蒙”的关系应是密切的 孙以楷教授考正：“萧蒙当为一地，在今安徽萧县一带，西南即蒙城。”②笔者这样想：“京栎”、“蒲戚”都是两地名对举，第三句的“萧蒙”，也应该是两地名对举，并非一地。萧是一个古国，公元前681年，宋南宫万“杀湣公于蒙泽……乃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奔萧”(《史记·宋微子世家》)。引文中的萧, 即“萧蒙”之“萧”,是一个古国，为宋附庸，后为宋併吞③。蒙，是否也是一个古国？起码是一个与萧对举的地名。蒙若是一个古国，定与萧比邻，因皆亡国，故留下“萧、蒙”之名。宋昭公（杵臼）合萧、蒙两地封给了公子鲍，即后来的宋文公，故三国时吴人韦昭注《国语》曰：“萧蒙，宋公子鲍之邑。”这样理解“萧蒙当为一地”，也就顺理成章了。只是蒙国不见于《春秋》、《左传》和笔者能见到的其它上古史籍。上世纪八十年代，颍上、临泉分别发现了铸有鸟篆“蒙”的铜戈、铜剑④，经专家鉴定，为战国之前的兵器，特别是专门用于战争的戈，非国家是不能铸造的，这证明历史上确实有蒙国。 这是一个值得查考的问题。但是，有学者提出，古代兵器上铸的字，多是人名或姓氏，没有铸地名的。此说不完全对，据杨宽《战国史》，现代在汉中出土的秦兵器，铸的字就是汉中的一个地名。故春秋时代，有的小方国在兵器上铸国名是可能的。
而在已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中，发现了“蒙侯”，这为查考蒙国，抓到了蛛丝马迹。《中国古代史》（朱绍侯主编）二章二节说：“班爵制度，商代已经比较普遍地实行，侯、伯、子、男等爵位，都见于卜辞。其中侯国最多，如蒙侯、攸侯、杞侯、周侯……”这说明商代有蒙国。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商起源于东方。笔者认为，具体说，中原东部应是商的发祥地，范围约今豫东、皖北鲁西南一带。商早期的统治腹地，也只是中原中部和东部，蒙国当在这个范围之内。
《颖州府志·沿革》说，蒙城在西周时为“蒙邑”。《阜阳地区志·阜阳地区历史沿革》言：西周封的蒙国在今蒙城一带。笔者认为，西周时的蒙国，当是周王对商时蒙国的重新加封，因为《殷本纪》和《周本纪》都记载，武王伐纣时，有八百诸侯会于孟津，商时的蒙国参加反纣王的行列，是极有可能的。再者，灭亡一个敌国，再在亡国地区建国，一般是不会再用亡国的名字的。
西周时的蒙国既在蒙城北部一带，而北冡（或曰冡）素属宋。
但是，有学者认为，北冡（檀城）属楚，从不属宋。这个问题要辩证一下。
春秋初期，宋国强大，号令周围小方国是有史据的。《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史记·宋微子世家》：“十二年（前639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晋杜预注曰：“鹿上，宋地，汝阴有原鹿县。”原鹿县故城在今阜南县境。《水经·淮水注》：原鹿县“即春秋鹿上”。这说明春秋初期，宋的势力范围已达阜阳（胡子国）。唐《史记索隐》说原鹿县在“济阴乘氏县北”，即在今山东巨野县境。但是，今人多不采此说，如郑天挺：即主“鹿上”在宋之南境说⑤，与“杜注”和《水经·淮水注》是吻合的。这样，宋国南境的焦（亳县）、蒙、慎（颍上）、胡子、沈子（临泉）诸方国，都应属宋国的势力范围。“鹿上之盟”胡子是东道主、宋襄公却当盟主，就是证明。只是楚国强大后，北进中原，先后与齐、晋、秦争霸，宋国成了楚国北进的重要障碍。宋国依靠晋国。与楚国对抗，宋楚不断发生战争。夹在宋楚间的这些小方国，为了自保，往往宋来依宋，楚来依楚。如“鹿上之盟”第二年，楚伐宋，叫胡子出兵，胡子就不敢不听，只得出兵助楚⑥。韦昭注《国语》，既言“萧蒙”曾是宋文公（公元前610－前589年在位）为公子时的封地，说明蒙国，早已被宋国併吞，成了宋的“萧蒙”之地。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宋国有两处称“蒙”之地，一为蒙泽，二为北冡。宋国都城在今商丘，蒙泽仅距宋都二十二里(《元和郡县志》)，且商及西周时，蒙泽应是孟诸泽边的浅沼区。这样，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决定着蒙泽不可能建蒙国。那么，北冡必为蒙国的所在地，故“萧蒙”之“蒙”，当指北冡。
春秋中期，宋国在大国争霸的连年战争中，国土日削，楚国逐一灭了慎、胡、沈、焦，改诸方国为县。公元前597年楚代宋，得萧，必占北冡，并于公元前595年在北冡东南三十里筑瑕城（新修《蒙城县志》）。公元前575年，楚晋鄢陵之战，楚败，“楚师还，及瑕”（《左传·鲁成公十六年》）。《水经注·涡水》云：“涡水经瑕城南，即楚瑕邑。”这说明春秋中期以后，北冡已属楚。后齐、宋虽争夺过淮北，但淮北属楚的大局已定。上属史实皆说明蒙地，最早属宋，后来才成为楚地。
或说蒙国，先秦史料无明确记载，得非笔者臆断？
《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说明夏时，百里之国以万数。史书记载商时，朝汤的有三千余国。《汉书·地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说明西周时，尚有一千八百国。而见于《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的仅一百五十余国，这么多方国及其灭亡，都荒于史记，蒙国及其灭亡，史书无载，又何足为怪呢？
但就现有的史料看，北冡是中原地区最早称“蒙”的地方，当无可置疑。其范围当然还要大一些，如常征先生和孙以楷教授考证，蒙地当在今蒙城、涡阳北部和河南永城南部一带，而檀城正在其中。
1998年，中国社科院王吉怀、许宏两教授到檀城考察，见到了笔者收集的残鬲足等陶器残件、残片，书面结论是：此为“商代早期偏晚阶段的”遗物，“证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达于此地。”“不能排除该城始建于商代的可能性”。据此可基本断定檀城为商、周古邑。近年，檀城古城内又出土了青铜鼎、青铜盘、青铜钫，特别是出土青铜铙，《辞海》云：铙“盛行于商代”，《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金铙止鼓”，这说明铙是指挥鼓的，只有在大型乐队中才用铙，商、周时期，非国王和诸侯是没有大型乐队的，檀城商周时曾为侯国，此铙也当是一个佐证。宋灭蒙，楚灭宋，“蒙”字戈流落楚地，在情理之中，故“蒙”字戈也当为蒙国遗物。
由于山桑县断续延及八九百年，且中间屡次更名，历代史籍又多有散佚，故这块古老的冡地隐而不显了。
流传下来的上古史籍太少，商周的历史空白太多，蒙国问题，鲜有研究。笔者大胆提出看法，管窥蠡测而已，希望治史专家们能发表意见。
（四）
北冡处淮北腹地，再谈谈庄子时代（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前后，淮北地区的归属情况。
公元前595年，楚筑瑕城，此乃楚占北冡之始。后吴、越先后强大，都曾一度占领过淮北。
《史记·楚世家》：公元前447年，楚灭蔡，后二年灭杞。“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公元前431年（庄子出生前62年）楚“北伐灭莒”。淮北、苏北、山东西南境皆属楚，北冡当在其中。庄子出生时，北冡正属楚地。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公元前355年（庄子14岁），齐威王与梁惠王“会田于郊”，威王答惠王问“王亦有宝乎”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淮北当有一部分属齐。
《宋微子世家》：公元前318年（庄子51岁）宋“南败楚，取地三百里。”淮北属宋，北冡必为宋占领。
《楚世家》：公元前299年（庄子70岁），楚怀王被囚于秦，时楚太子横质于齐，楚使使迎太子归国，齐湣王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这说明楚已从宋手中夺回淮北。
《田敬仲完世家》：公元前286年（庄子逝世），齐灭宋。齐、楚、魏瓜分宋地，楚得沛，淮北全属楚。但接着齐楚发生战争，齐“南割楚之淮北。”淮北属齐。
《楚世家》：公元前284年（庄子死后二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其后，楚与齐、魏 ，虽然仍有小的战争，但淮北属楚的局势，已完全稳定下来。
综上所述，庄子出生前，北冡已属楚，庄子时代，北冡大部分时间皆属楚。但无论楚或吴、越、齐、宋，占领北冡时，都没搞行政建置，故北冡从蒙国灭亡，终庄子时代，隐而不显。这当然给司马迁确定庄子籍贯带来了困难。言庄子是楚人，北冡原为宋地，楚虽很早占领了北冡，但庄子时代，宋又夺回去，占领了一段时间。言庄子是宋人，但北冡最终成为楚地。虽然楚国末期曾于北冡置蒙县（笔者已另有文考正），但已是庄子死后几十年的事了，而且，汉初北冡就改置了山桑县，这样，连楚蒙县也隐而不显了。这当是庄子籍贯不言国不言县的原因。但是，北冡曾是古老的蒙国所在地，蒙国虽灭亡，此地仍称“蒙”即“萧蒙”之“蒙”，且有冡山做标志，南40里又有漆园古邑，庄子做过漆园吏，故司马迁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蒙”地的漆园，反过来确定了“蒙”的地理位置，这就是太史公在一个短短的复句中连用两个蒙字的良苦用心。有一条《庄子》的遗文值得注意。宋国晚期，桓侯（宋辟公）时候，有一次。“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以为狂也。”司马彪注：“呼辟使人辟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驱呼辟，故为狂也。”《太平御览》卷七三九，也引了这段话。今本《庄子》已失这段文字。这段话虽不能证明庄子是“蒙人”,但却明确地告诉人们，那时宋国确实有“蒙人”，即“萧蒙”之“蒙”的人。
“蒙泽”这个地名，在《左传》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中，就直接引用《左传》，言宋南宫万“杀湣公于蒙泽”。若司马迁认为庄子是蒙泽人，他记庄子籍贯，决不会省掉“泽”字，只言“蒙”。庄子非蒙泽人，明也。
司马迁稍后的刘向，言庄子乃“宋之蒙人”，也没有明确说“蒙”指“蒙泽”。班固《汉书·艺文志》言庄子“名周，宋人”。庄子是宋国人，当是司马迁后的汉代人的共识。因为西汉曾于蒙泽建蒙县，属梁国，梁国又是古宋地，自西晋杜预注《左传》“蒙泽”云：“蒙泽，宋地，梁国有蒙县”。接着郭缘生的《述征记》，便明确说：梁国蒙县“即庄周之本邑”，晋人开了庄子是蒙泽人的先河。其后,南朝宋裴骃，北魏郦道元，唐人张守节、司马贞……一溜儿袭抄郭缘生之说，这就把庄子是蒙泽人锁定了。
现代，研究庄子的不少方家和《史记》注家们，论到庄子籍贯，言必郭缘生、裴駰、郦道元……张守节、司马贞，以为晋唐人对庄子籍贯的注释才是最可靠的。但是，为什么不细细推敲一下，司马迁对“蒙泽”和“蒙”的严谨区别呢？春秋战国时，宋国就“蒙泽”一处称“蒙”吗？故郭缘生……司马贞之说的谬误，就在于他们把司马迁记载的“蒙”与“蒙泽”混为一地，因而把战国时代的“蒙”与西汉梁国的蒙县混为一谈了。苏轼、王安石，一反晋唐人之说，提出庄子是安徽蒙城人。这说明他们真正读通了《史记》，且有所考证，而没有做文抄公。
今檀城北冡山东半里许，有一方城内最高的地，世传为“庄子故居”。北冡山西南脚下，有一块高地，遍布陶片，世传为“庄子读书处”。北冡山上有一块平面巨石，传为“庄子静坐处”。石侧有仙人桥，传为“庄子成仙处”。如果没有历史的影子，会有这些传说吗？
参考文献：
①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②1997年，漆园古今特辑：《庄子学刊·庄子楚人考》。
③《辞海》“萧”字条：公元前597年，萧国灭于楚。我不从此说，；因楚占“萧”时，宋已併萧国为萧邑，曾为宋文公为公子时的封地。
④1997年，漆园古今特辑；《庄子学刊·庄周故里考证》。
⑤郑天挺：《中国史学名著选·左传选》，中华书局，1979年。
⑥《阜阳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
⑦《亳州师专学报》2006.2。
再探蒙国
《史记》七十列传中，汉以前48人，加上《仲尼弟子列传》中有籍贯者九人，计57人。司马迁记载他们的籍贯，唯老子，言国言县言乡里：“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有40余人只言国属，皆战国七国之名。有三人言国言县、邑：“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专诸者，吴堂邑人也”，“李斯者，楚上蔡人也”。有三人只言县、邑，这些县、邑，都是春秋战国时有名的城邑。如：“申不害者，京人也”，京，春秋郑国邑名，郑庄公弟共叔段所居，“谓之京城大叔”。“子路，卞人也”，卞，鲁国邑名。“甘茂者，下蔡人也”，下蔡是楚国著名的县，《邓徒子好色赋》：“惑阳城迷下蔡”者是也。不言国，只言古邑、里者，唯聂政一人：“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轵是魏邑名，聂政刺杀韩相侠累，震动各国诸侯，“晋楚齐卫闻之”，皆发表评论。轵成了天下闻名的地方，故司马迁记载聂政籍贯不言魏，只言轵。使用汉郡名称者，唯扁鹊一人：“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勃海郡在今沧州至天津一带，即渤海沿岸，属燕地，春秋中原有郑国，这当是司马迁怕后人误解“郑”，故不用“燕”而冠以汉郡名。有三人的籍贯记载较特殊，即晏子、孟子、庄子：“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孟轲，邹人也”，“庄子者，蒙人也”。晏婴是齐国人，莱，是东夷古莱国，在今山东半岛西部一带，春秋时被齐所灭，为齐地。邹是上古古邾国，传为颛顼后裔挟所建立，曹姓，有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地。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绎（今山东邹县东南纪王城），从此称邹国，战国时为楚所灭，置邹县，秦因之。晏婴、孟子的籍贯，都用古国名。那么，庄子籍贯“蒙”是什么？在哪里？
《左传》中记载了一个“蒙”，即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公会齐侯盟于蒙”。这个“蒙”，历代学者认为在今山东蒙阴境内，属齐。《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春秋》庄公九年，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杜预曰：东莞蒙阴县西北有夷吾亭者是也。”夷吾即管仲，这说明春秋早期，今蒙阴一带就属齐。六朝陈释智匠《古今乐录》：“庄周者，齐人也。”大概据此。但此说，隋唐宋时代无人响应，现代多数学者也不采此说。先秦史籍中，唯《国语》记载中原地区有“蒙”。《国语·楚语上》：“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京、栎，蒲、戚，是两两对举，为四个古封国名。所谓“古封国”，就是春秋时代，大国中的小国。这些小诸侯名分上隶属于大诸侯，且有宗族关系，但他们独立治理，自建武装，自造甲兵。他们强大了，同样可以推翻大诸侯，甚至取而代之。如上文提到的京国共叔段，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叔段以京患庄公，郑几不克”（国语·楚语上）。此事在《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记之甚详。“栎”是檀伯子元的封国，鲁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栎人杀檀伯”，郑厉公趁机并吞了栎。“蒲”是卫国宁殖的封国，“戚”是卫国孙林父的封国。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蒲、戚两国联合，“逐卫献公，献公奔齐”（见《国语·楚语上》韦昭注）。这是国中小国打败大国的例子。“萧、蒙”，韦昭曰：“宋公子鲍之邑”，即宋国公子鲍封国的两个城邑。公子鲍是宋成公的儿子，是宋昭公的弟弟。《史记·宋微子世家》：公元前611年，公子鲍在宋襄公夫人王姬的帮助下，“攻杀昭公杵臼”而继位，是为宋文公。这是国中小国取代大国的例子。
“萧”，据《辞海》萧字条：萧是古国（今萧县一带），“为宋附庸”。《宋微子世家》：公元前681年，南宫万“杀闵公于蒙泽……乃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奔萧……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南宫万之弟），弑宋新君游而立闵公弟弟御说，是为桓公。”在这段记载中，“萧”与“宋之诸公子”并提，且“共击杀南宫牛”，说明“萧”是独立的，有武装。这证明宋闵公时代，萧国还存在。桓公卒，襄公立，襄公卒，成公立。到了宋成公时代，“萧”就成了公子鲍的封地。据这段史实，我们可以断定萧国灭亡于宋桓公或宋襄公时代，即萧国在公元前637年以前就灭亡了。那么“蒙”呢？《宋微子世家》中没有记载，但《国语》中，把“蒙”与“萧”并提，且是作为国中之“国”，可危害国家的例子提出来的，《国语·楚语上》：楚国大夫范无宇答“灵王城陈、蔡、不羹”问，论及宋公子“攻杀昭公杵臼”而继位的事件时，说“宋萧、蒙实弑昭公”，这里显示了“蒙”的存在。范无宇是灵王的老臣、答灵王问的时间距宋公子鲍杀昭公的时间，仅七十余年，他认为“蒙”是国，应当可信。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蒙”是一个小国，即笔者在《古蒙地浅探》中，考证的蒙国①，在今安徽蒙城北40里檀城集一带，其范围包话涡阳，永城、濉溪、宿州与蒙城交界的较广地区。今蒙城北部与萧县南北相连，不过二百来里，也是符合上古地理环境的。蒙国灭亡的时间，可能更早，起码不晚于萧国灭亡。司马迁给庄子定籍贯，当依据《国语》的这个记载，因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再也没有哪个地方称“蒙”。上述说明，司马迁认为“蒙”是国名。
上古实行分封制，没有现代“省、县、区、乡”的概念，所以春秋战国的一些古地名，都是国中之“国”的名称，有的甚至是商及西周时的小方国，灭亡后被保留下来的国名，萧、蒙两国就是例子。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迁给先秦人物定籍贯，皆以国属为主，而能详的，则尽量详。故庄子籍贯“蒙”是古国名应符合史实。
为什么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庄子是河南商丘或“梁国蒙县”人呢？《太平寰宇记》卷十二<宋州>：“宋城县（今商丘，属宋州，亦州治）元七乡，本宋国蒙县，以宋公及诸侯盟于蒙门而为县名。汉为睢阳，睢水之阳以为名，地属梁国，隋开皇十八年改为宋城县，唐因之。州城古阏伯之墟，契孙相土亦都于此，春秋为宋国都，汉梁孝王广睢阳城七十里……蒙泽，在县北三十五里，左氏传：宋万杀闵公于蒙泽。杜预注曰：蒙泽宋地蒙县也。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为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这当是一些学者言庄子是商丘一带人的依据。
这段话有混乱、矛盾之处，也有失于史实之处。宋城既为宋国国都，怎么又设置蒙县？既然国都建置了蒙县，怎么又在蒙泽建置了蒙县？而且楚国又怎么在商丘南十五里建置了蒙县？宋之蒙县“以宋公及诸侯盟于蒙门而为县名”，似乎是说春秋时宋国就在都城建置了蒙县。史实是，春秋战国各国，仍沿袭西周的分封制。行政区划设县，始自战国中期秦国商鞅变法时期。《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秦国在行政区划上全面推行了县制，接着又置郡，基本废除了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史记·楚世家》：楚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灭陈，“即县之”。这说明行政区划置县楚很早就实行。但楚大臣申叔时谏庄王曰：“……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这说明楚虽早创县制，却未在国内实行，至战国中期以后，楚攻灭一些小国时，才逐渐置县。孙叔时的思想，代表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传统思想，即尊周礼，不以暴易暴，要“兴灭国，继绝世”。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西周的各种制度，都受到冲击，但分封制仍很牢固，所以春秋时，各国在行政区划上，都还没有像秦国那样推行县制。春秋晚期至战国初，一些强国，如秦、楚、齐、晋，侵吞了别国的领土，开始仍封给有功之臣，后来才逐渐筑城驻兵把守，且派官员治理，城及土地，直属诸侯，治理的官员，没有领土权，这就是“县”的初步形成。在边疆置郡县，晋国比楚国还要早些，但他们都没有在国内复地置过县。宋国，在春秋中期以后就衰落了，且内乱不止，直至公元前286年灭亡。由此观之，宋国在行政区划上推行县制是不可能的。战国，除秦国之外，其它六国，终战国之世，都没有像秦国一样，推行郡县制。所以宋国于都城或蒙泽置县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杜预说蒙泽为“宋地蒙县”，晋至唐历代学者，皆理解为西汉梁国建置的蒙县。至于宋城曾置过蒙县，现代学者多不采此说，就连现代商丘的学者，也不采此说②。
乐史否定晋唐人提出的庄周故里“梁国蒙县”说，是对的，但他认为庄周故里在商丘南十五里俗传的“小蒙城”，也是错误的。他自己引用的史料，就能说明他认识的错误。同在《太平寰宇记》卷十二讲宋州的沿革：“宋州睢阳郡理（治）宋城县。《禹贡》：豫州之域，即高辛氏之子阏伯所居商丘，今州理是也。周为青州之域，武王封微子于宋，后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按梁即今（宋）州地。秦并天下改为砀郡，后改为梁国，汉文帝封子武为梁王。”这段话说得十分明白，宋国灭亡后，商丘为魏地，《史记》<宋微子世家>和<楚世家>，皆无楚占过商丘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十二：“宁陵，（在）县西五十五里，旧八乡今五乡，本宁城，古葛伯国于此。《帝王（世）纪》曰：汤居亳，葛伯为邻也。六国时属魏，安厘王封其弟无忌为信陵君而邑于宁，魏昝尝封为宁陵君，亦此邑也。”安厘王死于公元前252年，公元前256年，秦已灭东周，楚国也被秦国打得迁都于寿春（今寿县），这已是战国末期了。上述史实说明，直到战国末期，楚国都没有战领过商丘，所以楚国在商丘南十五里建置蒙县的说法，是没有史实根据的。楚之蒙县必另有其地，即笔者《楚之蒙县考》所说，楚之蒙县在今安徽蒙城北40里檀城集③。
《古宋春秋》第三辑<蒙县故城初探>：“据《历代地理沿革表》记，战国时楚置蒙县，汉属梁国，新朝王莽更名蒙恩县，后汉复名……隋开皇初并入睢阳县。”这显然是说商丘北“梁国蒙县”是“战国时楚置蒙县”。如上段所述，楚国既然不可能在商丘南十五里建置蒙县，同样，楚国也不可能在商丘北三十六里④建置蒙县。由此看来，汉以前，商丘附近只有蒙泽而无“蒙”。
商丘及商丘附近既无“蒙”，那么有无“漆园”呢？历代史籍都没有商丘有“漆园”的记载，连商丘的《归德府志》也是如此。该《志》卷二十三：“谨按《汉书·地理志》：蒙县属梁国，又，《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窃疑周非宋人。然今府南二十里有小蒙城，旧志云：即庄子本邑。我姑听之。”这说明商丘人也不认为本地有漆园。商丘既无蒙，又无漆园，又哪里有庄周故里呢？所以《归德府志》的很有史德的作者，只好“我姑听之”。
至于民权县的庄子墓、庄子井之类，是很令人怀疑的。民权，原是考城县的一部分，本“周之采邑也，于春秋为戴国矣”，秦为榖县，西汉为菑县，东汉改名考城县，魏晋南北朝，皆因之。《水经注》卷二十三，述之历历，但不见有庄子的记载，唐以前其它史籍也无此记载，故民权的庄子墓之类的“古迹”，显系明清时代，当地人误传而造成的。今年春天，民权举行“庄子文化节”盛会，轰动海内外，这是在当今经济大潮中，打“文化牌”的现象，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是不能与研究历史相提并论的。
总之，宋城（今商丘）北西汉梁国蒙县之“蒙”和所谓的宋城即蒙县之“蒙”、宋城南十五里“小蒙城”之“蒙”，皆汉以后史籍所记，都不是司马迁给庄子定籍贯的依据，唯《国语》记载的“萧蒙”之“蒙”，才是司马迁给庄子定籍贯的依据，这个“蒙”即上古蒙国，在今安徽蒙城北部檀城一带。
注：
（1）《古蒙地浅探》曾刊于《安徽地方志》2004年第3、4期合刊、《亳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
（2）河南商丘县志编委会点编室：《古宋春秋》第三辑<蒙县故城初探>（作者张庆华、陈松林），只言商丘北有蒙县，不言商丘曾建置过蒙县。
（3）《楚之蒙县考》曾刊于《安徽地方志》2005年第一期、《亳州师专学报》2005年第二期。
（4）张庆华、陈松林两位先生在《蒙县故城初探》中考证，“梁国蒙县”“在今商丘县城北18公里蒙墙寺”。
关于楚蒙县
乐史 《太平寰宇记》云：“六国时楚有蒙县，俗为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楚之蒙县，先秦史籍无载。而秦设的蒙县，《史记》有记。秦灭六国，推行郡县制，郡始初定，县级规划，未及整齐，即灭亡。就是说，秦统一中国，政权维持的时间很短，秦得楚地，所设之县名，当沿用楚名，故秦设的蒙县，应是楚之蒙县。
乐史认为商丘南十五里之“小蒙城”即楚蒙县，而商丘从不属楚，那么，楚蒙县到底在哪里？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
“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定魏地。攻爰戚……。”
“攻蒙、虞”之“蒙”，就是秦时的蒙县。秦时的蒙县在哪里？又有学者认为，商丘北面的蒙泽，就是秦时的蒙县。
周勃“攻蒙、虞”的军事行动，是刘邦义军攻砀战役的一部分。其总的军事行动路线，是由留（今江苏沛县境），而砀（今永城东北），而下邑（今河南夏邑），而蒙，而虞（今河南虞城），最后“还军丰”（今江苏丰县）。周勃是从下邑去攻蒙的。虞在下邑的西北，商丘又在虞的西北，周勃怎么能越过虞城、商丘，去攻商丘北面的蒙呢？这说明周勃攻的“蒙”，不是商丘之蒙。
单看上段引文，似乎刘邦要向西进军，攻商丘，捣大梁，进军中原，“定魏地”。其实，“定魏地”，在周勃《传》中，只是记他后来的一条功劳，并非攻下“蒙虞”后的连续的军事行动。那时刘邦起兵丰、沛不久，不过二、三千人马，无意西进，也无力西进。
《高祖本纪》详记了这段史实：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刘邦击破之，“命雍齿守丰”，自“引兵之薛”，追杀泗川守壮。雍齿叛变，投魏宁陵君昝，“为魏守丰”。刘邦回兵攻丰，不胜。即往留，投东阳宁君秦嘉立的假王景驹。是时，章邯已占领河南陈县，“别将司马仁将兵北定楚地，屠相（今准北市），至砀。”景驹即命刘邦和东阳宁君迎击司马仁。“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
丰县在今砀山县东北；虞在今砀山县之西，商丘又在虞之西，刘邦既已“还军丰”，更不可能西进，去攻打商丘之蒙了。
事实是，刘邦回军丰地后，“闻项梁在薛（今山东境），从骑百余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这说明刘邦取得攻砀大捷，乘胜攻克下邑，而后率主力还军丰地。因仍恨雍齿背叛，乃去山东，与项梁联合，增兵五千，集中力量攻丰县去了。
要说明一个问题。《高祖本纪》为什么没有“攻蒙、虞”的记载？
《曹相国世家》云：“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与……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击秦司马仁砀东，破之，取砀，狐父，祁善置（狐父、祁善，都是砀与下邑间的小地方。置，驿站的意思。）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攻爰戚……。”
我们把刘邦、周勃、曹参三《传》的引文互相参照，综合分析，就可明白：①刘邦没有亲自参加“攻蒙、虞”之战。②刘邦攻克下邑后，命曹参继续西击司马仁残部（章邯从陈东来，司马仁势必西逃），又命新升为五大夫将的周勃徇蒙。周勃克蒙，未占领，即回军，与曹参合兵，克虞。这时，与从陈县来的章邯车队遭遇，所以他俩的《传》中，都有“击章邯车骑”。“殿”，后卫也。周勃、曹参撤退时，周勃为后卫，正是他俩合兵“击章邯车骑”的证明。
“攻蒙、虞”之“蒙”，既然不是商丘之蒙，那么， 周勃攻的“蒙”的方位就清楚了。曹参“攻下邑以西，至虞”，未言蒙。周勃攻蒙，未涉及下邑以东的相（今淮北市），则周勃攻的秦之蒙县，也即楚之蒙县，必在下邑之南，即在今永城、蒙城和涡阳三县境内。涡阳原是蒙城西北部的雉河集，清同治三年，才与蒙城分治，称涡阳。故楚之蒙县，实际当在蒙城北部与河南永城两县境内。
今蒙城北40里檀城集，即西汉始置的山桑县，商时，是甲骨文中“冡侯”的封地。西周时，此地仍是冡国。《竹书纪年》记载的“北冡”，是冡国灭亡后的名称。北冡在春秋中期以后就属楚地，是楚北方边陲的重要屯兵之所。楚北进，凭城父（今涡阳西北城父集）、下城父（今蒙城西北约50里驼涧）、垂惠（今蒙城西北20余里红城，近经专家考察，系战国以前的古城，近年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北冡、瑕城（北冡东30余里今乌集）一线为依托。我说楚有这条北疆防线，有两个佐证：①《左传》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楚晋鄢陵之战，楚败，“楚师还，及瑕”，楚中军统帅司马子反因醉酒误战，引昝自杀于瑕城。②《左传》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命太子建守城父，“以通北方”。
若宋、齐南进，北冡首当其冲，所以北冡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楚国后期，国势转衰，国都屡迁。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后，涡水（涡河）、夏水（北淝河）已成为楚都的北面屏障，北冡更是楚都北面的桥头堡。考烈王以后，楚在北冡置县，是非常符合楚国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需要的。
现在，北冡故城址基尚存，故城垣（指中城，此城有三道城垣，笔者认为内城和外廊非北冡城垣）仍隆起于地平面2－5米以上，经测量，城垣东西1320米，南北1330米，约成正方形。城内遍布上古陶器残片。二十年前，城内地表未被破坏时，可随处捡到楚国的蚁鼻线（铜贝），有的群众把它穿成串，给小孩戴着玩。也发现过锸形钱和刀形钱。战国三晋铜币釿布是锸形，新莽时代也出过锸形钱。因钱面锈蚀太重，认不清是何字，但从模糊的篆文笔划看，当为釿布。而刀形钱，有“齐法化”、“即墨法化”字样，是齐国铜币无疑。檀城群众称蚁鼻钱为“老金牌”，又叫“爬壳”。现在当地还有一句俗语，称腰里没有钱，就说：“没有爬壳了。”还有一句粗话，称家里穷，好讲：“家里屌壳没有。”“屌壳”当从“爬壳”演化而来。我想，这两句土语不会流行太广，也不过限于淮北各县，当时淮北皆为楚地。1995年在北冡城内“庄子故居”处，还出土过“一窝”蚁鼻钱，因被群众哄抢，今仅存三枚。古时候，这里若无集中的商业活动，或是长期的屯兵之所，是不会散落这么多楚国铜贝的。北冡山在北冡城内，此地又是商周时，冡国的所在地，所以，楚于此置县，此县称蒙县，应符合史实。铜钫流行于战国末至西汉初，檀城中城南垣附近出土的铜钫，也极有可能是楚蒙县时代的遗物。
至于商丘，秦时为睢阳，汉因之。蒙泽仅距商丘二十二里(《元和郡县志》)，汉初，地广人稀，不可能再置县。但《汉书·地理志》记载梁国有蒙县，多数史家注解，梁国蒙县在蒙泽。蒙泽何时建蒙县？正史无明确记载。民国四年的《蒙城县志书》说，汉初置山桑县的时候，“分县西北境为梁国蒙县，分县东南境为沛郡山桑县。”笔者认为，汉初被“分”的这个县，就是楚蒙县，而楚蒙县和蒙泽中间尚隔着芒县（永城）、夏邑、虞城和睢阳，楚蒙县的西北境，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蒙泽接壤。看来，梁国的蒙县不可能是西汉初建置的。要么，就如常征先生在《从庄子隐钓濮水看庄周故里》中推测的那样：芒县（永城）乃汉初建置的蒙县，属梁国，后来梁国因故渐次缩小，蒙县划归了沛郡，待到梁国于蒙泽置蒙县时，为避免县名相重，把沛郡的蒙县改为芒县，故后来的《汉书·地理志》中，沛郡无蒙县，而有芒县。
蒙泽置蒙县，当是汉文帝以后的事。汉朝初立，刘邦封了一些诸侯王，但为巩固统一，又逐一消灭了异性王，汉文帝已注意到宗室诸侯王的危害。至景帝开始“削藩”。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就削了几个王国。至武帝，削藩更严厉。汉武帝为削藩，下“推恩令”，令各王国，再分封其诸子为侯，所谓“王子侯”。且诸侯王的相，汉初，就皆由中央派员。到武帝时，大小王国的县令，也要由中央派员。这样，王国越多，王国的县置得越多，中央的势力就越大，中央对诸侯王的监督就越有效。(汉初，诸侯王只有十几个，武帝时代，最多时有四百多个。)在这种背景下，为监督梁国，于梁国都城睢阳附近蒙泽置蒙县，当属可能。据《梁孝王世家》，孝王是景帝的弟弟，素有接景帝班的野心，且于国内“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多于京师”。特别是梁孝王竟派人刺杀阻止他接班的“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这都是朝中大臣。这事件震动朝野。景帝“由此怨望于梁王”，几乎要动武消灭他。所以我认为梁国蒙县在景帝时代建置更有可能些。《韩长儒列传》：韩“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这里就显示了蒙县的存在。故郦道元《水经注》汳(音卞)水条，记蒙泽曾设过蒙县。
有学者据《汉书·地理志》，说梁国有蒙县，北冡汉时为山桑县，属沛郡，沛郡却无蒙县，故周勃所攻之“蒙”，乃梁国之“蒙”。殊不知《汉书·地理志》所载县名，皆是武帝后的行政区划。据《梁孝王世家》，汉初梁国有四十几个县，而《汉书·地理志》只记了八个县，那三十几个县，都到哪里去了呢？都被景帝、武帝“削藩”削掉，併入汉郡了。如梁平王(孝王之孙)私赠给王后一个酹樽(酒杯)，汉武帝就以此为借口，削掉梁国八个县，併入汉郡。故《汉书·地理志》所记梁国县名，不是汉初梁国的总县名，而是梁国后期剩下的县名。那么，这个梁国之“蒙”，与秦末周勃所攻秦之“蒙”，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周勃攻的“蒙、虞”之“蒙”，决非梁之蒙县，而是楚之蒙县。而且，据《汉书·地理志》：公元前286年，齐、楚、魏灭宋，“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梁(国)之地，属魏从不属楚，楚不可能在蒙泽置蒙县，也不可能在商丘南十五里置蒙县。北冡，战国时正属楚地，秦属砀郡（一说属泗水郡），汉属沛郡，楚蒙县必在北冡。《太平寰宇记》言楚之蒙县“即庄周之本邑”，故庄周“本邑”，实际在北冡。
《辞源·蒙》有一义项云：地名，在今山东蒙阴境。今人考证，这个蒙就是《左传·哀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盟于蒙”之“蒙”。罗泌《路吏·国名记》记“蒙”有两条，其一，引“（杜）预云：“东莞（今山东沂水）蒙阴有蒙阴城。蒙阴，后齐入新泰，隶沂，有小蒙城。……”现代有学者认为，这个“小蒙城”，“可理解为战国时期楚建置的蒙县”。春秋末期，鲁已国土日削，三面受齐挤压，南面受楚威协。鲁悼公时，已“鲁如小侯，卑于三桓（鲁国三家大夫）之家”（《史记·鲁周公世家》）。蒙阴既为鲁地，杜预不说鲁某公的时候入新泰县，也不说楚某王的时候併入新泰县，而说后齐（田齐）的时候併入新泰县，显然；蒙阴已属齐。蒙阴既已併入新泰，蒙阴境内的“小蒙城”，亦不可能置县级建置，故楚于此地置蒙县，也仅是推断而已。
关于"檀城侨置蒙县"
今蒙城北40里坛城镇，上古以来就称蒙，而不赞成庄子是安徽蒙城人的学者，往往否定蒙城有“蒙”，说因为东晋时曾在山桑县城“侨置”过蒙县，所以唐时才将山桑城改称蒙城的。庄子是战国“蒙人”，战国时，蒙城尚未称蒙，庄子岂得为蒙城人呢？这是不了解蒙城的历史所至。本文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想澄清有关蒙城历史沿革的一些问题。
徐学林先生的《安徽建置沿革》言：“东晋、刘宋在今蒙城檀城侨置蒙县，后迁治于今县城西北三里”。史州先生的《皖志综述·蒙城县》也说：“因东晋以后曾置蒙县，唐遂定名为蒙城县”。1994年出版的新修《蒙城县志》，舍明清旧志记载，也从《安徽建置沿革》说，云：“东晋，在今檀城侨置蒙县，后迁县治于今县城西北三里”。而且，还砍掉了“梁置北新安郡”、“东魏置蒙郡，北齐废郡置蒙县”的旧志记载。
蒙城檀城侨置过蒙县吗？新《蒙城县志》砍掉旧志记载，有历史根据吗？为说明向题的来胧去脉，今就先从研究蒙城历史沿革入手。
蒙城有明万历、清顺治、康熙、民国时的四部旧志，记述蒙城的历史沿革，口径基本一致：蒙城，春秋古邑名。汉置山桑县，魏、晋因之，北魏置涡阳（治今蒙城），梁置西徐州、北新安郡，东魏置蒙郡，北齐置蒙县，隋为淝水县，复为山桑县，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称蒙城县，沿称至今。
这就给读者一个印象：梁置西徐州以后，涡阳就消失了。事实上，涡阳还存在。《梁书》、《陈书》、《隋书》仍有涡阳的记载，直到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才改涡阳为淝水县（治今县北30里芮集）。
“梁置西徐州”，是梁大通元年（527年），梁夺得北魏的涡阳等淮北诸县后，改北魏的谯州为西徐州的，州治在涡阳，故《梁书·武帝纪》云：“大通元年……十一月丁卯，以中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征北大将军镇涡阳”。萧渊藻传中，亦言大通元年“镇于涡阳”。梁太清元年（547），侯景叛魏降梁，魏将慕容绍宗追之，侯景“之涡阳”，继带八百残卒奔寿阳（今寿县）。此事，《梁书》、《魏书》皆有记载。山桑被废后建置的涡阳县，实际延续了百余年。几部旧县志记述梁置西徐州后，不表述涡阳，好象涡阳改成了西徐州，这是几部旧县志的不足。
徐学林先生的《安徽建置沿革·蒙城县》，弥补了蒙城旧志的这个不足，云：“北魏在今县城（蒙城）设南谯郡涡阳县（属谯州），太和（477—499年）中，增设南兖州，景明（500—503年）中，改为涡州涡阳郡。孝昌（525—527年）中，入梁，改置西徐州。东魏武定（543—550年）中，改置谯州，谯郡（应为南谯郡），仍治涡阳县。陈太建五年（573年），入陈，后入北周，仍为谯州、谯郡、涡阳县（治今蒙城县）。隋开皇年间，废郡，仍为谯州涡阳县，十六年（596年），涡阳为淝水县……”《安徽建置沿革》把涡阳延续的脉络，表述得清清楚楚。
但是，《安徽建置沿革》回避了梁曾在山桑境内建置过北新安郡，也回避了北魏还在原山桑境内建置蒙郡、蒙县的史实。虽然后来记述北魏的行政区划时，也提到蒙郡、蒙县，但人们对蒙郡、蒙县的地理位置，已不甚了然了，这又是《安徽建置沿革》的不足。
《魏书·地形志》：北魏曾两次置谯州。第二次置谯州在武定七年（549年），“治涡阳城”（今蒙城），“领郡七，县十七”。七郡是：南谯郡、蒙郡、汴郡、龙亢郡、蕲城郡、下蔡郡、临涣郡。其中南谯郡（治所也在涡阳城），领县四，即涡阳、茅冈、柏桥、蜀陂。蒙郡领县二，即蒙、勇山。“蒙”下注云：“郡治”。“勇山”下注云：“有丹城、勇山祠”。注文皆为《魏书》作者魏收自注。魏收在北魏做官，26岁受命写国史，北齐初，写成《魏书》，基本上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故魏收的注文应视为信史。
蒙郡在哪里？北宋欧阳忞的《舆广记·亳州·望蒙城县》记载：“蒙城县……蒙馆镇本梁置北新安郡，东魏改为蒙郡，北齐郡废，置蒙县，后废为镇”。《金史·地理志》记载：寿州辖二县一镇，二县即下蔡、蒙城，一镇即蒙馆镇。蒙馆镇，即万历《蒙城县志》记载的“蒙观村”，在县“西（北）八十里”，今名蒙关店，已属今涡阳县。《涡阳县志》记载，蒙关店乃“蒙郡故城和蒙县故城”，皆北魏时建，在今涡阳城“东南约7.5公里”。数十年前，“南北二城”遗迹尚较清晰，今只有隐约残迹。蒙城西北去涡阳九十里，蒙馆镇、蒙观村、蒙关店，实为一地，就是北魏蒙郡治所蒙县所在地。
勇山，民国十三年《涡阳县志·序》云：清末学者秦宥横（固始人）考证：“龙山为勇”。其实，北宋《太平寰宇记》就已记载，勇山即龙山，云：“临涣县废龙山城，在县西四十五里”。临涣，即今濉溪县城南临涣集，西去今涡阳龙山镇，确是四十五里。丹城，北魏武定前建置的临涣郡，有丹城县，后废。武定置蒙郡时，丹城故城属勇山县。今涡阳城东北30公里的丹城集，即北魏时的丹城县城。这说明蒙郡所属的蒙县、勇山县，皆在今涡阳境内。原山桑县境是很大的，包括今蒙城全境及利辛县东部、今涡阳城以东的广大地带。这就是说：（一）蒙郡仍建在原山桑县境内；（二）北魏废山桑后，在山桑境内至少建置了三个县，即涡阳、蒙、勇山（茅冈、柏桥、蜀陂的地理位置，尚不清楚）；（三）南谯郡与蒙郡既然同属谯州，说明这两个郡是并立的，涡阳、蒙、勇山当然也是分治的。
梁大通元年置西徐州，与《安徽建置沿革》言“孝昌中，入梁，改置西徐州”是一回事。注意，梁武帝置西徐州时，又在山桑境内置北新安郡，即《舆地广记》所记，“蒙馆镇本梁置北新安郡”。几部旧县志记载梁置北新安郡，即本《舆地广记》。
北新安郡存在的时间不长。《魏书·地形志》记载，魏孝静帝武定六年（548年），魏夺得梁西徐州，次年，“复置谯州”，仍“治涡阳城”。又将北新安郡改置蒙郡。蒙城几部旧志所记的“东魏置蒙郡”，即本此。
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自山桑县被废后，山桑境内，至少建置了三个县，即涡阳、蒙、勇山。涡阳县一直延续到隋。蒙、勇山，隋以前就废置了，皆并入了涡阳。这是四部旧县志及1994年版新《蒙城县志》，一直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新《蒙城县志》砍掉“梁置北新安郡”、“东魏置蒙郡，北齐置蒙县”是没有史实根据的。
蒙城在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沿革理清楚了，下面讨论《安徽建置沿革》提出的“檀城侨置蒙县”问题。
《安徽建置沿革》的这个说法有什么根据呢？
（一）乾隆《江南通志》云：“旧蒙（县）城，在今蒙城县北（当指檀城），东晋侨置”。
（二）1933年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蒙县”条，其中的一个义项云：“东晋侨置。为谯郡治，梁置北新安郡，东魏改置蒙郡，齐废郡，后又置郡，隋郡县并废。故城在今安徽蒙城县西北三里”。
很显然，《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把北魏建置的蒙郡、蒙县，误 认为在原山桑城，该辞典又把蒙馆镇误记在今蒙城县西北三里（见该辞典“蒙馆镇”条），这才有了《安徽建置沿革》关于“檀城侨置蒙县，后迁治于县西北三里”的附会。
1959年重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时，已发现蒙馆镇在“蒙城县西北三里”是误记，但未经实地考察，把“三里”改成“三十里”，同样是错误的。蒙馆镇在今蒙城西北约八十里（今属涡阳），前文已考析明白。
《江南通志》的“侨置”之说，是值得研究的。道光《安徽通志》，就不照 抄《江南通志》，只记载：“蒙城故城，即檀城，在蒙城县北40里”。不提“侨置”，即表示对“侨置”之说不苟同。
有学者写文章说，初唐李泰的《括地志》，记载东晋曾在山桑城侨置过蒙县，这可能是《江南通志》“侨置”说的根据。笔者没有亲见《括地志》原文，但可以说，《括地志》若有此记载，也一定是误解了《魏书·地形志》关于蒙郡、蒙县的地理位置，即误 认为蒙郡郡治蒙县在原山桑城。为什么这样判断呢？因为唐以前，唯《魏书·地形志》有蒙郡治蒙的记载，其它史书皆无“蒙郡”的记载。
侨置制度，始于东晋。西晋灭亡，晋元帝逃到建业（今南京市），建立东晋王朝，北方疆土尽失，北方官民，大量流亡到南方。东晋王朝为维护正统，安置流亡，就把北方的一些州、郡、县，侨立于南方。这有两种情况：（一）是政治上的需要。如侨立豫州，《宋书·州郡志》南豫州的前言云：“成帝咸和四年（329），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其实，豫州（中原地区）早已被北方政权占领，这只是东晋王朝政治上的一个姿态，表示豫州仍为东晋所有。庾亮在芜湖办公，不过是遥领豫州，并没有实土。东晋时期，共任命了十四任豫州刺史，大多数刺史都是没有实土的。（二）是安置流亡。当时北方的一些大族、豪门，或某一地区的人，往往集体迁移到南方，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东晋王朝就将他们安置在南方某县的一乡或数乡，为给从北方流亡来的官员寻出路，就命这些官员管理侨民，于是也把侨民原在县的县名侨立于安置地区。开始侨立县是没有实土的，无非是官员在哪里办公，那里就是侨立县的县治。东晋后期，实行“土断”，重新登记侨民，很多侨立县都取消了，只有少数侨立县保留下来，并划有实土，成了正式的侨立县。如蒙县（今商丘北）、睢阳（今商丘）官民流亡到淮河南寿春（今寿县），当涂县（今怀远）官民流亡到江南，繁昌县（今许昌）官民流亡到皖南，“土断”后，这四个县都成了有实土的侨立县。而且，当涂，繁昌永久留在了南方。蒙县侨立于寿春以南一带，隋初整顿州县时，才取消。侨立于寿春的睢阳县，可能因流亡的官民人数多，势力也大，也或许有政治原因，晋王朝曾将寿春县更名为睢阳县，直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才恢复寿春之名。
总之，凡侨立的州、郡、县，都要经朝廷批准，地方势力是不准搞“侨立”的，故凡侨立的州、郡、县，《晋书》、《宋书》、《南齐书》都有记载。所谓“东晋、刘宋”曾在山桑侨置过蒙县，唐以前的正史，无任何记载。下面几条史实，都可证明山桑自西汉至刘宋，并没有什么变更，也没有新建置。
（一）考察各代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山桑属沛郡。
《后汉书·郡国志》：山桑属汝南郡。
《晋书·地理志》：西晋，山桑属谯郡。
《宋书·州郡志》：南谯郡领山桑、谯、铚、扶阳、蕲、城父六县。“南谯郡”下有说明云：“晋孝武太元中，于淮南侨立郡县，后割地志，咸实土”。这说明南谯郡始建于东晋孝武帝时代，当时淮北为北方政权占领，南谯郡所辖各县，不过是“遥领”，当东晋夺回淮北时，南谯郡才有实土。刘宋大明八年（464年）以前，淮北基本为刘宋控制，所辖郡县是稳定的，故刘宋才得以在淮北各县置令。
（二）《晋书·穆帝纪》：永和九年（353年），中军将军殷浩北伐，“进次山桑”，前锋姚襄叛变，“反击浩”，晋军死伤万余人。
（三）《宋书·良吏列传》：元嘉初，散骑常 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宋文帝：“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弥励，应加褒赍，以劝于后”。宋文帝乃赐何道“绢三十匹，谷二百斛”。上述史实都说明东晋、刘宋时代，山桑县未曾更名为蒙县。
（四）《宋书·州郡志》：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初，“自淮以北，化为虏庭”，淮北为北魏占领。北魏约于太和（477-499年）年间，废山桑，在今蒙城置涡阳，于是山桑沦为“故城”。其后，山桑故城有没有新建置泥？郦道元是一个见证人。
郦道元生于北魏，他生活的年代，相当于宋、齐、梁三朝。他在《水经注》卷二十三“北肥水”条云：“北肥水又东经山桑县故城南，俗谓之都亭，非也。今城内东侧，犹有山亭桀立，陵阜高峻，非洪台所拟”。《水经注》记大小河流1252条，其所经城邑、故城，无不博引史籍，记其沿革兴衰。若山桑城曾侨置过蒙县，他不可能不记载。
（五）从社会背景考察。
自东晋初至南北朝后期，淮北一直是南北两朝争夺的拉锯地区，战争频仍，人民大量流离死亡，淮北几乎是荒无人烟。《晋书·地理志》记载，谯郡所辖“谯、城父、酂、山桑、龙亢、蕲、铚”七个县，才一千户人家。《魏书·地形志》记载，北魏控制南谯郡时，所辖“涡阳、茅冈、柏桥、蜀陂”四个县，才四百七十六户人家，总人口仅1734人。而且东晋时代，淮北基本上为北方政权控制，淝水之战后，东晋势力向淮北稍有扩展，但也是不稳固的。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的难民，不可能在淮北停留，所以，“东晋、刘宋”在山桑侨置蒙县之说，很难成立。这样，山桑“因东晋以后曾置蒙县，唐遂定名为蒙城县”之说，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了。
有学者提出：“北魏的蒙郡、蒙县，很可能就是南朝宋早期设置的侨县”。此说无史料可证。南朝宋前期，基本上控制淮北，行政区划也较稳定。《宋书·州郡志》：豫州谯郡，辖有蒙县，即原“梁国蒙县”。南豫州南梁郡，也辖有蒙县，即东晋、刘宋于今寿县南侨立的蒙县，这是史学界和辞书公认的。若山桑县境内也侨立蒙县，《州郡志》应有记载，而其南豫州南谯郡，领县六，即“山桑、谯、铚、扶阳、蕲、城父”，就没有蒙县。“山桑”下只有“前汉属沛，后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谯”的说明，却没有侨置蒙县的说明。这都说明了东晋、刘宋时代，山桑城和山桑境内，未曾侨置过蒙县。故“很可能”之说，仅是推测，我们仍应尊重《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这些正史的记载。
至于明代人张溥说，“东魏蒙郡”在“宋之考城（今民权）”，又说北魏建的蒙县在宋城（今商丘）北八十里（见《路史》卷二十六、二十七注文），这都是对北魏蒙郡、蒙县的误解误注，是不足信的。
澄清了蒙城在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沿革，这就为考证庄子是安徽蒙城人，扫除了一个障碍。
关于古下邑·秦蒙县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唯宋国有蒙邑，即《国语·楚语上》记载的“宋有萧、蒙”之“蒙”。这当是司马迁记载庄子是“蒙人”的依据。而朱玉龙先生认为“萧、蒙连书，仅此一见，更无任何其他文献可以支持其说。”[1]但古今没有学者认为“萧、蒙”之“蒙”是衍文，连朱先生也认为“萧、蒙自为二邑，而非一地”，可见宋国确实有蒙邑，虽“仅此一见”，却为客观史料。而且，说“宋有萧、蒙……”这段话的是楚灵王的老臣范无宇，他认为国王分封“小诸侯”，封国不能大，大了，对国家必有害，所谓“国为大城，未有利者”。他列举十二个古城邑，其中京、栎、蒲、戚、萧、弁、费、渠丘、曲沃、征、衙十一个都是当时各大国中的古封国的名称，而“蒙”亦为古国名，又何疑焉？“萧、蒙”二邑，曾是宋公子鲍的封地，公子鲍凭其封国势力，与国都中“夫人王姬”联合，杀了宋昭公而自立（见《宋微子世家》），故范无宇又说：“宋萧、蒙实弑昭公。”这都显示了“蒙”的存在。上古实行分封制，没有现代“省、县、乡”的概念，故春秋时代，各国中的城邑名，追根溯源，绝大多数，都是国中之“国”的名称。只是有关蒙国的史料已散佚，我们无从知道蒙国的情况罢了。
朱先生又说：“考《史记》世家、列传诸篇，凡传主籍贯可考者，不管春秋战国其地谓何，基本上都以西汉时所在县级行政区划名称标出。如孔子，为春秋鲁国曲阜陬邑人，以曲阜秦汉曰鲁县，《孔子世家》改从汉制，曰：‘鲁昌平乡陬邑人’……很显然，司马迁在标注历史人物的籍贯时，都尽量采用所在汉县名，‘庄子者，蒙人也’之‘蒙’，是指汉蒙县，而非其他意义上的什么蒙，如南山铁案，是任何人也翻不掉的。”这话说得太绝得了。
西汉无莱县，《史记·管晏列传》标注春秋齐相晏婴籍贯曰：“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这又作何解释？莱为东夷古莱国，姜姓、子爵。在今山东黄县一带。《左传·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齐灵公灭莱，为齐地。司马迁不言“齐”而言“莱”，说明司马迁标注晏婴籍贯，使用的是古国名。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西汉东莱郡内，就有黄县，司马迁为什么不言“晏平仲婴者，黄县人也”？
西汉有邹县。邹本古邾国，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绎（今山东邹县东南纪王城），从此称邹国，战国时楚灭邹，置邹县，秦汉皆因之。司马迁记孟子籍贯，不言“孟轲，邹县人也”，也不言“孟轲，楚邹县人也”，而言“孟轲，邹人也。”我认为司马迁使用的“邹”，仍是邹国之义。
《鲁周公世家》：鲁悼公（公元前465-429年在位）的时候，就“鲁如小侯，卑于三桓（鲁国的三家大夫）之家。”地盘也只有“曲阜、费”两地了（见杨宽《战国史》）。战国后期，楚灭鲁，也只建置了一个鲁县，秦汉因之。鲁国也好，鲁县也好，皆指曲阜一带。人们读《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对“鲁”的第一概念恐怕是鲁国，只有学究们才会再想到汉鲁县。为什么？孔子是春秋时代人。现代人介绍古人的籍贯，也是先介绍这古人所处时代的地名，然后再注明今名。诸葛亮曾隐居襄阳，我们现代人绝不说诸葛亮隐居襄樊市。
《史记》七十列传，所记先秦人物，有40余人的籍贯只言国属，皆战国七国之名，或各国中的古封国名，或更古的古国名。这些“国”名在汉代，不少成了汉县名是不错的，但这不等于司马迁是“以西汉时所在县级行政区划名称”为标准来标注古人的籍贯。考察古人，怎能脱离这古人所处的时代呢？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春秋时代，本没有“省县乡”的行政区划，都是大大小小的“国”，俗话所谓“百里为王”。所以，我认为司马迁给先秦人物定籍贯，皆以国属为主，而能详的则尽量详。一部《史记》、也仅老子、孔子、聂政的籍贯详到“乡、里”。因为上古史料太少，再经秦火焚烧，更是只鳞片爪了。所以司马迁写先秦人物的籍贯，能记到“国”，已是很不容易的了。其实，春秋的一些古国、封国，到战国时，就已经成了大国中的县了，如陈、蔡等。况且，汉代人对上古大大小小的“国”的地理位置，比我们清楚得多，司马迁说上古某是某国人，也不过相当于现代人说某是某省人，或某市、县人罢了。虽然如此，司马迁考定人物的籍贯的态度却是严肃的，行文仍是严谨的。如苏秦、贾谊同是洛阳人，而记苏秦曰：“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冠以“东周”突出苏秦所处的时代。而记贾谊曰：“贾生名谊，洛阳人也”，贾谊是汉代人，故直用汉县名。
蒙邑的存在既是事实，而蒙邑在哪里？史学界的认识有分歧。主张庄周故里“梁国蒙县”说者，在论述中，往往笼统而模糊地认为西汉梁国建置的蒙县之“蒙”（今商丘北），就是战国时代宋国的蒙邑。杨宽先生认为庄子是“宋国蒙人”，故他在其《战国史·战国时代黄河中游地区图》中，就把“蒙”标在睢阳（今商丘）之北。[2]而常征、孙以楷、蔡靖泉诸先生，则认为“萧、蒙”之“蒙”当在“萧”之西南或说商丘东南，区域范围约今安徽蒙城、涡阳北部和河南永城南部一带[3]。
孙先生在《庄子楚人考》中论述道：“萧蒙”既为宋公子鲍的封地，“‘萧蒙’之蒙显然不是蒙泽之‘蒙’，因为蒙泽离宋都商丘甚近，不可能是公子鲍的封地。又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周勃率军先攻丰（今江苏丰县），击秦军砀东，还军留、萧，复攻砀……攻蒙、虞。他进攻的方向是由东往西南（夏邑）再向西北。虞在商丘东南，蒙又在虞之东南，不可能越过虞，跑到商丘东北去。可见秦时的蒙县确实在虞之东南至亳县、涡阳、蒙城以北一带。”
朱先生不同意孙先生之论，在其《庄子蒙城人说质疑》中论述道：
“如果《史记》确实是这样记载的，周勃这次进军的路线是由萧而砀（秦砀县在今河南省夏邑县东南），而蒙，而虞（今河南虞城县北），则其‘不可能越过虞跑到商丘东北去’的怀疑及以下的推论，应该说还是有些道理的。……引者有意无意地将‘下下邑’一节省略掉，以致大失原文本意。按照《史记》记载，从下邑(秦下邑县在今砀山县东)先攻蒙，回军途中再拿下稍偏东南的虞县，是顺理成章的事，更与今安徽蒙城风马牛不相及。前提既不存在，所以下边的推论勿庸多说，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孙先生“将‘下下邑’一节省略掉”，模糊了周勃攻蒙的出发地，朱先生认为是破绽，作如上驳论，也“应该说还是有些道理的。”但两位先生似乎都孤立地看待周勃这次的军事行动了。其实，周勃“攻蒙、虞”是刘邦攻砀战役的一部分。刘邦攻砀战役史料如下：
《高祖本纪》：秦二世二年初，刘邦“命雍齿守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闻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秦留县在今沛县东南境），乃住从之，欲请兵攻丰。是时，秦将章邯从陈（今河南淮阳），别将司马仁将兵北定楚地，屠相（今淮北市），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萧，今安徽萧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闻项梁在薛（今山东薛城），从骑百余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
《绛侯周勃世家》：“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方与反，与战，却适。攻丰。击秦军砀东。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
《曹相国世家》：“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与……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击秦司马仁军砀东，破之，取砀，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
《樊郦滕灌列传》：“高祖为沛公，以哙（樊哙）为舍人，从攻胡陵、方与……与司马仁战砀东，却敌，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
“高祖为沛公，赐婴（夏侯婴）爵七大夫。……从攻胡陵……从击秦军砀东。……”
《陈涉世家》：秦二世元年“腊月，陈王之汝阴（今阜阳市），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
综合分析上列史料：
（一）刘邦攻砀，目标是章邯的部将司马仁，是刘邦首次与秦的“中央军”作战。
（二）随刘邦起兵的几个主要将领周勃、曹参、樊哙、夏侯婴都参加了攻砀战役。因刘邦才起兵数月，仅“收沛子弟二三千人”，在丰、沛附近的方与、胡陵等几个县活动，多是集体作战，还不可能分兵略地。经攻砀一战，力量才壮大到近万人。
（三）刘邦这次总的军事行动路线是由留而萧，而砀，而下邑，而蒙，而虞，最后“还军丰”。
（四）刘邦没有参加攻“蒙、虞”之战，他率全军破砀，“攻下邑，拔之”之后，命曹参追击向“下邑以西”败逃的秦军，命周勃追击向“蒙”方向败逃的秦军，而自己却率主力，“还军丰”了。
我们要讨论的是秦时的下邑县和蒙县的地理位置。
秦砀县在今永城东北、芒砀山西南是确定的，司马仁由砀县败逃到下邑的史实是没有争议的。今按朱先生说，秦下邑“在今砀山县东”，那么，司马仁是向东北败逃。这就涉及一个军事常识问题。
当时，“魏人周市略地”，“魏地已定者数十城”，周市又说服雍齿背叛刘邦。“为魏守丰”，说明今商丘以东、以北，以西地带，正为反秦的魏军控制。司马仁向北方刘邦的根据地和魏地败逃，能说得通吗？他怎能向“敌人窝里”跑呢?看来，秦下邑不可能“在今砀山县东”。
而朱先生所说，也是有根据的。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就标西汉的下邑在今砀山县。《辞海》“下邑”的释文更详细：“古县名。秦置。治今砀山县。北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移至今河南夏邑。明初改今名。公元前208年，刘邦取砀，攻拔下邑，即此。”《辞海》“砀”字条，其中“砀”作为郡名的释文：“①秦置。治砀县（今永城东北）……②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置，治下邑城（今砀山县）。辖今安徽砀山县地。北齐废。”《中国古代地图集》和《辞海》是集众多专家的力量编成的，都具有权威性。
但秦下邑既在今砀山县，公元525年移至今河南夏邑，而公元526年北魏置砀郡，作为郡治所的“下邑城”，怎么还在今“砀山县”呢？《辞海》的这两条释文有矛盾是明显的，若《辞海》排版无误，则这两条释文中必有误。
还有1933年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下邑县”条：“故楚邑。楚灭鲁，迁顷公于下邑，秦置下邑县，北齐废，故城在今江苏砀山县东（民国时砀山县属江苏）。后魏置，明改为夏邑，即今河南夏邑县治。”“砀郡”条又说：“后魏于下邑城置砀郡，北齐废，即今砀山县东之下邑城”。
《辞海》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下邑”、“砀郡”的释文，表述不同而观点是一样的，都认为秦置的下邑县在今砀山县，北魏置的下邑县在今夏邑县。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黍丘条，说黍丘在“河南夏邑县西”。又引《左传》及杜预注为证曰：“左传，哀公七年：曹伯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筑五邑于其郊。黍丘、揖丘、大城、钟、邗。杜预曰，下邑县西南有黍丘亭。”晋人杜预说的“下邑县”指秦下邑县是毫无疑问的，黍丘在晋代尚有遗迹“黍丘亭”，黍丘亭“在河南夏邑县西”，那么，秦下邑县当然在今河南夏邑县境内。可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秦下邑县地理位置的确认，自相矛盾，也是明显的。该辞典对“下邑县”、“黍丘”两条的释文，必有一条有误。
我认为《辞海》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下邑”的释文，皆失于详考。那么，秦下邑县是不是就在今砀山县呢？
《汉书·地理志》：西汉梁国八县中，有下邑、砀县。这只记载了夏邑在梁国范围内。
《后汉书·郡国志》：东汉梁国九城中，有下邑、砀县。刘昭（南朝梁人）注“下邑”曰：“左传哀公七年筑黍丘。杜预曰，县西南有黍丘亭。”又注“砀”曰：“砀山，出文石。《史记》曰，高祖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向。有陈胜墓。”考察黍丘在什么地方，就可确定下邑的地理位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黍丘”的考证，应该说是正确的。即“黍丘”在今河南夏邑县境内。
《晋书·地理志》：晋梁国统县十二，其中有下邑，却无砀县了。这在《魏书·地形志》中找到了答案。北魏的徐州辖有砀郡，“领县二”，其一是砀县，有小字注曰：“二汉属梁国，晋罢”。说明晋时，砀县已废置。但把砀县地并到哪里去了呢？晋梁国领属的下邑县下有小字注曰：“有砀山，山有文石。”原来砀县并入下邑县了。从地理环境看，秦汉的砀县在芒砀山的西南、永城东北，与今夏邑县是相连的，若并入今砀山县以东，太远了吧？
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三：“获水出汳水于梁郡蒙县北……东南流经于蒙泽……又东，经虞县故城北，古虞国也……获水又东南经空桐泽北，泽在虞城东南……获水又东南经下邑县故城北。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亡迁下邑。又楚汉彭城之战，吕后兄泽 军于下邑，高祖败还从泽军。……获水又东经砀县故城北。应劭曰：县有砀山，山在东，出文石……山有梁孝王墓……获水又东，谷水注之……东经安山北，即砀北山也。山有陈胜墓……又东北……经梁国杼秋县故城南……又东过萧县南……”
郦道元记获水的上游汳水，末尾说：“既在经见，不得不书存耳。”记获水流经萧县时说：“ 余尝经萧邑。”特别是获水流经芒砀山，丽道元记得非常详细，足有400字，连当地“黎民”对梁孝王墓的神奇传闻都记载了，可见郦道元徒步考察过获水。芒砀山千古未动，梁孝王墓，陈胜墓，今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想不会有人怀疑这个事实。故郦道元记载获水流经“下邑县故城”、“砀县故城”以及芒砀山，应视为信史。
今按《水经注》：
（一）获水是由今商丘北，东南经今虞县境、夏邑县境、永城之芒砀山，再折向东北，流到今萧县境内的。而《中国古代地图集》，却标获水由今商丘东北盟渚泽东流，直接经今砀山县（又标为“下邑”）北，再东南，经杼秋县（今萧县西）南，再东南流到萧县。
我们是相信今人绘制的古地图，还是相信1480年前，郦道元经实地考察而写的《水经注》？我认为《中国古代地图集》对古获水和下邑的标注有误。这一误，可真影响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地图集》的使用！
（二）下邑是个很古的城邑，在今河南虞县东南。战国后期，楚灭鲁，将鲁顷公迁于下邑，即此。郦道元的这个记载应当可信。
（三）《高祖本纪》：刘邦兵败彭城，时“吕后兄周吕侯（吕泽）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郦道元引述《史记》的这段记载，明确地告诉人们，秦时的下邑即鲁顷公所居之下邑，也即秦汉之下邑。
（四）按《辞海》说，秦时的下邑县在今砀山县，北魏孝昌元年移到今河南夏邑，而郦道元卒于孝昌三年，孝昌元年，二年，他仍在朝为官，国家行政区划变动，特别是置新郡，立新县的大事，他应该知道。但他记获水流经虞城东南的下邑，称“下邑县故城”，这正说明此地是古下邑城。
然《魏书·地形志》确实明白记载：北魏“孝昌二年置砀郡，治下邑城。”郦道元既称虞城东南的下邑城为“故城”，那么，北魏砀郡治所“下邑城，”必另有其地。这或如《辞海》”“砀郡”的释文所说，北魏砀郡治所下邑城在“今砀山县”。但“后齐废”，留下了这个“下邑城址”。我认为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把这个“下邑城址”当作了古下邑城，而《辞海》未加辨析即采用此说，这才造成了两书对“下邑”释文的矛盾。因为北魏以前，没有任何史料记载秦置的下邑县在今砀山县，所以郦道元的记载，我们不能轻易否定。谁把新旧下邑城的具体地理位置弄颠倒了呢？
查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二宋州之下邑，原来乐史把新旧下邑的地理位理置弄颠倒了。乐史说：“今砀山县即古下邑城也”。这当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说“秦置下邑县”，“故城在今江苏砀山县东”的根据。但乐史所引史料，并不能说明秦置的下邑县在今砀山县。他引《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初徇蕲以东[其实是陈涉攻下蕲县（今宿州西南）后，“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焦皆下之，即此也”。陈涉从蕲县向西进军，历铚（今濉溪南临涣集）、酂（今永城西北酂城镇）苦（今鹿邑县）、柘（今柘城）、焦（今亳州），直至陈（今淮阳）。“即此也”是什么意思呢?乐史是说秦置的下邑县在“铚、酂、苦、柘、焦”这个区域之内，当然是泛指。这个区域显然不能包括今砀山县，而按《水经注》，恰恰包括了秦砀县以西的“下邑县故城”，可见秦置的下邑县是在今河南夏邑县境内。
获水既由“下邑县故城”“东经砀县故城”，说明秦汉的下邑在砀县西，即在今夏邑县境偏南部分。这样，刘邦攻砀战役的军事行动路线就容易说清楚了。
司马仁由砀县突围败逃，往哪个方向败逃呢？
1、“是时，秦将章邯从陈”东来，司马仁势必西逃，向章邯靠拢。此时陈胜已死，魏、赵、齐等皆已复国反秦，项梁、项羽的六、七万义军已抵达彭城（今徐州）地区，且司马仁正在淮北作战，章邯东进的目的是明显的，所以司马仁要向西退却，这才有了刘邦的下邑之战。司马仁在下邑未能站住脚，再退，有一股继续西逃，故曹参“又击下邑以西，至虞。”
2、从司马仁“将兵北定楚地”的“北”显示，司马仁是由南往北推进。我认为司马仁极有可能就是由汝阴追击陈胜的秦将。陈胜在今涡阳、蒙城之间涡河岸边的下城父，被他的车夫杀害，而他率领的义军的下落，司马迁没有详记，但“陈胜葬砀”，司马仁“屠相，至砀”，这可能就是陈胜亲率义军的最后结局。即使我这个推论不能成立，司马仁北进失败而南逃，也是合乎情理的。陈县在今亳州西，稍偏西南，章邯由陈县向东北睢阳、彭城一带推进，司马仁向今蒙、亳一带退却，也容易与章邯会合。这就是说，从下邑退却的秦军分两股，一股西逃，一股南逃。这也就是说，周勃攻的“蒙”，必在下邑南。如果这个“蒙”在商丘北，那么周勃能越过虞城、商丘，跑到商丘北去攻“蒙”吗？所以孙先生的论述，应该说还真是有些道理的。
因是追击战，不是攻城略地，故周勃克蒙未占领，即回军至虞，与曹参会合，占领虞。主力已“还军丰”，周、曹彼此照应，合乎情理。正在这时，与东来的章邯“车骑”遭遇。故周、曹《传》中都有“击章邯车骑”。周《传》中“击章邯车骑、殿。”殿者，后卫也。周勃、曹参当然不是章邯主力的对手，故打了一下就撤退，撤退时周勃为后卫，正是周、曹合兵的证明。这就是刘邦攻砀战役的全过程。
周勃攻的“蒙”，即秦之蒙县，既在下邑南，今永城南、涡阳、蒙城以北一带，现在还能找到秦蒙县的遗址吗？
蒙城北40里檀城（今为镇），北距芒砀山一百几十里，东北距萧县二百多里，是一座古城。城中有北冡山，有三道城垣环山而建。内城东西460米，南北470米，中城东西1320米，南北1330米，外廓纵横7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内城全建民房，尚存一段垣基。中城垣基完整，尚高出地平面2-5米，护城河完整。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教授、许宏博士在《关于蒙城县檀城遗址的初步考查意见》[4]中说：“中城垣的偏上部分（未挖掘垣基底部），夯土呈灰黄色，土质较杂，不甚坚硬。夯土在10厘米左右，内含绳纹瓦片等。”“中城地表所见遗物以绳纹板瓦，筒瓦残片为大宗，另发现有陶盆、罐、瓮、豆等器物的残片。”又曾出土过铜钫、“大量蚁鼻钱”，“这大体反映了城垣的建筑年代及城址的主要使用年代”，“约当战国至汉代”。
“中城城垣和外城城垣之间的量沙台、芮集孤堆（王常墓）遗址，都发现了从史前时期的大汶口文化至周代、汉代的遗存，说明檀城一带的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其中芮集遗址出土过相当于商代早期偏晚阶段的陶鬲残片（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此次考察中，在檀城中学王老师于城址范围内采集的遗物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件相当于这一时期的残鬲足。这些都可证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达于此地。就现有的材料而言，还不能排除该城始建于商代的可能性。”而一切结论，“都有待于正式挖掘来解决”。
笔者在《古蒙地浅探》、《再探庄周故里“蒙”》、《楚之蒙县考》[5]中，认为檀城是商代冡国所在地，与嵇国为邻。西周、春秋初为蒙国。蒙国与萧国（今萧县境）灭亡后，为宋的“萧、蒙”之地，即宋的“萧邑”、“蒙邑”。后属楚，战国晚期，楚于蒙邑，置蒙县，秦因之。西汉初置山桑县。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山桑为蒙城，并将治所迁至今蒙城。所以檀城是蒙城的根，蒙城之“蒙”还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的。
檀城这座古城，《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就只记载为“山桑县故城”了，再无其它史事。可见有关这座古城的史料，早已散失了。战国以后，一般的县城就只有“城”而无“廓”，而山桑县城竟有三道城垣，而且规模又如此巨大，这不是一个谜吗？近年，古城区除出土铜鼎、铜铙、铜钫、铜壶、铜人灯具、陶灯、陶灶、陶祖、双手反缚的陶俑、石刀、石斧、石箭头，骨箭头、骨针等外，还出土大量的陶器残片、残件如鬲足、鬶足等，经王吉怀、许宏及中央历史研究所吴加安、付宪国研究员（吴、付于1989年到檀城考察过）鉴定并分类选样，史前、夏、商、周、秦汉各代，都有样品，可见这座古城大有来历。这几年，笔者呼吁专家们研究这座古城，就是希望专家们能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亦解笔者之疑。而笔者对这座古城的观点，不过给专家们作参考而已，还是专家们说了算。
参考文献
[1]朱玉龙：《庄子蒙城人说质疑》·《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7月第4期。
[2]杨宽：《战国史》·2003·上海人民出版社。
[3]常征：《也谈庄周故里》·《江淮论坛》·1981年第6期。孙以楷：《庄子楚人考》·《漆园古今特辑·庄子学刊》·1996年。蔡靖泉：《楚人庄周说》·《国际庄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安徽文艺出版社。
[4]王吉怀许宏：《关于蒙城县檀城遗址的初步考察意见》·《漆园古今》第13辑·2004年。
[5]王克峰：《古蒙地浅探》·《安徽地方志》·2004年·第3、4期（为初稿，现已修订）。《再探庄周故里“蒙”》·《亳州师专学报》·2006年第4期。《楚之蒙县考》·《安徽地方志》·2005年第1期（初稿）。《亳州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修订稿）
关于漆园·庄子祠
《东坡词注》中有一首《清平乐·送述古赴南都》：
清淮浊汴，更在江西岸。红旆到时黄叶乱，霜入梁王故苑。
秋原何处携壶，停骖访古踟蹰。双庙遗风尚在，漆园傲吏应无。
苏轼任杭州通判不久，陈述古调任杭州知州。《苏轼诗集》中，写给陈述古的诗有十几首，可见两人关系很好。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陈述古由杭州调任应天府知府，苏轼为他饯行，并写了这首词赠给他。
北宋京畿设四京：以京都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河北大名为北京，宋州宋城县（今商丘）为南京，故称南都。应天府治在宋城县。宋城县在历史上屡次更名，秦汉魏晋南北朝为睢阳，隋为宋州，唐复为睢阳，后又改为宋州，其后又称归德，明清以来，才称商丘。西汉梁国都睢阳，梁孝王的“苑囿”广七十里，在历史上很有名。“清淮浊汴”，古有“淮水清，汴水浊”之说。“江西岸”，指长江以西的广大地带。长江由江西省入安徽，是西南、东北走向，古人把苏南至杭州一带称“江东”，故皖北、豫东也就泛称“江西”了。“红旆”即红旗，指陈述古的仪仗队。这首词的上阕是述事，写陈述古调任应天府知府，由江东（杭州），而江西，过淮河，入汴水，去南都。“黄叶乱”，“霜入梁王故苑”，点明好友到任时，将是落叶纷飞、花凋草枯霜满地的深秋了。
下阕，是作者的想象、思考，也是抒情。好友为政之暇，当会携酒游郊野（“秋原”），了解南都的历史（古迹）、风情。治一方之民，了解一方的历史、风情，既是守土者之责，也是士大夫、文人之所好。凭苏轼的博学，有关记载南都史事、古迹的史料，他不会不知道。他会想到唐朝“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守睢阳而壮烈殉国的英雄事迹[1]，他也会想到《太平寰宇记》中的“张巡许远庙”（“双庙”）[2]，那么，“双庙遗风尚在”一典的含意就清楚了，这显然是作者勉励好友，希望他在张巡、许远战斗过的地方任职，也能像张巡、许远一样为后人敬仰。
“傲吏”指庄周，典出晋郭璞（字景纯）的一首游仙诗，诗中有句云：“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遗妻。”“漆园傲吏应无”，当是作者的思考了，他思考什么呢？晋、唐以来，皆言庄周是“梁国蒙县”人，对不对呢？
西汉梁国蒙县在古商丘北二十二里蒙泽附近（见《元和郡县图志》），晋郭缘生《述征记》说，梁国蒙县“即庄周之本邑”，其后，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皆沿此说。如《水经注》汳水条：“汳水又东经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西征记》：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邑也，为蒙之漆园吏。郭景纯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矣。”[3]这个“小蒙城”，就是梁国蒙县，南北朝后期即废。初唐道士成玄英在《庄子·序》中也说：庄子“生宋国睢阳蒙县”南朝陈释智匠《古今乐录》还说：“庄子者，齐人也。”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蒙泽在县北三十五里，左氏传：宋万杀闵公于蒙泽。杜预注曰：‘蒙泽，宋地蒙县也’。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为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4]这又把“小蒙城”和“庄周本邑”搬到宋城（商丘）南。上述诸说，孰是孰非？
关于“漆园”，也有不同的说法。《水经注》所谓“为蒙之漆园吏”，应是郦道元就《史记》“周尝为蒙漆园吏”的记载，泛说一句，他虽以考察地理详细、严谨著名，但并未发现“小蒙城”中哪里有漆园。唐《括地志》说，“漆园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即在今山东东明境内，而东明从无“蒙”，这与“周尝为蒙漆园吏”的记载不相符。《元和郡县图志》卷七<宋州>云：“小蒙城，（在）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未涉及漆园。宋《太平寰宇记》卷十二<宋州>，记宋城的古迹最详，也无“漆园”的记载。元初的《通鉴》卷百十七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胡三省注：“漆邱，盖在梁郡蒙县，昔庄周为漆园吏，后人因以漆邱名城。”这“后人”后到何年何代且不说，“后人因以漆邱名城”，连系上一句，反正有人理解为晋时的漆邱，晋以后，才有人改名“漆园”，改名的原因，当然与庄周有关。直到清康熙年间，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云：归德府“又有小蒙城，在府北二十五里。志云中有漆园，庄周尝为园吏。”顾祖禹也是受了胡三省的影响，故他接着解释说：“亦名漆邱，晋义熙十二年，刘裕遣王镇恶等入秦境，秦将王荀生以漆邱降，即此。”商邱北小蒙城中的“漆园”就是这样定下来的，即由漆邱改名漆园。郦道元没有发现漆园，大概那时漆邱还没有改名。而苏轼时代及其以前，商丘的蒙地，尚无确凿的实地名漆园。苏轼思考的，当是宋以前那些模糊且近乎混乱的史料记载。
此前，苏轼未到过宋城，他对宋城史事、古迹的了解，也仅靠上述宋以前的那些古书。可以肯定，苏轼平时读书，就已经对庄周故里的混乱记载产生了怀疑，已有所分析，有所考证，决不是写这首词时，才突然提出个人的新见解的。笔者这样推断，是据《宋史·苏轼传》：苏轼青年时代就对《庄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说《庄子》启发了他对世事的体悟。如《传》中言：“比冠，博通经史……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他既然极推崇《庄子》，那么，宋以前众多史料对庄子故里的混乱记载，他不会不关注、不思考、不有所辩证的。苏轼读《史记》、抄《汉书》，“博通经史”，尤其对《汉书》，甚至能“背诵如流”，已成历史佳话，而认为苏轼仅是“诗文高手”，“不一定对学术领域里的某个具体问题，尤其复杂的古代地理沿革，也都有很深的研究”[5]的人，实在是一种偏见。因为即使是对某个“学术领域”“有很深的研究”的人，也不能保证他的研究不出现一点差错，“句句是真理”。古人治学，文史是不分家的。学文必读史，治史必学文。人们都知道，欧阳修是文学大家，他却主修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当然，一个人治学偏重于某一方面是正常的。苏轼虽为“诗文高手”，但凭他诗集、文集所体现出的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就不能武断判定他对“尤其复杂的古代地理沿革”，没有“很深的研究”，我们研究的，应是他提出的问题是否正确，而不是以为他是“诗文高手”，就认为他不通“学术”。再者，“诗文大家”固然也有“率尔之作”，但苏轼之前，众多史料皆言庄周是商丘一带人，苏轼一反传统成说，提出庄周是今安徽蒙城人，要说他不经过一番研究，就率尔为之，恐怕也不合情理吧！苏轼虽然曾弄错过赤壁战场的遗址，也仅是“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述故老传言而已，并没有去考证它，故不能仅据此，认为他不通历史。即使是古今历史大家，弄错过个别历史问题的，也不是少数，太史公的《六国年表》，后人据《竹书纪年》，校正了齐国、宋国个别国君在位年代的错误，就是一例。所以，我认为，苏轼的这首词和后来写的《庄子祠堂记》，不应武断视为“信手拈来漫不经意率尔成篇的应酬之作”，而应视为经过一番研究、思考而写出的作品。
下面继续分析苏词下阕内容:
“携壶”、“访古”，是苏轼设想好友到任后将做的事， 为何用“踟蹰”？“踟蹰”，不能单纯理解为脚步的徘徊，还应有思考的翻覆，有委婉地提醒好友之意。“漆园傲吏应无”，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苏轼对庄周故里传统成说的怀疑，他认为，宋城应该没有“漆园傲吏”，他希望友人“访古”时，对宋城那些“古”，也应该有所辨析，不要盲从。苏轼师古而不拘于古的精神，在这首词里，充分体现了出来。
那么，“漆园傲吏”的故乡应该在哪里呢？苏轼当时没有说，而时过四年，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应蒙城县（今安徽蒙城县）令王竞的请求，为首建的庄子祠作记[6]，苏轼欣然命笔云：“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祠之者，县令、秘书丞王竞始作祠，求文以为记。”[7]苏轼认为庄周是今安徽蒙城人的观点，正式提出来了。其后，王安石、朱熹，皆赞成苏说。
或有人据这首词结尾两句，得出相反的结论，即“表明苏轼认定庄子是今商丘市附近的古蒙县人”。这个结论太牵强了。
“双庙遗风尚在，漆园傲吏应无”两句，是陈述句，近乎白话，并不难懂。“在”表肯定，是说宋城的“双庙”及其“遗风”依然存在；“无”表否定，是说宋城应该没有“漆园傲吏”。
或认为这两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张巡、许远都不是宋城人，尚建祠纪念他们，而对宋城的名人庄子却没建祠堂，暗含之意是庄子也应受到尊重，建有祠堂。”笔者实在看不出有这样的“暗含之意”。“应”字在末句中至为关键，它十分肯定地表达了苏轼的态度：宋城无“漆园傲吏”。若把“应”改为“竟”，就可以勉强把庄子拉到宋城去了，但原著毕竟是原著，怎能妄改呢？
总之，从“……应无”中，想出“暗含之意是庄子也应受到尊重，建有祠堂”，不过是不顾原词句意的主观臆断。就这首词而论，“漆园傲吏应无”，是苏轼向好友表明他对庄周故里传统成说的怀疑，要说“暗含之意”也只能是提醒好友“访古”时，对宋城的有关古迹，要有所辨析，如此而已。
下面几条是不应该有争论的事实：
（一）据《宋史·地理志》，宋代全国只有一个蒙城县，即今蒙城县，而商丘为宋城县。
（二）蒙城历代县志，皆记载王竞于宋元丰年间任蒙城县令，而商丘的《归德府志》，却无王竞在宋城做官的记载。
（三）苏轼的《庄子祠堂记》石碑，已在蒙城出土。
（四）明嘉靖《寿州志》和蒙城历代县志皆记载：“漆园城在县河北三里”，今已发现漆园城遗址，且出土一块“嘉庆碑”，明白记载了漆园城的位置，印证了《寿州志》和古县志的记载。而商丘，至清康熙年间，才有人明确提出“梁国蒙县”有漆园，而且是由晋时的“漆邱”改名的。
但有学者认为，蒙城发现的“漆园遗址”是古涡阳的遗址，这个说法也有依据。明万历《蒙城县志·沿革》：“蒙城、春秋古邑名。……汉初为山桑县，属沛郡。东汉为山桑侯国，属汝南郡……，三国魏属瞧郡，晋因之。后为涡州涡阳县，”“涡阳县”下面有小字，注云“水北曰阳，以县在涡河之北，故名。今河北二里，有漆园里，乃其故址。”县志的作者认为，涡阳城是建在漆园城的旧址上。
但郦道元的《水经注》却记载涡阳城在涡河南岸，即今县城所处的位置。《水经注》卷二十三：“涡水又东南经城父县故城北……又东经下城父北，《郡国志》曰：山桑县有下城父聚者也。涡水又屈经其聚东郎山西，又东南屈经郎山南。山东有垂惠聚，世谓之礼城，袁山松《郡国志》曰：山桑县有垂惠聚，即此城也。涡水又东南经涡阳城（蒙城）北，临侧涡水，魏太和中为州治，以盖表为刺史，后罢州立郡，衿带遏戍。涡水又东南经龙亢县故城南……。”城父，即今涡阳西北约四十里的城父集，下城父，即今蒙城西北约四十里的驼涧；垂惠聚，即今蒙城西北二十五里的红城；郎山，即今红城南北的尖山、黄柏山、双锁山、狼山，郦道元时代总称郎山；龙亢，即今怀远县的龙亢集。南北朝时代，涡河从亳州至怀远的流经形势，至今没有大的变化，《水经注》记载涡河“经涡阳城（蒙城）北”，正说明当时的涡阳城建在涡河南岸。我曾怀疑“涡阳城北”的“北”，是否有误，经查校，无误。郦道元生于魏献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卒于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公元527年），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废山桑，建置涡阳的时代。涡阳当于皇兴（467至470年）或延兴（471至475年）年间建置。最迟也不能超过太和前期。他记载涡阳于“魏太和（477至499年）中为州治”，“后罢州立郡”，属当代人写当代事，《魏书·地形志》言涡阳于“景明（500至503年）中置涡阳郡”，就验证了“后罢州立郡”的记载。再者，郦道元把涡水流经的村落——下城父聚、垂惠聚的位置，和涡水“屈经郎山南”，拐的小弯，都记得很准确。又如记北淝水，说山桑故城西北还有个“山桑邑”，“俗谓之北平城”，北平城“东南有一碑，碑文悉破无验，惟碑背，故吏姓名尚存，熹平元年义士门生沛国萧刘定兴立”，把一个无内容的残碑，都记得很详细，说明郦道元来蒙城一带考察过，所以他说涡阳城在涡河南岸，应该是准确无误的。
可是，蒙城涡河北岸的古城遗址是客观存在的，明白记载蒙城涡河北岸有古城的书是《齐东野语》。公元1234年，南宋与蒙古军联合伐金，伐金宋军随军幕府周密，于这年六月二十一日抵蒙城，他在其《齐东野语》里写道：蒙城有南北“二城相连，背涡为固”。那么，这个古城有什么来历呢？北宋王竞建的庄子祠，就在这个古城内。宋哲宗元祐（1086至1093年）初年，诗人吕南公《过庄子祠堂》云：“客过蒙城日欲曛，更寻祠馆拜遗真。文章昔已悲衰世，香火今谁望俗人。诸子异端争土苴，千秋余乱见缘因。祗应叔夜轻狂辈，未是先生入室宾。”。（见吕南公：《灌园先生集》）。吕南公当是史书记载的拜访蒙城庄子祠的第一个人。根据上两条史料，说明这个古城起码在宋代王竞任蒙令以前，就应有漆园之说。王竞把庄子祠建在这个古城内，当与漆园有关。这个古城还有一个奇观：丛林茂密，春天，在一定温度、湿度下，远观，雨雾茫茫，象是在下雨，“近之则无”，别处丛林无此现象，名之为“漆园春雨”，万历《蒙城县志》记为《山桑八景》之一，亦应为万历之前的县志所记，故此城名漆园，当由来已久。今《涡阳县志·沿革》云：隋“开皇初，山桑改为淝水，又改漆园”，后复改山桑。这个记载，当据清同治九年的《涡阳县志》，该《志》又据什么史料？尚不清楚，故姑志之。
退一步说，诚如万历《蒙城县志》所记，涡阳城是建在漆园城的旧址上，但县志的作者并未否定漆园。而这个古城址是否就是漆园？我认为，为澄清历史事实，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有一个线索：前些年，县自来水厂在这个古城区打井，发现地下有上古文物，过去也曾出土过青铜器、陶器等，若通过专家考古开挖这个古城，只要发现地下有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物，我们就不能轻易否定此城是漆园。
然而，还是有学者提出：“蒙城县令吴一鸾在万历皇帝庚辰年间（1580年）……新建庄子祠堂并请人写了‘记’。吴一鸾既然认为庄子是蒙城人，那末认为漆园在蒙城境内已是不言自明。”“他随着‘新建’庄子祠堂，也必然‘新建’漆园在蒙城的论点，并通过行政手段及其影响使这种论点在蒙城人中间递相延传。”这显然是说吴一鸾假造了蒙城的漆园。笔者前面的论述姑无论，单就这个说法，谈谈个人的意见。
吴一鸾，浙江丽水人，明万历己卯（1579年）任蒙城县令。他在任内，维修文庙，重建庄子祠，并于万历十年主修了《蒙城县志》（此志有记蒙城某事说“旧志云”，说明此前，蒙城已有县志，可惜今已失传）。《志》中“古迹篇”：“漆园城：在（县）河北三里，庄子为吏于此。”“庄子台：旧址在城北隅，苏子瞻（苏轼字子瞻）有记，因没于水，知县吴一鸾复建祠筑台于东门外。”。这说明吴一鸾任蒙令之前，蒙城就有“漆园城”、“庄子台”的古迹了。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寿州志·古迹》：“蒙城漆园城，在县河北三里，庄子为漆园吏在此。”这个记载，比万历《蒙城县志》早32年。清顺治《蒙城县志》，收录一篇明正德八年（1513年）写的碑文《创修城池碑记》，作者王信，碑文开头云：“蒙，古漆园，旧无城廓，后筑土城。”这个记载，比万历《蒙城县志》早69年。这些史料，足以证明蒙城的漆园古迹，不是吴一鸾假造的。为弄清“漆园问题”，史学界展开讨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不顾史实，妄下结论，就难以使人信服。“没于水”的苏子瞻的《记》碑，吴一鸾复移立于“东门外”重建的庄子祠堂门前，今出土的《庄子祠堂记》石碑，正是在这个旧址上。这应该能说明吴一鸾不可能硬造“没于水”的苏子瞻的《记》碑，至于这块碑是否为王竞立的原碑，当然可以继续考证，因为从宋元丰元年（1078年）至明万历十年（1580年），已历502年，这中间，王竞建的《庄子祠堂记》石碑，随毁随建，也是可能的。
有学者又考证，王竞没有当过蒙城县令，说：“五品知州，七品县官（芝麻官），是常人都略知的官阶知识。但历史上却曾有人说王竞任今蒙城县令。误！”认为“误”的理由是王竞做过秘书丞，“秘书丞在宋朝是从五品。这表明王竞具备了出任一般州的知事（知州）的起码资格”，若在京畿范围内任职，当“赤县”令，才与他的官阶对应。宋代县分十等，甲等县（一等）称“赤县”（多为京畿内的县），中等县（五等）称“望县”，宋代蒙城为“望县”[8]，故王竞不可能当蒙城县令。
有幸见到宿州学院戴兴华教授提供的《四库全书·西台集·左朝请大夫王公墓誌铭》的影印件（附影印件），据这篇王竞墓志铭：王竞在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中，“及进士第，调峡州司户参军，移洛州曲周县令”，“调延州肤施县令”，任满，入朝为著作佐郎，再知肤施。后被荐为“签书观察判官，改签书节度判官，转秘书丞。”据王竞这段经历，推算他任秘书丞的时间，当在英宗朝（1064－1067年），或神宗朝熙宁（1068－1077年）初年（神宗熙宁五年之前）。
王竞任秘书丞不久，即任鄜州、延州边帅吕惠卿的“机宜文字”，后入朝为太常博士、朝奉郎、度支帐司，这都是从六品以下的官职。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罢帐司，转朝散郎(正七品)，知宿州。”[9]其后王竞没有再任秘书丞。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前，他仍做朝请郎、朝奉大夫等从六品以下的官。王竞请苏轼写庄子祠堂记，是在元丰元年（1078年），这样看来，他任蒙城县令时，早已不是秘书丞了，根本不存在官阶不对应的问题。宋代虽有制度——朝官出任地方官，官阶必须对应，但也不是绝对的，王竞以朝散郎（正七品）的身份知宿州，就是一例。所以，“王竞在一等县中任知县并建庄子祠堂，这顺理成章。如果理解为他是在五等县任县令，颇为不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查一下《宋史·职官八》：赵匡胤“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三月，有司上<合班仪>”中，职官排列次序，秘书丞排在赤县令后边，可见秘书丞的官阶不高于赤县令。宋代的职官品级是逐渐订定完善的，按<职官九>：宋神宗“<元丰寄禄格>以阶易官，杂取唐及国朝旧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定为二十四阶”，崇宁初，增七阶，大观初，又有所增，“政和末……，而寄禄之格始备。自开府至迪功凡三十七阶。”直至南宋初，官品才正式订定。<职官八>，文武各级官员的官品有明确的记载，秘书省的官品系列是：秘书监为正四品，秘书少监为从五品，秘书丞为从七品，著作郎为从七品，著作佐郎为正八品，校书郎、正字为从八品。据此，秘书丞仅为从七品。“诸州上中下县令、丞”，为从八品，宋城、洛阳、大名“三京赤县令”，以及东京（开封）的畿县令为正八品，而唯东京京畿的赤县令，则为“正七品”。看来，“五品知州、七品县官（芝麻官）是常人都略知的官阶知识”这句话，说宋朝的官品，是说不通的，因为宋朝的一般县令，仅是从八品。
至于“秘书丞在宋朝是从五品”，有学者说，是依据《宋史·职官八》，那么，这学者不妨再看一看《宋史·职官八》。<职官八>中，有一段记述了唐代九品官制的情况，接下一段开头说：“宋初，并因其制，唯升宗正卿为正四品，丞为从五品。”这个“丞”，是对上一段唐代“丞正六品上”而说的，这个“丞”是不是秘书丞呢？唐代朝中尚书省设左右丞，宋初，承袭唐制，尚书省也设左右丞。《宋史·职官一》：尚书省“设官九：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宋史·职官八》：建隆三年<合班仪>中，朝官排班依次是：“太师、太傅……六尚书、常侍……宗正卿、御史中丞……中书舍人、左右丞、诸行侍郎、秘书监……四赤县令、太常、宗正、秘书丞……”<建隆以后合班之制>中，自宗正卿以下是：“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丞、诸行侍郎、节度观察留后、给事中、左、右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知制诰……秘书监、光禄（卿）、……开封、祥符、河南、洛阳、宋城县令、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据宋初的这个<合班仪>和<建隆以后合班之制>，前面说的“丞为从五品”，当指尚书省的左右丞，秘书监还排在左右丞后面，那么，秘书丞就根本不可能是从五品了。<元丰以后合班之制>和<绍兴以后合班之制>，秘书丞虽排在赤县令稍前面，但仍排在太医令（南宋改为判太医局令）、宗正、大宗正后面，太医令、宗正“为从七品”，可见秘书丞仍未升到从五品。从北宋初至南宋，《宋史》记载的<合班之制>中，秘书丞或排在赤县令前，或排在赤县令后，但他们都仍处在正七品、从七品这个官品阶段上。所以，抓住“秘书丞在宋朝是从五品”做文章，只能使人越看越糊涂。
或问：王竞请苏轼写“记”时，已不是秘书丞了，苏轼为什么还称他“秘书丞”呢？秘书丞是朝官，比地方官体面，出于礼节，表尊重，故兼提他曾任的体面官职，这也是古今通例。
又或问：王竞墓志铭中，为什么没有王竞任蒙城县令的记载？
诚如戴兴华教授的考证，王竞请苏轼写庄子祠堂记的第二年（1079年），苏轼即因“乌台案”，被下狱治罪，皇帝还下诏，将“苏轼的诗集全部焚毁，苏轼撰文的碑刻悉行砸毁，这会包括《庄子祠堂记》碑文。”王竞任蒙城县令一事，与他请苏轼写庄子祠堂记是有关联的，王竞死时，苏轼仍为“奸党”，故他的好友毕仲游给他写墓志铭，不提任蒙令之事，更不提王竞请苏轼写庄子祠堂记，这是“为死者讳”[10]，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苏轼撰文的碑刻悉行砸毁，这会包括《庄子祠堂记》碑文”和“从苏轼写<记>至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近50年,苏轼的〈记〉刻于碑也可能昙花一现，但从他下狱之后，会不复再现”的说法，是否合乎历史实情？上引吕南公的诗颇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乌台案”并不那么严重。奸人奏请焚毁苏轼的诗词，砸毁苏轼撰文的碑刻，有这样的史料。御史李定、舒亶等欲将苏轼“置之死”，也是事实，而“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宋史·苏轼传》）。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官至龙图阁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元祐八年，高皇后死后，苏轼才真正倒霉，被打成“元祐党”，所谓奸党，流放海南。这才是毕仲游“为死者讳”的真正原因。且明万历时，宗伯、大学士汪镗，在其《新修庄子祠堂记》中说：蒙城自元丰建庄子祠，历代皆春秋二祭，至明天顺，祠毁，终断了百余年，吴一鸾复建新祠。我想，汪镗不会凭空编造蒙城自宋以来祭庄的历史。
《苏轼年谱》明白记载：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应蒙县令王竞的请求，写成《庄子祠堂记》。”这条记载肯定了这样的事实：
苏轼的《庄子祠堂记》是写给王竞的；王竞是当时的蒙城县令。古今没有人认为苏轼的《庄子祠堂记》是伪作，那么，这篇《记》本身，就证明王竞是当时的蒙城县令。
王竞曾任过蒙城县令，应该是无可怀疑的了，然而还是被怀疑，甚而被否定。有学者认为《苏轼年谱》“这样说有错处。北宋时期并未建置有蒙县，秦汉时期蒙县的故境在北宋时期属于宋城县。宋城县是南京治所的所在地，是赤县（即一等县）。”“如果能理解为：王竞在一等县中任知县，并建庄子祠堂，这顺理成章。”这显然是想拉王竞去宋城当县令了。
说“北宋时期并未建置有蒙县，”完全正确，而北宋时期全国只有一个蒙城县，即今安徽蒙城县，更是事实，《庄子祠堂记》中的“蒙”，指今安徽蒙城县，无可置疑。《苏轼年谱》中，将“蒙城县”写成“蒙县”，显系《年谱》作者行文的疏忽。不承认王竞曾任过蒙城县令，这是不承认者的学术自由，大家都可以发表学术意见嘛！而抓住《年谱》中的“蒙县”刻意做文章，反而弄巧成拙了。
总之：庄周故里，晋至唐，众说纷云，而以商丘一带说为主流。苏轼一反晋唐诸说，提出庄周是今安徽蒙城人，我认为，史学界应高度重视，应深入研究下去。近年蒙城发现的佐证庄周故里在蒙城的众多史料史学界更应重视，欢迎方家们深入研究，以期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提出浅见，无非是想引起方家关注而已。
参考文献：
[1]《新唐书·忠义传》。
[2]《太平寰宇记》卷十二< 宋州 >：“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庙，在州南七里半，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其立庙焉，以时祭祀。”
[3]《水经注》卷二十三< 汳水 >。2001年，时代文艺出版社。
[4]《太平寰宇记》卷十二< 宋州 >。
[5]、朱玉龙：《庄子蒙城人说质疑》，见《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7月，第25卷，第4期。
[6]《苏轼年谱》：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应蒙县令王竞的请求，写成《庄子祠堂记》。”中华书局·1998年。
[7]《蒙城县志书·艺文志·庄子祠堂记》。
[8]《宋史》卷88< 地理 >四：亳州领县七：谯(望)、城父(望)、永城(望)、卫真、鹿邑、蒙城(望)、酇(望)。
[9]《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纪事卷，也有一条关于王竞的记载：神宗五年“诏朝散郎王竞知宿州”。
[10]戴兴华教授：《蒙城古代史丛考庸扰》之< 庄周故里和庄子祠堂 >。
http://kbs.cnki.net/Forums/78490/ShowThread.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