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门马
本文刊登于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摘要】：严复在《译例言》中所表述的“信达雅”在翻译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学术界对“信达雅”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至今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而且大多未能正确恰当地引用原文，而《译例言》原文确实又比较难懂，因此有必要对《译例言》及其所述“信达雅”作彻底的研究分析。本文先对《译例言》全文进行校勘和解释，解决文本的正确理解问题，接着根据《译例言》画出“信达雅模型图”，揭示“信达雅”实际所指对象，并深入分析“信达雅”的含义，最后分析出严复事实上还对译者提出了最低要求。
【关键词】：严复；译例言；信达雅；译者
一、《译例言》原文全文
二、《译例言》全文详解
三、“信、达、雅”合析
“信达雅模型图”
四、“信、达”详析
五、“雅”详析
六、“译者”详析
七、结语
严复的《译例言》，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里程碑。但翻译界对这篇《译例言》中所表述的“信达雅”，有种种解释和争议，莫衷一是，而且在引述时大多又未能正确恰当地引用原文，而且《译例言》原文确实不是人人都能明白无误地理解的。为保证严复的原意不被误解，避免断章取义，现据《天演论》最早的沔阳卢氏慎始基斋1898年刊本（参看王栻,1986:1321-1323），参校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天演论》，谨将《译例言》全文详加校勘，以求原文正确无误，标点恰当；再对全文详加解释，继而破析信达雅的具体所指。
一、《译例言》原文全文
（为方便对照阅读，各段前添加了数字序号）
①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傎到,商务印书馆本作颠到.傎同颠,到同倒），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达恉,商务印书馆本作达旨.恉通行作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②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商务印书馆本作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③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④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馀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挚父,商务印书馆本作挚甫），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⑤一、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⑥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椠、辛苦迻译之本心矣。
⑦一、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徽引（商务印书馆本作征.徽通作徵），匡益实多。顾惟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新会梁任公、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皆劝早日付梓（商务印书馆本作:而稿经沔阳卢君木斋借钞,劝早日付梓）；木斋邮示介弟慎之于鄂（木斋,商务印书馆本无），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二、《译例言》全文详解
全文共七段，前六段都与“信达雅”有密切关系。第一段，绪论信达雅，并论信；说明不能信达的原因在浅尝、偏至、辨之者少。第二段，论达。第三段，总论信达雅，详论雅。第四段，说明本书译者为“求达”而煞费苦心，且有“辨之者”。第五段，说明本书译者非“浅尝”。第六段，说明本书作者非“浅尝”非“偏至”。第七段，记述出版《天演论》及撰写《译例言》的缘由。综观全文，可谓逻辑严密，层次井然。以下逐段详解。
第一段，绪论信达雅，并论信；说明不能信达的原因。翻译这件事，有三大困难：信、达、雅。翻译要做到信，非常困难。即使做到信了，如果不达，虽然翻译了，还是等于没翻译，因此达就非常重要。自从与海外通航以来，翻译人才到处都有，但是任取一本他们翻译的书来看，要求他们能够做到信达两字的，就非常少见了。原因有三个：一是译者对于所翻译的书，只有肤浅的了解，并没有深入研究，因此难免误解；二是译者对于所翻译的书，不太可能达到与作者完全一致的认识，因此难免会有偏面的理解；三是译者对于所要翻译的书，一定会遇到许多疑难棘手的问题，但因为很少有人可以商量辨正，因此难免有不少错误。《天演论》中所说的内容，是西方人五十年来最新研究所得的学术成果，又是本书作者晚年的作品，因此其思想内容比较成熟。我的译文，旨在明白传达书中深奥的道理，因此在措词造句上，不是严格地按照原文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前后次序，有时候还补充一些原文所没有的内容，但无论如何，译文所传达的意义不背离原文。但我的这个译本，只能说是传达作者的意旨，不敢说是完全遵照原文的书面翻译，因为我在译文中随机发挥实在不少，加进了很多原书所没有的思想内容，实在称不上是正规的翻译，也不是翻译所应该遵循的正确做法。鸠摩罗什法师说：“仿效我的做法，会有许多弊病。”这句话对我也一样适用。将来一定会有大量人员从事翻译工作，希望你们不要学我“取便发挥”的做法，否则当问题出来的时候，请不要拿我的这本书来为自己作辩护说：“严复就是这样做的！不是我们有问题，而是严复先导得不对！”
第二段论达。西文的行文习惯，句子中出现表示事物名称的新词时，大多会随后予以解释说明，这一点很像中文章回小说中常用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做法，等解释完新名词之后，再接着前文的意思说下去，把意思表达完整，才算完成一个句子。因此西文的一句话，少则二三个词，多则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词，翻译成中文，如果也这么表达，就会弄得中文不像中文，恐怕是行不通的；如果径直删削掉解释说明的文字，这样确实简洁明瞭，但显然于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有所遗漏，恐怕也是不太妥当的。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就要求译者反复阅读原文，深刻理解体会作者的心意，把作者的思想精神融会贯通，仿佛书的作者就是译者我，我已经用西文完整表达了我的心意，现在我要用中文再完整地表述一遍，不必考虑与西文原句是否对等相仿，只要按中文的表达方式措词造句，把心意完整清楚地表达出来就行了。这样的译文，不但是地道的中文，而且于原文意义也不会有遗漏，可以说是言意完备，信达兼善。如果原文的文词和思想过于深奥，一般人难于明白，作为译者，就应当在上下文中适宜的地方，作一些引伸发挥，或者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把深奥的道理显露出来，让读者能够明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做到“达”，即译文能够传达作者的意旨深义，也即是要做到“信”。
第三段，总论信达雅，详论雅。《周易·乾卦·文言》中说：“修辞立其诚。”（修饰锤炼言辞树立自己的诚信）《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言辞只要做到达意就够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上述信达雅三方面，是写作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翻译应该达到的目标，因此在信达之外，还应做到雅。而做到雅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如孔子所说的“行远”而已，事实上，精细微妙的道理，用汉代以前的字法句法来表述，要做到“达”容易；用近代通俗的白话文，要做到“达”，就非常困难，因为白话文的遣词造句等表达方式，往往会损伤原文的意义，有时甚至会导致“差若毫厘，缪以千里”的结果。通俗的白话文，浅显易懂，但难于做到译文的达；典雅的文言文，古奥难懂，但易于做到译文的达。综合权衡考虑后，我还是决定选择使用文言文，有人因此就讽刺我的这个译本语言艰深难懂，文辞简略。我这样做，难道是为了谋求某种利益？其实我只是千方百计用确切恰当的文字把作者的深奥思想传达出来罢了。再说原书中的论说，大多根据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如果译者对这些学问从来没有涉猎过，即使是与作者同一国家的人，言语相通，亦还是大多弄不明白的，更何况是把它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呢！
第四段，说明本书作者为“求达”而煞费苦心，且有“辨之者”。新的理论学说层出不穷，名词术语杂乱繁多，在中文里根本找不到对等的词语；即使中文里有勉强对应的词语，但嫌两者意义有差异，似是而实非，最终还是摒弃不用。译者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自己权衡度量，根据原文的含义，确定一个新的名词。话虽如此，但这种事情做起来真是太难了。就如本书上卷《导言》有十多篇，就是因为正文中的理论过于深奥，怕人难于理解，因此先在前面作一些浅显易懂的说明。“导言”这个词，我开始翻译作“卮言”（《庄子》名词），杭州的夏曾佑（字惠卿）嫌“卮言”用得过多，又不好听，建议说：“佛经中原来就有这种做法，可以叫做‘悬谈’。”桐城的吴汝纶（字挚父,又字挚甫）老先生见了后说：“‘卮言’既然是滥词，‘悬谈’也是沿用佛教习语，都不是一个能够独树一帜的人所应当采用的，不如仿照先秦诸子的做法，每一篇都起一个篇名为好。”夏曾佑又说：“这样译文每一篇各自独立成文，而原书十多篇总共一个篇名，这就显示不出原书的整体感。而‘悬谈’‘悬疏’等名称，悬是玄的意思，是总括精义要旨的用词，与这儿所说的不是一回事，一定不可用。”再三斟酌，决定按照原书的篇目，正译为“导言”，再把吴汝纶老先生拟定的各个篇目名称亦分别标注在相应篇目下方，以方便读者。由上面这件事，可见确定一个新名词有多么的困难，我虽然想尽力避免被人讥诮为生吞活剥，但恐怕仍然在所难免。其他一些新词，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等名词，都是由我创始的。一个新名词的确定，往往要推敲斟酌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我已经尽心竭力，至于结果如何，是批评我，还是能理解我，这都在于明达事理的人了。
第五段，说明本书译者非“浅尝”。原书中大量引述古希腊以来各种学派的学说，所提到的都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这些人物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二千年来的世道人心和思想观念，研究西学的人不可不知。因此在篇末，简略记载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供研究者在深入理解这些人物思想和评论西方社会历史文化时参考。
第六段，说明本书作者非“浅尝”非“偏至”。探究事物的道理，和从事政治活动一样，都贵在集合大家的思想和智慧，以获取最大的利益。对于本书，凡遇到原书所论述的观点，与其他书中所说的，有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就我孤陋寡闻所知的，列入到后面的按语中，供参考研究。在按语中，有时也插入一些我的个人见解，无非是学术研讨，等于《诗经·小雅·伐木》所说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易经·兑卦》“《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的意思。我的见解到底正确与否，自有公论，不敢固执。如果有人认为我这样做是故意想拔高自己，炫耀知识学问，那我长期执笔伏案工作，辛辛苦苦地把原书从英文转换成中文，我的一番辛苦用心可算是白费了。
第七段，记述出版《天演论》及撰写《译例言》的缘由。《天演论》的翻译，本来是因为西方哲学书翻译转述成中文非常不容易，因此就拿这本书，时常与共同学习的朋友们一起探讨交流。等到书稿完成，吴汝纶老先生看到后很喜欢，帮我砍掉一些不必要的引用文字，纠正错误，为译文增色不少。因考虑到现在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深入探究事物奥秘的学问，因此没想印刷出版。但是书稿曾借给广东省新会县的梁启超（号任公）先生、湖北省沔阳县的卢木斋先生阅读，他们各自抄写了一份，都劝我早日印刷出版；卢木斋先生又把抄本邮寄给他在湖北的弟弟卢慎之先生阅读，他也建议我在国内公开出版。于是我决定刻印，不过这仍然不是我的本意。刻板完毕，寄到天津，由我亲自复核校对，因此为《天演论》的翻译写了《例言》，并记述详细经过如上。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公元1898年）四月二十二日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三、“信、达、雅”合析
严复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正当的途径），亦即为译事楷模（典范,榜样），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这一段文字清楚表明了信达雅的完整含义。
《周易•乾卦•文言》中说：“修辞立其诚。”根据《说文解字》：“立，住也，从大，在一之上（徐铉注：“大,人也；一,地也,会意）。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段玉裁注: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訫，古文信（段玉裁注:言必由衷之意）。”（段玉裁,1981:500,92）这就是说，言为心声，言辞完全发自于自己的内心，而且言辞所传述的意义与自己的心意完全一致，否则“辞不达意”，“言而无信”，人们都不相信他，他还能有立足之地吗？言辞所传述的意义与心意的完全一致，就是“信”。修饰锤炼言辞，使言辞所传述的意义与心意完全一致，就是“为达”。
《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孔安国解释说：“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朱熹注释说：“辞取达意而已，不以富丽为工。”（程树德,1997:1127）这一点，正好与老子所说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第81章）相一致。根据《故训汇纂》：“达：明也，通也，明通，通达。”（宗福邦,2003:2295）言辞就是用来表明通达自己的心意，做到言意完全一致就够了，不需要再添油加醋，这就是“达”。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根据《说文解字》：“志，意也，从心，之声。”（段玉裁,1981:502）汉代刘熙《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宗福邦,2003:975）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古书上说，言辞用来充分地表达心意，而文采用来充分地修饰言辞；不用言辞表达，谁知道他的心意？言辞如果没有文采，怎么能够流传久远？言辞有文采就是“雅”。用文采修饰言辞以充分地表达心意，这就是“为达”，但“雅”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流传久远”，还要做到“达”。
以上所论信达雅，是写作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翻译应该达到的目标。上面的文字表述可用下面这个信达雅模型图来表示：
整个写作和翻译过程中，自始至终流动和传递的是作者心意。让读者完全懂得作者心意，是写作和翻译的终极目标。要实现这个终极目标，需要依靠语言文字这个交通运输工具（载体）来承载作者心意。当一种交通运输工具不能直接把作者心意传递到读者时，就需要转乘另一种交通运输工具，这就是翻译，由译者负责中转，把作者心意，由原文这个载体，转换到由译文来承载，最后传达给读者。
翻译过程中的“信达雅”体现在：
1.对前后承载物（意）的要求：译文所承载的意义，与原文所承载的作者心意，要完全一致，即信。
2.对载体与承载物（言意）关系的要求：言辞需要修饰锤炼，以恰如其分地传达作者心意，即达。
3.对载体（言）的要求：言辞表达要有文采，还要做到“达”，即雅。
以上是综合分析严复所述“信达雅”的完整含义，是理清总体思路，以下再具体分析。
四、“信、达”详析
汉语是表意文字，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言与意的关系问题。
《周易·系辞》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天道篇》也说：“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言辞不能完全达意的一方面，譬如对于“形而上者”，语言文字就根本无能为力，《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禅宗六祖慧能也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坛经·机缘品第七》）。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极为普遍，因此理解和翻译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尤为不易。在大多数情况下，言辞是能够达意的，但仍有作者及译者对本国语言文字的掌握程度和表达能力的问题，即作者及译者是否能够把自己的心意用语言文字完整清楚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自然语言文字都有其意义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导致作者或译者的心意不能被完全正确理解，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更何况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从来都是与社会历史文化密不可分的。西方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翻译不但考量译者对中西文的掌握程度和表达能力，还考验译者对中西方两种文化是否有深刻的理解和体悟，并把蕴含一种民族文化的语言文字所传达的意义，通过饱含另一种民族文化内涵的语言文字传达出来，让读者也能懂得作者的心意，而且要做到译文言辞所传述的意义与原作者心意完全一致。这个要求，无论对哪个译者来说，都是太高了，所以严复开门见山就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
然而翻译最令人关注的，恐怕还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几乎所有翻译教科书都把重点放在详细讲解语言转换技巧上。“据电子计算机统计，西方语文之间同多于异，有90%以上可以对等，所以他们提出了对等的译论。但是西方语文和中国语文之间却是异多于同，只有40%左右能够对等，因此对等译论只能解决40%左右的中西互译问题。”（王秉钦,2004:许渊冲序）这个统计数字恐怕是不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所使用的文言文在内的，否则对等率将更低。追根究底，西文是记音文字，中文是表意文字，两者完全不同类，而且各自所承载的文化又属于完全不同的系统。严复当然深知中西文之间的差异：“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这是说句法上的差异，还有词义上的差异：“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然而严复并不关注这些语言文字层面上的转换技巧，陆游早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遹》）不完全对等的两种语言文字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对等转换，就是因为它们所传达的意义可以达到对等一致。《庄子·外物》中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严复熟读先秦诸子，对《庄子》尤其熟悉，自然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关注的正是语言文字所承载的意义，所以他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但是严复在翻译时，对原文的增益发挥过多，远远超出了原书的思想内容，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取便发挥，实非正法”，因此“题曰‘达恉’，不云‘笔译’”。他对后来从事翻译的人说“学我者病”，可见严复对自己“取便发挥”这种做法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自有他“怀铅握椠、辛苦迻译之本心”，因为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探赜（索隐）叩寂（求音）之学”，因此说“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吴汝伦有一段话可资参证：“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必绳之以舌人之法，固执事所不乐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恉。”（沈苏儒,1998:62）
五、“雅”详析
信是对意的要求，达是对言意关系的要求，而雅则是对语言文字本身的要求，即言辞要有文采。在严复的时代，人们已经比较广泛地使用白话文，即严复所说的“利俗（利于世俗的）文字”。文言文的言辞可以很有文采，白话文的言辞也同样可以很有文采，两者没有什么大差异。译文到底该采用文言文，还是白话文？这是一个问题。
严复说：“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在写作中，做到雅，能够让文章流传久远，就足够了；但是在翻译中，除了要使文章流传久远这个目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恰如其分地传达作者心意，即雅的目的是“为达”，所以严复说：“不佞此译……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主要差异，一在于转述西文“精理微言”的“为达、求达”有易难，还在于读者群体不同。文言文古奥典雅，不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所能轻易读懂的，而白话文则是通俗文字，浅显易懂。严复译介西学的目的，不是要普及。他在1902年《新民丛报》第12期刊登的与梁启超讨论其译著《原富》的信中说：“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夫著译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第其为之也，功候（原文误作侯）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王栻,1986:516-517）因此严复选择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
现在是白话文通行的时代，能够读懂文言文的读者已经很少了，而能用文言文表达的译者就更少了，但严复提出的“雅”仍然没有过时，因为严复所说的“雅”是指言辞要有文采，目的是要做到“达”。只要能够做到“达”，使用文言文或白话文，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
六、“译者”详析
在“信达雅模型图”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译者，译者掌握着翻译的枢机，具有斡旋译事的功能，完成语言的转换，实现翻译的信达雅。严复深知翻译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信达雅，但能否做到信达雅，关键在译者，因此他是在提出信达雅后，尚未解释信达雅的含义，就立即提出了对译者的具体要求：“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最后这三个不能信达的原因，无一不是针对译者而言。一、译者对于书中所传述的思想理论或知识学问，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不能完全理解书中所说的一切，或者只是阅读了几遍，对于书中所传述的思想内容还只有比较肤浅的了解，就动手翻译，就一定会误解作者的心意；二、鉴于译者的文化背景、知识学问、人文素养等等，极少可能与作者的情况完全一致，因此对于书中的思想内容，难免会有偏面的理解，翻译时就不可能完全传达作者的心意；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求教商量，翻译出来的文稿，又没有恰当的人帮助校看，错误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信达雅，严复是从正面以肯定形式提出来的，是对翻译的最高要求；为了做到信与达，严复从反面以否定形式指出译者存在“浅尝，偏至，辨之者少”三方面问题，可见这是应当尽力避免的，因此是对译者的最低要求。严复也从正面说过：“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但这只是对译者的建议，说不上是对译者的要求。
译者该怎么避免“浅尝，偏至，辨之者少”呢？严复自己在《译例言》中作了一些示范。《译例言》第三段末说：“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严复既然这么说，显然他对这些学问有一定的研究，说明自己不至于“浅尝”。第四段以“卮言”改译为“导言”为例，说明自己有夏曾佑、吴汝纶等名家硕儒为“辨之者”。第五段由他对书中所涉及的相关学说代表人物生平事迹的附录介绍，可见他对西方历史文化有较深的了解，自然非“浅尝”。第六段由“后案”所列内容更可证明自己非“浅尝”非“偏至”。第七段说“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徵引，匡益实多”，可见自己非“辨之者少”，也可因此避免“偏至”。由此可见严复为了实现翻译的“信达”，下了多大的工夫！也可知要做到信达是多么的不容易！
七、结语
综上所述，信达雅是对翻译的最高要求，尽力避免“浅尝、偏至、辨之者少”是对译者的最低要求，这是严复《译例言》对译事最全面完整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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