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彙校考訂前言

蔣門馬 2013.01.01
本文刊登於《諸子學刊》第八輯，題名《莊子斠議》

王孝魚整理本莊子集釋缺陷舉隅
陳景元《南華真經闕誤》疑謬辯正
本文目錄
一、現今流行《莊子》文本的尷尬
二、《莊子》原文的探究：《經典釋文·莊子音義》
三、《莊子》原文的探究：《莊子闕誤》
四、類書古注諸子所引未可輕信
五、前人校勘意見僅供參考
六、古籍校勘實非容易
七、句讀標點不容忽視

　　近世流傳的《莊子》文本，主要依據的是，源於宋《纂圖互注》本的明嘉靖十二年（1533）吳郡顧春世德堂刊《六子全書》之《南華真經》，和清光緒十年甲申（1884）黎庶昌輯《古逸叢書》覆宋本《南華真經注疏》及清光緒二十年（1894）郭慶藩輯《莊子集釋》。

　　《四庫提要》謂宋龔士卨編《五子纂圖互注》：“核其紙色板式，乃宋末建陽麻沙本，蓋無知書賈苟且射利者所爲。因其宋人舊刻，姑存其目，以備考耳。”

　　清陸心源《宋槧南華真經跋》謂：“《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十卷。……世德堂本雖從此出，已多別風淮雨之訛。書貴舊本，良有以也。”（清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十一《宋槧南華真經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30冊，第320頁。）"

　　日本狩野直喜《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校勘記序》說：“世德堂本，明世德堂刻本《六子全書》之一。或謂全書卽從宋《纂圖互注》本出，比他本尤劣。”

　　王叔岷《南宋蜀本南華真經校記》中說：“所惜者，卷九《讓王篇》缺十四至十七四葉，不知何人鈔世德堂本以補之，最爲無識。”其貶視厭惡之情溢於言表。

　　清沈寶硯曾據南宋蜀刻趙諫議本校勘明世德堂本，孫毓修鈔錄爲《莊子札記》三卷，可見此本之劣。

　　明世德堂本刻印精美，流傳廣泛，光緒二年（1876）浙江書局輯刊《二十二子》之《莊子》卽“據明世德堂本校刻”，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輯刊的《四部備要·子部》之《莊子》亦是“據明世德堂本校刊”，王孝魚亦以此爲主校本而整理郭慶藩輯《莊子集釋》。

　　清光緒十年甲申黎庶昌於日本東京使署刊行的《古逸叢書》覆宋本《南華真經注疏》，並非宋本的影印本，而是據日本賜蘆文庫所藏殘存十分之六的南宋刻本及日本萬治四年（1661）京都中野小左衛門刻本覆刻的重刻本，譌誤甚多，然因《叢書》所據爲宋、元舊本，且刻印精美，當時震驚朝野，影響深遠，後世多以此爲準研讀《莊子》，如馬敘倫《莊子義證》就是“取黎本爲主”。光緒二十年郭慶藩輯刊《莊子集釋》，王孝魚在《點校後記》中說：“本書的《莊子》本文，原根據黎庶昌《古逸叢書》覆宋本，但校刻不精，錯誤很多”，因此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王孝魚整理本，卽取而代之爲當代《莊子》的通行本，然而仍不免校勘不精，錯誤很多。（蔣門馬：《王孝魚整理本莊子集釋缺陷舉隅》，《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一、現今流行《莊子》文本的尷尬



　　現今流行的《莊子》三十三篇文本，譌誤甚多，而一些注解者不追究《莊子》原文到底怎樣，衹管隨意校改，結果變本加厲，弄得今天的《莊子》千瘡百孔，真不知何等模樣纔是《莊子》的本來面目！

　　現今流行《莊子》文本的譌誤，如:
　　《庚桑楚第二十三》：“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此“能乎”兩字爲衍文。
　　《則陽第二十五》：“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此“微”字亦爲衍文。
　　《天運第十四》：“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此三十五字爲成玄英疏羼入正文。
　　《盜跖第二十九》：“繚意體而爭此”，“體”上脫“絕”字。
　　《說劒第三十》：“中和民意，以安四鄉”，“和”字爲“知”字之誤。
　　《天地第十二》：“乃使罔象。罔象得之。”此“罔象”兩字爲“象罔”之誤倒。
　　諸如誤脫衍倒之類的譌誤，不一而足，有些尚易於辨明是非正誤，有些則幾乎以假掩真。

　　《馬蹄第九》：“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此“態”字，衹有日本萬治坊刻本、《古逸叢書》覆宋本如此，包括明《正統道藏》本、明世德堂本在內的宋、元、明、清刻本皆作“能”。
　　但郭象注：“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陸德明《經典釋文》：“態作：吐代反。”
　　成玄英疏：“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過分，卽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王叔岷以爲：“案：郭注‘力竭而態作’，是正文‘能’作‘態’，《釋文》本、覆宋本並作‘態’，成疏‘態，姦詐也’。‘能’亦借爲‘態’。”
　　此處之“能”是否可以解釋作“態”，讀者自有判斷，但《莊子》原文到底是作“能”，還是作“態”，須當有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
　　仔細體會陸德明《釋文》“態作：吐代反”，顯然是對郭象注文的釋文，要不然，《莊子》原文得是“態作”，而不是“態至”。
　　如果《莊子》原文作“態至”，陸德明釋文應該作“態至：吐代反”，纔合情合理，因爲“吐代反”是對“態”字的注音，舍《莊子》原文不用而用郭象注文作音，這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反過來亦可證明陸德明所見《莊子》原文是沒有“態”字的。
　　成玄英疏“態，姦詐也”，顯然亦是對郭象注文“態作”的解釋，因爲“疏”本來就是用來闡釋經文及其舊注的。
　　注疏文字都不是直接針對原文“能至盜”的解釋，因此不能就憑注疏有“態”字而斷定《莊子》原文就作“態”。
　　從版本上說，僅日本萬治坊刻本及據之以重刻的《古逸叢書》覆宋本作“態”，何足憑信！

　　《至樂第十八》記載莊子見髑髏，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
　　劉文典說：“‘視’，《御覽》三百七十四、五百四十八引竝作‘諸’。”（劉文典：《莊子補正》，趙鋒、諸偉奇點校，安徽大學出版社、雲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99頁。）
　　王叔岷說：“案：覆宋本‘諸’作‘視’（成疏‘覩於此子所言’，以覩釋視），亦通。《秋水篇》：‘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觀猶視也，與此同例。”（王叔岷：《莊子校詮》，中華書局，2007年，第648頁。以下引文出處同上，不再出注。）
　　俗語亦有“看你說的”，作“視”字當然“亦通”。但《莊子》原文不可能既作“視”，又作“諸”，不可能兩者並存或“亦通”，必有一正一誤。那麼《莊子》原文到底是作哪一個字呢？
　　從版本上考證，作“視”字的，衹有日本萬治坊刻本《莊子注疏》及據之以重刻的《古逸叢書》覆宋本《南華真經注疏》，其餘包括明《正統道藏》本、明世德堂本在內的宋、元、明、清（光緒前，下同）刻本皆作“諸”。
　　查《說文解字》：“諸，辯也。”
　　清段玉裁注：“辯，當作辨，判也。”
　　版本及字義都證明作“諸”字完全正確無誤。舊文古字經後人“以意刊改”而“彌更淺俗”，於此可見一斑。

　　《列御寇第三十二》：“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劉文典說：“典案：‘睫’，《道藏》注疏本、白文本竝作‘眼’。郭注‘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是所見本字正作‘睫’。《道藏》本作‘眼’者，形近而誤，或淺人妄改之耳。”
　　王叔岷說：“案：《釋文》本‘眼’作‘睫’，覆宋本、元《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亦皆作‘睫’，下同。郭注‘役心於眉睫之間’，雖未得其義，而所據正文蓋本作‘睫’也。《淮南子》作‘目’，與此文作‘眼’合。《文子·下德篇》亦云：‘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則與此文作‘眼’同。作眼（或目）較長。”
　　無論如何，《莊子》原文不是作“睫”，就是作“眼”，不可能兩個都正確。
　　郭象注作“眉睫之間”，雖無“眼”字，但“眉睫之間”非指“眼”而何？
　　《釋文》於“睫：音接”之後，緊接著是“探射：食力反”，正是釋郭象注文，憑何確定“睫：音接”就一定是釋《莊子》原文而不是釋郭象注文？
　　成玄英疏的最大特點是增字解經，因此疏文中往往包含了正文文字，此處成玄英疏作“用心神於眼睫”，何以見得正文不可能作“眼”字？
　　從版本上講，眾宋刻本皆作“眼”，衹有清刻《古逸叢書》覆宋本（覆刻所據之賜蘆文庫本萬治本皆作“眼”）、明刻世德堂本、元刻《纂圖互注》本三種版本作“睫”，又何足憑信！
　　正如版本目錄學家葉德輝在《藏書十約》中說的：“書不校勘，不如不讀”！

　　

二、《莊子》原文的探究：《經典釋文·莊子音義》



　　《莊子》原文到底是怎樣的？
　　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45年）所謂的“其著書十餘萬言”，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記載的“《莊子》五十二篇”，至今不可得見，但唐代的陸德明（550—630）顯然是見過五十二篇本的，他在《經典釋文·序錄》中說：“《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卒於306年）、孟氏所注是也。”然而他的《經典釋文·莊子音義》不採用五十二篇本，而偏偏採用經西晉郭象（252—312）整理的三十三篇本，還把郭象注收入其中，影響所及，從此後世所流傳的《莊子》文本，就是經郭象整理的三十三篇本。以陸德明的才學，六朝、隋、唐尊崇《老子》、《莊子》道家道教文化的時代背景，相信陸德明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是審慎明智的。
　　此外的《莊子》佚文，（南宋王應麟撰《困學紀聞》卷十《莊子佚篇》39條，清孫馮翼、茆泮林撰《莊子逸語》（司馬彪注）15條，王叔岷撰《茆泮林莊子司馬彪注考逸補》，清馬其昶《莊子故》卷八逸篇64條，民國馬敘倫撰《莊子義證》附錄《莊子佚文》128條，王叔岷撰《莊子校詮》附錄《莊子佚文》176條，合計三千餘字。）應該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司馬遷謂“空語無事實”，陸德明謂“言多詭誕”，郭象謂“辭氣鄙背，竟無深奧，而徒難知，以困後蒙”，則無之又何足遺憾？司馬遷謂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莊子亦說：“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外物》）則又何必在乎言多言少？

　　莊子爲戰國時人，生活於公元前三百年前後，《莊子》一書傳鈔至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已經有近九百年的歷史。
　　唐顏師古（58—645）在《漢書敍例》中說：“《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累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
　　《莊子》一書比《漢書》更古老，其中的“穢濫”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賴有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莊子音義》，今天的我們尚能有幸得見《莊子》的舊文古字。

　　陸德明的《莊子音義》，除了《莊子》正文和郭象注文的音義之外，還包含了《莊子》文本的校勘記。《莊子音義》正文的《莊子》原文，應該是陸德明校勘當時世傳《莊子》眾本的結果，注文中對各版本的文字不同作有校勘記，如
　　“蚤：音早，司馬本作蚉，音文，今郭本亦有作蚉者”，
　　“魏瑩：郭本作瑩，音瑩磨之瑩，今本多作罃，乙耕反”，
　　“真僞：一本作真詭，崔本作真然”，
　　“而水飲：元嘉本作飲水”，
　　還有他自己的校勘意見，如
　　“陸：跳也，字書作𩣱”，
　　“无欲清：七性反，字宜從冫。從氵者，假借也。凊，涼也。”
　　陸德明的《莊子音義》中保存了六朝、隋、初唐所流傳的《莊子》舊文，這對於探究《莊子》原文的真相，具有非常重大的價值。

　　《在宥第十一》：“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此處作“縣而天”，著實讓人費解！
　　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音義》曰：“縣而天：音玄，向本無‘而’字，云：希高慕遠，故曰縣天。”
　　由此可知天下尚有向秀注本作“縣天”，無“而”字！
　　再看敦煌古鈔本《莊子音義》：“其動也縣：郭音懸。天：李頤曰：懸，著也；司馬曰：希高慕遠，故曰懸天。”
　　郭象注：“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
　　《寓言第二十七》“无所縣其罪乎”之《釋文》曰：“縣，係也。”
　　可知除了向秀注本之外，還有郭象注本和司馬彪注本亦作“縣天”。縣天，語同“懸空”，懸挂於天空，猶如日月之經天，萬目共睹，眾所周知也。
　　細味前文言“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此言“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天”，其義完全相符，於此可明《莊子》原文必作“縣天”。正是因爲上文作“淵而靜”，故增“而”字作“縣而天”，以與上文的句法一律，因而致誤。陸德明之《莊子音義》正文雖不可全信，但注文校勘記中保存的舊文，確實是最難能可貴的資料。

　　《山木第二十》：“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經典釋文·莊子音義》曰：“見心：賢遍反。”
　　王叔岷說：“吳汝綸曰：‘剖字蓋衍。釋文出“見心”兩字。’案：世德堂本《釋文》作‘見，賢遍反’，無‘心’字，則心字蓋涉正文而衍，恐非正文衍剖字也。”
　　需要說明的是，世德堂本無“心”字，這是可以理解的，《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宋刻本《南華真經》之《釋文》亦衹出直接注音之字，不重出正文已明的上下文字。《釋文》眾本皆作“見心”，無一例外。
　　成玄英疏曰：“昔殷紂無道，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徵驗？”
　　又《胠篋第十》之《釋文》曰：“比干剖：普口反，謂割心也。”
　　成玄英疏曰：“比干，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
　　則似乎《莊子》原文當作“見剖心”。
　　查《史記·殷本紀》：“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可知比干並非“剖心”而死，陸德明注及成玄英疏皆誤。
　　雖然《盜跖第二十九》亦有作“比干剖心”，但此處文字，據《釋文》“見：賢遍反”，可知陸德明所見眾本必作“見心”，而不可能作“見剖心”，因爲“見剖心”之“見”字不讀“賢遍反”（音現）！“見”用在動詞前表示被動，讀“如字”，卽其本音。（反切法：漢字拼音法，起於漢末，始名反，又名翻，唐人改爲切，上字取其聲母，下字取其韻母及聲調。由於古今音的差異，很多字無法拼出普通話，讀者或能以自己的方言探求之。）

　　《達生第十九》：“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郭象注：“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
　　郭象注的說法與《莊子》原意不合，既然“指與物化”，就不可能“猶任規矩”，以工倕之巧，根本無需借助於規矩之類的工具，就能做出方圓完全合乎規矩的器物。
　　還有一個問題，這裏“旋”解釋作圓轉，則“蓋規”可以理解，如《達生第十九》：“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但“矩”字就顯得多餘，如《馬蹄第九》所言：“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經典釋文·莊子音義》記載的《莊子》原文沒有“規”字，作“蓋矩”：“工倕旋而蓋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司馬本矩作瞿，云：工倕，堯工巧人也。旋，圓也；瞿，句也。倕工巧，任規以見爲圓，覆蓋其句指，不以施度也，是與化之物，不以心稽留也。”
　　敦煌古鈔本亦作“蓋矩”，無“規”字，則《莊子》原文作“蓋矩”當無疑義。
　　《爾雅·釋詁》：“矩，法也。”則“蓋矩”義爲“合法”也。
　　郭象注是“增字解經”，司馬彪注是“曲爲之說”。
　　王引之謂：“經典之文，自有本訓，得其本訓，則文義適相符合，不煩言而已解；失其本訓而強爲之說，則阢隉不安，乃於文句之間增字以足之，多方遷就而後得申其說，此強經以就我，而究非經之本義也。”（王引之：《經義述聞》，世界書局，1975年，第775頁。）

　　

三、《莊子》原文的探究：《莊子闕誤》



　　自唐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莊子音義》以來，《莊子》文本又經過了三百多年的流傳，至北宋碧虛子陳景元（1024—1094），在完成《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後，“復將中太一宮《寶文統錄》內有《莊子》數本及笈中手鈔諸家同異，校得國子監景德四年（1007）印本不同共三百四十九字，仍按所出，別疏《闕誤》一卷，以辯疑謬。”
　　這個彙校了當時世傳九種版本所作的校勘記，保存了流傳至北宋時期的《莊子》舊文古字，對於探究《莊子》原文的真相，亦具有重大價值。

　　宋真宗崇信道教，曾下“中書門下牒：《莊子》並《釋文》，牒奉敕：莊周云玄理，歸於沖寬，郭象爲注義，造於精微，既廣玄風，實資至治。朕仰崇古道，俯勸蒸民，言念此書，盛行於世，尚多踳跤，已命校讎，將永煥於縑緗，宜特滋於雕鏤。牒至準敕故牒。景德三年八月五日牒。”

　　因此這個景德四年國子監本實際上是官方校定本，陳景元以之爲底本，則闕誤正文爲官方校定之文，就未必是可信的《莊子》原文；《闕誤》所載的異文，亦衹是少數版本的情況，而且大多有竄改原文的痕迹，反倒是校勘記中申明的“舊闕”、“舊作”，恰恰就是最可靠的《莊子》原文。

　　如《人間世第四》：“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其易邪？易之者，暤天不宜。”
　　《闕誤》載：“有心而爲之，其易邪：見張本，舊闕。”
　　劉文典說：“典案：張本‘有’下有‘心’字，是也。郭注‘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疏‘必有其心爲作，便乖心齊之妙，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是郭成所見本並有‘心’字。今據張本補。”
　　王叔岷說：“郭注：‘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案陳碧虛《闕誤》引張君房本‘有’下有‘心’字，郭注云云，郭本蓋原作‘有心而爲之’。其猶豈也，其易猶豈易。”
　　需要說明的是，劉文典和王叔岷所引的《闕誤》文字，其實是明代楊慎的《莊子闕誤》：“有而爲之，其易邪：張本‘有’下有‘心’字。”
　　這是沿襲王孝魚整理本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的錯誤而致，以下所引皆同此例。楊慎的《莊子闕誤》係根據陳景元的《闕誤》而改寫，根本不可信，詳見《王孝魚整理本莊子集釋缺陷舉隅》。
　　現今所見的宋刻本中，蜀刻趙諫議本、《俄藏黑水城文獻》影印宋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精刻本皆作“有而爲”；
　　《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宋本、呂惠卿撰《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金大定十二年刻本、林希逸撰《莊子鬳齋口義》南宋咸淳五年重刻本皆作“有而爲之”；以上各本皆無“心”字。
　　陳景元的《闕誤》衹說“舊闕”，因此可以斷定的是陳景元所見舊文必闕“心”字，但不能斷定是否闕“之”字。《闕誤》所載九種版本，衹有張君房校本三種和底本正德四年國子監本作“有心而爲之”，則還有其他五種版本並非如此。
　　郭象注和成玄英疏都有“心”字，這是他們的理解，並不等於《莊子》原文一定有“心”字，“增字解經”本是他們慣常使用的方法，本不足爲訓。今據不足爲訓的注疏文字以證明並竄改正文，可謂本末倒置。陳景元的《闕誤》記載《人間世》景德四年國子監本與舊文不同共有“二十字”，推斷起來，此處當有兩字不同，卽舊闕“心”字和“之”字。
　　其實，最能說明《莊子》原文真相的是“易之者，暤天不宜”的注疏。
　　郭象注：“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
　　可知原文既無“心”字，亦無“之”字。
　　成玄英疏：“以有爲之心而行道爲易者，暤天之下，不見其宜，言不宜以有爲心齋也。”
　　既然是“以有爲心齋”，可知原文必無“心”字。
　　此可證陳景元所說的“舊闕”確爲最可靠的《莊子》原文。

　　《外物第二十六》：“中民之行進焉耳。”
　　《闕誤》載：“中民之行易進焉耳：張、成本同，舊闕。”
　　馬敘倫《莊子義證》說：“郭象注曰：‘言其易進’，成玄英疏曰：‘中庸之人，易爲進退’，是郭、成本‘進’上皆有‘易’字。”
　　劉文典引馬敘倫語後說：“典案：有‘易’字義較長，張、成本是。”
　　王叔岷亦謂：“蓋郭本原有‘易’字。”
　　眾口一辭，似無可置疑。
　　查釋文：“之行：下孟反。其易：以豉反。”
　　若“其易”兩字是對《莊子》原文的釋文，則此句當作“中民之行，其易進焉耳”，這顯然與所有版本不合，可見《釋文》“其易”兩字是對郭象注文的釋文。
　　再進一步說，《釋文》“其易：以豉反”，是對“易”字的注音，若《莊子》原文有“易”字，陸德明舍正文不用而用郭象注文，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通的，因此反過來亦可證明陸德明所見《莊子》原文是沒有“易”字的。
　　本書所校敦煌古鈔本、高山寺古鈔本以及諸宋刻本都沒有“易”字，可證《闕誤》所載之國子監本、張、成本實不足憑信。

　　《至樂第十八》：“天无爲以之清，地无爲以之寧，故兩无爲相合，萬物皆化。”
　　《闕誤》載：“萬物皆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劉文典謂：“江南古藏本是也。此以清寧生爲韻。疏‘升降災福，而萬物化生’，是成氏所見本亦有‘生’字。今據江南古藏本補。”
　　王叔岷亦附和其說，以“生”字“當據補”，且謂：“《田子方篇》‘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列子·天瑞篇》‘天地合精，萬物化生。’文義並相符。”
　　《莊子》此處所說“兩无爲相合，萬物皆化”，與《天道第十三》所說：“无爲而萬物化”，以及《道德經》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皆自化”，皆述“無爲而化”之旨，與王叔岷引文之義實相差甚遠。
　　據《闕誤》，亦衹有國子監本和江南古藏本兩種版本作“化生”，則尚有其他七種版本是沒有“生”字的，此外各種宋、元、明、清刻本亦無“生”字，而且郭象注作“不爲而自合，故皆化”，此注文各種版本皆無“生”字，則《莊子》原文作“萬物皆化”，又有何疑乎？
　　成玄英把“化”解釋作“化生”，這是“增字解經”，不足爲據。

　　《達生第十九》：“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闕誤》載：“□忘是非：張、文本同，舊作：知忘是非。”
　　王叔岷謂：“案《闕誤》引張君房本文如海本並無‘知’字，是也。‘知忘是非’，僅知而已，是尚未能忘也。‘忘是非’與上文‘忘足’、‘忘要’一律。”
　　然而成玄英疏：“亦猶心懷憂戚，爲有是非。今則知忘是非，故心常適樂也。”
　　則成玄英所見《莊子》原文必有“知”字。
　　《闕誤》所載其他版本、本書所校諸宋刻本、敦煌古鈔本亦皆有“知”字，則國子監本和張、文本又何足爲憑？
　　如果還是有人懷疑“知”字不當有，那麼試想：“去個性化”（deindividuation）之後的“忘是非”行爲，亦是莊子所說“心之適也”的表現嗎？
　　忘足忘腰是大家共有的經驗，“忘是非”而“心之適也”的境界，體驗過嗎？那時知不知自己“忘是非”了呢？如果不知，那與喪失“自知力”的精神病人又有何差異？

　　《繕性第十六》：“生而无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闕誤》載：“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无以智爲也，謂之以智養恬：見張本，舊闕。”
　　陶鴻慶說：“愚案：《古逸叢書》本‘生’上有‘知’字，是也。《盜跖篇》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卽此‘知生’之義。郭注云：‘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任其自知’，正釋‘知生’之義，蓋郭所見本未誤。”（陶鴻慶：《讀諸子札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26頁。）
　　王叔岷說：“成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案：覆宋本‘生’上有‘知’字，與成疏合。《文選》嵇叔夜《養生論》注引此亦有‘知’字。《闕誤》引張君房本‘生’上有‘智’字，‘知’並作‘智’，下同。《雲笈七籤》九四、《說文繫傳》三三引‘生’上亦並有‘智’字。”

　　那麼《莊子》原文到底有沒有這個“智（知）”字呢？
　　這得先查核各種古本。據宋陳景元《闕誤》記載，宋景德四年國子監本和宋張君房本作“智生”，他所見的其餘版本皆無“智（知）”字。張君房本之所以有“智”字，是因爲他校勘過成玄英《疏》（中太一宮本），成疏作：“率性而照，知生者也。”（據《道藏》本）他卽據以校補“智”字。
　　張君房曾受宋真宗徵召，編纂道經總集《大宋天宮寶藏》四千五百六十五卷，繼而綴其精華而成《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因此《雲笈七籤》引作“智生”完全正常。
　　 　　國子監本爲宋真宗欽命之官方校定本，必當參考過張君房校本，因此作“智生”亦在情理之中。
　　唐李善（630—689）和南唐徐鍇（620—974），都在唐成玄英（生於608年）後，未必不據成玄英疏文而引入《文選》注和《說文繫傳》，更何況“古人引書，率多臆改，未必全可憑信。”（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例略第2頁。）
　　除了以上古本之外，尚有近世日本萬治本和《古逸叢書》覆宋本作“知生”。這兩個版本的最大特點是都含成玄英疏，且《古逸叢書》覆宋本據萬治本覆刻，因此實際上是同一版本系統。
　　總而言之，作“智（知）生”的，僅限於成玄英疏本，但《正統道藏》本《南華真經注疏》正文沒有這個“智（知）”字。
　　此外如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及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等，注文都如成玄英疏解作“智生”，但《莊子》正文仍作“生而无以知爲也”，亦未說正文當作“知生”。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可爲理解本句“生而”的最好旁證。
　　本來後人如何理解《莊子》原文，那是後人的事，此處陶鴻慶與成玄英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今以後人的注解文字來竄改《莊子》正文，豈不是削足適履？國子監官方校定本和張君房校本大多如此，則陳景元所說的“舊闕”、“舊作”就是最可靠的《莊子》原文。
　　元吳師道《戰國策補注序》謂：“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允爲校勘古籍之圭臬！

　　

四、類書古注諸子所引未可輕信



　　唐白居易《白氏六帖》、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唐徐堅《初學記》、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宋李昉《太平御覽》等類書（可參閱：何志華、朱國藩編著《唐宋類書徵引莊子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董治安主編《唐代四大類書》，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文選》唐李善注、《後漢書》唐李賢注、《世說新語》梁劉孝標注等古注，其中有不少徵引《莊子》的文字，《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文子》等諸子中有與《莊子》相關的文字，有人卽據以校勘《莊子》原文。
　　向宗魯說：“類書、古注，其所引用，恆多節省，且同經刊寫，豈獨無誤？改難就易，又所不免。自非確有據依，未容輕以改竄。”（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敍例第4頁。）
　　管錫華說：“我們通過對他書引文與原文的細緻比較考察發現，不僅類書的引文不可盡信，一般書籍的引文和注解的引文同樣都不可盡信，因爲這些引文同樣都不完全忠實於原文。”（管錫華：《漢語古籍校勘學》，巴蜀書社，2003年，第218頁。）

　　如《刻意第十五》：“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北堂書鈔》及《太平御覽》皆引作“不敢輕用”，
　　郭象注“況敢輕用其神乎”，
　　成玄英疏“自非敵國大事，不敢輕用”，
　　皆作“輕用”，劉文典疑今本脫“輕”字。然而敦煌古鈔本及宋、元、明、清刻本皆無“輕”字，且以理而論，“不敢輕用”何足以達到“寶之至也”的程度？唯有“不敢用也”，纔是“寶之至也”！

　　《徐无鬼第二十四》：“上忘而下畔。”
　　清宣穎謂：“《列子》作‘下不叛’，此處漏一‘不’字也。”
　　章太炎說：“畔，卽今伴字。”
　　奚侗說：“校者因誤叛爲背叛，遂增一‘不’字以成其義，失古書之真矣。所幸本書未衍‘不’字，猶可研索得其故也。”
　　王叔岷說：“《列子》‘不’字，乃淺人所加。”

　　《達生第十九》：“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
　　此句中之“知”字，諸書皆引作“命”字。
　　《淮南子·泰族訓》作：“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淮南子·詮言訓》作：“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南朝梁僧祐《弘明集·正誣論》亦引作：“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
　　武延緒、馬敘倫、劉文典、王叔岷皆謂“知”當作“命”。
　　然而郭象注作：“知之所无奈何者，命表事也。”
　　王叔岷解釋說：“知”蓋本作“命”，由於正文“命”字已誤作“知”，後人遂據正文而改注文，而恰好《養生主》“公文軒”一段郭象注正作：“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卽本此文，“知”正作“命”，足證此文當作“命”字無疑。
　　查核《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宋本、宋刻趙諫議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南宋本、《正統道藏》成玄英疏本，此句注文確實皆作“命”字。
　　但是本書的底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精刻本此“命”字仍作“知”字；湊巧的是，此段上文還有郭象注文，各本無一例外地作：“知之所無奈何，天也”，“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則又該如何解釋？
　　《莊子》正文注文作“知”字讓人難以接受，因此“知”字被竄改爲“命”字，向宗魯所謂“改難就易”，纔是合情合理的；今倒過來說“命”字譌誤作“知”字，則這種譌誤產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如果說郭象注尚可存疑，成玄英疏作：“一生命之所鍾者，皆智慮之所無奈之何也。”則成玄英見到的本子一定是作“知”的。
　　敦煌古鈔本作“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宋刻本亦無一例外地作“知”字。《莊子》原文到底怎樣，可以不言而喻矣。

　　話雖如此，但恐仍有人懷疑版本是否可靠，因爲心裏還是覺得原文當作“命”字。
　　如果《莊子》原文作“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无奈何”，意謂我們能利用命去做一些事，衹是我們不用命去做它力所不能及的事而已。那麼要問：命是一種我們所能掌控的力量嗎？《莊子》書中明確說：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達生第十九》）
　　“吾命有在外者也。”（《山木第二十》）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秋水第十七》）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大宗師第六》）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間世第四》）
　　可見“命”非人力所能及，而“知”確實是我們所能掌控的力量。我們正是運用知識和智慧做我們想做的事，但人的知識和智慧終究是有局限的，有它所無能爲力的地方。“命”，正是“知之所无奈何”。我們對命無可奈何，聖人亦不過“樂天知命故不憂”（《周易·繫辭》），因此說：“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

　　《徐无鬼第二十四》：“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此“謂”字，眾口一辭當作“諱”。
　　宋陳景元《闕誤》載：“可不諱云：見江南李氏本，舊作謂。”
　　宋褚伯秀曰：“從《列子》‘謂’作‘諱’爲當。”
　　奚侗云：“‘謂’當作‘諱’。《管子·戒篇》：‘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小稱篇》：‘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列子·力命篇》：‘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張湛注：‘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呂覽·貴公篇》：‘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文各小異而義則同，皆可爲‘謂’當作‘諱’之證。”
　　劉文典曰：“典案：奚校是也。”
　　王叔岷曰：“奚氏謂‘謂當作諱’，是也。”
　　言之鑿鑿，似無可置疑。但是牽一髮則動全身，引出連帶的問題。
　　王引之謂：“家大人曰：‘云’，猶‘如’也，‘如’與‘或’義相近。《列子·力命篇》曰：‘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不可諱’，今本‘不可’誤作‘可不’，《莊子·徐無鬼篇》亦誤，今據張湛注乙正。‘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言‘如至於大病’也。”（清王引之：《經傳釋詞》，岳麓書社，1982年，第59頁。）
　　句讀亦有問題，或至“可不謂”絕句，或至“可不謂云”絕句。
　　然而據《說文解字》：“謂，報也。”
　　段玉裁注：“葢刑與罪相當謂之報，引伸之，凡論人論事得其實謂之報。謂者，論人論事得其實也。亦有借爲曰字者。”
　　以上眾論皆以“謂”作“曰”解，因“未能通，意有所疑”而竄改原文，遂引發連鎖反應。
　　以“謂”字本義解，“可不”改作“不可”顯然不通，“云”訓作“如”亦爲辯言強詞。舊文古字，信乎不可妄改也！

　　

五、前人校勘意見僅供參考



　　（可參閱：方勇《莊子纂要》，學苑出版社，2012年。王叔岷《莊子校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年；中華書局，2007年）

　　其實《莊子》書中句法不一律的情況非常普遍。如
　　《庚桑楚第二十三》“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
　　中間一句多一“不”字，句法就很不一律。
　　郭象注：“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億度之謂。”
　　則顯然原文有此“不”字。又如
　　“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㜸狐爲之祥。”
　　以句法而論，“陵”字爲多餘，然而《釋文》就作“步仞之丘陵”，諸宋刻本亦然。

　　再如《讓王第二十八》：“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馬敘倫謂：“‘利輕’，《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並作‘輕利’，當從之。成玄英疏曰：‘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是成本亦作‘輕利’。”
　　王叔岷亦謂：“案：成本‘利輕’蓋本作‘輕利’，‘重生’與‘輕利’對言。《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並作‘輕利’，《文子·下德篇》同。今本誤倒。”
　　然而陸德明《釋文》“重生”注：“李云：重存生之道者，則名利輕，輕則易絕矣。”
　　成玄英疏文被斷章取義，完整作：“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
　　高山寺古鈔本及眾宋刻本皆作“利輕”。
　　《莊子》原文到底作“利輕”還是“輕利”，可以不言而喻矣。

　　《大宗師第六》：“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清俞樾說：“捐字誤。”
　　武延緒說：“捐乃損字之譌，與下句‘助’字反對。”
　　朱桂曜說：“捐蓋損之壞字。《則陽篇》郭注：‘損其名也’，《釋文》：‘損，本亦作捐’。盧文弨曰：‘今書捐作損。’不以心損道，猶言不以心害道也。”
　　王叔岷說：“朱以捐爲損之壞字，《史記·賈誼列傳·索隱》引此文正作損。‘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一損一助，相對而言。捐與損義亦相近。”
　　似可成定論。此處恰好陸德明有《釋文》：“捐：徐以全反。郭作揖，一入反。崔云：或作楫，所以行舟也。”
　　據《說文解字》：“捐，棄也，與專切。損，減也，穌本切。”
　　《玉篇》：“捐，余專切，弃也。”
　　《廣韻》：“捐，與專切，弃也。”
　　字或可能傳寫有誤，音則確爲“捐”字之音，則唐陸德明所見必作“捐”字無疑。
　　成玄英疏作：“捐，棄也。捐棄虛通之道。”
　　郭象注作：“用心則背道。”
　　《字彙》：“背，違也，棄也。”
　　可知“背”與“捐棄”義完全相合，與“損害”義毫不相關，則郭象和成玄英當時所見《莊子》原文必作“捐”字，又何疑乎？

　　《大宗師第六》：“其心志，其容寂。”
　　宋趙以夫謂：“志當作忘。”
　　宋褚伯秀說：“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爲‘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
　　王叔岷亦以爲“志爲忘之形誤”。
　　以理而論，“形誤”之說確有可能，但郭象注作“所居而安爲志”，則郭象所見必不可能作“忘”字。
　　陸德明《釋文》無“心志”，但有“容寂”的校記，說明陸德明所見眾本與郭象注本並無不同，則陸德明所見亦必不可能作“忘”字。
　　成玄英疏作：“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懷志操能致然也，故老經云：強行者有志。”
　　則成玄英所見必作“志”字無疑。
　　據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所引宋代呂惠卿、陳詳道、林疑獨、林希逸、陳景元皆以“志”字作解，說明眾注家於“志”字毫無異議；如陳景元注：“心志，一之而已”，且其《闕誤》中亦沒有相關的校勘記，正說明陳景元所見眾本皆毫無例外地作“志”字。
　　鍾泰說：“‘其心志’，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志謂之志，用志不分亦謂之志，實字虛用，《莊子》一書中屢見之。或疑其不辭，而欲改作‘忘’，非也。此言‘其心志’，正如消搖游言‘其神凝’也。”（鍾泰：《莊子發微》，駱駝標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3頁。）

　　《達生第十九》：“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節引《莊子鬳齋口義》，末句云：“‘凝’當是‘疑’，後‘削鐻’章可照。”
　　清俞樾《諸子平議》卷十八謂：“樾謹按：‘凝’當作‘疑’。下文‘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卽此所謂‘乃疑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張湛注：‘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
　　北宋蘇軾《東坡題跋》卷之二《書諸集改字》：“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余少時及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
　　馬敘倫引蘇軾語後，接著說：“尋下文‘器之所以疑神者’，字正作‘疑’，‘疑’卽‘擬度’之‘擬’初文。”
　　劉文典、王叔岷皆附和其說，敦煌古鈔本正作“疑”，似可成定論。
　　然而《續古逸叢書》影印北宋本，蜀刻趙諫議本，以及其他眾宋刻本皆作“凝”字。
　　據南宋刻本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
　　可見林希逸於“凝”字並無疑議，有疑議的當是褚伯秀。
　　仍據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所引碧虛子陳景元注：“由是知一志凝神，則道無不得。”
　　陳景元（1024—1094）與蘇軾（1037—1101）爲同時代人，且較蘇軾年長十餘歲，其所著《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及《闕誤》，皆無相關記載，可見他於“凝”字並無異議；且所見眾本亦無有作“疑”字者。
　　唐成玄英疏：“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故累丸承蜩，妙疑神鬼，而尼父勉勗門人，故云：痀僂丈人之謂也。”
　　成玄英疏可謂“凝”“疑”兩義兼具，想來成玄英當時所見的本子已有“凝”和“疑”的分歧。成玄英對異文往往持“亦通論”、“並存論”。（管錫華：《漢語古籍校勘學》，巴蜀書社，2003年，第294頁：“王力說：‘最糟糕的是亦通論，這等於說兩種解釋都是正確的，隨便選擇哪一種解釋都講得通，這就引起這麼一個問題：到底我們所要求知道的是古人應該說什麼呢，還是古人實際上說了什麼呢？如果是前者，那末不但可以並存，而且可以亦通，因爲兩種解釋可能並不矛盾，在思想內容上都說得過去；如果是後者，那末亦通論就是絕對荒謬的，因爲古人實際上說出了的話不可能有兩可的意義。真理祇有一個：甲說是則乙說必非，乙說是則甲說必非。’王氏這兒雖然是針對訓詁說的，我們覺得對校勘也完全適用。真理祇有一條，文字祇有一是。”）
　　但《莊子》原文必有一是，必有一非。《逍遙遊》說藐姑射山之神人，“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可爲此處之證：必用志不分，其神乃凝，而後纔有疑神之能事。若徑云：用志不分，故妙疑神鬼，則結論似下得過快，不合情理。孔子亦必以其可爲者勉勗門人；若疑神之事，又從何處下手？豈非虛語？

　　《寓言第二十七》：“是爲耆艾，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于省吾說：“郭注：‘期，待也。’按：‘以期年耆者’，文不成義。高山寺卷子本無‘者’字，‘年耆’二字右側各有二點，並注‘來者’二字。年來、耆者，形似，耆字又涉上文耆字而譌。楊守敬云：‘按：注“無以待人”，則作“來者”是。’按：楊說允矣。上言‘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此言‘以待來者，是非先也’，於上下文義最相符恰。”（于省吾：《雙劍誃諸子新證》，中華書局，2009年，第631頁。）
　　王叔岷說：“于氏讀‘而無經緯本末’爲句，文意屬上，未審。”
　　卽謂于省吾斷句不當，理解有偏，然而王叔岷亦說：“‘以期年耆者’，當作‘以期來者’，《孟子·滕文公篇》：‘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以期來者’，卽‘以待後之學者’之意。”又說：“‘經緯本末’，似就可以不朽者言。此謂年雖先矣，如無可以不朽以待後之學者，此不足爲先也。”

　　從版本上考證，所有宋、元、明、清的《莊子》刻本都作“以期年耆者”，尤其是高山寺鈔本就作“以期年耆”，脫“者”字，而僅一個旁注作“來者”，又無任何版本上的依據，衹有郭象注與之相合，則此句文字之正誤可以不辯而明矣。
　　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說：“鈔本來源甚早，鈔者無識，每據後出之本妄加改竄，原本之真遂失矣。此極當留意者。”
　　前言猶在，不知此處何以卻相信“鈔者無識”而“妄加改竄”的文字？
　　于省吾謂“‘以期年耆者’，文不成義”，真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此處問題就出在郭象注上：“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无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
　　這條注文與《莊子》文義不合，大概“來者”兩字就是根據此注而竄改正文的，正如顏師古所說：“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
　　據注文竄改正文，本身就是一大問題。據《玉篇》：“期，當也。”全句大意謂：這就是說，長者，在年齡上是長了，但如果自身沒有讓年輕人值得尊重的品質，以當得起一個長者，這個年齡算是白長了。如此而言，有何“文不成義”？

　　《寓言第二十七》：“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這裏有兩個問題：
　　一是“故曰无言”，高山寺古鈔本作“故曰言无言”，成玄英疏正作“故曰言无言也”，劉文典、王叔岷等以高山寺古鈔本爲是；
　　一是“終身言，未嘗不言”，高山寺本無“不”字，馬敘倫、高亨、鍾泰、劉文典、王叔岷等皆以高山寺古鈔本爲是。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言无言。”今本都是如此標點的。如果這就是《莊子》原文，那麼第二句與第三句完全是同義重複，且第三句末還有“也”字，到底想表達甚麼意思？著實讓人莫名其妙。高山寺本無“也”字，可惜沒人在意。仔細體會前兩句，可謂句意完整，應當絕句。後兩句連讀，承上文之意，這個“也”字不能少，否則語氣不足。
　　“故曰言无言”，王叔岷解釋說：“言則離道，不言不足以明道，故當言如無言耳。”既然“言則離道”，那麼無論怎麼言，都是離道，都不能明道；然而“不言不足以明道”，道終究非言或不言所能明也。言不能明道，不言亦不能明道，則“言如無言”又怎能明道？若果真“言則離道”，則凡《道德經》之類的傳統文化經典，都是“離道”之書矣！《莊子》原文“言無言”，解釋作“言如無言”，這是“增字解經”，實不足爲訓。
　　從版本上說，衹有高山寺古鈔本作“故曰言无言”，成玄英疏作“故曰言无言也”，此外再無其他版本及旁證。
　　另外，《漁父第三十一》：“孔子愀然”，高山寺鈔本作“孔子愀然自竦也”，成玄英疏作“自竦也”；
　　又“見賢不尊”，高山寺鈔本“賢”作“貴”，成玄英疏作“見可貴不尊”；
　　《說劒第三十》：“以幣從者”，高山寺鈔本“者”作“車”，成玄英疏作“以充從車之幣帛也”；
　　《庚桑楚第二十三》：“解心之謬…六者謬心也”，高山寺本“謬”作“繆”，成玄英疏：“繆，繫縛也…六者綢繆繫縛心靈者也。”
　　以上五處，衹有高山寺鈔本與成玄英疏合，再無其他成玄英疏本及郭象注本與之相合，因此可推斷高山寺鈔本係據成玄英疏文而竄改《莊子》正文，不足爲據。

　　“言无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續古逸叢書》影印北宋本、南宋蜀刻趙諫議本、呂惠卿《莊子全解》金刻本、《分章標題南華真經》南宋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精刻本，都無一例外地作“終身言，未嘗不言”。
　　劉文典說：“典案：各本‘未嘗’下有‘不’字，蓋涉下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而衍。此以‘終身言，未嘗言’，與下‘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相對成義。若作‘未嘗不言’，則非其指，且與下文重複矣。注‘雖出吾口，皆彼言耳’，正釋‘未嘗言’之義，是郭所見本作‘未嘗言’。《道藏》白文本、《注疏》本、高山寺古鈔本，並無‘不’字，今據刪。”
　　王叔岷亦表達了相同的意見，並說：“《古鈔卷子》本、《道藏·注疏》本、林希逸《口義》本、褚伯秀《義海纂微》本、羅勉道《循本》本，皆無‘不’字。《文選》孫興公《遊天臺山賦》注引同（“臺”當作“台”）。……《徐无鬼篇》注：‘則雖終身言，故爲未嘗言耳。’卽本此文，尤其明證。焦竑翼本以下，多刪‘不’字。”
　　這裏有一個難題：既然這個“不”字讓人如此難以接受，爲甚麼眾多古本還是偏偏有這個“不”字？“蓋涉下文而衍”，大概鈔寫者是先抄下句，後鈔上句，纔致“涉下文而衍”，否則如何理解這種倒行逆施的現象？爲使前後兩語可以“相對成義”，以適合自己的理解力，便硬要刪改原有的文字，這豈不是“削足適履”？
　　莊子說：“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則陽第二十五》），怎麼可能“終身言，未嘗言”？
　　“无爲爲之之謂天，无爲言之之謂德”（《天地第十二》），何以見得“終身言，未嘗言”？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徐无鬼第二十四》），又何得謂“言无言，終身言，未嘗言”？

　　細思上述校勘事例，都是緣於對原文“或未能通，意有所疑”，因而提出各種增刪改易的意見，以期“能通”原文之意。
　　校勘意見，存疑則可。若不能通達原作的大理深義，既不相信古人，又不尊重古書，僅憑一點小學知識，以個人的主觀臆見，去判斷原文的正誤，決定異文的優劣，自以爲是而深信不疑，不知不覺地“以意刊寫”，則聰明才智之士鮮有不淪爲妄改古書之“淺人”！
　　究其實，《莊子》不能夠完全被理解，纔是正常的，既有種種客觀的因素，如古書在傳鈔過程中有誤脫衍倒等各種譌誤，又有“古今異言，方俗殊語”，以及名物典章制度禮儀風俗等相關背景的缺乏或差異；更重要的還在於主觀因素，如“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逍遙遊第一》）“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秋水第十七》）
　　如果《莊子》人人能懂，莊子的水平境界就跟大眾差不多，《莊子》怎麼可能傳誦千古，我們又何必費心費力地去研讀《莊子》？

　　

六、古籍校勘實非容易



　　古籍校對就像少兒遊戲“找不同”，然後再做小學生的“抄寫”作業，就這麼簡單的事，結果總是難以令人滿意。在校對過程中，形近的字，甚至上下文義亦通順的，最易忽略過去。

　　如《應帝王第七》：“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
　　《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宋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本“狗”字作“”，形似“㣘”字。
　　成玄英疏：“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
　　顯然以爲是“狗”字。然而“斄”解釋作“狐狸”，總屬牽強，蓋沿襲《天地第十二》“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疏正作：“執捉狐狸之狗，多遭係頸而獵，既不自在，故成愁思。”
　　但《逍遙遊》“今夫斄牛”，疏作：“斄牛，猶旄牛也，出西南夷。”何以前後不同如此？
　　此兩處陸德明均有《釋文》：“斄牛：郭呂之反，徐、李音來，又音離，司馬云：旄牛。”
　　“斄：音來，李音狸，崔云：旄牛也。”
　　查《說文》：“斄，彊曲毛也，可以箸起衣。犛，西南夷長髦牛也。”
　　段玉裁注：“此牛名犛牛，音如貍。《中山經》‘荊山多犛牛’，郭曰：‘旄牛屬。’”
　　《集韻》：“犛，或作斄。”
　　由上可知，正是因爲作“犛牛”解，顯然與後文的“狗”字說不通，成玄英便把“斄”解釋作“狐狸”。
　　《字彙》、《正字通》、《俗書刊誤》皆謂：“徇，俗作狥”，則“㣘”作“狗”亦屬同例。
　　《集韻》：“跔，或作㣘。”
　　《說文》：“跔，天寒足跔也。从足，句聲。其俱切。”
　　段玉裁注：“跔者，句曲不伸之意。”
　　《四聲篇海》：“㣘，其俱切，天寒足㣘，一曰不伸皃。”
　　細察上下文義，作“猨狙之便執，犛之㣘來藉”，顯然更合情合理。

　　又如《人間世第四》“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
　　《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宋本“采”就作“釆”，竟無前人指出來；然而下文“五采，設采色，采真”作“釆”，而“文采”仍作“采”，顯然兩字混用。
　　趙諫議本全書皆作“釆”，無“采”字，顯然以爲是同一字。
　　明焦竑《俗書刊誤》謂：“采，從爪，俗作釆，非。釆音辨。”
　　而本書底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本則僅此一字作“釆”。
　　據《說文解字》：“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
　　結合上下文義，“釆”字實更恰當。
　　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陸心源謂：“書貴舊本，良有以也。”

　　又如《徐无鬼第二十四》：“嗟乎哉，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本書底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本如此，而眾校本“哉”作“我”，屬下句。
　　“哉”字譌作“我”，在古籍中亦屬常見，如《天道第十三》：“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古逸叢書》覆宋本“哉”就作“我”。
　　《論語·八佾》：“郁郁乎文哉”，就被譌讀作“都都平丈我”（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眾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葢取此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50頁。）。
　　仔細體會上下文，此句作“哉”字並無不妥之處，而作“我”字恐怕有誤。

　　

七、句讀標點不容忽視



　　陸德明謂：“夫荃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經典釋文·序錄·序》）文字是如此，句讀又何嘗不是如此？古書原無句讀，不同的理解導致對文本的不同句讀，不同的句讀和標點亦導致對文本的不同理解。

　　如《應帝王第七》：“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
　　這就讓人糊塗了：既然自以爲未始學，知道自己的無知，就應該留下來跟師傅好好學習，怎麼就回家去了呢？於情於理都是不妥當的，因此必須在“而歸”前加一逗號或句號，表明這是兩件事：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是一件事，學成後回家又是另外一件事。

　　《在宥第十一》：“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這是讀“邪”爲語助詞，十分彆扭。
　　敦煌鈔本《莊子音義》出“耶毗於陽”（《玉篇》：“耶，俗邪字。”），注：“司馬曰：毗，助也。”
　　顯然讀“邪”爲實詞。
　　喜屬陽，怒屬陰，《淮南子·原道訓》謂“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喜大怒皆爲過度，失陰陽之正，非正則邪，邪則有傷和氣，“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幷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上下文順理成章。

　　《徐无鬼第二十四》：“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
　　晉郭象注：“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
　　錢穆《莊子纂箋》引馬其昶曰：“《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則惡矣（“則”當作“斯”）。”
　　按照這個說法，大家都不要去做成甚麼美事了，免得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而成惡器。如果莊子真是這個意思，《莊子》又何足道哉！
　　仔細體會上下文，上句“則殆不成”，下文“成固有伐”，此句自然當讀作：“凡成，美惡器也。”
　　凡事物之成，或美或惡，《人間世》所謂：“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
　　此處“成美”連讀，毫無根據。至於引《老子》語以作證，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繕性第十六》：“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宋以來注家多刪一“俗”字，句讀作：“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明焦竑《莊子翼》謂：“‘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爲句。舊解失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蓋動念卽乖，況於繕？擬心卽差，況於思？非惟無以徹其覆，而祇益之蔽耳。”
　　焦竑的說法非常怪異：既說“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
　　則正文自然當讀作“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這顯然是不通的。前既言“‘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爲句”，怎麼還可以把屬於上句的“俗學”和“俗思”拿來與下句連讀？
　　王先謙《莊子集解》引蘇輿說：“案：當衍一‘俗’字，‘學’與‘思’對文。言性與欲皆已爲俗所汙，雖學思交致，只益其蒙。宣以‘俗學’‘俗思’句斷，似失之。”
　　句讀雖已指正，但其謂“言性與欲皆已爲俗所汙，雖學思交致，只益其蒙”，如斯而論，學亦無用，思亦不行，那到底該怎麼辦呢？難道這就是莊子想要表達的意思？
　　以上論句讀，皆不離其義，且衹爲求文句對耦而刪一“俗”字，獨不思：自古以來，至陳景元《闕誤》所載北宋張君房始刪一“俗”字，難道先前的古人，包括郭象和陸德明在內，都不懂“耦語”，不識“賸字”？

　　莊子於《天下第三十三》中明確說：“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
　　奈何旣不信莊子，又不尊重《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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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蓬頭赤腳，一生伏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白玉蟾自贊
松篁鬱鬱冬猶秀，桃李紛紛春漸迷。識破邯鄲塵世夢，白雲深處可幽棲。——陳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