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刊第六輯

莊學研究的重要收穫

——讀鄧聯合《“逍遙遊”釋論》

李  剛

（作者單位：長安大學人文學院）

鄧聯合博士的新作《“逍遙遊”釋論：莊子的哲學精神及其多元流變》（35萬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1月版，以下簡稱《釋論》），是一部立足於“逍遙遊”，解讀《莊子》思想及莊學史的專著。在這部書中，作者力圖將邏輯分析和歷史發展相結合，描述莊子“逍遙遊”理念的內涵和流變，體現出理論創新的勇氣。

從結構上看，除余敦康和李中華先生的兩篇“序”以及“緒論”和“結語”外，全書大致可以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共三章，討論的是“莊子的哲學精神”，作者以對《逍遙遊》篇的疏解為切入點，著力分析莊子“逍遙遊”思想的二重意涵及其內在緊張。下半部分共五章，討論的是莊子哲學精神在後世的“多元流變”，作者依次選取劉安《淮南子》、阮籍、郭象、支遁、王夫之等五個莊學史上的典型案例，揭示了“逍遙遊”在不同語境下被賦予的歧解、所獲得的新義及其所產生的複雜影響。該書文獻資料之豐富、構思之獨特、視角之新穎、結構之宏大，特別是作者對《莊子》深切的心靈感悟，以及對“逍遙遊”流變之歷史感的體貼，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堪稱近年來莊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收穫。

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有意識地使用了《逍遙遊》和“逍遙遊”這兩個既有差別同時又密切相關的不同範疇。顯而易見，《逍遙遊》是《莊子》一書的首篇，但何謂“逍遙遊”？簡單地說，“逍遙遊”是莊子開創的個體生命樣式。這種生命樣式的內涵，一方面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個體雖“與世俗處”，但卻遊離於世俗世界之外；另一方面，則是遊心於“四海之外”、“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無人之野”、“六合之外”，達到“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的境界。在此意義上，“逍遙遊”是返本求真之遊，是對“天下無道”的反思和批判，是對人的真實存在的呼喚。莊子的“逍遙遊”思想寄沉痛於閑適，是對道家隱逸等人生行為方式的理論概括和昇華，也是對功名之士積極用世之舉的否定。從《莊子》全書來看，“逍遙遊”無疑是其精神內核，是莊子的最高人生理想，體現了其遊世主義的獨特觀念[①]。《釋論》鍾情於莊子的這一生命理想，力求寫出作者自己的獨特感受和個性。

眾所周知，中國哲學是“切身”之學，沒有對研究對象的傾心，離開感同身受的體會，現代人是很難寫出富有個性的研究著作的。而莊子又是位奇人，《莊子》是“才子書”，其中“寓言十九”，多“無端崖之辭”、“荒唐之言”，兩千多年來最吸引飽學之士的心神。歷代文人學士解《莊》注《莊》，形成了一個重要的“莊學史”傳統——熊鐵基[②]、方勇[③]等學者已經初步理出了其中的基本線索。這一傳統所承載的，不只是學術和思想的歷史流變，更是知識精英們酸甜苦辣、感受各異的心路歷程。一部《莊子》書、一部莊學史，就像《紅樓夢》作者所說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在《釋論》中，作者感悟到了莊子思想的兩個重要方面：第一，莊子確立了獨特的“逍遙遊”的個體生命理想；第二，其“逍遙遊”不只是一種精神境界，也是一種生存方式，二者又分別具有不同的二重性特點。具體來說，作為人生境界的“逍遙遊”，超俗脫凡的心靈追求與“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並存，亦即精神的高昂與卑微險惡境況下的隨遇而安並存。個體在精神飛揚之際，依然深感人生在世之沉重和無奈。“逍遙遊”作為人的生存方式，是本書特別強調的一面。在此方面，處於“昏上亂相之間”的莊子，既有“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傲然風骨，又有為苟全性命於亂世而虛與委蛇的隨俗；他一方面能忍受戰亂、貧困和生生死死的煎熬，主張“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另一方面卻又能欣賞“鯈魚出遊從容”的快樂。莊子的快樂，是遊戲於污泥之中的自快，是“無情世界的感情”（馬克思語）。

如此一來，莊子之“逍遙遊”便呈現出了立體而複雜的貌相：超世？順世？遁世？遊世？事實上，這些都是莊子與“道”相輔，而在或順或逆之時命境遇面前表現出來的不同人生態度。詳而言之，莊子始終與人世保持著距離，他時而超然世外，時而潛於市井，時而與世周旋，時而遠絕塵俗，但在根本上，其“與道為一”的內在立場卻從未改變。作為莊子希冀的生存方式，《釋論》將“逍遙遊”的這層內涵歸結為一種在古代中國社會不受鼓勵、不被認同的個體生命理想，作者的分析是有說服力的。“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當年的正言厲色實已近乎謾罵。其實平心而論，亂世之中，自顧不暇，眾人不一定非要都扛著“治國平天下”的旗幟，效命於君王麾下，或“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莊子便直言：“吾寧遊戲汙瀆之中以自快，不為有國者所羈！”這種決絕態度反映出了個體生命的尊嚴、人生在世的灑脫，是對生命意義的另一種追探。然而，莊子的人生祈向絕不僅僅是“汙瀆”中的“自快”。《天下》篇說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正是在貌似與現世的和解之中，莊子以近乎審美的遊戲態度，突顯了向“道”的回歸。《莊子》一書的情緒，用聞一多先生的話說是“客中思家”，亦即自我放逐的遊子的故鄉之思[④]。莊子則將其逍遙而遊的在世姿態表述為“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乘道德而浮游”，或謂“陸沉”。從此角度說，“逍遙遊”顯然是一種生存方式。《釋論》作者力糾歷來關於“逍遙遊”的境界說之偏，不為無見。

在對莊子哲學精神之“多元流變”的梳理中，《釋論》獨特的構思和選材蘊含著厚重的歷史感。如何從文獻浩繁的莊學史上選取典型案例，全面揭示“逍遙遊”的影響，這是個難題。在《釋論》中，作者精心選取五個支點：黃老道家的劉安、玄學士群中的阮籍、“最權威”的《莊子》注解者郭象、佛家的支遁、大儒王夫之，點面結合，從五個不同方面或角度，詮釋了“逍遙遊”的“多元流變”。這種構思頗具手眼。其中，劉安受《莊子》的影響，體會到了道家的養生之理，也在逍遙而遊中洞悉了經世的玄機；阮籍創造了困境下士人生存的典型樣本，凸顯了逍遙理想在現世中的無奈：進則無方，逃則不能；郭象竭力將個體“逍遙”地嵌入差等秩序中，以實現尊卑貴賤各自心安、彼此諧和的理想社會格局；支遁較為灑脫，他兼融《莊子》的虛無和佛教的出世之趣，強調了“逍遙遊”不滯於物的玄理；經歷了人生大起大落的王夫之，完全能夠理解莊子的憤世嫉俗及其方外之遊，但儒家的正統觀念卻不允許船山接受道家的個體自由理想，而他的做法則是以儒解莊，借“逍遙遊”來磨礪自己仁民愛物、贊育萬化的儒者志趣。這五個支點，雖不足以代替對整個莊學史特別是對“逍遙遊”意義的歷史解讀，但卻從總體上揭示了莊子“逍遙遊”闡釋的可能性空間和不同歷史情境下的衍化。《釋論》在學理敍述中所包涵的歷史感，是明顯可以感受到的。

從學術方法來看，本書的研究視角和進路體現著當前莊學領域的新趨勢。除了熊鐵基、方勇等先生卓然有成的“莊學史”研究外，就我手頭的資料所及，粗略地說，近代以來的莊學研究大體上還有四種進路。一是文獻資料的疏解校正，其代表成果有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先謙《莊子集解》、劉文典《莊子補正》、胡遠濬《莊子詮詁》、張默生《莊子新釋》、錢穆《莊子纂箋》、王叔岷《莊子校詮》等。這些影響深遠的著作構成了當代莊學研究的基礎，是學者無法繞開的。二是學案或傳記式的研究，例如葉國慶《莊子研究》、郎擎霄《莊子學案》、顏世安《莊子評傳》等。三是對莊子的哲學、美學、藝術、宗教等思想進行宏觀的整體性研究，其代表作有陳品卿《莊學新探》、杜而未《莊子宗教與神話》、顏昆陽《莊子的藝術精神析論》和《莊子的寓言世界》、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崔大華《莊學研究》，以及近年來王博《莊子哲學》、楊國榮《莊子的思想世界》、賴錫三《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等。以上三種研究，都是將《莊子》文本或內篇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解析。近年來新出現的第四種進路，則是對《莊子》文本或莊子思想的某一專題進行深入研究。在這方面，前有王凱的《逍遙遊：莊子美學的現代闡釋》和陳少明的《<齊物論>及其影響》，鄧著《釋論》則是繼二者之後又一個性鮮明的專書。比較而言，如果說陳著注重《齊物論》，那麽鄧著則心儀“逍遙遊”，二書各有自己的特點。我相信，隨著研究的進一步開展，這一進路的莊學著作將會越來越多。

不過，《莊子》乃體“道”之書，“逍遙遊”主題的複雜展開則是一個時間性的體“道”過程。在此過程中，見仁見智實屬正常。細閱《釋論》，就不能不有一些問題要與作者商榷。誤讀之處，還請作者批評。

第一，本書以五個案例展開對“逍遙遊”之歷史流變的論述，但是這些案例的選取，似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首先，這五個案例唯獨少了道教人物，這一點當是本書的一大疏失。例如，無論從重玄學還是道教來說，成玄英都不可忽視，而陸西星的獨特經歷及其《南華真經副墨》，也頗具案例價值。相比之下，將劉安作為黃老道家的代表，似乎有些多餘，不知著者用意何在？再如，將阮籍定位為“儒家士人”，一方面與儒士王夫之重複，失去了以點帶面的作用；另一方面，玄學本一獨立形態，阮籍代表亂世中的個體生存，為什麽作者不明確從玄學或新道家的角度立論？而如果就玄學立論，又會與郭象重複。另外，書中選擇的案例多集中在六朝甚或以前，代表性似乎不足。當然，在有限的篇幅中，這種選擇的確是很困難的。

在每一案例的寫法上，《釋論》過於專注每一個人本身，以點帶面的構思體現得似乎並不明顯。客觀上講，案例代替不了歷史的敍述。換言之，大跨度的歷史敍述，單靠幾個典型案例的分析是很不夠的，如果不能結合案例展開論述“逍遙遊”對玄學、佛教、理學等的影響，就很難全面揭示出“逍遙遊”的複雜流變。如何克服這一難題，可能也是本書的一大弱點。再者，雖然作者對五個案例的分析是深入的，卻沒有專章進行概括總結，這難免給人以全書尚未完成之感。

第二，港臺資料使用不多，域外漢學家的著作參考更少。據實而論，《釋論》的文獻搜集整理工夫，是值得研究者們肯定的。相比之下，近年來出現的一些莊學研究之作，卻常讓人感到文獻資料的不足，未能緊跟前沿。這既是由於當代教育與中國古典的脫節，另一方面也與我們薄弱可憐的文獻建設工作有關。大陸的學術研究，除了幾所有名的學府和國家圖書館以外，其他地方和機構的學者要想獲得充分的文獻資料，往往是很困難的。而缺少基本的研究平臺，研究者唯有無奈。相比之下，本書作者較好地利用了便利條件（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國圖”），圍繞“逍遙遊”這一主題，“上窮碧落下黃泉”，周遍求索，力求搜羅淨盡，巨細無遺，反復辯難，故其所據所論常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對於中國哲學和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港臺、海外尤其是臺灣學者的研究是繞不開的，我們需要在他們既有成果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拓展。在此方面，《釋論》作者如果能有機會涉獵、參考更多的港臺資料和海外文獻，那就更可以錦上添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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