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刊第六輯

司馬遷“整齊百家雜語”說

任  剛

[作者簡介] 任剛（1963—  ），男，內蒙古五原縣人。文學博士，現為西安工程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教學與研究，已發表有關《史記》論文多篇，著有《史記戰國人物取材研究》。

司馬遷“整齊百家雜語”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學界已有不少論著。本文從《史記》取材和《史記》“見之於行事”的角度，做一些粗淺的探討，求教於方家。

一、“整齊百家雜語”釋義

首先考察“整齊”的含義。《史記》中多次用到“整齊”一詞。《禮書》：“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樂書》：“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孫子吳起列傳》：“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貨殖列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太史公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上諸例“整齊”，場合不同，但基本上沒有歧義，都有“一致”、“成體系”的意思。梁啟超認為，“整齊”是《史記》的基本創作方法：“史家唯一職務，即在‘整齊其世傳’，‘整齊’即史家之創作也。能否‘整齊’，則視乎其人之學識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齊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齊，又能使其整齊理想實現，故太史公為史界第一創作家也。”[①]顧頡剛認為，“這種‘整齊故事’的方法，是漢代儒生和經師的基本方法。”[②]梁、顧二先生的觀點是對的，側重不同。但“整齊”的意思似乎不十分明瞭。“整齊”和“厥協六經異傳”的“協”是一個意思。王先謙解釋得非常明白：“協者，稽合異同，折中取捨。”[③]就“整齊其世傳”、“整齊百家雜語”這個語境而言，一般認為“整齊”是“使……系統化”[④]。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地使“百家雜語”系統化的人。

“百家雜語”指什麽？“百家”是戰國以來的學術用語，《史記》中常用“百家”，如《五帝本紀》“而百家言黃帝”，《秦始皇本紀》“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樗里子甘茂列傳》“學百家之術”，《范睢蔡澤列傳》“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屈原賈生列傳》“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李斯列傳》“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平津主父偃列傳》“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儒林列傳》“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滑稽列傳》“諷誦《詩》《書》百家之言”，《太史公自序》“雖百家弗能易也”、“雖百家弗能廢也”、“雖百家弗能改也”等。以上“百家”所指基本相同，只是範圍略有區別：或單行，或與《詩》、《書》、《易》、《春秋》並列，或與黃老、刑名並列，理解成“諸子百家”的“百家”，當不會有太大的出入。不過這個“百家”的範圍相當大，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先秦諸子百家不完全相同。

“雜語”，當指記言記行之書和司馬遷訪古問故得來的傳說故事。

呂思勉說：“《春秋》為記事之史，《尚書》為記言之史。由記言推廣之而及於記行，則成今之《國語》矣。……《史記》列傳即原於語。故在他篇中述及，仍稱為語。如《秦本紀》述商鞅說孝公變法曰：‘其事在《商君語》中’，《孝文本紀》述大臣誅諸呂，謀立代王曰：‘事在《呂后語》中’是也。”[⑤]呂先生這裏說的是《史記》“列傳”的來源，不是“百家雜語”的“語”，但也能給我們啟發。我認為呂先生說的“語”與“百家雜語”的“語”有關聯。《史記》還有一些有關“語”的說法：如《秦本紀》“其語在《始皇本紀》中”、《秦始皇本紀》“語具在《李斯傳》中”、《呂太后本紀》“語在齊王語中”、《趙世家》“語在晉事中”等，這些“語”相當於現在的“事”，“雜語”的“語”，也當如此。《史記》中也有“語”“事”互換的例子，如《禮書》“事在袁盎語中”，我以為這裏的“事”就是《趙世家》“語在晉事中”的“語”，二者都可以當故事講，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述故事，整齊其世傳”的“故事”、“世傳”。劉向整理的“中書”，有“事語”一種，當指既記言又記事的書，諸如《國語》之類。但是記言、記事都是相對的，就是用來說事的《尚書》，也言、事皆有，沒有那麽嚴格。之後記言記事合而為一，不再區別。先秦諸子書，大多既記言也記事。“小說家”雖出自街談巷議，但班固置之於諸子第十家。《漢書·藝文志》出自劉向的《七略》，由《七略》的分類可以大致推知司馬遷時代的圖書分類。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百家”、“雜語”都屬諸子。如果一定要區分的話，可能是言與事、莊與誕的區別。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司馬遷對《史記》取材及其方式的概括。《索隱》：“遷言以所撰取協於‘六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義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正義》：“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於‘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義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⑥]《索隱》只有“六經異傳”的説明，沒有“百家雜語”的說明，其原因大概是覺得沒有必要。《正義》解釋“整齊百家雜語”為“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仿佛欲有所明而未明。

從《史記》取材的實際情況看，司馬遷著《史記》除了傳世的文字材料外，還包括司馬遷調查研究得來的各種有關的民間傳說故事。這些故事，司馬遷都有大量而明確的說明，如《魏世家·贊》“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淮陰侯列傳·贊》“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刺客列傳·贊》“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衛將軍驃騎列傳·贊》“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等。《史記》採用了大量的這類傳說故事。“整齊百家雜語”既然是司馬遷對《史記》材料來源的概括，“雜語”應包括這類有關的民間傳說。以往解釋“百家雜語”者不及此，有失偏頗。

綜上，“百家雜語”的範圍應當指“六經”及經傳以外的所有著作和司馬遷採用的民間傳說。“整齊百家雜語”就是司馬遷對“六經”及其異傳之外所有材料，包括有關的民間傳說的吸納和整合，使其系統化。

從《史記》的體例及取材的實際看，司馬遷“整齊”的“百家雜語”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百家雜語”思想精華，一是“故事”、“世傳”。就《史記》文本材料而言，主要是後者。

二、“述故事”、“整齊其世傳”

從司馬遷對諸子的研究可以看出，司馬遷非常重視諸子的表達方式。《史記》應該寫成什麽樣子，司馬遷父子是經過深思的。最後在“載空言”還是“見行事”之間做了選擇：“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⑦]此語引自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⑧]《俞序》論《春秋》大旨，有自序的性質。《太史公自序》有關《春秋》的看法多出自《俞序》。孔子“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的思想，深為司馬遷認同。“見之於行事”是《太史公自序》表達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史記》的表達方式，表明了司馬遷“一家之言”的特點。“空言”就是諸子百家式的議論，“行事”就是歷史家式的記錄往事。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說明了“整齊百家雜語”的方式方法：“整齊百家雜語”要做到“深切著明”，而“見之於行事”是“深切著明”的主要保障。“故事”是《史記》文本的基本材料，由這些基本材料“深切著明”地構築起《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大旨。

司馬遷對“百家雜語”的“整齊”如下。

（一）採用“百家雜語”的有關史料

司馬遷“整齊百家雜語”涉及的範圍很廣，從傳說中的黃帝到當代的本紀、世家、列傳以及書、表都有。

《史記》中所引和所見的“百家雜語”

上表所列80餘种只就傳世典籍而言，是《史記》直接顯示的，此外還有《史記》引而不可考的。由此可見“整齊百家雜語”的範圍。下面舉例說明。

先看採用的史料。孟子可謂是一位古史專家，《孟子》中有許多有關唐堯虞舜的故事，《史記》中五帝、夏、商、周以及伯夷、叔齊、孔子的許多材料都是從《孟子》中來。諸如舜在民間耕稼、陶、漁，堯崩之後，天下百姓不歸朱丹而歸舜，瞽叟、象焚廩、掩井，舜崩之後，天下不歸商均而歸禹，禹崩之後，天下不歸益而歸啟，伊尹放帝太甲等，分別來自《孟子》的《萬章上》、《公孫丑上》、《梁惠王下》、《滕文公上》、《離婁上》等。《莊子》以誕著稱，但《史記》的不少材料來自《莊子》。《莊子》中有十四篇言及黃帝，即《齊物論》、《大宗師》、《在宥》、《天地》、《天道》、《天運》、《繕性》、《至樂》、《山木》、《田子方》、《知北遊》、《徐無鬼》、《盜跖》、《天下》。《五帝本紀》中黃帝的有些事蹟，如黃帝學道於空桐之山，就采自《在宥》：“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山，故往見之。”[⑨]《伯夷叔齊列傳》中有關伯夷、叔齊、卞隨、務光的事蹟，采自《莊子》的《逍遙遊》、《讓王》和《呂氏春秋》的《離俗》、《誠廉》等。孔子是歷史上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戰國之後的學者少有不提的。盛傳的孔子“厄於陳蔡”，《莊子》的《天運》、《山木》、《讓王》、《盜跖》、《漁父》，《晏子春秋·外篇下》，《孟子·盡心下》，《論語》的《先進》、《衛靈公》，《韓詩外傳》卷七等都有記載。《孔子世家》及《史記》中的孔子故事，就是司馬遷“整齊百家雜語”的結果。《孔子世家》，一部分取材於《論語》、《孟子》、《荀子》、《禮記》《孔子家語》等儒家經典，如孔子攝相誅少正卯最初見於《荀子·宥坐》，孔子家世、孔子為魯司寇、孔子去世前的言行，都是出自《孔子家語·終記解》等。還有一部分來自諸子百家。如《莊子》說到孔子的有二十一篇[⑩]，其中不少為司馬遷採用。刪述《六經》是孔子一生最重要的事，但最先記載的不是儒家經傳，而是《莊子·天運》，孔子干七十餘君，也見於《天運》。《孔子世家》和《老子韓非列傳》中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的故事，《禮記·曾子問》記載得很簡單，《天地》、《天道》、《天運》、《田子方》、《知北遊》、《外物》等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比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這一大段文字，就是《天道》中兩節文字、《外物》中一節文字的概括和《天運》中一節文字的發揮。從這些例子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出司馬遷的“整齊百家雜語”。諸如此類，在《史記》中還有許多。

以上只是舉例說明了《史記》“整齊百家雜語”。《史記》從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縱橫家、兵家、墨家、歷家、雜家等諸子百家中汲取了大量的材料。較常見的有《論語》、《晏子春秋》、《管子》、《商君書》、《韓非子》、《李子》（李悝）、《吳起》、《孫子》、《墨子》、《申子》、《孟子》、《老子》、《莊子》、《荀子》、《戰國策》、《呂氏春秋》、《新語》、《新書》、《淮南子》等。一部《史記》就是“百家雜語”的大融合。

下面再以《史記》採用“戰國之權變”為例，考察司馬遷在撰寫戰國史時“整齊百家雜語”的大致情況。

司馬遷在《六國年表序》中說：“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11]，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這段話可以分為如下幾個層次來理解：

第一，六國史料缺，原因是六國史料對秦“有所刺譏”，秦焚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結果只留下片言隻語，被《史記》寳用。面對這種情況該怎麽辦呢？

第二，六國“史記”以外有《秦記》。《秦記》是秦國的“史記”，但秦國在歷史上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它的“史記”也比較落後，“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有年無日月且太簡略，但它畢竟是秦國的歷史記載，對於編撰秦國歷史有無可替代的作用。秦國史又是戰國史的主線，所以儘管《秦記》有不盡人意之處，其價值還是很大的。從《史記》中《秦紀》的原文看，《秦紀》主要的作用在編年。

第三，《秦記》之外，就是“戰國之權變”。“戰國之權變”是一堆原始史料，當是晚司馬遷幾十年的劉向編定《戰國策》的所謂“中書”，其作者主要是縱橫家。從司馬遷的語氣看，這些史料不太理想。但“戰國之權變”的作者出自行人之官，都是些對政治極關心、極敏感的人，所以這些材料也反映了一些歷史的真實情況，可在一定程度上補六國被毀“史記”之缺。這是司馬遷採用這些材料的原因。從《史記》採用“戰國之權變”的情況看，“戰國之權變”權充編年之下的史實。

以上三個方面本身就展現了司馬遷“整齊”《秦紀》、“戰國之權變”等的大致情況。

劉向《校戰國策書錄》載：“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12]今本《戰國策》作者國別不同，人數亦多，主要反映的是縱橫家思想，也有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等，可以斷定，上述《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本身就是“百家雜語”。由此可推斷“戰國之權變”的“百家雜語”性質。

這些材料在社會上流傳極廣極多。《帛書戰國策》共二十七篇，其中十一篇的內容見於今本《戰國策》和《史記》，文字也大體相同，另外十六篇被視為“佚書”。唐蘭等先生認為有一部分為司馬遷所未見[13]。儘管司馬遷收集史料不遺餘力，但是，有關“戰國之權變”的材料，在他編撰《史記》時，還沒有收集全。由此可推，司馬遷所見到的“戰國之權變”，内容可能更龐雜，更有“百家雜語”性質。

劉向《說苑序奏》：“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事類眾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14]結合《校戰國策書錄》所言，這裏所說的整理典籍之煩難，具有普遍意義。而司馬遷据“戰國之權變”撰《史記》，比劉向上述要難得多。

據鄭良樹統計，《史記》戰國時期的史料約有百分之七十左右，來源於“戰國之權變”[15]，鄭先生的證據雖然不足，也可能有一些誇大[16]。但可以看出《史記》對於“戰國之權變”的依賴。可見《史記》戰國史本身就是司馬遷“整齊百家雜語”的成果。

司馬遷“整齊百家雜語”，可以從他整理“戰國之權變”這類材料看出來。從最常識的角度講，司馬遷“整齊”工作當有如下內容：

校對文字的文本整理工作：從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整理《帛書戰國策》的有關情況也可以印證司馬遷對“戰國之權變”“整齊”的繁難：如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對出土“帛書”的說明：“原文明顯的錯字，下加尖括弧注明本字。”[17]以馬王堆墓主的身份，“帛書”又是隨葬品，“帛書”應當是比較好的“珍藏本”，尚且如此。劉向在《校戰國策書錄》所言“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十分自然。司馬遷以此作為戰國人物的主要材料，在整理上下的功夫必定很大；但今天看來，《史記》中的有關材料，仍有不少錯誤。《戰國策》的整理之難是有名的，從古到今，經過多少人整理，今天仍有讀不懂的段、句。

辨偽工作：如確定史料中的人名、史料的國別等。諸如司馬遷所言“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18]例子很多，隨手舉來：國別如《東周策·周共太子死》一節，《周本紀》斷為西周事；《西周策·雍氏之役》，《周本紀》定為東周事等；人名如《齊策四·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的“譚拾子”，《孟嘗君列傳》為“馮諼”；《韓策一·觀鞅謂春申君曰》“觀鞅”，《春申君列傳》為“朱英”等。這工作量是很大的。

編年工作：司馬遷雖不敢說是第一個為“戰國之權變”編年、確定作者的人，但是，《史記》採用的實際說明，司馬遷是一個比較權威的為“戰國之權變”編年的歷史家。戰國中後期，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一段史料往往與若干國家有關。為這些史料編年，有很強的綜合性，比劉向的“略以時次之”難多了。

蘇秦、張儀是縱橫家的代表人物，今本《戰國策》三十三卷，其中十八卷之多有蘇秦的記載[19]，有十七卷載張儀[20]。而司馬遷所據“戰國之權變”的有關材料當還多於此。蘇、張蹤跡，遍及七國，有關材料相當複雜。如此多的材料，有真有偽，給司馬遷的“整齊”帶來的麻煩是可想而知的。

以蘇秦為例。司馬遷在《蘇秦列傳·贊》中說：“蘇秦兄弟三人，皆遊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這段話主要說蘇秦史料的複雜性，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戰國史料的複雜性，對理解司馬遷“整齊百家雜語”有典型意義。

司馬遷由兩個基本根據，即蘇秦連六國縱親和齊、燕之間的矛盾，從“列其行事，次其時序”兩個方面，對有關材料進行“整齊”。我們不妨從以下方面分析。

第一，“蘇秦兄弟三人（《索隱》云蘇氏兄弟五人，蘇秦、蘇代、蘇厲、蘇辟、蘇鵠，列傳只載三人），皆遊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首先令太史公在材料上迷惑不解的是都“長於權變”的蘇秦兄弟三人（蘇秦、蘇代、蘇厲）的材料。他們既活動於同一時期，所操之術又相同，這三人的材料就不好弄清楚。楊寬認為，《蘇秦列傳》中所載蘇秦遊說辭全是偽作，“反而把真的蘇秦作品改為蘇代或蘇厲所作”[21]。我們看古今學者對《戰國策》中有關篇章的注，有關蘇秦、蘇代、蘇厲的分辨很多。這也説明蘇秦兄弟三人材料的混亂。這是首先需要“整齊”的。

第二，“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蘇秦畢竟給那個時代帶來了一陣暴風雨般的影響，“世言蘇秦多異”，就成了必然的事，這裏的“多異”，從上下文看，應當從以下方面理解：一、大概是“惡言”居多。二、張冠李戴，說法各異。蘇秦被反間以死，死得不光彩；張儀又乘機振暴其短，蘇秦被視為“下流”，眾惡所歸。當時，主張合縱者多，如《張儀列傳》：“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遊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22]這類言辭雖不可盡信，但說於人主面前，亦不會太離譜。蘇秦是合縱的代表。“戰國之權變”既不編年，合縱者的主張又基本相同，加上“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這就給司馬遷辨別和取捨史料帶來很大的困難。

第三，“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在司馬遷看來，蘇秦布衣出生，俯首事書，以求前途，歷千萬難而不屈，終於“連六國從親”，這種過人的智慧、自強不息的精神，是他最閃光的地方，是時代光彩在他身上的集中體現，這種時代光彩在歷史上是非常耀眼的。《太史公自序》專指此說：“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在天下患秦之時，一無名布衣，一年之內，能連六國縱親，為天下解患，對歷史產生了影響，不僅智慧過人，勇氣過人，更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鮮事。這是最值得稱道的，也是最有歷史價值的，儘管時間很短。這是司馬遷“列其行事”的主要方面。

但是，蘇秦的一生也有不光彩的地方。這集中表現在蘇秦與燕王母親私通，害怕事發被誅，去齊國做了燕國的間諜，後被發現，車裂於齊。縱橫家最嚮往榮耀，最鄙視悲慘，蘇秦的下場，如同他的成功一樣，也是最能吸引人眼球的地方。不取這方面的材料也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但是，這並不是蘇秦的主要方面。

單純的光彩，不符合歷史事實；眾惡歸之的“下流”，也非事實。於是司馬遷就把蘇秦被惡名掩蓋了的最光彩、最有價值的一面恢復過來。如此看來，司馬遷撰《蘇秦列傳》，除了再現歷史外，還有翻案的意思。

第四，“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這是司馬遷對蘇秦材料處理的具體說明。有兩點：第一，司馬遷通過研究蘇秦的一生，確定了蘇秦的材料，為達到“深切著明”的效果，選擇最典型者入傳，所謂的“列其行事”。第二，給這些材料編年，所謂的“次其時序”。

縱橫家是《史記》戰國史的中心內容之一，在《商君列傳》之後到《蒙恬列傳》之間，共二十篇傳記，名傳者有蘇秦、張儀、甘茂、范睢、蔡澤五人，蘇、張、范、蔡，俱是《史記》中的大傳，其他十五篇傳記，無一不與縱橫家有關係，有的甚至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如四公子傳。由此可以看出司馬遷的側重點。其中蘇秦兄弟三人是主張合縱的代表，張儀、公孫衍、陳軫、范睢、蔡澤是主張連橫的代表。有關詳情，可參拙作《史記戰國人物取材研究》[23]。

戰國中後期是縱橫家的時代，政治舞臺就是縱橫家的舞臺。遊說和權謀左右著當時的政局，最典型的是長平之戰後，白起打算圍攻邯鄲，本來有勝算，但是就因為蘇代的不到兩百字的說辭，打動了應侯，使得秦廷改變了主意，貽誤了戰機，造成一系列嚴重後果，白起被殺，秦因此而錯過了一次滅六國的大好時機。張儀、范睢、蔡澤俱由布衣而丞相，途徑無非與國君的一夕之談。

社會的巨大變化，最終表現為人的自由。由世卿世祿發展為個人奮鬥，是戰國時期的重要特點。由“事道”趨向於“事口舌”，是這個特點的表現之一。司馬遷的戰國史，真達到了“深切著明”的程度。

（二）為諸子立傳

司馬遷之前的諸子批評，如《莊子·天下》、《荀子·解蔽》、《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等均就理論理，而司馬遷則為諸子立傳，載人所不載，存人所不存，其功至偉。

傳統的學術性質的專論，司馬遷非不能作，是有意識的不作。《管晏列傳·贊》：“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老子韓非列傳》：“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司馬穰苴列傳》：“世既多有《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又《商君列傳·贊》：“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孟子荀卿列傳》：“自如孟子至於籲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司馬遷論諸子，不論書，論人，考察其“行事所施設者”，以行事表現學術，“述故事”、“整齊其世傳”。

《孫子吳起列傳·贊》：“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觀《孫子吳起列傳》，主要敍述孫子、孫臏、吳起三人的“行事”。比如孫武的傳記，區區四百字出頭，關於其學說，只用“兵法”、“十三篇”幾字帶過，重在闔廬知道孫武“能用兵”的“宮廷斬美”。司馬遷的這種結構安排，是十分智慧的。因為“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再述亦不能加其深刻，徒增囉嗦。孫武“見之於行事”、“行事所施設者”的戰例，才是“深切著明”的。但是孫武的戰例卻久淹不聞，於是司馬遷就寫孫武的令人瞠目結舌的“宮廷斬美”，在一定意義上說，這比具體的戰例更生動，更“深切著明”。於是這個春秋末期的著名軍事家的名字，不僅成為古今軍事領域的頭人，也廣泛地流行於民間，真正成了中國兵學之祖。“宮廷斬美”不見於今本《孫子兵法》，見於銀雀山漢墓出土的《見吳王》，由此可見司馬遷“整齊”孫武的故事和傳說的情況。

又如《老子韓非列傳》：“申子、韓非，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這裏指的申不害、韓非，包括老子、莊子，從傳文講，主要敍述的也是“行事所施設者”。司馬遷傳莊子，只有兩百三十多字：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列傳》大致分為兩大塊：一塊主要說莊子的學說，一塊說莊子的故事，以行事見學術，是學術、行事相結合的傳記。

先從傳統的知人論世方法，敘莊子著述目的，突出莊子的批判精神。

司馬遷照例介紹了莊子的姓名、籍貫、吏職之後，指出他與齊宣王同時，突出莊子的時代。齊宣王時代是稷下學宮最興盛的時候，正是諸子少有的風光之際，不得意如孟子，也是弟子數百人，從車數十乘，傳食於諸侯。對此，莊子不僅不參與，反而放言批判，持蔑視、否定的態度。這實際上已經不是“空言”的議論，而是“見之於行事”的敍事。通觀《莊子》，“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的，不止於以上列舉的三篇；“空語無事實”的，也不止列舉的兩篇，顯然，這段材料是司馬遷“整齊”《莊子》的結果。其中的重要論述出於《莊子》，如“大抵率寓言也”，出自《寓言》“寓言十九”、“寓言十九，藉外論之”、《天下》“以寓言為廣”等。又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至少是對《莊子》如下有關篇章的“整齊”：《逍遙遊》“惠子謂莊子曰：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天下篇》“應於化而解於物，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駢拇》“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空語無事實”在《莊子》中隨處可見。對此，可參照王叔岷先生《司馬遷與莊子》[24]。

行文之中流露出司馬遷對莊子以“寓言”著書方式的欣賞，也表現了司馬遷對諸子著書方式的重視。

拒楚威王聘，則是純粹的“見之於行事”、“行事之施設者”，進一步表現了莊子純粹的“出世”精神，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與世俗處。從古到今，多少人做丞相夢，莊周卻視之如敝屣，驚世駭俗，真夠“深切著明”！就故事而言，這段材料不見於今本《莊子》。《秋水》有神龜寧游於污淖之中自快和惠子害怕莊子代相的故事，《列禦寇》中有犧牛不得為孤犢的故事。《史記會注考證》以為“史公蓋合二事為一”[25]。司馬遷疑疑信信，不大可能根據以上兩則故事再新造一個莊子拒楚威王聘的故事，有可能是司馬遷選擇《莊子》中最典型的故事入傳。《史記》載《莊子》“十餘万言”，《漢書·藝文志》載《莊子》五十二篇，今本三十三篇，七万多字，一般以為為郭象刪訂[26]。我以為莊子拒楚威王聘，可能出自三十三篇之外的某篇，是《史記》保存的《莊子》佚文。拒楚威王聘、神龜、孤犢三則故事，相互映襯，互為表裏，更淺顯明白，因而更“深切著明”！更顯不知莊周之為蝴蝶，還是蝴蝶之為莊周的旨趣。莊周拒楚威王聘，可看作司馬遷對整個莊子精神的“整齊”。

張爾田《史微》說：“自古善論諸子之人者，吾得一人焉，曰司馬遷。”又說：“是遷之傳諸子，皆因人而作，非因書而作矣。”[27]因人而作，而不是因書而作，正道出司馬遷對《史記》諸子傳總體的構思和側重點。如管子、商鞅、申不害、吳起、孫子、孫臏、晏子、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等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都是如此。

《史微》卷六《宗旨》：“蓋古人著書往往有互見之例，《史記》論人者也，則為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藝文志》論書者也，則謂其行事已有列傳，如此則自不致因其人而疑其書，亦不致因其書而廢其人矣，豈非善之善者乎。”[28]互見為著書慣例，司馬遷很自覺地遵守了這一慣例。

司馬遷為什麽不傳書而傳人呢？余嘉錫《古書通例·古書不皆手著》云：“凡讀古人之書，輒思知其人，論其世，此古今學者之所同也。司馬遷《史記》所作諸子列傳，大抵為讀其書有所感而發。《管晏列傳·贊》：‘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此不啻為以後老、莊、申、韓、司馬、孫、吳、商君、孟、荀、虞卿、魯連、鄒陽、屈、賈諸傳之範例。故傳中必述其所著書，又言余讀其書某某篇，皆所謂‘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之意也。”[29]這段話是對司馬遷不傳書而傳人的最好解釋，也可見司馬遷“見之於行事”的宗旨。

那麽，司馬遷為什麽在撰寫諸子傳時，要特別強調“欲觀其行事”呢？這是因為司馬遷想考察最能設計、最能思想的這些民族精英，是如何實現自己理想的，是如何處理自己與社會的關係的。所以，諸子的行事至少和諸子的思想同樣重要，對司馬遷而言，考察諸子行事的意義可能更大。因此，“欲觀其行事”就成了司馬遷考察諸子的重要內容。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人為中心的著作，這在諸子傳裏表現得尤為典型。為諸子立傳，確實表現出司馬遷獨到的學術視角。

三、取融諸子 出乎諸子

司馬遷說《史記》是“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這裏確實有謙虛的意思。《史記》的故事，不是雜集的，而是有義例的組合。這義例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個著述主旨的形成，是司馬遷取融經義的結果，也是司馬遷取融諸子的結果。正因為取融六經、諸子，《史記》才有了今天的地位。

（一）引用、化用“百家雜語”的言論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宗黃老之學，司馬遷也從黃老之學吸收了許多營養。《史記》引用《老子》、採用《老子》成言者如《太史公自序》“三十輻共一轂”，出自《老子》十一章，就《史記》結構言。《酷吏列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分別出自《老子》五十七章和三十八章，言無為而治的大旨。《劉敬叔孫通列傳》“大直若詘，道故委蛇”，出自《老子》四十五章，老子本言大道的特點，此處用來諷刺叔孫通。《伯夷叔齊列傳》“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出自《老子》七十九章，道出司馬遷對這一古老天人觀的疑惑。《貨殖列傳》“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出自《老子》八十章，言社會理想。

化用者更多，如《淮陰侯列傳》“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化用《老子》二十二、二十四章“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管晏列傳》“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化用《老子》三十六章“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化用《老子》五十八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等。

《史記》中軍事人物傳記占了很大比重，寫得也非常生動，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與司馬遷高深的兵法修養有直接關係。司馬遷的遠祖司馬錯就是一位有遠見的軍事家，司馬靳是白起的得力助手，司馬氏家族，除了世典周史以外，本來就有軍事家傳[30]，這可能是司馬遷熟悉兵法的重要原因。《史記》中多處引用了《孫子兵法》。引用成言的如《孫子吳起列傳》“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蹷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出自《孫子·軍爭篇》“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軍將。……五十里而爭利則蹷上將軍，其法半至。”《淮陰侯列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出自《孫子·九地》“投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陳餘）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出自《孫子·謀攻》“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田單列傳》“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分別出於《孫子·勢篇》“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及《孫子·九地》“是故，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黥布列傳》“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出自《孫子·九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化用《孫子》者，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這一原理出自《孫子·地形篇》“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據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據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劉敬叔孫通列傳》“上使劉敬複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這一騙敵計謀正與《孫子·計篇》相符：“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以上只是選擇了幾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從《史記》的有關敍述我們可以斷定，司馬遷讀過很多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史記》可謂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兵法大全。兵學在司馬遷的知識結構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對於《史記》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史記》軍事人物傳記中，一定還有不少相關的採用。只是有些兵書已經失傳，我們無法作具體的考定。

《史記》中的許多戰例，實際上可以看作對《孫子》的演繹，可以理出一條線索。如項羽以三萬擊敗劉邦五十萬的彭城大戰，就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具體化，韓信井陘之戰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的具體化，垓下之戰則是“十則圍之”的具體化等。這也可以看作《孫子兵法》的“行事”。

司馬遷對諸子百家言論的引用極為自然巧妙，仿佛隨口而出。這是因為諸子精華已經化成司馬遷的思想，成為司馬遷判斷的依據，“整齊”的出發點，已經和司馬遷及《史記》融為一體，分散、深潛、流行、貫通於《史記》的文本中。

比如《史記》為什麽始於黃帝。程金造先生認為和司馬遷所膺服的“法天則地”的思想不可分[31]。《太史公自序》述《五帝本紀》作意時說：“惟惜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法天則地”是這個小序的中心，黃帝之後，顓頊、帝嚳、堯、舜咸尊法之，是“萬世載之”的不易之法。“法天則地”較早見於《易·繫辭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坤為地；《論語·泰伯》：“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這裏的“則天”，就是“法天則地”；《禮記·孔子閒居》：“天無私覆，地五私載，日月無私照。”這裏的“日月”代表了天；《離騷》“皇天無私阿兮”等，都是“法天則地”思想的淵源，融會成了司馬遷的思想，是《史記》“一家之言”的核心，貫穿《史記》始終。司馬遷以此“整齊百家雜語”。

司馬遷列孔子於“世家”，自言“折中於夫子”、“想見其為人”。司馬遷與孔子在精神上有極大的相通之處。如《史記》的讓與爭、義與利、天與人、興與亡等大關目，都與儒家思想有極深的淵源關係。如果對讀《論語》和《史記》，就會覺得，《史記》仿佛是在解釋《論語》的有關言論。《論語·顏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這段話實際上是《史記》興衰成敗的總綱，大至《史記》歷代興亡之跡，小到個體的類似伍子胥復仇等，都可看作這段話的詮釋。司馬遷寫人、品評歷史人物的角度，每每令人想起《論語·為政》：“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司馬遷常常寫歷史人物貧賤時的“小事”，就是為了“察其所由”。如《李斯列傳》的倉鼠之歎，同時令人想起《論語·陽貨》：“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與李斯一生何其相契哉！方知李斯為“鄙夫”的代表，秦始皇沒看出來，趙高看出來了。又如《淮陰侯列傳》載韓信貧賤時能忍胯下之辱和為母親選擇一旁可置萬家的墓地以及對漂母的感激，同時也令人想起《論語·學而》：“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暗示韓信也是務本有道之人，以不言之想為韓信鳴不平。這些都有極深的思想内涵，都符合司馬遷所說的“深切著明”。如何評價伍子胥的復仇，古今看法不同。司馬遷對伍子胥復仇的肯定來自於倡導尊君的儒家思想。孔子和伍子胥是同時代的人，年齡相差不大，孔子對伍子胥的復仇是肯定的[32]。《伍子胥列傳》：“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楚世家》亦載此語。《楚世家》：“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皆本《孟子·盡心下》：“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非自殺之也，一間耳。”此《伍子胥列傳》所以為《伍子胥列傳》者。可見，此傳的立意、取材、篇章結構，甚至人物對話，都與孔孟的有關思想言論有直接關係，由此可知“怨毒之於人，大矣哉”的深刻含義。《伍子胥列傳》所展現的復仇，在歷史上有十分強悍的穿透力，今天讀來，猶令人震撼，啟人深思，而所思已超乎伍子胥等數人的復仇，而是整個人類的恩怨，一個哲學課題，真是“深切著明”！之所以如此，與本傳思想的深刻有直接關係，思想的深刻又與司馬遷能融會貫通“六經”、“百家”，參透了人和人類社會有直接關係。《史記》的許多傳記都有這樣的入乎故事、出乎故事的魅力。王國維《人間詞話》：“詩人對於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33]司馬遷能寫，尤其能觀，使得《史記》有生氣，有高致。

桓譚說：“通才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為廣大，餘皆叢殘小論，不能比之。”[34]以“廣大”的“通才”許司馬遷，而其餘皆為叢殘小論，確實是中的之語。鄭樵的評價最精彩，《通志·總序》：“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會通才是真學問，鄭樵確實抓住了學問的根本。會合萬流，通貫古今，是為會通。然會通談何容易，千載而下，鮮有其人：“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於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孔子之後，諸子以空言著書，會通者絕，五百年後的司馬遷是繼孔子之後，又一會通者：“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茲乎。’”[35]《史記》的體例、内容以及思想深度，都是司馬遷“通”的結果。以“通”來評價《史記》，確實抓住了《史記》的特點，也給後人極大的啟發。

（二）《史記》“一家之言”的特點

司馬遷對人生宇宙通理的探討，大大深化了《史記》的思想深度。使得《史記》有十分濃郁的子書性質。對此，學者多有指出者。如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的觀點：“由此觀之，其著書最大的目的，乃在發表司馬氏‘一家之言’，與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質正同。不過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發表耳。故僅以近世的觀念讀《史記》，非能知《史記》者也。”[36]梁先生這裏是以少總多的手法，以《荀子》、《春秋繁露》為諸子的代表。近人常乃德《歷史哲學論叢》：“中國歷史家中懂得史學意義的恐怕只有司馬遷一人，他的《史記》是‘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一家言，所以他的《史記》，並不是單純的事實記錄，而是和儒、道、墨、法諸家著作同等的系統哲學，不過他不用抽象的玄想，而用實際的事實材料，來建築他的一家之學，比周秦諸子更進步，可惜後來的歷史家無人能夠懂得他的意思，所以儘管出了許多模仿的正史，別史，而卻沒有一部配得上成為一家言的。”[37]程金造先生《史記管窺·自序》中述其師高步瀛先生的觀點：“大約《太史公書》，是借史事為題材，其性質與諸子務治之書相近。”[38]這些都被譽為知言，在學界影響頗大。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四個關鍵字，天、人、古、今，是一切學問的終極與核心。天人是人與人之外的環境的關係，古今是人與人的關係。天人實際上是一體的，《周易·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39]《漢書·律歷志上》：“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40]秦漢以來，“天人古今”被概括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秦漢以來中國優秀思想家思考的共同課題。《淮南子·要略》：“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思維模式類似《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就是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問題，這既是一個歷史課題，也是一個時代課題。

司馬遷自己也認為他的“一家之言”是百家之一家。他在《報任安書》中說“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亦欲”二字表明，欲達此旨者眾矣，己為其一耳。其特點：融會諸子百家精華，又不載空言，而是見之於行事，真正達到了“深切著明”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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