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刊第五輯

試談《史記•日者列傳》

——兼與《莊子•盜跖》篇比較

 

劉洪生

 

 

[作者簡介]劉洪生(1964  ),男,河南省柘城縣人。現為商丘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專著有《唐代題壁詩》、《宋代題壁詩詞》、《20紀莊學研究史稿》等,已發表學術論文50餘篇。

 

《日者列傳》是今本《史記》中非常特殊的一篇。關於它的內容、作者、真偽等問題,歷來爭議頗多,也頗有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這裏試就該文的創作主旨、與《莊子·盜跖》篇的關係、真偽問題,以及它在《史記》列傳中的特殊位置等問題,略陳鄙陋之見。

 

一、《日者列傳》的內容

 

今世傳本《史記·日者列傳》共包括兩部分,一為司馬遷的正文,二則是“褚先生曰”即褚少孫的補作。

《日者列傳》的正文,又可分三部分:總序;宋忠和賈誼二大父走訪卜者司馬季主的故事;太史公曰。其總序言:“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可見,這只是幾句短而簡煉的導語式文字,在全文中起引子作用,是《史記》列傳中常用的寫作技巧,大意是概述古、今日者用世的普泛現象。“太史公曰”部分說:“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這也是《史記》本紀和列傳慣用的寫作模式,是一篇終了時作者的由衷感懷,總結全篇,警醒世人,深化主旨。

正文的三部分中,篇幅最長也最核心的是第二部分宋忠和賈誼二大父走訪卜者司馬季主。故事簡單而曲折,敍述優美而生動,以時間為線索展開,大致也可分三層:

(一)走訪之前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遍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這段描寫,實際上,是假中大夫宋忠和賈誼博士之口,表達世人所應當有的對“卜醫”者的尊重和敬仰;又通過二人的目光,描寫居住在長安東市卜肆中的楚人司馬季主,一位道術極高的卜者。

(二)走訪之中

如果說走訪之前,宋忠、賈誼二人,還是頭腦清醒,持論公允,頗有見識的士大夫。隨著故事的推進,在走訪中,二人逐漸成為頭腦冬烘的糊塗蟲,見識短淺的市儈。“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這段文字非常有趣,既然宋、賈二大夫在走訪之前的路上,已認定“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而當他們確實看到司馬季主“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是一位道術極高的聖人卜者時,卻“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事實上,這並不是“悟”,而是“疑惑”,疑惑於司馬季主“何居之卑,何行之汙”?二人前後不一的言行,已逐漸暴露出其虛偽和世俗。接下來,“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追問之下,“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這樣,二大夫的愚蠢和世俗暴露無遺,原來也不過是兩個名利之徒,真正所看重是地位、俸祿,對卜者有著嚴重的偏見和歧視。之後,司馬季主對二大夫的駁斥圍繞兩個內容展開:

1為官者靈魂的醜惡。司馬季主針對宋忠、賈誼二大夫對日者“卑污”的指責,指出所謂的享有“尊官厚祿”的賢才,其實是一群“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的佞幸小人,是一群“相引以勢,相導以利”的勢利之徒,是一群“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的結黨營私之輩,是“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的豪強,是“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的酷吏。這種人“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根本不是什麼高賢能才,而是“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是一群披著官服的流氓。

2卜者精神的自由與人格的高貴。二大夫指責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而司馬季主卻認為,卜者的“多言誇嚴”,是為了“導愚”;卜者的“厚求拜謝”,是在“有利於個人、社會的前提下應得的報酬”[①],根本不是什麼“厚求”,而是“利大而謝小”。二大夫指責卜者“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司馬季主卻說“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認為由於經驗與現實之間的不對稱,應該分辨主觀不願與客觀不能的兩類性質。這樣,就從根本問題上,辯明了世人對卜者的誤解。進而,司馬季主指明,在一個無德者得志、賢明者退位的黑白顛倒的社會中,自己作為卜者獨享著高尚的操守和聖潔的尊嚴,“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

(三)走訪之後

經過司馬季主一番嚴詞棒喝之後,本來認為“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而認定日者“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的宋忠、賈誼二大夫,“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並且二人“相謂自歎”道:“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二大夫不僅對自身處境宦海風波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意識到自己先前所不屑的卜者的價值。

正文最後,又交代了宋、賈二人似乎是必然的覆亡結局:“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篇末“務華絕根”的感慨,可謂千古警鐘長鳴。

《日者列傳》中的“褚先生曰”,也談了三個內容。

首先,敍述作者親眼目睹的卜者的高行“臣為郎時,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並補足正文中對傳主司馬季主生平事蹟的遺漏:“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遊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

其次,作者認為,卜者所從事的,是一種正當的行業,社會應當客觀地對待他們的存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

再次,用引言的形式,通過他者之口,反映漢武帝時卜者的興盛,印證正文中所說的卜者為最高統治者所重視的現象:“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二、《日者列傳》的創作目的

 

淩稚隆《史記評林》卷一二七言:“此借日者以譏尊官厚祿,而不忠不才,妨聖竊位,直與蒿蕭、鴟梟、寇盜等耳。豈能如日者之隱居卜筮,不求寵榮,而有禮有德哉!”似乎是說,《日者列傳》是借日者批判官場醜惡。甚至有人認為,為日者樹碑立傳是次,批判現實才是主。筆者認為,這樣論定《日者列傳》的創作目的,是值得商榷的,恰恰顛倒了主與次的關係:從根本上論,司馬遷創設《日者列傳》的最終目的,是為日者立傳,是借所謂尊官厚祿者的不忠不才,反襯日者的價值和高貴,而不是相反。這樣看法是有根據的:

《史記·太史公自序》:“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六。”明確交代日者“有俗所用”,而“欲循觀其大旨”。

《史記·日者列傳》:“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由衷陳述,因古卜者不載於史篇,多不見,正是欲通過司馬季主,讓這類人名垂青史。

《報任少卿書》:“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這幾句話,很少人注意它與《日者列傳》的創設之間的關係,似乎與《日者列傳》的寫作,是較為間接的關係。然筆者卻認為,這是司馬遷專為“日者”立傳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在這類人身上,太史公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他的父親;看到了他們對於社會的偉大價值,也看到了他們的真誠和高貴;更看到了他們所受到的侮辱與傷害,正如宋忠和賈誼二大夫對待司馬季主那樣。因此,司馬遷與“日者”似乎有著天涯同命、休戚相關的干係。而一部《史記》,也就必有“日者列傳”的設列。某種意義上說,《日者列傳》的創設,是司馬遷的“夫子自道”,不僅是為“日者”立傳,也是為他父親、為他自己、為“文史星曆”的史官立傳。因此筆者認為,《日者列傳》的創作目的,並不僅是“借日者以譏尊官厚祿”,更重要的是,借尊官厚祿者的不忠不才,反襯日者的價值和高貴。

司馬遷忍辱冒死寫作《史記》,其終極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一個頗為形而上的追求。在當時的科學條件和時代局限下,面對紛繁的社會矛盾,面對茫然的命運,從事龜策卜筮的日者,就是披著神學外衣的科學工作者,他們至少能在偶然和必然之間作出一些當時人認為合理的解釋。對於孤獨地思考著天人和古今關係的司馬遷來說,他們是工作性質最為相近的一類人,頗能給司馬遷一些啟發和撫慰。司馬遷在《龜策列傳》中就宣稱:“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命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充分認可卜者的神聖價值,極力糾正世俗對他們的誤解與歪曲,並表達自己對這類工作的信服與崇敬。

 

三、《日者列傳》的價值

 

(一)史學、文獻學價值

日者是專門從事察日占候的星占家,也是占候卜筮之人的統稱。古代時,這是一個極具神秘性和特殊性的職業,肩負解釋天、人之間的關係和各種紛繁複雜社會矛盾現象的任務,給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們提供精神信仰的力量。同時,所謂日者也是一個頗具尷尬性的職業,他們的預言,他們的工作程式,他們的報酬獲得,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身份和工作性質,都有別於其他百業。在普通人心目中,對他們充滿著敬畏或鄙夷、信賴或質疑、企望接近或又唯恐躲之不及的複雜心。因為在普通人的印象中,這類人也許是學識廣博的學者,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前知過去,而後知未來;也可能是一群故弄玄虛,招搖撞騙,不學無術,而又裝瘋賣傻的巫婆神漢。他們掌握的究竟是知識還是話語霸權,是人、神之間的使者,還是只會愚民的小丑等等這一切,都似乎含混而難定界限。司馬遷慨歎:“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作為一名偉大的史學家和哲學思想史家,司馬遷深深地知道日者一類人在歷史文明和政治生活中的價值,因此,《日者列傳》一開篇他就說:“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太史公自序》又言:“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又在《日者列傳》的姊妹篇《龜策列傳》中說:“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耆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未來。”正是在司馬遷影響下,今本《史記》的《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中,才保存了“褚先生曰”關於卜筮、龜策的大量資料。因此,筆者認為,無論《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究竟是不是司馬遷原文,多大程度是司馬遷的原文,司馬遷將這樣一個特殊的共同體,納入了《史記》中,專門而神聖地為這個群體立傳,所投射出的史學、文獻學價值,都是不容置疑的。洪飴孫《史目表》卷一即認為,司馬遷《史記》中的《扁鵲倉公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三傳為諸史方術方技之祖”

(二)思想價值

讀《日者列傳》,深覺其間有著一股充沛的激情和難抑的精神力量。

首先,借司馬季主之口,批判了官場的醜惡。所謂處於“尊官厚祿”的“賢才”,不過是追逐名利、結黨營私之徒,是巧取豪奪、貪贓枉法的酷吏,名為君子,實為強盜。通篇充滿了這種對社會黑暗現實的無情批判。

其次,揭露當權者的兇險不測之心。文中說: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在對隱卜者居安的肯定和對官場險惡的歎息中,表達作者對封建獨裁清醒的認識,其中仿佛可見司馬遷遭受李陵之禍的歷歷惡夢,讀來讓人不寒而慄。

再次,借騏驥不能與疲驢為駟,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的議論,讚美隱卜者追求自由的個性,同時譏諷在專制制度下,諂諛者得志,君子沉淪處下的不合理,抒發作者對賢愚顛倒、黑白不分的社會的指控,似乎也有著太史公個人遭際的影子。筆者認為,這些也正是《日者列傳》當為司馬遷原文的內在證據。

(三)文學藝術價值

裴駰《史記集解·太史公自序》云:“《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這裏但就《日者列傳》而言,所謂“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者,當是指“褚先生曰”的部分。而本傳正文無論是否司馬遷原文,其本身的藝術價值都是不可否認的。柯維騏《史記考要》說:“《司馬季主傳》(即《日者列傳》)文雖可觀,本賦體,非傳體也。”吳見思《史記論文》也說:“此文全以賦體行文。”均對該篇列傳的文風高度肯定,的確是頗有道理的。正文部分,首尾相應,一氣貫注,汪洋捭闔,激情四溢,從容婉轉,繪聲繪色,非大手筆不能。據傳“歐陽文忠公每有製作,必取此傳讀數過,然後下筆,其愛之如此!”足見其對後世文學發展的影響和藝術魅力,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也說:“劉基《賣柑者言》正學此詞氣。”

 

四、《日者列傳》與《盜跖》的比較

 

韓兆琦等先生論《日者列傳》“從內容到形式都與道家有著某種淵源關係”方勇先生《莊子學史》則認為,它與《莊子·盜》篇有許多相似。筆者這裏,在他們的啟發下,將二篇進行一些比較。

首先,主題精神和思想觀念方面的神似。《盜跖》是孔子拜訪柳下季之弟盜跖的故事。拜訪之前,孔子以操儒學的聖者自居,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而在盜跖一番痛快淋漓的批駁下,茫然自失,噤若寒蟬,落敗而逃。《日者列傳》是宋忠、賈誼造訪卜者司馬季主的故事。造訪之前,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雖然二人口頭上說“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然而又說“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真實的心理卻是對“卜醫”者的不屑,所以後來嘲笑司馬季主“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同樣也是在一番痛快淋漓的教訓下,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可見,二文都是對虛偽儒者的無情揭露。追求生命的本真意義和個體精神的自由,輕天下而細萬物,在主題價值和思想觀念方面是一致的。

其次,藝術精神的一致。

在行文結構和故事的敍述技巧方面,二文均時間先後,歷時性地展開,有條不紊,層次清楚。場景的預設,氣氛的烘托,節奏的頓挫,甚至人物的心理、情態、口吻,都同樣拿捏得恰如其分,毫無敗筆。

虛構藝術也是二文最閃光的共同構思技巧。《盜跖》篇中,盜跖是柳下惠的弟弟,孔子要去拜會他,遭到他的一番無情的批駁,而又心折口服,這一切都是以寓言、重言、卮言見長的莊周式的“吊詭”之言,在歷史上是子虛烏有的事情。《日者列傳》中的中大夫宋忠,在整部《史記》中僅此一見;文中賈誼博士的身份與他的做派,也與歷史頗有出入。因而,有學者認為他們“根本不是歷史人物,而完全是作者順手牽來,為其所用的一個虛構形象”。行文至此,筆者覺得,這裏應該替司馬遷說幾句辯白的話。人們一向不滿於《史記》中的文學成分,具體說,就是不滿於其虛構之筆。但不應忘記,司馬遷的寫作目的實際上就是要“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司馬遷自有好奇的權利,不必遵守“黨員”的原則,恪守“政策研究者”的義務。一部《太史公書》,是我們自己一定要一廂情願地限之為所謂“正史”,而作者本人卻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更何況,藝術的真實高於現實的真實,是最高的真實。在這種意義上說,《史記》中的一些虛構,不僅不是敗筆,而常是神來、氣來、情來之筆。

再次,文本的相似性。

《日者列傳》寫司馬季主對宋忠、賈誼的辯論“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跖》中有盜跖對孔子的辯論:“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脋。多詞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自是以後,以強淩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細審二文中的這些話,在遣詞造句和表情達意上,存在很大相似之處。

《日者列傳》寫宋忠、賈誼經司馬季主訓斥後,“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盜跖》中的孔子在盜跖一番“心如泉湧,意如飄風”的言詞後,“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對讀兩段文字,驚人的相似,只有個別詞語的出入。事實上,《日者列傳》的這段描寫文字,還相似地屢見於《莊子》其他篇中。《秋水》篇描寫埳井之蛙聽到東海之鱉高談大海後:“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公孔龍聽到魏牟關於邯鄲學步的警告後:“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則陽》篇寫魏惠王瑩受到高士戴晉人的一番教誨後:“悵然若有亡也。”《說劍》篇趙文王在聆聽莊子關於天子之劍的劇談後:“芒然自失。”《漁父》篇寫漁父對孔子一番“法天貴真,不拘於俗”的訓斥後:“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因此,金聖歎認為“彼《莊子》、《史記》,各以其書獨步萬年,萬年之人,莫不歎其何處得來。若自吾觀之,彼亦豈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

其他,如《日者列傳》中的:“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遍人情,相視而歎。”“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這些議論,在文本和字面上均脫胎於《莊子》的內、外、雜諸篇。難怪何焯《義門讀史記》認為:“此文學《莊子》而為之也,托之季主以詆訾當世。”而金聖歎則曰:“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不寧惟是而已……而直取其文心,則惟莊生能作《史記》,惟子長能作《莊子》。”

《日者列傳》中,還有直接引莊子的話:“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考今本《莊子》三十三篇,並無這些內容。當然,我們可以認為,這是深得莊子筆法精髓的《史記》作者的子虛烏有之設——既然整個故事都是假設,而“莊子曰”又何嘗不可以假設?莊子未嘗“曰”,而司馬遷未嘗不可以讓莊子“曰”。也就是說,這裏的“莊子曰”,可能是《莊子》本無的。但筆者卻大膽地認為,這也“可能是《莊子》的佚文”。關於《莊子》論著的篇數和字數的問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附的《莊子傳》記載“其著書十餘萬言”。也就是說,司馬遷之前,有一部十餘萬言的《莊子》流傳。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莊子》五十二篇”。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必己》言:“莊子名周,宋之蒙人。輕天下,細萬物。其書尚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又注《淮南子·修務訓》說:“莊周,宋蒙縣人,作書二十二篇,為道家言”,崔大華先生認為“二十二”的第一個“二”字當為“五”字的缺壞。魏晉時期,崔譔注《莊子》為二十七篇,向秀所注為二十六篇,李頤所注為三十篇。而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又言:“《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今世傳本《莊子》,為郭象篇分內、外、雜的注本,共三十三篇。據宋代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序》統計,郭象本《莊子》,共計六萬五千九百二十三字,這個數位與司馬遷的記載在篇幅和字數上均少了近半。那麼少去近一半的《莊子》,究竟是些什麼內容?漢唐文獻所記的《莊子》五十二篇的篇數,是不是與司馬遷所說的“十餘萬言”的字數剛好一致?司馬遷所見到的“十餘萬言”的《莊子》,篇數究竟是多少呢?所謂“五十二篇”的《莊子》字數又是多少?留下很多學術的迷霧。但無論怎樣,《莊子》今本之與古本間存在大量佚文,是不爭的事實。而且,陸德明曾見司馬彪五十二篇《莊子》注本,崔大華先生認為:“由此可以推測《莊子》古本是唐以後遺佚的。”因此,宋以後多有學人試圖解開這個學術公案,進行《莊子》軼篇鉤索和軼文輯錄。最早是南宋王應麟從《世說新語》、《文選》、《後漢書》的注解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中,輯出39。之後,閻若璩校訂《困學紀聞》、孫志祖撰《讀書脞錄續編》、翁元坼注解《困學紀聞》,皆就《困學紀聞》進行補綴,分別增錄8條、12條、2條。晚近學者輯錄《莊子》軼文最多者為馬敘倫、王叔岷。馬氏援引二十餘種典籍,合之前人舊輯,共得128條。王氏援引更廣,乃至有佛典義疏,如《華嚴經隨疏演義鈔》、《淨土三部經音義》、《因明論疏明燈抄》等,合之前人舊輯,共得150餘條,可謂諸家之最。各家輯錄,無論舉證如何,真實性如何,但在莊學研究這條門徑下的探索,所付出的艱苦勞動,都是值得尊敬的。令人遺憾的是,諸家對《莊子》的軼篇鉤索和軼文輯錄,並沒有特別注意到《日者列傳》中所引用莊子的這幾句話,是頗令人遺憾的。

《日者列傳》中還寫:“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文中的“曾氏”之“曾”,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一作莊”。那麼,“曾氏之義”就是“莊氏之義”。又根據文中的語境,宋忠與賈誼所密語的,正是老莊的生存哲學和相對論思想,進而推導,“莊氏”就是“莊周”。此外,細讀《史記·日者列傳》,整個賦體文的用筆,在寫法上又極似《莊子·大宗師》中“鄭有神巫曰季咸”的寓言故事。由此更可看出《日者列傳》之與《盜跖》、乃至與整部《莊子》的關係,司馬遷之與莊子的承傳與接受的關係陳振孫將左丘明、莊子、屈原與司馬遷並稱,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曾國藩將《史記》、《漢書》、《莊子》、《韓文》並列,說是自己平生好讀之書當代學者劉生良先生則認為:司馬遷是《莊子》的愛好者,他的創作雖受特定體例和具體人事的限制,但其行文之縱橫開闔、筆勢之流暢飛動,頗有奇氣,以及精湛的諷刺藝術等,皆與莊子有神似之處。應該說,對司馬遷在文章風格方面所受到的莊子的影響,古今這些學者的認識,是英雄所見略同的。

最後,通過上述《日者列傳》與《盜跖》的比較,以及《史記》中《莊子傳》的描寫,《論六家要指》對道家思想的評價,我們得出結論:司馬遷是最早為莊子立傳的史學家和學術思想史家。方勇先生論道,司馬遷“是通過為莊子立傳來研究闡釋莊子及其著作”,“他對這類材料是經過認真研究,然後才加以合理申發利用的”近人郎擎霄斷言:“自有《莊子》以來,善讀其書者,首推司馬氏父子。”都是頗具學術史家眼光的。

 

五、《日者列傳》的真偽

 

關於《日者列傳》的真偽問題,是一個爭議頗劇的問題,也是對本文進行研究的一個根本問題。

首先,該問題導源於對《史記》缺篇的討論。對於《史記》的缺篇,最早《後漢書·班彪傳》兩處提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李賢注: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裴駰《史記集解·太史公自序》又言:“《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可見,最早東漢時班固只是說《史記》缺少了十篇,有錄無書,並沒有交代缺的是哪些篇。東漢章帝讓楊終對《史記》進行了一番討伐性的刪砍。然後,到三國時張晏才說《史記》“十篇缺”中有《日者列傳》,並且說是褚少孫所補作。由此而知,至晚在三國時,由張晏對《日者列傳》的真偽提出了質疑。之後,學界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孫同元《詁經精舍文集》卷四《史記缺篇補篇考》進一步說:“《日者列傳》文近蒙莊,與史公不類。當是褚先生因贊中有‘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云云,遂取當時所記季主事舊聞而附會之,然汪洋恣肆,筆意極佳。六一公每欲作文,先誦此傳,正以此耳。”然而,呂祖謙卻認為:“班固《前漢書·司馬遷》云:‘十篇缺,有錄無書。’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較之《史記》,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今各隨其篇辨之……末有褚先生所論數百言,乃張晏所謂言辭鄙陋者也。晏並與其傳疑之,此豈褚先生手筆乎?”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褚先生補史記》又論:“《日者》、《龜策》二篇,惟末段各另附褚先生言,其原文仍出子長筆。《索隱》以《日者》傳司馬季主事為褚補,非也,不知張晏何以云亡。”並認為“世皆言褚先生補《史記》,其實《史記》惟亡《武紀》一篇,餘間有缺,無全亡者”。當代學者張大可先生更是論道:“按諸事實,司馬貞的兩條論據似是而非,不能成立”,認為“《日者》、《龜策》兩傳為司馬遷所作”,並詳列了八條證據,此處從略。

其次,關於現存《日者列傳》的真偽問題,筆者認為除其中的“褚先生曰”外,其本傳部分,當為自司馬遷所作。共有以下諸種理由。

《史記》創作的背景和最早的流傳狀態,是二十四史中最為奇特的。它是在司馬遷死後二十餘年,才逐步面世。《漢書·司馬遷傳》記載:“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易孟醇先生認為,“當時的所謂‘宣佈’,只是講授本書大旨,並非刻印流傳”,並論證了當時《史記》屬於秘禁書的情形。《漢書·宣元六王傳》記載,漢成帝時,劉宇上疏求諸子書及《太史公書》,成帝問大將軍王鳳可否,王鳳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於是,成帝不予所請。劉宇貴為東平思王,又是成帝的叔父,竟然無法看到《太史公書》。《漢書·敘傳》又記載,班固的伯祖父班游“以選授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時班固的這位伯祖父正與劉向校秘書,得成帝恩寵,才看到了《太史公書》。又據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他的“一家之言”共有兩部,“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這樣,《太史公書》就會出現兩條傳播途徑:其一是“副在京師”本的傳播,這裏姑且稱之為官方傳播系統;另一是“藏之名山”本的傳播,這裏姑且稱之為坊間傳播。這樣,是否會出現這種可能:最早指出《史記》“十篇缺”的班固,其閱讀《太史公書》限於官方傳播系統。而這一系統的“京師”本,已由皇帝指派的劉向、班遊等人進行校疏刪削,不完整了,所以他說“十篇缺”;但另一個“名山”本,在坊間傳播時,卻是未經校疏刪削的,是完整的,當時班固沒有看到,或者是班固死後才全部傳出。這樣,就存在《日者列傳》是司馬遷原文的可能。

《漢書·班彪傳》言《史記》“十篇缺”,裴駰《史記集解·太史公自序》引張晏說具體標出了“十篇缺”的篇目。如何解釋張晏說“十篇缺”中有《日者列傳》的現象?作為一位學者張晏會妄言虛指嗎?筆者認為,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張晏之說:即張晏所舉“十篇缺”,是說缺的程度不一,或“有錄無書”,即只存篇目而無正文;或所存正文明顯不完整,殘缺不全;甚至是他認為文意不順,在構思命意方面存在邏輯缺陷。而《日者列傳》恰屬於上述三種情況的最後一種,即張晏認為這篇文意不順,似有所缺。因此,他在一一舉出“十篇缺”後,又對十篇中屬於這種情況的篇目進行了說明:“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可見《日者列傳》不是“有錄無書”,而是由於有“褚先生補闕”的“褚先生曰”,張晏認為其“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對此問題,劉知幾就認為:“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今人易孟醇先生則認為,今本《日者列傳》“可能是一篇未最後定稿之作”。古今這兩位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回答了張晏的疑問,也給《日者列傳》的真偽之辯提供了新思路。況且,今看《日者列傳》,誠如張大可先生所論“文詞簡煉有法,議論汪洋,暢達雅正,何率略煩蕪之有!”否則,一代文宗歐陽修就不會每作文,必先取《日者》傳讀數過,然後下筆。

《史記·太史公自序》:“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六。”根據這種意思,《日者列傳》仿佛應該是一群齊、楚、秦、趙等各地“日者”的類傳,其體例應該與《遊俠列傳》、《滑稽列傳》等大體相同。而今本傳文則只寫了一個司馬季主。而且,正文部分對司馬季主生平經歷的撰寫,實際上只有“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一句。可能也正由於此,“褚先生曰”補闕說:“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遊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較原文詳盡一些。然而,與《史記》本紀、列傳的其他篇相比,這仍然是稍嫌簡略的。筆者認為,這恐怕也正是張晏認為《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的命意之所在。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就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宣佈《日者列傳》,對“齊、楚、秦、趙為日者”,只是“欲循觀其大旨”,未必一定要面面俱到;《日者列傳》中的“太史公曰”也說得很清楚:“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志而著之。”並沒有說除司馬季主外,還另有其人。況且舉一知眾,察一見百,也是司馬遷慣常的史筆;如果真是一群齊、楚、秦、趙等各地“日者”類傳的機械羅列,反倒不是司馬遷之為了。

《龜策列傳》中有“褚先生曰”記:“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而《日者列傳》中的“褚先生曰”則沒有這種記述,而只是說:“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遊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顯然是在原文基礎上的補充,正如張大可先生所論:“恰恰反證原傳之存。因褚少孫續史在元、成之際,去司馬遷未遠,他既續在後,則兩原傳自當在元、成之前,非司馬遷而為何!”

今本《日者列傳》,傳記正文相當完整,並且有標誌性的“太史公曰”論讚語。而且,其中的“褚先生曰”,並沒有對司馬遷傳文有任何疑義。這些,應該也是當為司馬遷原作有力的自證。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褚先生補史記》即指出:“《日者》、《龜策》二篇,惟末段各另附褚先生言,其原文仍出於子長筆。”

或曰:“其寫作方法又完全是一篇辭賦,其中所出現的‘賈誼’、‘宋忠’,根本不是歷史人物,而完全是作者順手牽來,為其所用的一個虛構形象,恰如司馬相如《子虛賦》裏的‘子虛’、‘烏有’、‘亡是公’。因此,現有的這篇《日者列傳》,絕對不是司馬遷《史記》的原文。”筆者認為,以今本《日者列傳》多虛構,多論辯語,多賦體,而非史筆等這類現象,而否定其為司馬遷作,是相當危險的。如果執此標準判定,今《史記》中許多類似的篇目,都將被排除在司馬遷作之外,如著名的《屈原列傳》等,勢必遮蔽我們對司馬遷與《史記》的全面認識,如本文前所論。

細審《日者列傳》,與司馬遷雄奇的文風,與體現司馬遷心智情懷的“文心”之間,不僅沒有絲毫張力,而且是高度一致的。對於判定《日者列傳》真偽問題,這或者說是比較虛的一個證據,但筆者卻願意認為,這可能也是最有力的來自內部的證據之一,正如金聖歎所論:“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遊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如果說《日者列傳》在漢代傳播中,屢遭磨難,甚至被刪削,乃至亡佚,正說明,它一定有讓統治者深感恐懼的東西,或在內容禁忌方面,或在情感色彩方面,或在精神力量方面。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前序就曾言:“余幼讀《史記》,即疑班論為未當,及累年反復尋味,益得其要領,蓋至今乃始確然而有深悉其故也。何也?史公蓋多恢宏譎詭之詞,不肯顯言正論,又時以他事間文,自掩其筆墨之跡,且文辭浩瀚,讀之者目炫神駭,往往一篇不能盡。故能得其旨者絕少。史公亦嘗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對歷史文獻真偽的爭議,原則上應持何態度?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古代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論到:“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宜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今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筆者這裏,斗膽假此結束對該問題的討論。

 

六、《日者列傳》在七十列傳的位置

 

今本《日者列傳》在“百三篇”《史記》的卷一百二十七,“七十列傳”的第六十七,也就是說,居於列傳倒數第四,當然,也是整部《史記》的倒數第四。司馬遷為什麼將它置於此處?筆者認為,這個問題也頗值得深思。

首先,作為私家著史和自由作家的司馬遷,哪些人入傳,哪些人不入傳,既是隨心所欲、漫無目的設列,又有著明確的意旨和用圖。班固最早注意到了這種情形,並對司馬遷表示了強烈不滿,其《漢書·司馬遷傳》云:“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此後,該問題屢有人提起並關注,如金人王若虛也認為:“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烈女、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幸、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誡,或以技能備見聞,皆可也。至於滑稽、遊俠、刺客之屬,既已幾於無謂矣。若乃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為,是何足以汙編錄,而遷特記之乎!班固徒譏遷之稱述崇勢利而羞貧賤,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是故襲而存之。”筆者認為,《日者列傳》以及《龜策列傳》出現在《史記》中是必然的,見本文前所論;而二篇在漢代的流傳中,遭到刪削砍伐也是必然的,因為其中有讓統治者感到恐懼、或無法容忍、或不願其成為公共信息而企圖封禁的內容。

其次,《日者列傳》在《史記》中所處的位置,本身表達了它在司馬遷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史記》列傳50篇以後的20篇,排列順序顯得很混雜,但筆者認為,恰表明它們的寫作時間,是處在司馬遷創作的最後時期。同時,也可以明顯看出,《史記》列傳的最後六、七篇,越靠後,作者所投注的情感越強烈,與這些篇的自然順序恰成倒排列。對此,傳統學者缺乏充分認識,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奇談異論。如王若虛《史記辨惑》云:“《史記索隱》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傳》不宜在《酷吏》、《遊俠》之間,此論固當。然凡諸夷狄,當以類相附,則《匈奴》亦豈得在《李廣》、《衛青》之間乎?《循吏》、《儒林》而下,一節之人皆居列傳之末,蓋得體也。及至《刺客》,乃獨第之《李斯》之上,《循吏》則第之《汲鄭》之上,復何意哉?”趙翼云:“《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為排比,……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吳承志在比對《史記》各列傳後斷言:“詳其編次,正傳蓋至《田叔》而止,《扁鵲倉公》已是雜傳。”朱東潤《史記考索》論:“曲解編次,誠為不可,然遽謂其隨得隨編,亦未當盡。大要自四十九篇以上,諸篇次第皆有意義可尋,自五十篇以下,中經竄亂,始不可解。愚意史遷作傳,共分五組,先秦以上一也,秦二也,楚漢之間三也,高惠文景四也,今上五也。其間段落,略與諸表相當。”筆者認為,比較而言,在這一問題上,倒是宋代林駉的持論較為允當,他認為,《史記》“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淳於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於老子,以申不害附於韓非,別異端也。他如《佞幸》、《酷吏》、《日者》、《龜策》、《滑稽》、《貨殖》、《遊俠》,皆為當世而發。,有旨哉!”筆者認為,某種意義上說,林氏已經認識到了《日者列傳》在《史記》列傳排列位置上的獨特寓意。

 

 


 

[①] 韓兆琦、張大可、宋嗣廉《史記題評與詠史記人物詩》,《史記研究集成》第三卷,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頁。

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史記集評》,《史記研究集成》第六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

劉洪生《李陵之禍對司馬遷影響的正負效應》,《江淮論壇》,2003年第2期。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四《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韓兆琦、張大可、宋嗣廉《史記題評與詠史記人物詩》,《史記研究集成》第三卷,第365頁。

同上,第364頁。

金聖歎《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之三《讀第五才子書法》,第11頁。

同上。

劉洪生《司馬遷對莊子的研究和接受——兼論司馬遷在莊學研究史上的地位》,《諸子學刊》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崔大華《莊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頁。

崔大華《莊學研究》,第50頁。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劉洪生《司馬遷對莊子的研究和接受——兼論司馬遷在莊學研究史上的地位》,《諸子學刊》第四輯。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曾國藩全集•送周荇農南歸序》長沙嶽麓書社1994年版,第162頁。

劉生良《鵬翔無疆——<莊子>文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頁。

⑦ 方勇《莊子學史》(第一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頁。

郎擎霄《莊子學案》,天津市古籍書店1990年版,第318頁。

《後漢書·楊終傳》:“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萬言。”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四《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張大可、梁建邦《史記論贊與世情研究》,《史記研究集成》第四卷,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321頁。

易孟醇《史記版本考索》,見王利器主編《史記著譯》(一),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頁。

易孟醇《史記版本考索》,見王利器主編《史記著譯》(一),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頁。

張大可、梁建邦《史記論贊與世情研究》,《史記研究集成》第四卷,第320頁。

韓兆琦、張大可、宋嗣廉《史記題評與詠史記人物詩》,《史記研究集成》第三卷,第363頁。

張大可、梁建邦《史記論贊與世情研究》,《史記研究集成》第四卷,第320頁。

韓兆琦、張大可、宋嗣廉《史記題評與詠史記人物詩》,《史記研究集成》第三卷,第364頁。

金聖歎《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轉》卷之三《讀第五才子書法》,17

《滹南遺老集》卷十一《史記辨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史記集評》,《史記研究集成》第六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頁。

同上,第143頁。

同上,第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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