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刊第五輯

《韓非的法哲學與<老子>之道》瑣議

楊俊光

[作者簡介] 楊俊光（1932—  ），男，上海人。現為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先秦諸子學，尤側重于名、墨、法諸家。個人著作有《<公孫龍子>蠡測》、《惠學錐指——惠施及其思想》、《惠施公孫龍評傳》、《墨子新論》、《墨經研究、《廿七年公孫龍研究之評議》。

讀了本刊《韓非的法哲學與<老子>之道——兼論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奠基人韓非的果敢與鬱悶》，覺得該文在對《韓非子》以及有關古籍原文的理解上，還存在着一些可以討論之處。現在，就其中比較明顯的幾點寫出來，以就教于原作者并廣大讀者。

（1）解《韓非子·二柄》篇（以下引韓文僅注篇名）“君見好則群臣誣能”為：“如果君主對所喜好的人形于言表，群臣便會對此人之才能大加貶斥，以破壞其人在君主心目中的形象。”（第326頁）這是把“誣”字當作“誣蔑”、“毁 謗”解了，即或有誤。

第一，“誣蔑”的對象應是人。但是，原句中除了“君”與“群臣”對言以外，并未涉及另外的什麼被“誣”的人；說到的“誣”的對象也只是“能”而不是“能人”或“能者”。因此，釋語的“的人”、“此人”、“其人”、“形象”全屬臆增。

第二，原句本與其緊接着的上句“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兩兩相對。上句中亦未見有“君”及“群臣”以外的什麼“人”之意；把句內的“惡”譯為“所厭惡的東西”，甚確。因此，下句的“好”的對象也只能是“東西”，即興趣、愛好等等。

這裏的這個“誣”字，實應作說話虛妄不實解。《說文》：“誣，加也。”段注：“加與誣皆兼毀譽言之。毀譽不以實皆曰誣也。”意為：“誣”字不僅可以指“毀”——“誣蔑”之不實；也可以指不實之譽——“誣能”，這才是這個字的本義。據此，原文的意思應是：“君主表現出了自己的愛好，群臣就會謊稱自己有這一方面的才能。”

（2）標點《功名》篇文“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并注曰：“‘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陳奇猷《韓非子集解》（楊按：應作《集釋》）斷句為‘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欠妥。又王渭以為衍一‘主’字，非是。”釋為：“群臣盡忠以尊君，君能駕御忠臣以治國。這樣的人主，天下同心一力而共載共立之，如此則人主可以長樂生（楊按：“生”與“可以”復）而成就太平之世。”（第327頁）亦或有誤。

第一，對于別人主張的“欠妥”和“非是”之故，以及自己主張之理由，皆未見申述。且其所主之前半句“故忠以尊主”為讀，實即陳著所引盧文弨已言及的（明）馮舒說，全句則張覺的《韓非子校注》亦早已標點為：“……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①]因此，皆不為創說。

第二，陳奇猷的主張，又并不如所云云，而是贊同其所引的王渭說，即：“故忠。以尊主御忠臣。”[②]

第三，“忠以尊主”，“忠以”不詞；“主御忠臣”，“主”義不完，且與“忠”亦失對稱。

原句實應如陳氏說標點：“故忠”應斷句；此與其緊接前文“人主者……故安……故尊……故忠”共三個“故”字同例；“尊主御忠臣”，則“尊主”（即有“勢”之主）“忠臣”即兩兩相對。句意則為：“以至尊的君主駕御忠誠的臣下”。

（3）釋《心度》篇文“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為“明君有政有權，亂君也有政有權，治亂的積累方向不同，原因在于其所立之政在是否實行法治上所存在的差異”（第331頁），亦有可商。

第一，在原句中，“積”不能是“積累”意。果是“積累”，則其所“積”也就只能是“權”和“政”了。但是，此兩者原文已用“有”、“亦有”說明其同，則與後之“異也”的判斷不合。此“積”字，實通“績”，意為“功業”、“成績”。《荀子·禮論》篇“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楊倞注：“積與績同，功業也。”即為其例。這樣，才與原文所說為運用“權”和“政”的成績，即結果或治或亂一意相合。

第二，“方向”一語亦不確。治或亂既不是什麼“方向”，“方向”亦不能“積累”。

第三，“所以立”也不能是“所立之政”，“所以”不就是“所”。“所立”說的應是“立”的對象即“權”與“政”。“所以立”則是用來建立“權”與“政”的東西——各種措施，如韓書原篇前後文所說：合而言之就是作為“王之本”[③]的“法”亦即“刑”，分而言之則是“明賞”和“嚴刑”；所謂“異”，也就是“刑勝”與“賞繁”之異了。

第四，順便說說，釋語中的“在于……在……所存在……”這樣的文字，或者還略需潤色。

（4）解《難勢》篇本有誤字的“勢之于治亂，本末有位也”[④]為：“‘本’指的是目的，‘末’指的是手段。治與亂是施政的結果，世之有國者無不希望達到治而不希望出現亂，故在治與亂兩種結果中，治就成為施政的目的，而如何用勢就成為是否能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又曰：“勢一經形成，要想抑制其作用是很困難的，但以一定的機制左右其運作方向則是可能的。為此，他提出勢與治亂的本末之辨、自然之勢與人設之勢的不同方向之辨”（第332頁）。亦有多處可商。

第一，以為“治”是“本”（“目的”）、“勢”是“末”（“手段”），那末，所謂“勢與治亂的本末之辨”的“亂”又是什麼？果如此，原文也就只能是“勢之于治”而不能是“于治亂”了。

第二，即使作“勢之于治，本末有位”，又如何解這個“位”字？如所釋，原文也只應該是“本末有異”而不能是什麼“本末有位”。

第三，“本末”一語，所指無論是本質與現象、本業與末業、還是樹木的下部與上部，都是同一層次的東西，其間之異也只是有主有次而已。但是，“目的”與“手段”就不是同一層次的東西，而且也不能說何者主要何者次要了。

還有這個“本末之辨”的提出，如所云云，應該就是為了“抑制”“勢”的反面“作用”；但是，讀來實在看不到它是怎樣去“抑制”的，甚至二者到底有什麼關係？“以一定的機制左右其運作方向則是有可能的”又不知是什麼意思？“自然之勢與人設之勢的不同方向之辨”[⑤]不知是否就是“本末之辨”，或其與“本末之辨”、“抑制”各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裏涉及的原文，雖乾道本作“本末”，但（清）顧廣圻已有云：“‘末’，當作‘未’。”[⑥] 其後，日人松皋圓[⑦]以及陳奇猷[⑧]、《韓非子》校注組[⑨]、張覺[⑩] 等皆從之。文中的“位”字，與“立”通。如《逸周書·允文》“選同氏姓，位之宗子”朱右曾校釋：“位、立，古通用。”“立”，據《後漢書·郎豈頁傳》“恭陵火灾，主名未立”李賢注：“立猶定也。”即是決定或確定的意思。句義當是：勢之對于治或亂的關係，本來就是沒有一定的，即并非一定治或一定亂；也就是張覺所說的意思：“勢可以使天下治，也可以使天下亂。”[11]

（5）有曰：“他又說：‘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12]，賢何事焉？”（《難勢》）他認為，不應當將用賢誇大到勢不可禁的高度，如果一方面說‘賢之為勢不可禁’，另一方面又說：‘勢之為道也無不禁’（《難勢》），那麼以無所不禁之勢，禁勢不可禁之賢，就必然陷入了‘以子之矛陷子之楯’的矛盾之中。‘名不可兩立’（《難勢》），用勢與用賢二者必居其一。”（第333頁）可商處亦甚多。

第一，韓非所主張，絕非僅僅“認為，不應當將用（“用”字不當有）賢誇大到勢不可禁的高度”，而是完全反對“賢”。這從該文已引及的“賢何事焉？”以及未引及的“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已經完全可以證明。

第二，原文以“賢之為勢不可禁”與“勢之為道也無不禁”為矛盾，完全不是假定的（即“如果……”；原文無此意）、有條件的或有限制的、局部的（即“一方面……另一方面”；原文亦無此意），而是實有的、無條件的或不加限制的、全局的；更不是韓非轉述的別人的說法，而是他自己的主張。

第三，“以無所不禁之勢，禁勢不可禁之賢”云云，大概是在轉述原文的“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13]一語了。果如此，則是把原文校作或解作“以無不禁之勢，禁不可禁之賢”了。但是，不僅未明言其說，而且一個“與”字也無由誤成更無法解作“禁”。這個關鍵的“與”字，學界歷來未獲確解。如：信從顧校的《韓非子》校注組語譯其意為：“‘不可禁’的‘賢’與‘無不禁’的‘勢’就構成了矛盾。”[14]不僅句首的“以”字沒有了着落，而且“構成”一義又為原文所無有。正如陳奇猷早已指出的：“若依顧說……作‘與’，則此語無動詞，文不可通。”[15]其實，這個“與”字，應作輔助、支持解。《孟子·公孫丑上》：“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朱熹集注：“與，猶許也助也。”即其例。意思則在指責以賢助勢即勢與賢并用為矛盾之說。這樣，才與前後文的“賢何事焉”、“為名不可兩立”、“賢勢的不相容”相一致。

第四，把所謂“不可兩立”解作“用勢與用賢二者必居其一”，亦有不確。“必居其一”，只是不能有非此非彼的第三者之意，略近於邏輯學上的排中律；這裏講的，則實在是不可兼得，近似于邏輯上的矛盾律。

（6）有曰：“韓非說，楚國令尹誅竊羊者‘而楚奸不上聞’，使社會治安局面好轉，故直躬雖為‘父之暴子’，而實為‘君之直臣’。”（第334頁）亦有誤。

第一，楚國令尹所誅殺的不是竊羊者而是舉報者直躬。所引《五蠹》篇文說的事實是：“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意思很清楚，楚人直躬把他父親偷羊的事報告了官府，令尹卻認為他雖對官家忠心耿耿而對父親則是大逆不道，因而判罪殺了他。

第二，“故直躬雖為‘父之暴子’而實為‘君之直臣’”，重點落在“君之直臣”亦不確；果如此，又為什麼要殺他。原文“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重點在“暴子”。

第三，把“楚奸不上聞”解作楚國沒有奸邪因而在上者就聽不到了，亦不合原意。原意該是：因為殺了告發者，雖有壞人壞事而沒有人再向上報告了。

（7）釋《六反》篇“適其時事以致財物”的“適其時事”為“適應季節與節令變換以及生活需求”（第334頁），亦略有可商。

第一，“季節”與“節令”，有一即可。

第二，“適應”“生活需求”一義，恐非原文所有。從原句的上下文看，是在論“使民以力得富”，因而只說到了“致財物”即取得財物、發展生產這樣的意思。“時事”，實在只有合于時節應做的事即農時的意思。鄭玄注《周禮·遂師》“以救其時事”即曰：“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

（8）以《難二》篇“種樹節四時之適”的“種樹”為“植樹”（第334頁），亦有不確。

“種”、“樹”同義，都是種植、栽種的意思。“種樹”并非動賓式的短語，而是並列式的復合詞，其義仍然是種植、裁種；是一般的種植，不限種植樹木。用例如“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此之“種樹之書”明顯不是“種植樹木之書”，而是一般的有關栽種之書，亦即農書。

（9）有曰：“韓非在論商鞅之法時說：‘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定法》）這說明他在獎賞方面注意到獎賞應當與功相稱”（第338頁）。

這是以為韓非“注意到”，也就是從商鞅繼承了“獎賞應當與功相稱”的主張，即對商鞅“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的原則是肯定的了。實則不然。

第一，“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一語，確在復述商鞅的主張，但韓非的意思則完全不是在肯定而是在批評它的不確。在原文，此文本是說明其前的總起“申子未盡于術，商君未盡於法也”[16]之意，即是說明商鞅之法的不善。

第二，該文所引“……相稱也”的緊接下文有曰：“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17]其批評“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之意更為明顯：先是說如果使“斬首”有功者為醫為匠，則因為“不當其能”而必然屋建不成、病治不好；後是說如果使“斬首者”治需要“智能”之官，後果一定與“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一樣，即國家治理不好。合起來說，也就正如王先慎所正確地解釋的：“此謂以勇力所得之官而理智能之事，不當其能，無異令斬首之人為醫匠也。”[18]

（10）有曰：“‘昭公六年，子產鑄刑書于鼎’，即將成文法以這種人人都能得而聞之的形式公之於眾。叔向為此致書譴責，認為治國應當‘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以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并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同上）。叔向認為將刑書公之于眾，民眾就會依法而不依禮，擾亂了禮治所維繫的上下尊卑秩序。而且依靠這種‘威其淫’的辦法，未必會有什麼實際的效果。”（第338～339頁）這是認為叔向反對“嚴斷刑罰”或“‘威其淫’的辦法”了，大誤。實際上，叔向反對的，正如文章作者已經說到的僅僅是“將刑書公之于眾”，其前文也還正確地說到了“在禮治時代，……對庶民則是用刑罰治理”。誤解的原因，則在對原文的標點以及文字取捨（剪裁）發生了問題[19]。

第一，“嚴斷刑罰”前應用逗號而誤用了句號，其後又誤加了逗號；“以威其淫”後應用句號而誤用了逗號，“懼其未也”後應用逗號而用了句號，既引了此四字，而又不適當地刪去了其後“故誨之……不生禍亂”一大段。這樣，就造成了誤解。其實，根據正確的標點，原文應該是：“嚴斷……”與其前的“閑之……制為……”六句并列，都是叔向認為“治國應當”（原文以為是“昔先王”治國的措施）做的事。“以威其淫”，與其前的“嚴斷刑罰”為一事，前者為手段，後者則是目的；而不是單獨地與“懼其未也”發生關係的。“懼其未也”之所“懼”，是七個辦法還不能完全禁止“禍亂”。原文緊接着的“故誨之……猶求……慈惠之師”又是十一條措施，即專為“懼”其前七個辦法之猶有不足而采取的。

第二，又不適當地略去了“閑之”以前的文字，亦使叔向的根本主張是“議事以制……”，“閑之”以下七事衹是“猶不可禁御”而采取的補充措施之意不明。同時，叔向之如此激烈地反對“鑄刑書”以及所以反對的理由，皆是由于他有這個根本主張。不知道他的根本主張，也就不容易徹底明白他為什麼要反對以及反對的理由云云。

此外，還有兩處標點亦略有不確。（1）“制為祿位，以勸其從”中間的這個逗號不該用。此句所說是並列的七事之一，用“制為祿位”的辦法來“勸其從”。（2）“以徵于書，而僥幸以成之”的這個逗號，亦為蛇足。這裏說的“徵于書”和“成之”，實在只是一件事，前者（“徵”）只是後者（“成”）的手段、方式。只有這樣，才使全句的結構“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并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為矣”明白，不致引起“弗可為”是指“僥幸”的誤解。“弗可為”的“為”之所指，是“民……不生禍亂”，亦即前文的“禁御”。

樸學大師戴震有言：“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20]誠如所說，研究任何學問，首先都要充分吸取前人的成果，然後才能在前人已達到成就的基礎上再前進一步半步。前人的思想則都是用文字記載下來的，因而也就只能經由閱讀、分析文字的記載去理解和掌握。學術思想研究的對象，更直接地就是思想家本人的著作。因此，文字的正確理解，是研究工作的一個必要條件；古籍文字的訓釋，更是研究學術思想史的首要條件。如果對應該借鑒的別人的研究成果，甚至作為研究對象的原著都不能充分理解，研究工作的正常進行就是很困難的。戴震所憂懼的，也就是“語言文字未知，而輕憑臆解誣亂聖經”。[21]

環顧當今出版物，釋讀古籍文字不盡確當之例，還不是絕無僅有的。故書之如上，除就正于作者、讀者并與共勉以外，猶盼引起學界、學人較普遍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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