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刊第五輯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莊學著述析論

劉海濤

[作者簡介] 劉海濤（1972—  ）男，河南信陽市人。四川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現爲貴州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爲明代莊學以及中國思想史，撰有《叢林論〈莊〉與明代學風》、《〈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明代〈莊子〉書目匡補》等論文。

《四庫全書總目》是我國目錄學的集大成之作。全書卷帙浩繁，分經、史、子、集四個部分，著錄各類書籍一萬餘種，其中收入《四庫全書》的有3461種，存目的有6793種。其中在子部，《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了從晉代至清前中期的33種莊學著述。這些莊學著述的著錄，是四庫館臣存道家、雜家之書以“旁資參考”、“可為鑒戒”觀念的體現。而《四庫全書總目》在評論這些莊學著述時，又明顯表現出對晉、宋莊學的肯定，以及對明代莊學的否定。這不僅消解了明代莊學對清代莊學的影響，而且促使解莊的思路從重義理的闡釋轉到重訓詁考證上來，這些均對莊學研究的轉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四庫全書總目》著錄莊學著述的狀況

作為道家經典之一的《莊子》一書，歷代均有人為之注釋疏解，因此留下了大量的莊學著述[①]，眾多書目也多有著錄。《四庫全書總目》則主要將莊學著述收入在子部的“道家類”以及“雜家類”中。其中《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卷一百四十六收錄了5種著述，分別是晉郭象《莊子注》十卷，宋王雱《南華真經新傳》二十卷、林希逸《莊子口義》十卷、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十卷以及明焦竑《莊子翼》八卷、《莊子闕誤》一卷、《附錄》一卷。這5部莊學著述是被收入在《四庫全書》內的。除此之外，《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卷一百四十七著錄了13種著述，其中明代6種，分別是朱得之《莊子通義》十卷、陶望齡《解莊》十二卷、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八卷、文德翼《讀莊小言》一卷、方以智《藥地炮莊》九卷以及釋德清《觀老莊影響論》一卷；明末清初1種，即《古今南華內篇講錄》十卷；清代6種，分別是張坦《南華評注》無卷數、吳世尚《莊子解》三卷、孫嘉淦《南華通》七卷、林仲懿《南華本義》二卷、徐廷槐《南華簡鈔》四卷、張世犖《南華模象記》八卷。除了收入《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的莊學著述外，《四庫全書存目•子部•雜家類存目》中亦著錄了15種含有《莊子》的“雜纂”、“雜編”類著述，其中宋代2種，即洪邁《經子法語》與龔士卨《五子纂圖互注》；明代12種，即黎堯卿《諸子纂要》、陳深《諸子品節》、舊本題歸有光《諸子彙函》、沈津《百家類纂》、胡效臣《百子咀華》、楊起元《諸經品節》、題曰翰林三狀元會選的《二十九子品彙釋評》、舊本題湯賓尹《再廣厯子品粹》、李雲翔《諸子拔萃》、郭偉《百子金丹》、汪定國《諸子褒異》、朱東光《中都四子集》；清代1種，即錢澄之《莊屈合詁》。

從上述統計中可以看出，《四庫全書總目》共著錄33種莊學著述（晉代1種，宋代5種、明代19種，明末清初1種，清代7種），收入《四庫全書》的只有5種。如果我們考慮到至《四庫全書》編纂以前已經約有二百餘種莊學著述存在的話，顯然《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而且不知何故，一些著名的莊學著述並沒有被收錄，如唐代成玄英的《南華真經注疏》[②]。這裏我們不禁要問，四庫館臣是出於何種目的收錄這些莊學著述呢？莊學著述在四庫館臣的心中又佔據著什么樣的地位呢？四庫館臣又是如何著錄、評價歷代莊學著述的呢？而這33種著述中，為何明代莊學著述佔據了這么高的比例呢？《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對莊學史又有什么影響呢？本文即是要討論這些問題。

二、《四庫全書總目》著錄莊學著述的原則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叢書。既為官修，就有著明顯的維護正統思想的意味，這也表現在對書籍的存改刪禁等方面。《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即云：“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③]“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為主”，就是明確表明以儒家著述為主，這也就是有的學者將《四庫全書》視為“儒藏”的原因[④]。“不以百氏雜學為重”，莊學著述當然屬於百氏雜學之流，顯然也就該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云：“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搜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仰見大聖人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之至意。是以編輯雖富而謹持繩墨，去取不敢不嚴。”[⑤]“協於全書之名”就已經説明包括莊學著述在內的雜學之流在《四庫全書》中處於從屬的地位了。

居於從屬的地位，其作用一方面是可供旁資參考，四庫館臣在論譜錄、雜家、類書、小説家等書籍時就認為：“《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群言岐出，不名一類，總為薈稡，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奕，故次以小説家，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⑥]《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中所收錄的15種包含了《莊子》在內的著述，就是這種可以“旁資參考”的內容。而另一方面的作用則是以之為鑒，作為反面教材。這在《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敘》中有明確的表述：“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學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雖其間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戸之私，而數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餘雖真偽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為鑒戒。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狂夫之言，聖人擇焉。”[⑦]在四庫館臣看來，只有經、史才是正學，其餘皆為雜學，這些雜學的著述雖然有不合乎聖人的地方，但“存之亦可為鑒戒”。正是這種著述標準，確定了四庫館臣對莊學著述的基本看法。

三、《四庫全書總目》對前代莊學著述的評價

《四庫全書總目》在著錄諸書時，除了論述“各篇大旨及著作源流”、“列作者之爵里”，以及辨訂“文字增刪節，篇帙分合”之外，還“考本書之得失”。而“考本書之得失”即含有對各書的評價。當我們審視四庫館臣對所著錄的莊學著述的評價時，就會發現其對晉、宋以及明代莊學所持截然相反的態度，即對晉、宋莊學的肯定與對明代莊學的全面否定。

（一）對晉、宋莊學著述的肯定

《四庫全書總目》共著錄六種晉、宋時期的莊學著述，除懷疑《五子纂圖互注》可能是書賈射利所為，指責洪邁的《經子法語》“未免失考”之外，對收入《四庫全書》的四種著述則多是給予肯定。如郭象《莊子注》一書，《世説新語》、《晉書•郭象傳》均認為是郭象竊向秀之作，而錢會《讀書敏求記》則認為是“世代遼遠，傳聞異詞。《晉書》云云，恐未必信”。對此一學術公案，《四庫全書總目》則用六百餘字篇幅對向、郭異同之處進行考證[⑧]，並對前人觀點一一進行了反駁：

案：向秀之《注》，陳振孫稱宋代已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今以釋文所載校之，如《逍遥遊》“有蓬之心”句，《釋文》郭、向並引，絶不相同。《胠篋》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句，《釋文》引向《注》二十八字，又“爲之斗斛以量之”句，《釋文》引向《注》十六字，郭本皆無，然其餘皆互相出入。又張湛《列子注》中，凡文與《莊子》相同者，亦兼引向、郭二注。所載《逹生》篇“痀僂丈人承蜩”一條，向《注》與郭一字不異；《應帝王》篇“神巫季咸”一章“皆棄而走”句，向、郭相同；“列子見之而心醉”句，向《注》曰：“迷惑其道也。”“而又奚卵焉”句，向《注》六十二字，郭注皆無之；“故使人得而相汝”句，郭《注》多七字；“示之以地文”句，向《注》：“塊然如土也。”郭《注》無之。“是殆見吾杜德機”句、“鄕吾示之以天壤”句、“名實不入”句，向郭並同；“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句，向《注》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齋”句，向《注》二十二字，郭《注》無之；“鄕吾示之以太冲莫勝”句，郭改其末句，“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句，郭增其首十六字、尾五十一字；“鄕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句、“故逃也”句、“食狶如食人”句，向郭並同；“於事無與親”以下，則並大同小異，是所謂“竊據向書，點定文句”者，殆非無證。又《秋水》篇“與道大蹇”句，《釋文》云：“蹇，向紀輦反”，則此篇向亦有注。並《世説》所云：“象自注《秋水》、《至樂》二篇者”，尙未必實錄矣。錢曾乃曲爲之解，何哉？考劉孝標《世説注》引《逍遥遊》向、郭義各一條，今本無之。《讓王篇》唯注三條，《漁父篇》唯注一條，《盗跖篇》唯注三十八字，《説劍篇》唯注七字，似不應簡畧至此，疑有所脫佚。又《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二句，張湛《注》曰：“《莊子》亦有此文。”並引向秀《注》一條，而今本《莊子》皆無之，是並正文亦有所遺漏，蓋其亡已久，今不可復考矣。[⑨]

《四庫全書總目》的考證看似認同郭象竊向秀之注為已有，其實不然，因為四庫館臣認為郭象之注雖有竊取向秀的地方，但同時有所改定、補綴，向秀、郭象的《莊子注》是二本不同的書，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裏，四庫館臣則有更明確的表示：“《世説新語》稱象攘竊向秀注，後向注復出，遂兩本並行。今乃向佚而郭存，以陸德明《莊子釋文》所引向注互校，攘竊之跡灼然可見。然象亦有所補綴、改定，不可目為秀書。故今仍題象名焉。”[⑩]而且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處處可見其對郭象《注》的推崇與維護，如林希逸的《莊子鬳齋口義》認為“郭象之注未能分章析句”，《四庫全書總目》對此則指出：“郭象之注，標意旨於町畦之外。希逸乃以章句求之，所見頗陋。”[11]再如，《四庫全書總目》在批判清人吳世尚的《莊子解》時，就指斥其不知向郭之注，“觀其目錄後附記，稱向來解《莊子》者，唯林西仲可觀，但有不盡洽乎文義者。是不知古有向、郭。”[12]由此可見郭象之注在四庫館臣心中的地位。

王雱的《南華真經新傳》是北宋著名的《莊子》著述，而王雱的爲人卻多為後世所詬病。《四庫全書總目》在論王雱《南華真經新傳》時，就針對王宏以人廢言的做法加以駁斥：

王宏撰《山志》曰：“注《道德》、《南華》者無慮百家，而呂惠卿、王雱所作頗稱善。雱之才尤異，使當時從學於程子之門，所就當不可量。”又曰：“竊又疑惠卿之奸諂、雱之恣戾，豈宜有此？小人攫名，或倩門客為之，亦未可知。”案：小人凶狡，其依憑道學，不過假借聲名。邢恕何嘗不及程子之門？（見《聞見錄》）章惇何嘗不及邵子之門？（見《伊洛淵源錄》）而一旦決裂，不可收拾。安見雱一從程子必有所就？至於雱之材學原自出群，王安石所作《新經義》，唯《周禮》是其手稿，其餘皆雱所助成。蔡絛《鐵圍山叢談》言之甚詳。又何有於《莊子注》而必需假手乎？宏撰所言，不過好爲議論，均未詳考其實也。”[13]

故四庫館臣言：“孫應鳌序謂‘取言不以人廢’，諒矣！”[14]而對於王雱的《南華真經新傳》，《四庫全書總目》也是大加讚賞：“是書體例略仿郭象之注，而更約其詞，標舉大意，不屑屑詮釋文句。”“史稱雱睥睨一世，無所顧忌，其狠愎本不足道。顧率其傲然自恣之意，與莊周之滉漾肆論、破規矩而任自然者，反若相近，故往往能得其微旨。”[15]“往往能得其（莊周）微旨”，即高度肯定了王雱對《莊子》的合理闡釋。

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與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是南宋末期兩部重要的莊學著述，在論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時，《四庫全書總目》雖對其頗有微辭，但又稱讚“循文衍義，不務爲艱深之語，剖析尙為明暢，差勝後來林雲銘輩以八比法詁《莊子》者。”^[16]在論《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時，《四庫全書總目》則肯定其對宋以前莊學資料的保存：“蓋宋以前解《莊子》者，梗槪略具於是。其間如吳儔、趙以夫、王旦諸家，今皆罕見，實賴是書以傳。則伯秀編纂之功，亦不可沒矣。”^[17]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四庫館臣對晉、宋莊學著述的態度。

（二）對明代莊學著述的否定

《四庫全書總目》一共著錄了19種明代的莊學著述，幾乎占到《四庫全書總目》中莊學著述的三分之二，數量不可謂不多。然而，當我們審視《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莊學著述的評價時，卻發現幾乎全是撻伐之辭。這一方面是批評明代解莊之作，另一方面則是批判明代莊學著述刊刻的冗濫。

1、對明代解莊之作的批評

明人解莊之作，除焦竑《莊子翼》被收入《四庫全書》之外，另有6種著錄在《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中。對於《存目》中的6種著述，《四庫全書總目》無一例外地全部給予否定。如在論朱得之《莊子通義》時，《四庫全書總目》云：

《莊子通義》十卷，明朱得之撰……此書以爲莊子之書命辭跌宕，設喻險竒，人多謂其荒唐謬悠，不知“異者，辭也；不異者，道也”，故爲作《通義》，並加旁注以詳釋之。先是宋咸淳間錢塘道士褚伯秀嘗作《義海纂微》，未行於世。王潼錄其遺稿以授得之，得之因附刻於每段之下，先列《通義》，次及《義海》。前有得之自序。案：伯秀《義海纂微》採掇詳博，今原本尙存，已著於錄。得之所解，議論陳因，殊無可採，至於評論文格，動至連篇累牘，尤冗蔓無謂矣。[18]

論陶望齡《解莊》則云：

是編僅寥寥數則，歸安茅兆河取與郭正域所評合刻之，均無所發明。”^[19]

論文德翼《讀莊小言》則云：

此書就《莊子》諸篇隨筆記其所得，然未能拔奇於舊注之外。”^[20]

除了批評明人解莊未能超越群俗之外，《四庫全書總目》又多批評明人解莊是“恣肆之談”。如方以智《藥地炮莊》是明遺民莊學著述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四庫全書總目》則云：

是編乃所作《莊子》解。藥地者，以智僧號也。以莊子之説爲藥，而以解爲藥之炮，故曰《炮莊》。大旨詮以佛理，借滉洋恣肆之談，以自攄其意，蓋有托而言，非《莊子》當如是解，亦非以智所見真謂《莊子》當如是解也。

而這樣的批評與其論憨山德清的《觀老莊影響論》有相似之處：

其書多引佛經以證老、莊，大都欲援道入釋，多惝恍恣肆之言。^[21]

“滉洋恣肆之談”、“惝恍恣肆之言”在在都要批判明代莊學著述的虛妄。而四庫館臣之所以有此言論，是受當下乾嘉漢學的影響，而為實學張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云：

儒者説經論史，其理亦然。故説經主於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論史主於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蹟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論辨明確為主，庶幾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22]

“謝彼虛談，敦茲實學”，其方法就是要“考證精核”、“論辨明確”，也就是要重視對字句的考證，這就猶如四庫館臣對郭象注所做的長達六百餘字的瑣屑對校一樣。因此，面對明代解莊的種種玄虛之論，皆應“辟其異説，黜彼空言”，其目的就在於“庶讀者知致遠經方，務求為有用之學”[23]。

《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人解莊的批評，雖有其合理之處，如指出明人解莊多缺乏新義。但一味地指責，就很難有公允之論了。如前文已經指出，《四庫全書總目》對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在保存宋以前莊學資料方面的功勞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實，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書成於咸淳六年庚午（1270），此時下距南宋亡國只有六年。由於戰亂，《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並沒有得到廣泛的流傳，反而銷聲匿跡了近三個世紀，直至明嘉靖初才被重新發現。後來朱得之在刊刻自己的《莊子通義》時，將其附刊於《通義》之後，這樣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才得以保存下來。此事朱得之在《讀莊評》中有詳細的記載：

禇氏伯秀《義海纂微》作於勝國時。因避地遺於滇南，其自敍可考也。余同門友錢塘王雲穀潼遊覽四方，歷三十年，窮鄉絕島莫不探陟。嘉靖初至彼見之，手錄以歸。乙卯疾，將革，以授余，曰：“煩兄圖廣其傳，毋使禇氏之心終泯也。”今刻從其情，得失不易字，信禇氏，信雲穀也。^[24]

由此可見，《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能保存、流傳開來，實得力於朱得之的刊刻，而四庫館臣雖言及“《義海纂微》未行於世，王潼錄其遺稿以授得之，得之因附刻於每段之下”，但並未認識到朱得之的作用，而只是一味地指責其解莊“殊無可采”、“冗蔓無謂”。

當然，四庫館臣對明代莊學亦有肯定之處，但這種肯定卻是有問題的。如在論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時，《四庫全書總目》云：

大旨謂《南華》祖述《道德》，又即佛氏不二法門，蓋欲合老釋為一家。其言博辨恣肆，詞勝於理。其謂《天下》篇為即《莊子》後序，曆敘古今道術，而以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則頗為有見，故至今注《莊子》是篇者，承用其説云。”[25]

這裏四庫館臣在指責《南華真經副墨》“言博辨恣肆，詞勝於理”的同時，又稱讚《南華真經副墨》將《天下》篇視為《莊子》後序的看法是“頗為有見”，並云後世解此篇者多承此説。四庫館臣的這種説法是不正確的，因爲陸西星在《南華真經副墨•天下篇》解題中所云“《天下篇》，《莊子》後序也，歷敘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26]，是承襲前代莊學而來，如宋代林希逸在《莊子鬳齋口義》解《天下》篇首段時即將《天下篇》比作《孟子》的末篇：“莊子於末篇序言古今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知’也。”[27]朱得之在《莊子通義•天下》的解題中則直言《天下》篇為《莊子》後序：“此篇乃本經之後序，序其主老而不同於諸子之故。”[28]而在隨後的《通義》中，朱得之又云：“此以‘天下’名篇，雖取篇首二字，實則該括萬物之義，余直以為《南華經》之後序……”[29]由此來看，《四庫全書總目》認爲“至今注《莊子》是篇者，承用其（《南華真經副墨》）説”，顯然對莊學史並不十分瞭解。

2、對明代莊學著述刊刻風氣的批判

除了對明人解莊之作持否定態度之外，《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莊學著述刊刻中的不良風氣也提出了批評，這主要體現在對焦竑《莊子翼》以及《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內著錄的莊學著述的批評上。作為明代唯一一部被收入《四庫全書》的焦竑《莊子翼》，四庫館臣對其評價並不很高：

是編成於萬曆戊子，體例與《老子翼》同。前列所載書目，自郭象注以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説互相發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義，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今核其所引，唯郭象、呂惠卿、褚伯秀、羅勉學（道）、陸西星五家之説為多，其餘特間出數條，略備家數而巳。又稱禇氏《義海》引王雱注內篇、劉槩注外篇。《道藏》更有雱《新傳》十四卷，豈其先後所注不同，故並列之歟？今采其合者著於編，仍以《新傳》別之云云。今考書中所引，自雱《新傳》以外，別無所謂雱注，而《養生主注》引劉槩一條，則槩注亦有內篇，其説殆不可解。蓋明人著書，好誇博奧，一核其實，多屬子虛。萬曆以後，風氣類然，固不足深詰也。至於支遁注《莊》，前史未載，其逍遙遊義，本載劉孝標《世説新語》注中，乃沒其所出，竟標支道林《注》，亦明人改頭換面之伎倆，不足為憑。然明代自楊慎以後，博洽者無過於竑，其所引據，究多古書^[30]，固較流俗注本為有根柢矣。末附《莊子闕誤》一卷，乃全錄宋陳景元《南華經解》之文，亦足以資考證。又附刻一卷，列《史記•莊子列傳》、阮籍、王安石《莊子論》、蘇軾《莊子祠堂記》、潘佑《贈別》、王雱《雜説》、李士表《莊子九論》。考南唐潘佑以直諫見殺，而此列蘇軾、王雱之間，未審即其人否？李士表自陳振孫《書錄解題》已不知為何許人^[31]。《宋史•藝文志》載其《莊子十論》一卷，此唯存其九，亦未喻何故？又此《九論》，書中已采其《解牛》、《壺子》、《濠梁》三篇，而仍全録之於末，亦為例不純，殆隨手編纂，未及刪並之故歟？^[32]

從上面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四庫館臣對《莊子翼》的肯定僅僅是因為焦竑博學，所以《莊子翼》一書引據究多古書，“固較流俗注本為有根柢矣”，顯然這個評價並不是很高。而四庫館臣對《莊子翼》的批評非止於一書，而是針對整個明人著書之風氣有感而發，如謂“明人著書，好誇博奧，一核其實，多屬子虛。萬曆以後，風氣類然”、“明人改頭換面之伎倆”等等。這樣一來，對《莊子翼》一書的批判也就變成了對整個明代莊學的否定。那么，爲什么《莊子翼》又會被選入《四庫全書》中呢？這要看《四庫全書》的著錄標準了。四庫館臣在編纂《四庫全書》時即對前代藏書選錄提出過批評，並提出了自己的著錄標準：

前代藏書，率無簡擇，蕭蘭並擷，瑉玉雜陳，殊未協別裁之義。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為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錄，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訓、義或違經，則附載其名，兼匡厥繆。^[33]

顯然，被選入《四庫》的書，並不都是優秀之作，而《莊子翼》可能就是屬於“言非立訓、義或違經”之類的著述，其入選就是被立為反面教材了。而《莊子翼》一書的命運，似乎也可以説明它在四庫館臣眼中的地位。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巡撫閔鄂元在上報各省郡志書內應銷毀的各類書目及悖妄著書人的詩文時，即有焦竑《莊子翼》一書。隨後，乾隆皇帝在十一月十八日奏准了閔鄂元的摺子，焦竑《莊子翼》也就成為了禁書[34]。而此時上距《四庫全書》編纂完成的乾隆三十八年僅僅只有六年時間。唯一一本被收入《四庫全書》的明代莊學著述竟是如此命運，那么就可以想像其他明代莊學著述的處境了。而這亦可從《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的評論中得以驗證。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著錄了12種明代包含《莊子》在內的著述，四庫館臣的評論全部是否定之辭，現摘取如下，如論黎堯卿《諸子纂要》：

《諸子纂要》八卷，明黎堯卿編。……其書雜抄諸子之文，以備科舉之用。仿高棅《唐詩品彚》例，……尤為效顰。棅之品詩，論者已多異議，況以其例品諸子乎？^[35]

論陳深《諸子品節》：

《諸子品節》五十卷，明陳深編。……是書雜抄諸子，……蓋書肆陋本也。^[36]

論沈津《百家類纂》：

《百家類纂》四十卷，明沈津編。……是書所錄，自周秦諸子，下逮於明，殊為冗濫。同時尙書張時徹所作《説林》亦與焉，殆未聞《昭明文選》不錄何遜之義也。^[37]

論楊起元《諸經品節》：

《諸經品節》二十卷，明楊起元編。……是編刪纂道、釋二家之書，……起元傳良知之學，遂浸淫入於二氏，已不可訓。至平生讀書為儒，登會試第一，官躋九列。所謂國之大臣，民之表也。而是書卷首乃自題曰“比邱”，尤可駭怪矣。^[38]

論汪定國《諸子褒異》：

《諸子褒異》十六卷，明汪定國編。……是書採錄諸子，俱取其文字之奧僻者。於佛氏為尤多，而邵子、張子、蔡季通諸儒之説，亦一槩摘入。純駁互見，頗為糅雜。且所標書名，大半今世所未見。率以意為之，尤明季錮習也。^[39]

論郭偉《百子金丹》：

《百子金丹》十卷，明郭偉編，……其書分文編、武編、内編、外編、奇編、正編六門，所采上自周秦，下迄明代。詭立名號，不可究詰。如曹植《七啟》設為鏡機子問答，即割其一段，題曰《鏡機子》，其大略可知矣。^[40]

論朱東光《中都四子集》：

《中都四子集》六十四卷，明朱東光編。……其書刊板頗拙，校讎亦略，又於古注之後，時時妄有附益，殆類續貂，遂全失古本之面目。書帕本之最下者也。^[41]

由上可見，四庫館臣批評這些著述是“書肆陋本”、“書帕本之最下者”，語氣不可謂不苛刻。而“效顰”、“冗濫”、“尤可駭怪”、“詭立名號，不可究詰”，歸根到底就是批判“明季錮習”，而這又是與四庫館臣在批判《莊子翼》時痛斥明代風氣是一致的。除了上述流弊之外，明代莊學著述中有大量盜名、托名的偽書，《四庫全書總目》對其“斥為存目，兼辨證其是非”，確為贗造者，一一加以了指斥，如論歸有光《諸子彚函》：

《諸子彚函》二十六卷，舊本題明歸有光編。……是編以自周至明子書，每人採錄數條，多有本非子書而摘錄他書數語稱以子書者。且改易名目，詭怪不經。……皆荒唐鄙誕，莫可究詰。有光亦何至於是也？^[42]

論胡效臣《百子咀華》：

《百子咀華》十四卷，明胡效臣編。……是書取諸子之文而割裂之，或摘其一段，或拾其數語，或撮其數字，以供時文獺祭之用。首列《左傳》，次六子，次子彚，次則以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分類，又以明人所著參錯於古人之中，不知其體例何在？又題曰：“焦竑批評”，竑之陋何至於此？其依托可不問而知也。^[43]

論李雲翔《諸子拔萃》：

《諸子拔萃》八卷，明李雲翔編。……是書成於天啟丁卯，取坊本《諸子彙函》割裂其文，分爲二十六類，其杜撰諸子名目則一仍其舊。古今荒誕鄙陋之書，至《諸子彙函》而極。此書又為之重儓。天下之大，亦何事靡有也。^[44]

論《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二十九子品彚釋評》二十卷，題曰“翰林三狀元會選”，前列焦竑、翁正春、朱之藩三人名。其書雜錄諸子，毫無倫次，評語亦皆托名，謬陋不可言狀。蓋坊賈射利之本，不足以當指摘者也。^[45]

論《再廣厯子品粹》：

《再廣厯子品粹》十二卷，舊本題明湯賓尹編……考《明史•藝文志》及《江南通志》皆無此書名。卷前題爲“百大家批評，會元湯賔尹輯諸名筆錄注，書林余象斗梓”。前有賓尹《序》，稱“雙峰堂余君鋟正厯子行矣，爰授以廣厯子云云。”而卷端又稱“再廣厯子”，中縫又稱“續廣厯子”，已參錯無緒，而所列二十四家子書又多杜撰名目，……賓尹雖僅工時文，原非讀書稽古之士，亦不荒謬至此。疑或託名歟！^[46]

這裏我們可以發現，《四庫全書總目》的批判是針對明代諸子之書，而非直接針對明代莊學著述而發。但面對數量眾多的粗糙之作，足以讓人感覺到明代學風的淺陋。由此我們也可以感覺到四庫館臣對包括莊學在內的整個明代學術的批判了。

四、《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對莊學史的影響

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莊學著述的評論來看，四庫館臣對明代莊學完全持否定的態度。這是否代表清人的全部看法呢？其實不然。如果我們深入考察清前期莊學的發展情況時，就會發現，對於明代莊學著述，清人是極為推崇的，如董思凝在給王夫之《莊子解》所作序文中曾云：“注《莊》者多矣！唯四明沈氏，竟陵譚氏庶幾近之。近閩林氏《莊子因》出，而諸注悉廢。”[47]四明沈氏，即沈一貫，其著有《莊子通》；竟陵譚氏，即譚元春，其著有《閱莊》；閩林氏，即林雲銘。這裏董思凝説莊注甚多，唯有沈一貫、譚元春“庶幾近之”，顯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由此也可見沈一貫、譚元春等明人的《莊子》著述在清前期的影響。林雲銘《莊子因》印行問世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48]，而此時距明亡的甲申年（1644）已有四十四個年頭了。這裏需要指出，董思凝説“林氏《莊子因》出，而諸注悉廢”，這不免有些誇張。事實上，雖然林雲銘的《莊子因》勢頭蓋過了明代諸家的著述，但明代莊學的影響依然存在。徐廷槐《南華簡鈔引言》中有一段話，就可以説明這個問題。徐廷槐在敍述其歷年讀《莊》手錄評注的情形時即云：

歷年手錄評注，有忘其出於誰何氏者，亦不詳其姓氏。夙所翻閱，自劉辰翁、孫月峰、陶石簣、徐天池、林鬳齋之《口義》、羅勉道之《偱本》、唐荊川之《釋略》、陸方壺之《副墨》，並舊所流傳諸本。外則宋咸寜淳間古杭道士褚伯秀之《義海》、明嘉靖間靖江朱得之參元之《通義》。又湘潭李騰芳湘洲有內七篇《説莊》，龍眠方以智密之，僧名藥地，有《炮莊》，毗陵蔣金式玉度，有《偶説》。譚友夏曰：“會稽陳汝道《南華本義》，注最精暢。稍嫌其意義之太貫，如以我針線縫荷裳蕙帶，多此綿密，微損隱趣。”陳諱治安，崇禎間人^[49]。

從上面徐廷槐所列出的一長串莊學著述中，我們可見徐氏涉獵所及甚廣，如果從其所提及的人物分佈來看，宋代4人（劉辰翁、林鬳齋、羅勉道、褚伯秀）、明代8人（孫月峰、陶石簣、唐荊川、陸方壺、朱得之、李湘洲、譚友夏、陳治安），明末清初1人（方以智）、清代2人（徐天池、蔣金式）。顯然，明代的莊學著述是占絕對優勢的。而且徐廷槐《南華簡鈔引言》亦多引明人論《莊》之言，如“歸震川讀書萬卷，自謂得力於《南華》”，“楊升庵曰：‘《莊子》書恢譎佚宕於六經之外，殆鬼神於文者乎！其間字句，自是周末時語，有非後世所能悉曉者。諸家聯綴牽合，轉使作者之意郁而未伸矣。’”[50]由此可見清人對明代莊學的接受。這裏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徐廷槐《南華簡鈔》刊於乾隆六年（1741），此時離明亡已近一個世紀了。

除了上述的明人莊學著述得到清人的推崇外，後來被四庫館臣痛斥的焦竑、歸有光以及憨山德清等人的著述在清前期同樣是備受推崇的。如錢澄之在《莊子內七詁自引》中云：“焦漪園作《莊翼》，一宗之郭注之外，雜采宋、元諸家之説，而附以己論，雖所引頗多二氏之言，皆取以證明《莊》旨，要是釋《莊》，非自立説也。”[51]而其所著《莊屈合詁》中的莊子部分“章句悉依《莊翼》。依《翼》者，以《翼》之分章所載郭注皆有首尾也，而亦多采《翼》説載之於前。”焦竑《莊子翼》是否一宗郭象，以及是否就是詮釋了《莊子》本意，這些都是可以再討論的。但從錢澄之的言論中，可以看出其對焦竑《莊子翼》的肯定。更應該注意的是，在錢澄之眼中，莊學應是重考據的“訓詁之學”，而非如明人的義理闡釋之學。錢澄之的可貴之處即在於其秉持莊學乃“訓詁之學”的同時，並不排斥義理的闡釋，這也可見清前期莊學的對明代莊學的繼承。高秋月《莊子釋意》則多引歸有光及憨山德清之作，其在《序》中又對歸有光大加稱讚：“且吾見評《莊子》者多矣。其善者，唯太僕震川耳。震川自謂讀書萬卷，□得力於莊周。”[52]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發現，面對同樣的明代莊學著述，四庫館臣與清前期眾人的評價是截然相反的。當我們再去審視乾隆以後的莊學著述，就會發現，宋明以來闡釋《莊子》義理的風氣已經難覓其蹤影，莊學研究沉浸在字詞訓詁與考證中，而且清人對明代莊學的態度也由前中期的推崇轉為徹底的批判與否定。應該説，這種轉變的轉捩點即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由此我們亦可見《四庫全書總目》對莊學發展所產生的重要影響，那就是促使了學術的全面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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