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刊第五輯

《莊子》辨偽始於韓愈說之檢討

(臺灣)簡光明

[作者簡介] 簡光明（1965－  ），男，台灣高雄人。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為台灣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任。著有《宋代莊學研究》、《蘇軾〈莊子祠堂記〉的接受與評論》。

一、前言

《莊子》一書，西漢司馬遷所見為“十餘萬言”；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載則為五十二篇；晉代郭象《莊子注》分為三十三篇，並取代當時其他的版本，成為後世所傳的本子。宋代蘇軾《莊子祠堂記》認為三十三篇之中，《盜跖》、《漁父》、《讓王》、《說劍》為偽作，一般學者多認為蘇軾此說開啟後世《莊子》辨偽之風。張默生《先秦道家學說研究》認為“唐之韓愈，對於《莊子》書中的真偽，已有鑑別”，王叔岷《莊子校詮》、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亦皆提及韓愈之說，因此首先辨《莊子》篇章真偽者，似應推韓愈而非蘇軾。

當代莊學專家援引韓愈之說，出於清代王闓運《莊子百家評注》，該書相關文字則引自明代歸有光、文震孟《南華真經評注》在《盜跖》、《漁父》、《說劍》中之韓愈評論。《南華真經評注》徵引眾多文學家對《莊子》之評論，若持其評論與宋代以來《莊子》注疏比對，可以發現，王安石、司馬光等人的評論抄襲林希逸《莊子口義》等以文學觀點詮釋《莊子》的注文，韓愈有關《莊子》辨偽的論述是否亦改造自後代的注文，實有必要進一步查考。

二、論題意思之釐清

《莊子》一書，西漢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只說莊子“著書十餘萬言”^[①]，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載有《莊子》五十二篇^[②]。不論是十餘萬言，還是五十二篇，基本上，司馬遷與班固都認為是莊子所作。

魏晉時期，出現許多《莊子》注家，各注家的篇數卻不盡相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所載晉代各注家的篇數為：司馬彪《莊子注》五十二篇、孟氏《莊子注》五十二篇、崔譔《莊子注》二十七篇、向秀《莊子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李頤《莊子集解》三十篇、郭象《莊子注》三十三篇。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說：

然莊生弘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宏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意脩》之首，《危言》、《遊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惟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為世所貴。徐仙民、李弘範作《音》，皆依郭本。今以郭為主。

這段文字可以從四個層面加以說明：一、從版本的分歧來說，東漢《漢書·藝文志》所載《莊子》為五十二篇，晉代司馬彪《莊子注》與孟氏《莊子注》也是五十二篇，因此陸德明判斷司馬彪與孟氏所注即為《漢書·藝文志》所載的版本，包括《閼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二、從內容的駁雜來說，五十二篇本《莊子》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凡諸巧雜，十分有三，郭象所謂“一曲之才，妄竄奇說”，陸德明所謂“後人增足，漸失其真”，都顯示注家已經注意到《莊子》中有後人以妄竄奇說增入的偽作。三、從取捨的標準來看，《莊子》的內容駁雜，多有違背注家所理解的莊子思想之處，因此“注者以意去取”。注家的“意”有所不同，視為偽作而刪除（“去”）的篇章與視為莊子所作而保留（“取”）的篇章，勢必有所差異，這也就是各家篇數不盡相同的原因所在。四、就定本的產生而言，各個注家的意既有所不同，其所理解的莊子思想就有所不同。雖然莊子本意未必可知，而注家的詮釋還是要經過世人的檢視。郭象注本因為“特會莊之旨，故為世所貴”，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的三十三篇本《莊子》因而取代其他版本，而為後代所依循的定本。

若將“以意去取”視為辨偽，則首先提出《莊子》篇章辨偽者既非韓愈，也非蘇軾，而是魏晉的注家，論述《莊子》辨偽始於蘇軾或韓愈，就沒有意義。此外，若將《莊子》視為先秦道家思想匯集，或將《莊子》視為先秦莊子學派著述匯集^[③]，則各篇只有與莊子思想遠近的問題，而沒有篇章真偽的問題，也就沒有論述《莊子》辨偽始於蘇軾或始於韓愈的必要。因此，只有為所謂“《莊子》辨偽”做一清楚界定，才能使後文的論述有意義與必要。

曹礎基《莊子淺論》對《莊子》真偽問題的觀點頗值得參考：

《莊子》真偽問題的提出，由來已久，而且意見分歧，大多懸而未決。晉人的《莊子》注本，有五十二篇的，有二十七篇的，有三十三篇的。這種取捨，本身就包含著去偽存真的意思。崔、向本為什麼只選二十七篇？不見編者說明。郭本三十三篇，正是由於編者認為其他十九篇是“一曲之士”的“妄串奇說”（高山寺本《後敘》），是偽作。唐陸德明附會郭說，謂“後人增足，漸失其真”（《釋文敘錄》）。可見一般人常說《莊子》真偽問題從蘇軾才提出來，是為這一事實的忽視。今存郭本三十三篇是不是就是真的呢？這問題才是蘇軾首先提出的。他認為《讓王》、《說劍》、《漁父》、《盜跖》為昧者“入其言”。^[④]

魏晉時期既然進行《莊子》篇章的去取，郭象三十三篇本成為後代所依循的定本。因此，歷代學者論《莊子》真偽的問題，都是就郭象三十三篇本中有無偽作而論，而不論歸有光、文震孟《南華真經評注》所引韓愈評語，或蘇軾《莊子祠堂記》有關辨偽的論述，也是如此。本論文所謂“《莊子》辨偽”，是指辨別郭象三十三篇本《莊子》的真偽而言。

三、《莊子》辨偽始於韓愈之說的提出

有關《莊子》辨偽的問題，一般認為始於宋代蘇軾。三十年代初期張默生《先秦道家學說研究》則認為應該始於韓愈：

首先辨《莊子》篇章之真偽的，世多推宋之蘇軾；其實唐之韓愈，對於《莊子》書中的真偽，已有鑑別。他於《盜跖》篇云：“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顰《莊》、《老》而失之者。”於《說劍》篇云：”此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薄而理道疏，識者謂非莊生所作。”於《漁父》篇云：“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熟讀《莊子》者，不能辨。”至宋，蘇氏始公然謂三十三篇之中，《盜跖》、《漁父》，真詆孔子；《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斷此四篇為偽作。^[⑤]

從張默生的敘述脈絡，可以讀出：韓愈對《盜跖》、《說劍》、《漁父》三篇進行辨偽，蘇軾則對《盜跖》、《說劍》、《漁父》、《讓王》進行辨偽，韓愈的時代在蘇軾之前，可見蘇軾完全繼承韓愈的觀點。因此，首先辨《莊子》篇章之真偽的學者是韓愈，不是蘇軾。如此一來，就可以推翻歷來學術界普遍認為“首先辨《莊子》篇章之真偽者為蘇軾”的論點。

韓愈有關《莊子》辨偽的論述，越來越受到現代學者的重視，崔大華《莊學研究》說：

傳統觀點經常以《莊子》某篇所表現出的對儒家孔子的態度，及其是否染有其他學派思想特色，來判別該篇是否為莊子所作。傳統觀點認為，莊子思想在其深刻的、基本的立場不能說是反孔的，因此，《莊子》中那些詆毀孔子的輕薄文字，皆不是莊子所作。按照這一標準，首先受到懷疑的是《盜跖》、《漁父》等篇。最早可能是韓愈，他認為《盜跖》篇“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顰莊、老而失之者”，此後，則是蘇軾。^[⑥]

所謂“傳統觀點”是指唐宋以來將莊子思想繫於孔子門下的觀點，韓愈《送王塤秀才序》說：“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為莊子。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⑦]可見首先提出莊子之學源於孔門的是韓愈。那麼，如果韓愈以《莊子》某篇所表現出的對儒家孔子的態度，及其是否染有其他學派思想特色，來判別該篇是否為莊子所作，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姜聲調《蘇軾的莊子學》說：“唐代韓愈早已提到‘莊子學’辨偽的問題，只是缺乏具體而足以說服人的材料與論證，到了蘇軾才奠定基礎。”^[⑧]顯然同意這樣的看法。日本學者池田知久也認同此說：

說《莊子》外篇、雜篇不是莊子自著而進行懷疑、批判的，是以唐代的韓愈和宋代的蘇軾、蘇轍為開始的新的議論，即認為其在《莊子》的歷史全體當中絕不是從很早就傳承的。也就是說，歷史上最初懷疑雜篇中的《盜跖》、《說劍》、《漁父》三篇的就是韓愈（768-824），承繼于此的，則是懷疑《盜跖》、《漁父》，《讓王》、《說劍》四篇的是蘇軾（1036-1101），以及追隨其兄同樣懷疑這四篇的蘇轍（1039-1112）。^[⑨]

池田知久認為，歷史上首先次懷疑雜篇中有偽作的是唐代韓愈，蘇軾只是繼承韓愈的觀點。此外，將蘇轍列入唐宋《莊子》辨偽的重要人物，似乎是提出新的說法，其實是受《朱子語類》影響而產生誤判。朱熹說：“《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證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⑩]《古史》乃蘇轍所著，則蘇轍似有《莊子》辨偽的不同觀點，只是懷疑的篇章與蘇軾相同。陳治安對此有深入的考察，他說：“子由《古史》論《莊子》者曰：‘聞之吾兄子瞻’，引用《祠堂記》語也。朱子平日不喜子瞻議論，故直稱子由。朱子遂以數篇為鄙俚。”^[11]蘇轍已經明言，關於《莊子》辨偽之說聞自蘇軾，亦即引自《莊子祠堂記》，可見朱子其實知道以為批評孔子的三四篇決非莊子之書者，實為蘇軾而非蘇轍。

王叔岷《莊子校詮》釋《說劍》篇名時，指出資料來源：

王湘綺《輯評》引韓昌黎曰：“此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薄而理道疏，識者謂非莊生所作。”^[12]

王湘綺即清代學者王闓運，《輯評》即《南華真經評注》。依其所引韓愈文字，所謂“識者謂非莊生所作”即是辨《說劍》為偽。錢穆《莊子纂箋》一書，有《採摭諸家書目》，其中即列韓愈。依其文意，則韓愈已有《莊子》真贗之辨^[13]。

陳鼓應則在韓愈與蘇軾之間難下判斷，其注解《說劍》篇名說：

本篇與莊子思想不相干，一般學者疑是縱橫家所作。林希逸、韓愈、王夫之等都認為本篇是戰國策士遊談。……按《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自宋以來，多疑為贋品。……《盜跖》篇和《胠篋》篇頗相近，文風潑辣，語態激憤，批判性強烈，只是《盜跖》筆尖直指孔子，蘇東坡等儒者讀了受不了，所以特別挑剔出來。^[14]

《莊子》辨偽學者名單裏既然有韓愈，則應該自唐代以來就已疑為贋品，而且筆尖直指孔子，應該唐代韓愈讀了就受不了，不必等到宋代的蘇軾。陳鼓應的說明以蘇軾為主，韓愈只是輕易帶過，顯然是在閱讀歷代《莊子》注疏，發現多數學者關於《莊子》辨偽的論述都以蘇軾為主，但是偶有一本提到韓愈，不能視而不見，才會產生上述的現象。

宋代學者都認為《莊子》辨偽始於宋代蘇軾，韓愈關於《莊子》辨偽的說法，完全沒有學者提起過，難以令人無疑。方勇《莊學史略》提到，唐朝韓愈即已提出《莊子》辨偽的問題，宋代蘇軾《莊子祠堂記》的依據與韓愈大體相同：以“助孔子”作為判斷其是否真詆孔子的標準^[15]。但是方勇的措辭顯得相當謹慎：“如果這些確實是韓愈所說的話，那麼唐代人就已經開始察覺到《莊子》中可能掺雜著一些非莊周所作的篇章”^[16]，顯然是警覺到韓愈的說法未必真實，惟亦未加深究。

謝祥皓《莊子導讀》引用張默生《先秦道家學說研究》的說法，認為唐代韓愈已開始辨別《莊子》真偽，惟並未說明其依據何在。王叔岷《莊子校詮》引用韓愈之說則明白標示出於清代學者王闓運《輯評》。

《輯評》即《莊子百家評注》，該書前有《南華真經百大家評注姓氏錄》，批閱者歸有光，訂正者文震孟，總評者有韓愈、柳宗元、蘇洵、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曾鞏等三十七家，眉詮者有韓愈、柳宗元、蘇洵、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曾鞏等七十三家，音釋者有東方朔、司馬遷等七家，合計一百一十九家，號稱百家^[17]。若核對總評者與眉詮者，可以發現學者姓名重復計算者不少，扣掉重複的學者，評注者實不足百家。此外，唐宋八大家都列入評注學者名單，如果考察歷代莊學注疏，就可以發現唐宋八大家，僅蘇軾《莊子祠堂記》與《廣成子解》，王安石有《莊周論》（上、下）及《莊子解》^[18]，其餘均未嘗有《莊子》相關著作，評注中引用各家的論述不少，多未標明出處。如果進一步比對，可以發現王闓運輯評《莊子百家評注》是依明代歸有光、文震孟《南華真經評注》的評注加以補充^[19]。

《南華真經評注》的說法是否可靠，宜深入探究，並從相關文獻判斷韓愈辨《莊子》真偽的真實性，才能解決此一學術問題，從而能夠說明韓愈在莊學史上的地位。

四、韓愈是否曾辨別《莊子》真偽之考察

《南華真經評注》的底欄附有簡注及音義，其中音義的部分常出現“司馬云”，王闓運《南華真經評注》音釋者的名單中，只有“司馬遷”而不見“司馬彪”。司馬遷替《莊子》作音注，簡直聞所未聞，檢核《南華真經評注》所引司馬遷的音注，與司馬彪音注相同，可見音注者是司馬彪而非司馬遷。

《南華真經評注》一書引用名家之說多引自宋代以後的《莊子》注疏，往往刪節莊學名家注文而替以唐宋著名文人之名。方勇《莊子學史》指出：

據筆者統計，書中冠有名公名家姓名字號的眉批共五百七十多條，篇末總批共有八十七條，遠為明代其餘所有《莊子》評點所不及，因而得到後人尤其是清代學者的普遍重視，直接或間接引述者甚眾。但筆者經過一番考查後發現，書中的這些姓名字號有很多是後人移接上去的，顯然有人在借歷史上和當代的名公名家（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以抬高此書的身價。^[20]

方勇採用務實的作法，持《南華真經評注》與陸德明《莊子音義》、楊時《龜山集》、林希逸《莊子口義》、劉辰翁《莊子南華真經點校》、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沈汝紳《南華經集評》、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焦竑《莊子翼》等書比對，發現《南華真經評注》約有一百九十處注文是鈔自上述諸書^[21]。這一重大發現，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南華真經評注》的價值。

經過方勇嚴謹的比對，已經將絕大部分《南華真經評注》的出處找出來，可惜的是，有一些批語尚無法證實到底是由誰寫的，而其所列的四則批語，韓愈三則，王安石一則，竟然都是有關《莊子》辨偽的批語。依照傳統的看法，蘇軾《莊子祠堂記》首先提出有關《莊子》篇目真偽問題，如此一來，方勇也難以斷定《莊子》辨偽究竟始於唐代還是宋代：

這些批語的作者如果真是韓愈、王安石，則在蘇軾提出《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為偽作之前，其實已有人認為其中的三篇並不是莊子的文章，標示著唐代學者已開創了《莊子》篇目真偽說的先河。^[22]

《南華真經評注》所引韓愈的批語，關係著開創《莊子》篇目真偽說的時代。在這一問題上，方勇已經幫我們移除了倒在路上的樹木與雜草，我們只消跟著方勇的腳步，再往前幾步，就可以解決問題。

（一）《南華真經評注》引韓愈之說非出於韓愈

關於韓愈的批語，我們未必能夠確定作者是誰，但是，只要我們能夠證明作者的時代出於蘇軾之後，則蘇軾《莊子祠堂記》首先提出有關《莊子》篇目真偽問題的傳統觀點就可以成立。

1.韓愈對於《莊子》的辨偽文字抄自陳懿典《新鍥南華真經三注大全》

明代歸有光（1506－1571）、文震孟（1574－1636）《南華真經評注》一書，《盜跖》篇列有韓愈批語：“韓文公曰：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顰《莊》、《老》而失之者。”這段文字亦出現於明代陳懿典《南華真經三注大全》中，惟標示批語的作者為陸西星（1520－約1601）而非韓愈，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說：

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顰《莊》、《老》而失之者。莊老推原道德，絕去聖智仁義，而一繩以大道之自然，的有至理。古德喝佛罵祖為報深恩，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小兒不知，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下萬世之大謬乎？予故表而出之，使魚目真珠，不得相混。^[23]

陸西星的文意前後一貫，使“譏侮列聖，戲劇夫子”的論述得到充分說明。所謂的韓愈批語，實際上只是摘取陸西星的三句話冒充。

《南華真經評注》又引所謂韓愈批語以解《說劍》：“韓昌黎曰：此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薄而理道疏，識者謂非莊生所作。”明代陳懿典《南華真經三注大全》亦有相關引述：

林希逸曰：《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趣薄而理道疏，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24]

除了多出“誠然誠然”外，內容幾乎一致，顯然資料來源相同。惟查林希逸《莊子口義》，在《說劍》中並沒有上述辨偽文字。

《南華真經評注》又引所謂韓愈批語以解《漁父》：“韓昌黎曰：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熟讀《莊子》者，不能辨。”明代陳懿典《南華真經三注大全》亦有相關的引述：

林希逸曰：《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熟讀《莊子》者，不能辨。^[25]

除了標示的批語者不同，內容完全一樣。查林希逸《莊子口義》，在《漁父》中亦找不到上述辨偽文字。

《南華真經副墨》一書，陸長庚在卷末自謂“脫稿於戊寅（西元1578年）八月八日”，可見該書應成書於萬曆六年（西元1578年）。陳懿典《新鍥南華真經三注大全》，所謂“三注”是指林希逸、陸西星、李衷一三家注。萬曆癸已自新齋余紹崖梓行首題：“閩書林自新齋余良木梓”。國家圖書館所藏即為明萬曆二十一年（西元1593年）自新齋余紹崖書林余翼我刊本。歸有光、文震孟《南華真經評注》，嚴靈峰《莊子知見書目》以為書成於萬曆三十三年（西元1605年），若據秦繼宗的序一撰於萬曆丙辰（西元1616年），序二撰於天啟甲子（西元1624年），則書成時間與序文相近。國家圖書館所藏即為明天啟四年（1624）竺塢刊“道德南華二經評注”本^[26]。

從成書的先後來看，陸長庚《南華真經副墨》最早，陳懿典《新鍥南華真經三注大全》則比歸有光、文震孟《南華真經評注》為早。關於韓愈分辨《莊子》真偽的論述，《盜跖》篇批語在陸長庚《南華真經副墨》中找到，《說劍》與《漁父》的批語雖不見於林希逸《莊子口義》，其非韓愈之批語亦可推見。

2.司馬光對於《駢拇》的眉詮抄自林希逸《莊子口義》的注文

《南華真經評注》錄有司馬光對於《駢拇》的眉詮：

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耑抑仁義而談自然，大扺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27]

此段眉詮說明莊子與孟子字義的不同。司馬光似乎循循善誘，解說莊子與孟子字義的差異。問題是，司馬光對於莊子言多批判，幾乎是全盤否定，如何可能注《莊子》，還指出莊子與孟子用字之異？司馬光《迂書》（論莊子一則）說：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為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為道乎？為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眥井而羃綺績，不可履也。鳥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雜，孔子之所惡，是青蠅而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乎？

司馬光從義理出發，認為“為道”重於“為文”，莊子之道則不可處、不可履也。所謂“佞人”是有口才而心術不正之人。在司馬光看來，莊子因其心術不正，而為“堯之所畏，舜之所雜，孔子之所惡”。

司馬光《迂書》對於莊子多所批判，顯然不會去注解《莊子》，其實，眉詮所引司馬光的文字節錄自林希逸《莊子口義·駢拇》：

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扺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

將兩段文字加以對照，可以發現，林希逸的注文被刪去不少，尤其重要的是，林希逸認為《莊子》“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這是對《莊子》的肯定，與司馬光對莊子批判的態度不合，因此遭到刪節。林希逸《莊子口義發題》說：“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脈，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與聖人異也。”林希逸《莊子口義》論莊子與儒家關係的注文非常多，指出莊子與孟子用字差異之處不少。

3.王安石的眉詮抄自林希逸、劉辰翁、陸西星的注文

《南華真經評注》是一本相當不嚴謹的書，以王安石為例，總評者的姓名，或稱王介甫^[28]，或稱王荊公^[29]，竟然還有稱王荊石^[30]，總評者的姓名未有王荊石，顯係因王安石與王荊公而誤。《莊子·庚桑楚》“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南華真經評注》引王荊公眉詮：

趎方獨見，而謂偕來之眾，正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鬧也”。^[31]

一般而言，北宋以前的《莊子》注疏，引用佛教的思想很少會直接標明出於釋氏，更何況王安石對於莊子的看法是“援莊入儒”，而未嘗“以佛解莊”^[32]，這樣的引文不免令人想要進一步了解其來源。原來王安石的眉詮也來自林希逸：

趎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眾人偕來，正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鬧也”。^[33]

仍然是將林希逸的注文略加刪節，改頭換面，變成王安石的眉詮。不論司馬光的眉詮，還是王安石的眉批，都由林希逸的注文略加刪節而成。

《南華真經評注》在《在宥》引用王安石的眉詮：

作文之法必如莊子，而後氣力俱盡，毫髮無垠。^[34]

該段文字抄自劉辰翁《南華真經點校》^[35]，“毫髮無垠”原文作“毫髮無恨”。此外，《盜跖》又引王安石的眉詮：

王安石曰：“《莊子》重言十七，以為耆艾，人而無人道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有人道者乎，而以之為重言，其不然明矣。故此篇之贋，不攻而破。”^[36]

明代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引用該段文字^[37]，方虛名《南華經旁注》也引用同一段文字^[38]，《南華真經副墨》完成於萬曆六年（1578年），《南華經旁注》完成於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南華真經評注》則完成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39]，可見所引王安石的眉詮出於陸西星的注文。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莊周上》說：“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又說：“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運用這樣的讀書法，將莊子詆毀孔子的篇章視為寓言，然後看出莊子用心與聖人不異，其實未必有辨偽的必要。王雱認為《莊子》全部由莊子自著，在每一篇的篇名都要說明莊子寫作的動機，例如“夫達生之暫聚，不役富貴利祿而自適其天性，此盜跖如此而已矣，莊子因而作《盜跖》。”王雱《南華真經新傳》經常徵引王安石^[40]的說法，對於王安石的觀點幾乎全盤接受，由此觀之，王安石應無《莊子》辨偽的論述。

4.歐陽修對於《駢拇》的眉詮抄自劉辰翁《南華真經點校》的注文

歐陽修未嘗注《莊子》，《南華真經評注》卻出現歐陽修的眉詮：

歐陽公曰：“語至刻急，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優柔有餘，得雄辯守勝之道，自經而子，未有成片文字枝葉橫生，首尾救應，自為一家若此。以下數篇者，但論筆意，亦大宗師也。”^[41]

該段眉詮一字不漏抄自劉辰翁《南華真經點校》^[42]。歐陽修是古文大家，《南華真經評注》為了說明該書所徵引學者的分量，故選擇劉辰翁“以文評莊”的注文假冒為歐陽修的眉詮。

從上述的考察可知，不論是明代歸有光批點、文震孟訂正的《南華真經評注》，還是清代王湘綺在《南華真經評注》的基礎上輯評《莊子百家評注》，所引用的文字多不可靠。其引宋代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的評點，實為宋明《莊子》注疏的注文，其所徵引唐代韓愈辨別《莊子》真偽的評點，鈔自陳懿典《新鍥南華真經三注大全》所引林希逸與陸西星注文，實非韓愈的觀點。

（二）蘇軾不致沒韓愈之說以為己見

現代學者引用韓愈的評語之後，都認為蘇軾是繼承韓愈進行《莊子》辨偽，因此有必要將二家之說進行比對，以便了解歸有光、文震孟《南華真經評注》所引韓愈的觀點與蘇軾《莊子祠堂記》的異同。茲將二家之說列表如下：

經由上表的對照，可以說明《南華真經評注》與《莊子祠堂記》的異同：一、兩者所引用關於《讓王》篇的說法都是蘇軾的觀點。二、《盜跖》都被視為是批評孔子之作，《說劍》則皆被批評內容淺薄，可見韓愈與蘇軾在《莊子》辨偽上是有繼承關係的。三、蘇軾所評為《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等四篇，韓愈則只提到《盜跖》、《說劍》、《漁父》三篇。歷代學者提到“《讓王》以下四篇”云云，都是指蘇軾的辨偽觀點。四、蘇軾因《漁父》“真詆孔子”而評價不高，韓愈則認為《漁父》雖然“筆力差弱於《莊子》”，但亦肯定其“論亦醇正”的價值。蘇軾《莊子祠堂記》辨《莊子》偽作，有“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之語，故後世學者以蘇軾為識者，而以“識者謂非莊生所作”稱贊蘇軾。《南華真經評注》以為韓愈之語，於是所謂“識者謂非莊生所作”，則指唐代即有學者指出《說劍》非莊子所作，如此一來，似乎唐代已經開始進行《莊子》辨偽。

韓愈是唐代的古文大家，名滿天下，影響宋代文學的發展。蘇軾對於韓愈的學術相當熟稔，《潮州韓文公廟碑》指出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六一居士集》說：“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謝歐陽內翰書》說：“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韓愈優於揚雄》卻說：“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亦自難得。”《韓愈論》說：“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可見蘇軾對韓愈文學與思想有所肯定，但是，也有所批評。因此，蘇軾應該不至於會引用韓愈論《莊子》真偽之說而不標明出處。

蘇軾辨《讓王》以下四篇為偽作，在《莊子祠堂記》中，分為“淺陋而不入於道”與“真詆孔子者”兩組，是“莊子助孔子”論題不可缺少的一環。《南華經評注》所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則像是統整蘇軾的觀點而成。此外，蘇軾解《莊子》，有《廣成子解》，未嘗提及《莊子》辨偽，在其他文章也未再提及《莊子》中的偽作，而且以文字枝葉論《莊子》，始於南宋林希逸，歸有光、文震孟《南華真經評注》引蘇東坡之說，未標明出處，不能令人無疑。

總之，《南華真經評注》說：“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麤，恐為人所竄易。”遍查蘇軾的著作，找不到這段文字，而其觀點則與蘇軾《莊子祠堂記》近似，顯然是統整蘇軾的觀點而成。《南華真經評注》引用韓愈之說，則出於林希逸與陸西星之手。若從蘇軾對韓愈著作的熟稔，應該不至於會引用韓愈論《莊子》真偽之說而不標明出處，這也可以印證《南華真經評注》引用韓愈之說實不可靠。

（三）“以文評莊”始於宋代，韓愈實未曾評《莊》

《南華真經評注》引韓昌黎評論謂《漁父》“筆力差弱於《莊子》”，這是從文學的觀點評論。曹礎基認為“以文評《莊》”始於唐代：

以文評《莊》，唐代已見端倪。如柳宗元《答韋中立書》，云：“參之《莊》、《老》以肆其端。”然僅若經驗之談。至宋明則大有發展，宋劉辰翁、明王宗穆、孫曠等都對《莊子》作了比較具體的評點。明代歸有光、文震孟訂正的《南華真經評注》，可為當時以文評《莊》集前人大成之作。^[43]

曹礎基將柳宗元“參之《莊》、《老》以肆其端”視為“以文評《莊》”，條件較寬。韓愈《進學解》提到自己的文章之所以能夠“閎其中而肆其外”，寫作取法的對象主要為《書》、《春秋》、《左傳》、《易》、《詩》等經書，並且“下逮《莊》《騷》，太史所錄”，也可以算作“以文評《莊》”。如果依照此一標準，則阮籍《達莊論》說：“夫裝束馮軾者，行以離支；慮在成則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敘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王坦之《廢莊論》則說：“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都符合定義，如此一來，以文評《莊》的時代應該推到魏晉時期。

《南華真經評注》所引三則韓昌黎的評論，都是針對《莊子》篇章而發，因此，“以文評《莊》”應該從《莊子》注疏的傳統來看。在宋代以前，學者基本上將《莊子》視為哲學著作，注解《莊子》基本上都是透過箋釋進行思想的詮釋，從宋代開始，才有學者“以文士看莊周，以文章求《莊子》書”，南宋林希逸開始才“以文評莊”，談莊子起語、轉接、結語，以及其為文之法，並說明莊子與後代文士的關係^[44]，劉辰翁《南華真經點校》主要評論林希逸《莊子口義》，故常論為文之法。明代孫應鰲《莊義要刪》、歸有光《南華真經評注》，清代林雲銘《莊子因》、宣穎《南華真經解》都屬這一系統^[45]。

《南華真經評注》既要將《莊子》注文刪節成為宋人的文字，又要從文學的觀點評論《莊子》，抄襲林希逸《莊子口義》與劉辰翁《南華真經點校》也就不令人意外。因此，若以《莊子》注疏傳統加以考察，唐代以前注《莊》只論思想而不談文章作法，“以文評莊”始於宋代，韓愈實未曾評《莊》。

（四）明代歸有光以前的學者論《莊子》辨偽，都未曾提到韓愈

歷代徵引蘇軾有關《莊子》辨偽的論述的學者相當多，宋代有范溫、沈作喆、洪邁、林希逸、王應麟、褚伯秀、羅勉道等人，明代有宋濂、吳伯與、陸西星、何良俊、韓敬、徐曉、沈一貫、程以寧、譚元春、王世貞、陳治安等人，時代多在歸有光之前，都只提及蘇軾，而未曾提到韓愈。韓愈為唐代文學大家，宋明學者對於韓愈的著作多不陌生，如果韓愈曾經評論《莊子》，為數如此眾多之莊學研究者似乎不可能視而不見。

以宋代林希逸《莊子口義》為例，林希逸極力指出蘇軾文學受到莊子的影響，如說“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莊子》悟入”^[46]，東坡詩作長於敘事，文法自《莊子》轉化而來^[47]，以蘇軾《雜詩》“少時所居書室，鳥雀巢於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詮釋《馬蹄篇》“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48]，引蘇東坡“人生識字憂患始”詮釋《胠篋》篇論絕聖去智^[49]，以東坡《稼說》仿自《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50]，引東坡形容畫竹詮釋《田子方》“真畫者”^[51]。《莊子口義》對於韓愈受到莊子的影響，亦有所說明，林希逸注《德充符》“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時，便引韓愈《送孟東野序》做說明：

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篇序，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為作者。^[52]

《送孟東野序》出現“鳴”字達29次，並有“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句，故林希逸指出兩者的影響關係。林希逸既然引韓愈文章印證莊子的思想，若韓愈有辨偽之說，應該不致於略而不提。

明代陳治安《南華真經本義附錄》收錄明代以前有關莊子的論述，相當豐富，連張華《博物志》“莊子云：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這類佚文都加以收錄，希望能夠做到“不欲遺《莊子》一句”^[53]。韓愈的文章僅收了兩則，一是形容鄭群的性格，“與之游者，自少至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二是《進學解》“下迨《莊》《騷》，太史所錄”，惟未見有關辨偽的文字。陳治安對於所引莊學史料常有精采的評論，其中進行蘇軾《莊子祠堂記》辨《讓王》以下四篇為偽的說法頗不以為然，他說：

此記雖出於愛莊子，而遂至於誣莊子，實為賢智之過也。已具論於《盜跖》、《漁父》諸篇。^[54]

陳治安在《盜跖》、《漁父》諸篇中的批判，為歷代對於蘇軾《莊子祠堂記》的評論中最為完整^[55]。陳治安收錄從先秦至明代的莊學論述，且不認為《盜跖》等篇為偽作，若唐代韓愈有《莊子》辨偽之論述，顯然不會輕易放過，可見唐代韓愈《莊子》辨偽之說不可靠。

五、結語

明代歸有光、文震孟《南華真經評注》，清代王闓運所輯《莊子百家評注》，在《盜跖》、《漁父》、《說劍》三篇，引用韓愈的評論以辨其偽。明代以後的學者讀到《南華真經評注》引用韓愈有關論述，大多只是加以徵引而已，未能深究《南華真經評注》的真實性。當代莊學名家張默生、錢穆、王叔岷、陳鼓應、池田知久、崔大華援引《南華真經評注》之說，亦未能辨別其是否可靠，而誤以為韓愈開啟後代莊學辨偽的發展。方勇嚴密地考察《南華真經評注》批語的來源，發現很多批語原為宋明《莊子》注文，後人卻冒用名家姓名以抬高身價，惟對於韓愈的批語亦難以確認為冒用。

本論文從四個方面進行考察：一、《南華真經評注》引韓愈之說非出於韓愈；二、蘇軾不致沒韓愈之說以為己見；三、“以文評莊”始於宋代，韓愈實未曾評《莊》；四、明代歸有光以前的學者論《莊子》辨偽，都未曾提到韓愈，進而確認韓愈未嘗辨《莊子》真偽。

綜合上述論證，可以下合理的判斷：韓愈有關《莊子》辨偽的論述乃後人依蘇軾《莊子祠堂記》及相關莊學論述改造而成，並非韓愈的觀點。《南華真經評注》中所引歐陽修、王安石、蘇轍等學者辨《莊子》真偽的評點，亦屬此類。故首先辨《莊子》中之偽作者，實為蘇軾而非韓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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