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法》：兵書乎？經書乎？子書乎？——兼評李桂生《諸子文化與先秦兵家》周春健諸子學刊第四輯

《司馬法》，又稱《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兵法》等，是古代著名的兵書。然而，歷代目錄著作對它的措置卻不盡相同，有的將其列入“兵書”，有的列入“六藝（相當於後世經部）”，有的列入“子部”。不同措置的背後，透露出目錄書作者不同的學術觀，這就涉及到先秦兵家與諸子的關係問題。

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群書時，對《司馬法》一書顯然有所歸置。只是劉氏父子所著《別錄》、《七略》均已亡佚，無法得睹全貌，但我們可以從改造《七略》而成的《漢書·藝文志》中察其涯略。李桂生先生《諸子文化與先秦兵家》稱：

《漢書·藝文志》把《司馬法》歸入禮類，而在兵家類中班固說：“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其下自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篇，入禮也。”這說明劉向《別錄》、劉歆《七略》是把《司馬法》歸為兵家類的，只是班固才把它歸入禮類。《隋書·經籍志》以後的史志目錄，均把《司馬法》歸入子部的兵書或兵家類。[①]

李桂生先生的這一推導和梳理，無疑是正確的，《司馬法》的確經歷了一個由“兵書”到“經書”到“子書”的歸類過程。不過我們更為關注的，卻是劉氏、班氏以及後世目錄學家所以如此措置的學術緣由。

劉歆撰《七略》，將圖書分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六大部類，開創了傳統目錄學中的“六分法”。在《七略》中，劉氏之所以將《司馬法》歸入其獨創的“兵書略”，大概是因為《司馬法》之主體內容乃“古代兵家言之叢鈔也”（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如此說來，《七略》將《司馬法》置於“兵書略”，可謂中規中矩。

班固撰著《漢書》，取《七略》，“刪其要，以備篇籍”，而成《藝文志》。雖沿襲《七略》之六部分類，但在具體書籍的歸置上，卻還是做了一些“出、入、省”的增損工作。即如《司馬法》，班固不僅將其出“兵書略”而入“六藝略”之“禮類”，而且將其易名為《軍禮司馬法》。究其因，我們可以從《漢志·兵書略》序言中看出一些端倪。序言云：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班固這裏所謂“《司馬法》是其遺事也”，乃順承“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而言。可見，班氏有意識地對《司馬法》的內容進行了甄別。李桂生先生在首先確立了《司馬法》“在流傳過程中形成了內容有差異的本子”這一前提後，得出結論說：“《漢志》把《司馬法》歸入禮部，主要是班固從《司馬法》的軍禮性質著眼的。因為未散失的《司馬法》不是與今本《司馬法》一樣，它的主要內容就是古代的軍禮、軍制，而今本《司馬法》多保留政略、戰略、戰術的文字。”[②]而回過頭來再看《漢志·兵書略》所收之書，則主要與“出奇設伏、變詐之兵”直接相關，多講作戰方法與技巧，與《司馬法》面目迥乎不同。誠如《四庫總目·子部·兵家類》所言：

《漢志》稱《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陳師道以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疑非全書。然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於千百。蓋其時去古未遠，先王舊典，未盡無徵，摭拾成編，亦漢文博士追述王制之類也。班固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豈非以其說多與《周官》相出入，為古來“五禮”之一歟？胡應麟《筆叢》惜其以穰苴所言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不免懸疣附贅。然要其大旨，終為近正，與一切權謀術數迥然別矣。

由此推論，在班固的頭腦中，“據道依德，本仁祖義，大旨近正”的《司馬法》，與具有濃重“權謀術數”色彩的其他兵書，區別是十分明顯的。並且，將《司馬法》從“兵書”中抽出歸入“禮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班固推崇經學的學術立場。

成書於唐代的《隋書·經籍志》，首次將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定名為“經、史、子、集”四部，“子部”中即有“兵者”一家。自此，《司馬法》又從班固時的“經書”變成了“子書”。李桂生先生分析道：“把諸子、兵書、數術、方技合而為一，說明《隋志》的撰著者眼界擴大，胸襟開闊，也說明學術的發展既有分化，又有融合。……當然，這也是唐代思想多元，非主一家的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在學術領域的反映。”[③]這話不錯，圖書分類的確是學術消長的客觀反映。不過值得商榷的是，從歷代目錄著作的著錄情況看，真的就可以直接推導出“兵家是諸子之一家”嗎[④]？《漢志》中，“兵家”雖然沒有列入“諸子略”，但既然稱“家”，就真的可以說“仍然屬於‘諸子’範疇”嗎[⑤]？這還要從劉歆的《七略》談起。

劉歆在《七略》中首次將圖書分為六略，其中“兵書略”是與“諸子略”並列的一個部類。後人論及為何將“兵書”乃至“數術”、“方技”單獨立類而不歸入“諸子略”時，通常認為：“兵書”三略當時學術發達，篇卷繁多，從圖書部次角度需要單獨立類；“兵書”三略圖書皆由專人負責整理，且與“六藝”、“諸子”、“詩賦”等書所藏非一地，故亦需單獨立類。至於後世為何能將“兵書”等併入“子部”，有學者認為：“蓋以三部本為專家，與諸子之學，可相附麗，分之即便於校讎，合之則亦相倫類。且四部以統括見長，勢難別出。”（汪辟疆《目錄學研究·七略四部之開合異同》）這裏的“與諸子之學，可相附麗”需要特別注意，“可相附麗”，並不意味著等同。“兵書”與“諸子”，區別依然非常明顯。倘要追本溯源，還需到班固《漢志》中去找尋答案。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班固撰《漢志》，未對《七略》所分六大部類作任何更動，說明他對這一分類方式總的認同。上述引文中，“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的理解最為關鍵。在班固看來，諸子之“九流十家”，絕非隨意可以增損。凡納入《諸子略》者，必須符合一個標準，那就是當為“《六經》之支與流裔”。姚明煇即云：“儒無論已，道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是《六經》之支與流裔也。陰陽出於羲和。法，同《易·噬嗑》之象辭。名，孔子亦欲正名，是皆《六經》之支與流裔也。墨之六長，悉本於《六經》。孔子歎使乎使乎，為縱橫家所長。雜，能一貫王治。農，知所重民食。又皆《六經》之支與流裔之證也。”（施之勉《漢書集釋·志十》引）

我們不禁要問，“兵書”符合這個標準嗎？從前文所引《漢志·兵書略》序言看，班固顯然是將“兵書”定位為“出奇設伏、變詐之兵”，而不屬“《六經》之支與流裔”。也就是說，班固本來就不以為“兵書”是“諸子”之一種。在班固那裏，“諸子”並非如後世理解的那樣寬泛，“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四庫總目·子部總敘》），而是有著獨特的規定性。先秦的社會與學術情勢，也決定了“兵書”、“數術”、“方技”等部類只能獨立於“諸子”之外存在。恰恰是在這一學術背景下，班固才將與《六經》密切相關的《司馬法》從原來的“兵書略”中抽出，而歸入“六藝略”的“禮類”。在班固的學術體系中，《司馬法》如是措置，名實更為相稱，“兵書”也更有了單獨立類的理由。這與班固以“諸子”為“《六經》之支與流裔”的觀念一脈相承，與漢代經學興起以及班固本人的崇儒立場也息息相關。

由此說來，李桂生先生所謂“由於‘兵家’長期獨立於‘諸子略’之外，以致使人產生兵家不是諸子的錯誤認識，而這種認識恰恰違背了班固的本意和先秦學術的實際”[⑥]，恐怕需要斟酌。說“兵書”單獨立類，“說明‘兵家’仍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思想、學術流派”是對的[⑦]，但直接推導出“仍然屬於‘諸子’範疇”，中間卻有許多邏輯環節需要補充。綜觀《漢志》之《兵書略》序言以及《諸子略》序言，“兵家”獨立於“諸子略”之外，乃是班氏一種有明確學術指導的有意識的歸置，而這恰恰又是先秦兩漢學術發展的實際所決定的。

先秦兵家與諸子的關係，是《諸子文化與先秦兵家》的一條主線。今以歷代對《司馬法》的措置為觀察點，提出一點不同看法，試圖將這一問題引向深入，也希望得到作者及同道的批評。另外，本書的主要內容既然是“把先秦兵家置於先秦諸子文化的視域之下”（《前言》），書名易為《先秦兵家與諸子文化》是否更合適些？

[①] 李桂生《諸子文化與先秦兵家》，嶽麓書社2009年版，第161頁。

[②] 同上，第161～162頁。

[③] 同上，第275～276頁。

[④] 同上，第272頁。

[⑤] 同上，第274頁。

[⑥] 同上，第274～275頁。

[⑦] 同上，第2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