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管理哲學的理論構架李桂生諸子學刊第四輯

[作者簡介] 李桂生(1967－ )，男，江西寧都人。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後，現為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副院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化史、中國管理哲學。代表性著作有《諸子文化與先秦兵家》（嶽麓書社2009年）。

在諸子哲學中，兵家哲學是重要一塊。在兵家哲學中，其管理哲學又是重要一塊。管理哲學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興起的一門交叉學科。要建構完整的中國管理哲學理論體系，不能不挖掘和整理諸子哲學中的管理哲學內容。學術界對諸子管理哲學的研究，更多地關注儒家管理哲學、道家管理哲學、周易管理哲學等內容，有較多的成果發表，而對兵家管理哲學幾乎無人問津。筆者不揣淺陋，試圖從管理本體論、管理本質論、管理人性論、管理策略論、管理方法論、管理價值論、知行關係論、管理目標論、管理思維論、管理倫理論、管理生態論、管理行為論十二個方面來還原兵家管理哲學的理論構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中國古代哲學家喜歡思考世界的本原問題，喜歡思考天人關係問題。有的把世界的本原歸結為無固定形態的物質“氣”；有的歸結為超越所有物質和精神的某種絕對存在，如“道”、“太極”、“無”、“理”、“有”、“一”等；有的歸結為人的主觀精神，如“心”。若要給這些哲學觀點定性，便分別是樸素的唯物論、客觀唯心論、主觀唯心論。

中國文化與哲學的核心問題是天人關係問題。中國古代哲人對宇宙本體的認識和思考，亦主要集中在天人關係上。中國哲人總是以一種系統的、整體的觀點來觀察這個世界。張立文先生說：“中國哲學範疇系統中，在把天（道）作為宇宙的根本或自然的總體，把人（道）作為人本身或社會總體來思考的同時，亦把天（道）與人（道）作為對立統一的整體來考慮。”[①]

中國兵家對宇宙本體論有所涉及和思考，其基本理路是以樸素唯物論為基礎的天人合一思想。兵家注重系統地、整體地、全面地、動態地、持續地把握世界的本質與規律。

由於兵家思想來源的多元性與流派的複雜性，不同的兵家人物與流派在本體論上具有不同的觀點。比如，兵權謀學派與兵陰陽學派具有不同的哲學體系，兵權謀是建立在樸素唯物論基礎上的兵學流派，兵陰陽是建立在客觀唯心論基礎上的兵學流派。雖然兵陰陽家的著作絕大多數已經失傳，無法窺其全貌，但我們仍能從《漢書·藝文志》以及最近三十餘年出土的兵陰陽文獻知其大概。班固說：“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②]從學術思想的演變看，兵陰陽思想主要產生於戰國與秦漢，發展於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以後各朝代均有承續，是陰陽思想對兵家的滲透與影響而形成的一個兵學支流。在東漢以後的兵學發展中，兵陰陽思想雖然不絕如縷，但是並非兵學發展的主流。

兵家管理本體論，是指關於管理活動的本原，也就是關於管理活動產生、發展、變化根由的觀點與看法。以孫子為代表的兵家學派沒有直接討論管理本體論問題，但是在其著作中閃耀著管理本體論的唯物主義思想光輝。兵家認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人、事、物。這是管理產生、發展、變化的根本依據，也是管理活動的最後歸宿。一切管理均可源於和歸於對人、事、物的管理。這樣表述，不是說兵家管理具有多元本體，而只能說兵家的唯物主義思想不夠徹底，未能把人、事、物上升並抽象到“物質”概念上來。由於兵家的唯物主義思想不夠徹底，沒有對宇宙本體論和管理本體論進行更深意義、更高層次的討論與研究，所以為兵家的主觀唯心論與客觀唯心論留下了空間。

具體地說，在管理本體論上，兵家反對鬼神迷信，主張一切勝利只有從人、事、物出發才能取得。《孫子·用間》說：“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尉繚子·戰威》說：“聖人所貴，人事而已。”《鶡冠子·能天》亦說：“安危，埶（勢）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

雖然兵家亦偶有使用星占、望氣、鬼神之術的主張，但這些只是用來偽裝自己、迷惑敵人，從而得到敵人實情的詭道，與兵家的管理本體論無涉。《六韜·王翼》說：“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眾心。”《鬼谷子·內揵》說：“善變者，審知地勢，乃通於天，以化四時，使鬼神，合於陰陽，而牧人民。”所以，陰陽、鬼神、卜筮等，對外用來惑敵，對內用來治民。

兵家管理“唯事唯物、不信鬼神”的本體論，是兵家管理哲學樸素唯物主義思想體系得以建立的基礎，也是兵家管理哲學理論體系的基石。兵家管理的本體論決定了兵家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管理路線，也決定了兵家求真務實的管理作風和理性實用的價值取向，也是中國古典兵學能夠發展成為現代軍事學的哲學基礎。

兵家認為，管理的本質在於治人。孫子認為治人在於分人，分人在於建立有效的編制體制。《孫子·兵勢》說：“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所謂“分數”，就是把人分成不同數量的等級建制。吳起、諸葛亮認為治人在於化人。《吳子·圖國》說：“凡治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便宜十六策·治人》說：“治人之道，謂道之風化，陳示所以也。”

兵家認為，治人在於治氣、治心、治力、治變。將領要善於養士氣、用士氣、導士氣、鼓士氣，要善於攻心、養心，要善於亂敵之心、定己之心，要善於養力、用力、借力，要善於破敵之力、蓄己之力，要善於知變、思變、用變。《孫子·軍爭》說：“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後代兵家秉承孫子的管理思想，認為管理首先在於治氣、治心、治力、治變，明確提出此四者在治軍中的根本作用與地位。尹賓商《兵壘》說：“是故治氣則先，治心則先，治力則先，治變則先。”孫子的治人思想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治人”是目的，“治氣”、“治心”、“治力”、“治變”是手段。在此四者之中，若以重要程度分辨，則首要為治心，其次為治氣，再次為治力，又次為治變。

治心有兩層含義：一是治己之心，做到心無旁騖，不為外物所蔽，不為財利所惑，不為權勢、富貴所誘。蘇洵《權書·心術》說：“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二是治敵之心，要震懾敵人，摧毀其心理依恃，瓦解其鬥志，使之不戰而退。趙蕤《長短經·攻心》說：“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勝為上，兵勝為下。是故，聖人之伐國攻敵也，務在先服其心。何謂攻其心？絕其所恃，是謂攻其心也。”

治氣也有兩層含義：一是治己之氣，通過養氣、鼓氣，使士卒鬥志昂揚，氣吞山河，銳不可當。《尉繚子·十二陵》說：“戰在於治氣。”《李衛公問對》卷下說：“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鬥，則其銳莫當。”二是要治敵之氣，避敵銳氣，擊敵虛氣；挫敵勇氣，擊敵懼氣；耗敵精氣，擊敵惰氣。《孫子·九地》說：“謹養勿勞，並氣積力。”《百戰奇法·養戰》說：“氣盛而激勵再戰，氣衰則且養銳，待其可用而使之。”兵家認為，治氣要講究方法，要因情、因勢而為。《百戰奇法·氣戰》說：“夫將之所以戰者，兵也；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以盛者，鼓也。能作士卒之氣，則不可太頻，太頻則氣易衰；不可太遠，太遠則力易竭。”《尉繚子·戰威》說：“氣實則鬥，氣奪則走。”

治力也有兩層意思：一是增強自己的力量，二是消耗敵人的力量。《李衛公問對》卷中說：“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

治變，一是要善於變化戰術、戰法，使對方無法預測；二是要善於觀察敵人變化，乘隙而擊。《孫子·九變》說：“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百戰奇法·變戰》說：“敵無變動，則待之；乘其有變，隨而應之。”

兵家管理本質論以治心為本，以治變為末；以治氣為裏，以治力為表。只有先治心，然後方能治氣；只有先治氣，然後方能治力；只有心定氣閑力足，才能變幻莫測，制人而不制於人。

人既是管理主體，也是管理客體，是管理主體與管理客體的統一。人是管理活動的核心要素，管理活動說到底是人的管理。

兵家認為，人都是貪生怕死、貪財好利、習慣於被人驅使的思想貧弱者，與荀子、韓非子的性惡論相似，也與西方管理哲學中經濟人、機械人的人性假設理論相似。兵家管理的這種人性假設，決定了其管理方法。《孫子·九地》說：“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士卒也是人，是人就有普通人的思想情感。士卒也喜好財貨，也希望長壽，但是士卒有特殊的使命，必須服從命令，奔赴疆場，身不由己，生死難卜，所以臨戰之時涕淚沾襟，流露出對生的留戀、對死的恐懼。正因如此，所以必須把士卒驅趕到無退路之地，使他們打消逃生的念頭，安下心來，拼死一戰。《孫子·九地》又說：“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知。”孫子認為，作為軍隊的領導者與管理者，指揮與管理軍隊必須實行愚兵政策，消除士兵的思想與意識，使他們成為機械人；要採取欺騙政策，經常變換路線與方案，使士兵無法猜測與揣想上級的意圖；把士兵訓練成牛羊一樣，把他們往哪兒趕，他們就往哪兒走，使他們懵然無知。士卒的本能就是求生避死，所以要用嚴酷的軍法來進行約束，使之甘願死戰。《尉繚子·制談》說：“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

人既有貪生怕死的一面，也有貪財好利、追求享受的一面，所以要用重賞的辦法激勵士卒冒死向前。《尉繚子·戰威》說：“賞祿不厚則民不勸。”《黃石公三略》引《軍讖》說：“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故良餌之下有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

正是由於兵家認為人具有避死趨生的本性，所以才會提出“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的戰術主張（《孫子·軍爭》）。兵家認為，若截擊撤退之敵，或圍困太甚，或追擊太急，不留生路，則會遭到拼死抵抗，使我傷亡慘重。欲逼之以死，必予之以生，是兵家的對敵之策；逼之愈甚，抵抗愈迫，是人的自然之性。這種策略蘊涵著“物極必反”的道理，是兵家對“避死趨生”人性假設理論的反用。

兵家管理重刑賞的思想是建立在貪生怕死、貪財好利的人性假設理論基礎上的。兵家的人性論是兵家管理哲學的核心內容，是兵家管理哲學理論體系的基石。這種人性觀，最初由孫武提出，後代的兵家繼承與發展了這一觀點，並在歷代軍事活動中實踐了這一觀點。

兵家管理哲學的人性論，既有其深刻的一面，也有其膚淺的一面。說其深刻，是兵家管理哲學的人性論觸及到人性中動物本能的一面。避死趨生是一切動物的本能，不惟人類如此。說其膚淺，是兵家管理哲學的人性論把人的自然本性等同於人性，而忽視了人性中的社會屬性。兵家管理哲學的人性論觀點，把人性抽象為動物的自然屬性與本能反應，忽視了其人性中的社會屬性、階級屬性、道德屬性、歷史屬性等。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在不同的社會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內涵。兵家的人性論觀點，企圖以靜止不變的避死趨生的動物本能來概括人性，在今天看來雖然不全面、不完善，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末年提出，又是非常可貴的。

兵家主張執經達權的管理策略。這有兩層含義。第一，兵家以仁義道德為經與本，以權勢變詐為緯與末。我們研究兵家思想，往往只注意其詭詐之術，而忽視其仁義道德之本。實際上，兵家管理以仁義道德為經，以權勢變詐為緯；以仁義道德為本，以權勢變詐為末。兵雖詭道，但是不得已而用之，故《司馬法·仁本》說：“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便宜十六策·治國》說：“故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兵家主張以戰止戰，以殺去殺，以仁義道德為經，以詭詐權謀為緯。《孫子·軍形》說：“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吳子·圖國》說：“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第二，兵家以仁義道德為經與本，以利害成敗為緯與末。兵家實際上以儒為裏，以兵為表。兵家主張在利與害之間、成與敗之間、輕與重之間進行權衡，要取勝去敗，趨利違害，避輕就重。權衡是決策的必經階段，它不是分析對與錯，而是比較輕與重、利與害、勝與敗、可與否。故《孫子·始計》說：“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孫子·軍爭》說：“兵以利動。”

兵家主張實行以變求勝的管理策略。《孫臏兵法·勢備》說：“凡兵之道四：曰陳（陣），曰埶（勢），曰變，曰權。”這也有兩層含義。第一，變換戰略以求勝。中國古代常稱戰略為計、謀、兵略等。《孫子·始計》提出通過比較敵我雙方在道、天、地、將、法五個方面的優劣，制定戰略計劃，這就是“廟算”。《孫子·始計》指出：“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這裏所說的“廟算”，就是戰略。第二，變換戰術以求勝。在古典兵法中，戰術戰法是其主要內容，幾乎歷代每一部兵書都對戰術戰法有論述，特別是唐宋以後的兵書由於更加重視軍事技術的論述，所以在戰術戰法方面體現得更加突出，更為具體。兵家認為，戰術在於因情因勢而變，不可墨守成規。《孫子·謀攻》說：“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孫臏兵法·八陣》說：“用八陣戰者，因地之利。”《孫子·虛實》說：“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兵家把權變作為管理的生命，戰爭情勢瞬息萬變，管理策略也要隨之變化。《孫子·九變》說：“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在兵家看來，權變與融通是用兵之道。《孫子·九變》說：“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總之，兵家管理的實質在於以變求勝。不管是戰略變化，還是戰術變化，其關鍵都在於權變。中國傳統兵學中的權謀理論雖然針對兵家管理實踐而提出，但也可以用來解決管理主體系統與客體系統之間、管理主體系統之各子系統之間、管理客體系統之各子系統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組織之間、組織與外部環境之間、組織內各部門之間的矛盾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末年就已經有了“權變理論”，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的“權變理論學派”不謀而合。先秦時期的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三家，都是以“變”為中心的理論。即使是兵技巧，也講究變化。兵家管理理論體系完整，內容豐富，具有普適性，不僅可以用於軍事管理領域，而且可以用於政治、經濟等管理領域。

與兵家管理策略相呼應，兵家主張謀、法、德、禮兼用的管理方法。兵家吸收其他各家的管理思想，不拘一格，不守成規，大凡儒、墨、道、法、兵各家學派之治法，均網羅其中，為我所用，形成了謀、法、德、禮兼用的管理方法體系。

其一，以謀管理。《孫子·謀攻》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太公兵法》說：“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兵家主張以謀管理，有兩層含義：一是尚權變，認為戰爭態勢瞬息萬變，應對策略也應隨之改變；二是重詐謀，認為博弈不僅鬥勇力，而且鬥智謀。

其二，以法管理。《孫子·始計》說：“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孫子·軍形》說：“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家主張以法管理，有四層含義：一是明曲制。兵家認為，管理在於化整為零，化大為小，形成一套嚴格的編制體制，隸屬分明，權限清楚，職責明確，管理便捷，易於掌控。二是重官道。兵家認為，管理要注重層級，強調主官意志，層層控制，下級服從上級，上級管好下級。三是定目標。兵家認為，目標要明確具體，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術目標；既有長遠目標，也有短期目標。兵家管理，目的性非常強，每個行動都有明確的意圖和清晰的思路。四是嚴賞罰。兵家認為，個人目標要服從、服務於組織目標，所以殺敵多者給重獎，違規犯法者受處罰。

其三，以德管理。《吳子·圖國》云：“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又說：“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兵家重視道德的影響力與約束力，在管理中注重道德教化和道德修養，認為兵乃兇器，只有道德高尚的仁義忠信之人方能承受兵之重。

其四，以禮管理。《司馬法·天子之義》說：“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吳子·治兵》說：“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兵家主張以禮管理，有三層含義：一是塑形象。兵家強調以軍禮約束人的行為，特別注重軍人形象的塑造。二是嚴位次。兵家認為，各類人員要各就各位，不可越位。只有位次清楚，才能做到有條不紊，進止有序。三是明威勢。兵家認為，領導者要有威望、權勢，形成一種威懾力，這樣便能不言而教，不行而成。

兵家的管理價值論或管理價值觀，體現了義利一致的精神，也體現了以義制利的原則。這與儒家的義利觀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儒家仁義道德講得多，而利講得少，誠如朱熹所說儒家先聖不是不言利，而是不可多言利，是罕言利（《朱子語類·論語·子罕篇上》）。兵家既講利，也講義，主張利義並重。這是兵家管理哲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所決定的。

兵家認為，用兵打仗，必須有利可圖，無利則不出兵，無論作出什麼決定，都必須計較利害得失，使用權謀，造成有利的態勢。《孫子·軍爭》說：“兵以詐立，以利動。”《孫子·九地》說：“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孫子·始計》說：“計利以聽，乃為之勢。”《司馬法·嚴位篇》說：“以利勸，以功勝。”

兵家講“利”，但更講“義”。雖然兵家沒有直接闡述義和利的關係，但通過分析一些零散的文獻資料，可知兵家主張以義制利，義利並重。雖然兵家也沒有直接論述戰爭的性質問題，但從歷代兵家文獻可以間接看出，兵家主張正義戰爭，主張兵事符合道義。《孫子兵法》重視道、天、地、將、法五事，其中的“道”就是關於民心向背的政治倫理問題，實際上講的是戰爭的正義性，因為獲得人民擁護與支持的戰爭就是正義戰爭；反之，就是非正義戰爭。《何博士備論·苻堅論》說：“兵以義舉，而以智克。”

那麼，兵家所說的義是什麼呢？《吳子·圖國》說：“義者，所以行事立功。”又說：“禁暴救亂曰義。”《六韜·文韜》說：“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從理論層面來說，義就是行事立功的依據，也就是用來正確指導人的行為的思想準則；從實踐層面來說，義就是禁暴除亂，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安寧；從價值層面來說，義就是與老百姓同憂樂、共好惡，同甘苦、共患難。

兵家認為，不同的階層或階級，“義”具有不同含義與標準。《司馬法·天子之義》說：“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從這個角度來看，義就是正當行事，就是踐履自己的社會角色所賦予的權利與責任。

兵家在義利關係問題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西周時期，一般是重義輕利。《司馬法·仁本》說：“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春秋戰國，在管理實踐上體現的是利重於義，在理論上是義利並重，以義制利。這是理論與實踐不可避免的矛盾。這時期的兵家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六韜》等，都體現了兵家管理哲學義利並重的觀點，但這時期的歷史文獻《左傳》、《國語》、《戰國策》等，記載更多的是重利輕義甚至見利忘義的戰爭事例[③]。秦漢以後的兵家，與春秋戰國的兵家一樣，均主張義利並重，以義制利。

義與利，在兵家文獻中，似乎有著天然的聯繫。《吳子·圖國》說：“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義是行事立功的原則，謀是避害就利的方法。兵家認為，避害就利、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方法本身沒有好壞之分，既可以用於義，也可以用於不義。利用於義，就是好的；利用於不義，就是不好的。

在兵家看來，雖然義要制利，利必須依據合乎義的原則來實現，但並不意味著義與利是對立的，而是認為義與利是統一的，義能生利，道能生利，只要循著道義而行，就有大利。《六韜·文韜》云：“能生利者，道也。”又云：“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又云：“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只要依道義而行，就能得天下。諸葛亮以“廉”統“義”與“利”，說：“廉，見利思義也。”（《將苑·謹候》）兵家認為，一方面要依道義而行，一方面又要與民以利，惠及萬民，以此來行道義。《六韜·武韜》說：“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惠澤天下的人，天下為之開啟；禍害天下的人，天下為之關閉。

簡言之，兵家在處理義利關係上，主張義利一致，義利並重；以義制利，以義導利；行義以求利，與利以求義；義能生利，利能生義；義利相生，義利相制；互相依賴，互相影響。

可以說，在中國管理哲學中，義利關係在兵家那裏表述得最為全面與深刻。首先，兵家沒有厚此薄彼，既沒有重義輕利，也沒有重利輕義，而是義利並重，這與儒家重義輕利、法家重利輕義、道家義利皆輕都有不同。其次，兵家看到了義利之間既相生又相制的關係，兵家認為道能生利，只要依道而行，便能得到天下大利；只要與民以利，惠澤天下，便能擁有道義。反之，害天下，殺天下，便會在道義上失去天下，最終也就失去天下大利。再次，兵家看到了利是兵家管理活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一切管理都要以利為出發點，有利則行，無利則止。兵家講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國家生民的大利。對將帥來說，要進不求名，退不避罪，不能為私利而戰；對於士卒來說，卻要捨得用名利來調動他們，不能吝嗇爵祿百金。又次，兵家主張在整個戰役或戰爭符合正義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因糧於敵，掠鄉分眾，廓地分利，體現了據義以爭利、守大義而舍小節的思想，但更多地是主張進入敵國，秋毫無犯，不可因利害義。又次，雖然兵家沒有明確論述義利關係，但是我們通讀兵家管理文獻，仍然能夠體悟到兵家對義利關係的深刻思考——管理必須堅持義中有利，利中有義的原則。

知行關係是中國先哲經常討論的一對哲學範疇。知，就是認識；行，就是實踐。兵家主張先知後行，知行合一。

知論，就是認識論。認識論是關於人類認識的本質、方法、途徑及其規律的理論。

1.事物及其規律可以認識。《孫子·軍形》說：“勝可知，而不可為。”《何博士備論·苻堅論》說：“凡兵之大勢者可知。”

2.認識對象是全部的人、事、物。《孫臏兵法·八陣》說：“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請（情），陳（陣）則知八陳（陣）之經。”

3.認識目的是取勝。《孫子·軍形》說：“勝可知，而不可為。”又說：“勝可為也，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4.認識方法多樣。主張多方比較，見微知著，通過天道看人道，透過現象看本質。《六韜·發啟》說：“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

5.認識途徑多樣。一是通過學習而知理。《練兵實紀·習兵法》說：“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習而後得。”二是通過教育而知戰。《吳子·治兵》說：“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三是通過觀察而知人。《六韜·選將》提出“八觀”之說，云：“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四是通過偵察而知事。《孫子·虛實》提出“四知”之說，云：“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五是通過策謀而知情。《便宜十六策·治軍》提出“六知”之說，云：“議之知其得失，詐之知其安危，計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慮之知其苦樂，謀之知其善備。”

6.認識要全面。《孫子·地形》說：“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7.認識要唯實。《孫子·用間》說：“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

行論，就是實踐論。實踐論是關於社會實踐的本質、方法、途徑及其規律的理論。

1.行必合道。道，就是正道、正義。《吳子·圖國》說：“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太公兵法·第二篇》說：“行必慮正，無懷僥倖。”

2.行必有備。《虎鈐經·三才隨用》說：“善用兵者，有動必備。”

3.行必有節。《虎鈐經·軍謀》說：“不節語，言必泄；不峻令，行必亂。”《練兵實紀·練將》說：“舍節制必不能軍。節制者何？譬如竹之有節，節而制之，故竹雖虛，抽數丈之筍而直立不屈。故軍士雖眾，統百萬之夫如一人。”

4.行必有果。《孫子·火攻》說：“非利不動，非得不用。”《尉繚子·制談》說：“發能中利，動則有功。”唐代王真《道德經用兵要義述》說：“動必取強，用必求勝。”

兵家對知行關係有比較深刻而辯證的見解，這些見解散見於一些兵家文獻中。

1.先知後行。《孫子·火攻》說：“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將苑·將戒》說：“先計而後動。”這些都表明了兵家先知後行的知行觀。

2.知易行難。兵家認為，知行相比，知易行難。《司馬法·嚴位》說：“非知之難，行之難。”

3.知行合一。《鬼谷子·本經陰符七術》說：“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兌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之辭。”兵家認為，《易經》之《兌卦》講如何籌畫，《損卦》講如何行動，人們既要認識事物，又要進行實踐；既要在認識中實踐，又要在實踐中認識。如果這樣做了，有的事情仍然不能做好或者不能完全認識，那麼聖人也不會說什麼。

4.藏知密行。兵家認為，要把智慧、謀劃以及想法藏起來，行動要隱秘，千萬不可暴露目標和意圖。《六韜·文啟》說：“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

兵家管理實踐，體現了兵家“保國安民、以戰止戰”的管理目標觀。兵家管理的最高目標，不是毀滅與破壞，而是創造與重建；不是制造仇恨，而是實現和平。

兵家主張慎重而正確地對待戰爭。《孫子·始計》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是《孫子》開篇的話，可謂提綱挈領、高屋建瓴。《司馬法·仁本》說：“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這裏所謂古者，大致指西周前的時代。以仁為本、以義治國，是常道；常道行不通，才走變道。《尉繚子·武議》說：“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歷代兵家都秉承這一原則，軍隊的作用重在防禦，而不是侵淩，不是萬不得已，不動干戈。那麼，該如何對待戰爭呢？《司馬法·仁本》說：“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既不是棄戰，也不是好戰，而是當戰則戰，當和則和。這是中國兵家對戰與和的辯證認識。

戰爭是禁暴除亂的手段。《司馬法·仁本》說：“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戰爭的目的如果是安人、愛民、止戰，那麼戰爭就是正義的。應該肯定正義的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正義的戰爭在於禁暴除亂。《吳子·圖國》指出，戰爭有五種類型：“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除“義兵”之外，其他四種都是非正義戰爭。《尉繚子·攻權》說：“凡挾義而戰，貴從我起；爭私結怨，貴不得已。”凡是正義戰爭，主動出戰為好；如果是爭私結怨之戰，最好是被迫應戰，不得已而戰。

非危不戰是用兵的基本原則。根據耗散結構原理，戰爭作為解決社會矛盾、政治矛盾、經濟矛盾的非常手段，是一股強大的、特殊的外部負熵流。當社會系統內部自身不能產生負熵流，以抵消熵流的產生時，客觀上要求借助外力的作用，也就是外部負熵流——戰爭，來抵消社會系統熵流的產生，以消除混亂，使之在更高的層次上達成和諧與有序。但是戰爭這種特殊的負熵流，若非萬不得已，就不能讓它進入社會系統。《孫子·火攻》說：“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出兵要堅持三個原則：一個是有利，一個是有得，一個是勢危。當然這三者並非要同時具備，只要具備其中之一二就行。為什麼要“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呢？因為只要兵戎相見，便會死人、傷財、勞民、毀城，經濟便會倒退，人民便會流亡，社會便會混亂。所以古代聖賢均把兵事視為“兇器”，既然是兇器，當然不可隨便使用。《六韜·文韜》說：“聖王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即使用兵，也應適度，不可窮兵黷武，樂兵好戰。《吳子·圖國》說：“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雖然吳子把戰役取勝等同於戰爭取勝，並把取勝標準進行絕對的量化，但是闡述了孫武“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的思想（《孫子·謀攻》）。所以，歷代兵家對“樂兵好戰”持警惕態度。《孫臏兵法·見威王》說：“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司馬法·仁本》說：“國雖大，好戰必亡。”這些表明了兵家謹慎、有度地用兵的思想。

戰爭的目標是實現和平。兵書是兵家管理思想的載體。從歷代兵書來看，研究與探討的內容主要是戰略、戰術、策略方法問題，充斥著血腥的殺戮和你死我活的爭鬥。用通俗的話說，戰爭就是大規模地殺人、掠地、攻城，但戰爭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抵禦侵略、保家衛國、消除戰爭、實現和平的手段。兵家不僅追求戰後和平，天下一統，而且在內部也注重“和”。《吳子·圖國》說：“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兵家講“教”（教化）、“親”（親睦）、“和”（和諧），認為這些是成就大事的前提。總之，兵家的戰爭目的是“內和外戰，以戰致和”。

不戰而勝是最高境界。兵家主張兵不血刃而天下親，認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兵家管理之所以注重謀略，實際上是為了降低戰爭成本，減少傷亡與消耗，獲得最大的勝利。《孫子·謀攻》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不戰而勝，就是全勝。“全勝”的含義，不僅僅是我方勝利，而且敵方也勝利，用現代的辭彙來說，就是“雙贏”。《孫子·謀攻》說：“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這裏所說的“全”，不僅是“全我”，而且是“全敵”，雙方都“全”，無有傷亡。這是兵家用兵取勝的最高境界，也是歷代軍事家所追求的目標。能達到這個境界雖然在戰爭史上並不多見，但也不乏其例。如鄭國燭之武退秦師、墨子止楚攻宋，都是不戰而勝的範例。

謀略思維是兵家管理主要的思維特徵。謀略是兵家思想的靈魂與核心，倘若抽掉謀略思想，那麼兵家哲學只剩下一具軀殼。西方人常把兵法理解為戰爭的藝術。藝術是充滿靈性的籌策、技巧與方法。現代管理學認為，管理是技術與藝術的結合。“戰爭藝術”，在兵家管理哲學中，就是兵家謀劃、指揮、作戰與管理的藝術。

謀略思維是人們為了實現某個目的或意圖而設計策略、計謀、技巧的思維過程。謀略具有隱蔽性、詭詐性、風險性、普適性、永久性等特點。兵家管理所講的“謀略”不同於現代管理學所講的“計劃”。現代管理學所講的“計劃”是管理辯證過程的一個環節。計劃過程包括確定目標初選、方案預測和方案決定三個基本要素或步驟。現代管理學所講的“計劃”雖然包含了方案最優或最滿意、最合適的意思，但是它終究不是兵家所講的“謀略”。謀略講究的是虛實、奇正、真假之道。

兵家管理多重策略、少重技術。中國文化具有重道輕器的傳統。“道”與“器”是中國文化的一對哲學範疇。“道”是觀念、思想、理論、精神層面的內容，“器”是事物、實踐、操作、技術層面的內容。“道”與“器”本是一對矛盾概念，對立統一，相輔相成，但是在中國文化中常常被割裂開來。與重道輕器觀念相聯繫的，就是重農抑商、重文輕武、貴德賤藝思想。

中國兵家著作很多，數量難以確考。據學者統計，清朝以前兵書總目有4000多種，但是流傳下來的只有約500種，去其書名不同而內容相同以及名為言兵實則言他者，真正的兵書約300種^{^[④]}。漢代任宏整理兵書，輯有《兵書略》，把兵書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技巧、兵陰陽四類。兵權謀家注重先計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兵權謀類著作可以囊括所有兵家著作。若從某一專門方面來說，則有專論形勢者、專論技巧者、專論陰陽者，然而這些著作幾乎沒有流傳下來。

謀略思想是兵家思想的核心。歷代兵法無不是有關戰爭的謀略。舉凡帶兵打仗，無不要求通曉文韜武略。《孫子·始計》說：“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孫子·謀攻》說：“故上兵伐謀。”

兵家謀略多重詭詐。兵家謀略注重虛實、奇正、迂直、分合、用間等方法，以正治軍，以奇取勝。《孫子·始計》說：“兵者，詭道也。”歷代兵法都有陰陽技巧的內容，比如陣法、奇門、遁甲、六甲、孤虛、望氣、星占等，但這些都是為了實現謀略目標而存在，必須服從、服務於謀略目標。

兵家謀略是一門藝術。兵家強調高明的計謀不動聲色、不露痕跡、因事設巧、道法自然。《六韜·發啟》說：“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孫子·虛實》說：“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

兵家管理思維注重謀略，兵家管理主要是謀略管理，舉凡募材、制器、選將、用人、御眾、獎懲、籌糧、偵察、對陣、追擊、撤離、攻城、野戰、圍殲、誘敵、縱敵、休整、諜報等軍中大小事宜無不講究策略，充滿智慧。兵家管理大師實際上就是謀略大師，其謀略藝術不僅見於兩軍對決時的奇籌妙策，也見於軍中日常事務管理。

兵家管理在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不同於其他管理學派的倫理觀。兵家主要以人、財、物、時間、信息為管理要素，來研究戰爭的一般規律與技巧，探討如何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大的效益等問題。

兵家珍視生命，愛護生命，尊重生命，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管理倫理觀。兵家管理哲學是建立在兵家獨特的人性論基礎上的。兵家主張避死趨生、貪名求利的人性論，主張實行嚴刑峻法和嚴格的層級管理。兵家認為在所有管理要素中，人是最有戰鬥力的要素，所以人是管理的根本。但是兵家所主張的以人為本，不是把人作為管理的根本目的，而是作為管理的根本工具。《孫子·用間》說：“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孫臏兵法·月戰》說：“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這些都表現了兵家以人為本的根本看法。

兵家主張治兵用仁義，用兵使詭詐；對民行仁義，對敵用詭詐，遵行詭詐與仁義相互為用的管理倫理。自古以來，兵家重詭道。商湯滅夏，武王滅周，都使用詭詐之道。春秋晉楚城濮之戰，狐偃向晉文公建議說：“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韓非子·難一》）《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五十七章》）又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三十六章》）《老子》的用兵之奇法，與《孫子·始計》所說的詭道十二法如出一轍。

兵家對敵用詐，對民和士卒則用仁，體現了仁、詐統一的思想。《孫子·地形》說：“視卒如嬰兒。”又說：“視卒如愛子。”孫子認為用間者必須是仁義之人。《孫子·用間》說：“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吳子·吳起初見文侯》多處談到“仁”和“義”，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並說：“當敵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尸而哀之，無逮於仁矣。”《尉繚子》與《司馬法》都強調戰爭本於“仁義”，其目的在於禁暴除亂，抑強扶弱，伸張正義。《尉繚子·武議》說：“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不違時，不歷民病。”“不加喪，不因凶。”《六韜》強調以仁義教化萬民，惠澤百姓，安撫天下，若將帥不仁，則三軍無親，缺乏凝聚力，缺乏戰鬥力，不能制敵取勝。

兵家不僅強調以仁治兵、以仁安民，而且強調不殺無辜、善待降卒，區別對待有罪者與無罪者，以德安人，以義感人，以仁服人，樹立仁義之師、威武之師的風範，充分體現了兵家的人文關懷。《司馬法·仁本》說：“見其老幼，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六韜·略地》說：“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塚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者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徳。”《吳子·應變》說：“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詭詐與仁義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對民行仁義，對敵用詭詐；治兵用仁義，用兵使詭詐；治國用仁義，治軍施詭詐。兩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當用詭詐時，不得行仁義；當行仁義時，不得用詭詐。宋代張預說：“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孫子十家注·計篇》）歷代兵家都強調戰爭的正義性，主張行仁義、除暴亂，目的是為了獲得民眾的擁護，獲得國際支持和幫助，但也非常注重詭詐之道的運用。《司馬法·仁本》說：“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其目的既是彰明軍禮，也是為了避免進入敵人陷阱。

在兵家文獻中，沒有專門論述管理生態問題，更沒有提出體系完整的管理生態學說，但是和其他諸子學派一樣，對管理生態有粗淺的認識，是一種樸素的管理生態觀。

兵家認為，政治、經濟、文化等是組織間接的外部環境，而組織所占的天時、地利、人和以及面對的敵友是直接的外部環境。管理生態就是人員、組織與環境互相依賴與制約的動態關係，是管理活動得以實施的外部與內部條件。

其一，政治生態。兵家認為，天人合一與天人相通是取得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孫子》主張戰前協調好道、天、地、將、法五個方面的關係。其中，道、將、法三者屬於人的範疇。五者關係實際上是天、地、人的關係。能夠取勝的戰爭生態是，君王有道，將領有能，佔據天時，擁有地利，法令嚴明。《孫子》所說的“天”是物質之天，指陰陽、寒暑、季節的運行變化；《孫子》所說的“地”是物質之地，指廣狹、險易、死生、遠近等各類地形、地勢。《孫子》的天人觀是指既要天時，又要地利，也要人和，是三方面的完滿配合，是樸素唯物主義觀。

兵家認為，天人合一就是天人相通，天性就是人性，人是天地之心，人心就是天心。只有天人兩心相通，才能成就大事。趙蕤《長短經·懼誡》說：“若順天人之心，收慕義之士，內連寵戚，外結英豪，潛圖構於表裏，疾雷奮於肘腋，然後誅除異義，崇奉明聖，因人之望，以號令天下，誰敢不從？”這種觀點表現了兵家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但是有的兵家著作又認為，天是具有意志或道德的人格神，只有天人意志相合，神人共憤，才能興兵討逆。《黃帝陰符經》說：“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虎鈐經·三才應變》說：“人者，天地之心也。”《六韜·發啟》說：“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

兵家主張順天、地、人之道，合神鬼之靈，秉先王之德，興正義之師，伐無道之國。這些都是古代兵家注重天人合一的政治生態觀。《司馬法·仁本》說：“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守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遍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後土、四海、神祗、山川、塚社，乃造於先王。”

兵家認為，天地、萬物與人互相依賴和制約，三者不可或缺，是共生共榮的生態系統，三者只有相得、相宜，才能相安、相生。《鬼谷子·符言》說：“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黃帝陰符經》說：“天地，萬物之盜也；萬物，人之盜也；人，萬物之盜也。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兵家主張既要得天時，也要得人治，若依恃天時而荒廢軍政，也是與天相違。《虎鈐經·三才應變》說：“怙天時而戾軍政，與天違也。天人相違，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順應順也；順而逆應之，必凶之兆也。”

兵家認為，天、地、萬物、社會與人是互相聯繫的整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六韜·守國》說：“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仁聖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隱。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

其二，社會生態。兵家認為，不同社會群體各安其事、各司其職。《六韜·六守》說：“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意思是社會的主體由農、工、商三個基本的階層構成，三者各務其事，各自獨立，相互依存。《六韜·文啟》說：“古之聖人，聚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意思是有血緣、親情關係的個人組成家或家族，由若干數量的家或家族組成諸侯王國，所有諸侯王國組成天下。天下、國、家、個人各得其位，各樂其所，等級分明，關係清楚，形成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生態。

兵家認為，保持社會生態的根本方法就是遵循因任自然與隨性化育的道家理念與原則，不要強行幹擾其生態或人為破壞其平衡，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環境構成共生共榮，共存共亡的立體生態群。《六韜·文啟》說：“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啟之則行，靜之則清。”又說：“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意思是，管理在於疏導，好比治水在疏，在啟，不在堵。治理天下最好的辦法是依循事物的特性，其次是潛移默化，改變事物的特性。

其三，人際生態。兵家認為，要取得勝利，必須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並依靠各方力量的配合。《吳子·圖國》說：“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意思是，如果要成就大事，必須先要國和、軍和、陣和、戰和，先和而後動。

兵家認為，和諧不是千篇一律，不是整齊劃一、毫無差別，而是有等差，有區別，而又各安其位，互相依存，力同意和。《司馬法·天子之義》說：“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

兵家認為，不僅周邊關係要和諧，而且要上下關係也要和諧。《孫子·始計》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孫子·謀攻》說：“上下同欲者勝。”

兵家認為，只有安危相連，憂患相依，禍福相生，敵友共存，方能長久，這才是真正的和諧。《司馬法·仁本》說：“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既要有和，也要有戰。久和必戰，久戰必和。既不能有友而無敵，也不能有敵而無友。有友無敵，敗亡生於內；有敵無友，敗亡生於外。兵家認為，若要使國家社稷長存不亡，就必須要有一定的外部力量來制衡，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

其四，心理生態。兵家強調心理力量，講究道德修養，主張精神制衡。中國傳統哲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倫理哲學，這在兵家管理哲學中同樣有所體現。在中國古代，管理學就是關於“治”的學問，管理國家就是治國，管理軍事就是治軍，管理生產就是治生。歸根結底，管理的學問，其核心就是治人的學問。因為人是最活躍、最重要的管理要素。財與物都是人生產出來的，也是由人來管理的。所以，把人管好了，就什麼都管好了。人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心理生態問題。《六韜·明傳》說：“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意思是，看到善事卻不做，時機來了卻猶豫不決，明知錯誤卻要犯。這三種情況會抑制“道”的弘揚；柔和而靜止，恭謹而嚴肅，隱強示弱，能忍則剛，這四種情況會使“道”得到弘揚。所以，大義壓倒私欲就昌盛，私欲壓倒大義就滅亡；恭敬壓倒懈怠就吉利，懈怠壓倒恭敬就滅亡。《吳子·圖國》說：“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意思是，要建立良好的心理生態，就必須修養道、義、禮、仁四德，使之成為維護心理生態平衡的主導力。

其五，戰場生態。兵家認為，戰場生態就是善於運用交戰雙方的矛盾，實現力量的變化、發展、轉換，打破既有的平衡，實現由我方掌握戰場態勢的新平衡。《孫子·兵勢》說：“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意思是，戰場情勢雖然多變，但是並不混亂；陣形雖然不明，但不會失敗。治亂相生，勇怯相連，強弱相依。化亂為治，化怯為勇，化弱為強。勝敗塵埃落定，便是戰場生態新格局的形成，這就是“兵勢”。

兵家認為，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勝敗常常難以預料。《孫子·虛實》說：“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為了保護可持續取勝的生態，兵家認為不能窮盡自己的戰鬥力，要保持適度的潛能，有所進，有所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孫子·軍爭》說：“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孫子·九變》說：“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其六，指揮生態。兵家認為，良好的指揮生態是取勝的基本條件。戰略決策出於君王，戰術指揮出於將帥。君王不要牽制將帥，必須給予將帥充分的指揮自主權。將帥既要貫徹君王的戰略意圖，也要發揮主觀能動性，而不受各方掣肘。《孫子·謀攻》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曹操注引《司馬法》注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十一家注孫子》）杜佑注引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十一家注孫子》）《尉繚子·兵談》說：“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這些論述，都是強調戰爭指揮權要集中統一，不受幹擾。

其七，補給生態。兵家認為，戰爭取勝，必須要有強大的物力、財力、人力補給。這些是影響取勝的補給因素，而這些補給因素之間合乎邏輯地相互依存和制約，便是兵家管理的補給生態。《孫子·作戰》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要保證物質資源生產與供應不間斷，就必須確保補給生態的平衡。《孫子·軍形》說：“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土地、糧食、人口、兵力合乎比例地配置與發展，是兵家管理生態的生命線。

《鬼谷子·揣篇》說：“度於小大，謀於眾寡；稱貨財有無之數，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揆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智慧，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辯。能知如此者，是謂量權。”這段話講的實際上是兵家管理的生態問題，涉及國土、人口、財貨、君臣、將士、天時、地形、民心、敵國、外交等與戰爭相關的方方面面。所有這些方面互相聯繫、動態發展、相生相剋、相制相用地存在著，便構成了兵家管理的生態。

行為科學是研究組織中的人際關係和人的行為的理論，從人的動機、欲望、情緒、需要等心理因素來研究人的行為的產生、發展和變化規律，從而預測、控制和引導人的行為，實現組織目標。

兵家表現出積極進取、奮發向上、高昂剛健的行為特徵與精神氣質。王余佑說：“貴進取，貴疾速。”（《乾坤大略》卷一《自序》）張預說：“兵貴攻取，賤退守。”（《十七史百將傳·張仁願》）

兵家運用奇正、主張變化的管理行為取向，表現出既不重複前人也不重複自己的開拓意識和創新理念。《孫子·虛實》說：“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鶡冠子·天權》說：“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

兵家行為理論是建立在性惡論基礎上的一種行為科學，雖然沒有如現代西方行為科學那樣出現所謂的“理論叢林”，但是西方的許多“理論”都能在兵家思想中找到與之契合的觀點，只是中國人不善於為某個觀點或思想冠以“某某理論”之名稱，而比較注重運用系統思維，全面地構建龐大而深刻的思想體系。筆者披沙揀金，從行為科學角度梳理與概括出下列理論觀點：

兵家認為，人的本性是樂生惡死、貪名求利。基於這種人性認識，兵家非常注重滿足管理客體中人的需求。中國歷來重視戰爭，鼓勵通過戰功獲得晉身仕途或職位提升的機會。兵家主張設置若干等級的軍爵，根據軍爵享受不同的待遇，以此激勵將士捨身忘死、報效國家。戚繼光說：“凡人生在世，父母妻子一個凍餓不得，己身衣服、飲食件件要拨人受用，皆人欲之至願。”（《練兵實紀·堅操守》）商鞅說：“爵祿者，兵之實也。”（《商君書·錯法》）

兵家提出管理士兵要像對待嬰兒一樣。這種理論是建立在人性蒙昧論基礎上的一種行為理論，就是把士兵當作不明世事和不辨是非的嬰兒，對他們關心、愛護，目的是利用他們的蒙昧與懵懂，使之服從管理和聽從指令。孫子說：“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孫子·地形》）嬰兒具有依賴性、被動性、蒙昧性、懵懂性、從屬性、可塑性的特點。戚繼光《練兵實紀·愛士卒》說：“士卒雖愚，最易感動，死生雖大，有因一言一縷之恩而甘死不辭者。”

由於兵家認為士兵是天生愚蠢、不懂事、不明是非、不辨好壞的人，只能被人當羊一樣地驅使，所以主張實施愚民政策，不讓士兵知道事情真相、作戰意圖。《孫子·九地》說：“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戚繼光《練兵實紀·愛士卒》說：“將者，腹心也；士卒者，手足也。”

兵家認為，士兵雖然愚頑，但是又很單純，最容易被溫情所感動和道理所說服。慼繼光說：“愚卒心歧尚少，又有軍法驅之，易就善路故也。”（《練兵實紀·愛士卒》）所以，兵家主張通過賞罰的手段來管理士兵，以情感之，以理化之，充分考慮和尊重士兵的群體意願和心理指向，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以強化或弱化其行為，這樣才能得到士兵的擁護。戚繼光又說：“賞不專在金帛之惠，罰不專在斧鉞之威。有賞千金而不勸者，有不費數金而感深挾纊者，有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有斬首於前而不畏於後者，有言語之威而畏如刀鋸，罰止數人而萬人知懼者，此蓋有機。機，何物也？情也。理興於心，情通於理，賞之以眾情所喜，罰之以眾情所惡，或申明曉諭，耳提面命，務俾人人知其所以賞與罰之故。感心發則玩心消，畏心生則怨心止。”（《練兵實紀·愛士卒》）

兵家管理的一個重要方法是連坐法，姑且稱之為捆綁式管理。古代軍事組織中，最基層的組織是伍和什。伍由五名士兵組成，什由十名士兵組成。伍有伍長，什有什長。《吳子·治兵》說：“什伍相保。”《商君書·境內》說：“其戰也，五人束簿為伍；一人死，而剄其四人。”不僅什伍連坐，而且父母妻子也要連坐。《尉繚子·兵令下》說：“兵戍邊一歲，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意思是，如果守邊一年，還沒等到替換自己的人到來就跑了，就要以逃跑論處；如果父母知情，父母就要與兒子同罪；如果士卒比軍官晚一天到達大將營中報到，那麼父母妻子同罪；如果士卒逃回家裏一天，父母妻子不把他送回軍營或不告發，那麼父母妻子與士卒同罪。

兵家認為，對敵作戰，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管理士卒，亦重馭心。《紀效新書·新任臺金嚴請任事公移》說：“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且夫好生惡死，恒人之情也。為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眾人悉之，而輕其死以求其生，非果於惡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為恩為惠；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威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為威為罰。”意思是指揮人的身體容易，驅使人的心很難，所以除了恩賞刑罰之外，要善於與士卒交流，贏得士卒的心，使之心甘情願聽命於上。

兵家管理非常注重組織成員的形象塑造，既注重個體形象，也注重群體形象與組織形象，認為這是獲得社會支援最有效的方式，也是組織戰鬥力強的體現。兵家認為，軍容與國容有本質區別，國容不入軍，軍容也不入國。《司馬法·天子之義》說：“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意思是，軍人有不同於國家的禮儀、法度，挺拔、英武、果敢、守紀是軍人的行為特徵，以禮濟法，以文飾武，是軍人的禮儀特徵。

兵家主張從人的行為表現探求其內心狀態及意圖，然後有針對性地採取應對措施。《孫子·行軍》有一段話具有代表性，云：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甀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言翕言翕徐與人言者，失眾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通過觀察人的行為特徵和細微表現，來透視其心理活動，分析其心態、意圖、目的、動機，由顯索隱，由行見心，制定對策，從而牽引、規範與控制人的行為。

兵家認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特徵，其思維模式、行為取向大不相同，對他們的管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吳子·料敵》比較齊人、秦人、楚人、燕人、晉人性格之差異，有針對性地提出應對策略，云：

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

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鬥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戰爭，其軍可敗。

燕性愨，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

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兵家認為，人的不同氣質、稟性是由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決定的，應該根據管理對象的個性和所處環境而變換管理方式。《太白陰經·人無勇怯篇》說：

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澆薄，海岱之人壯，崆峒之人武，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勇，韓魏之人厚，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

概言之，兵家管理哲學是一個內涵豐富、體系完備、思想精博的哲學門類，筆者所梳理與闡述的只是兵家管理哲學的理論框架。在此框架內外，毫無疑義地有更豐富的內容有待我們去挖掘與整理。

[①] 《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頁。

[②] 《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

[③] 若以儒家的價值觀來評判，則春秋時代無正義戰爭，更不用說戰國了。《孟子·盡心下》說：“春秋無義戰。”這關係到不同思想流派的不同戰爭觀的問題以及兵家理論與戰爭實踐的矛盾問題，因為站在不同立場的各個思想流派，“義”有不同的含義和標準，而且理論與實踐往往脫節。這是另外一個議題，在此不作討論。

[④] 王兆春《中國歷代兵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