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簡《文子》研究四十載回溯何志華諸子學刊第四輯

[作者簡介] 何志華（1962— ），男，廣東省南海縣人。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主任。著述有《文子著作年代新證》、《經史考據：從〈詩〉〈書〉到〈史記〉》、《高誘注解發微：從〈呂氏春秋〉到〈淮南子〉》等。

《文子》之成書年代，嚮來爭議甚多。自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四十號漢墓出土竹簡本《文子》以來，學術界之討論，尤為激烈，時至今日，幾近四十載，未嘗休止。回顧過去諸家所提論議，層構迭起，推陳出新，其中重點乃為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以及其與《淮南子》之承傳關係。今試回溯往昔，以竹簡《文子》兩個關鍵詞彙“朝請”、“壹異”為脈絡，總結出土竹簡《文子》過去幾項重要研究成果如下：

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四十號漢墓出土大批竹簡，其中包括《文子》。有關出土竹簡《文子》之拓片或釋文，遲遲未見發表。直至199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發表有關竹簡《文子》之資料，始知定州漢簡初步考定屬《文子》者計277枚，合共2790字[②]，其後又發表《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以下簡稱《釋文》）[③]。整理小組比勘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考證竹簡《文子》有87枚約1000字與今本《文子》《道德篇》相應。因之，整理小組發表《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④]（以下簡稱《校勘記》），先將今本《文子》《道德》與竹簡《文子》相應者，逐條校勘，標出相異部分；再於《道德》篇以外，檢出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相應者7則，分別與今本《文子》《道原》、《精誠》、《微明》、《自然》4篇相應。又據《河北定縣40號漢墓發掘簡報》，[⑤] 定縣出土漢墓竹簡所記最晚之年代為漢宣帝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此即出土竹簡《文子》成書年代之下限。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又發表《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的整理和意義》，詳述其事：

定州西漢竹簡1973年於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中出土。此墓位於河北省定州城關西南4公里的八角廊村，約於西漢末年被盜。由于盜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驚駭逃出，使墓中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這批竹簡位於室東側，雖因過火炭化避免了腐朽，但經過盜擾火燒，也使竹簡受到嚴重損壞。竹簡散亂殘斷，炭化的黑地上墨跡已多不清晰……1976年6月，由文物出版社邀請曾參加整理馬王堆帛書的張政烺、李學勤、顧鐵符、于豪亮先生，協助對定州漢簡的整理。我省有劉來成、信立祥參加配合工作。首先將竹簡上的文字抄錄于卡片上，一簡一卡并順序編號。整理工作至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而停止。這次地震，竹簡雖經精心照管，但由於轉移後封存的盛簡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簡又一次散亂，並有一定損毀。^{^[⑥]}

準此可知，出土竹簡《文子》屢遭損毀，現存竹簡枚數甚少，相對於今本《文子》而言，僅餘一少部分而已。[⑦]出土竹簡《文子》大部分與今本《道德》篇對應，然則有關《文子》出土的情況，究竟是出土竹簡《文子》原為全書，而今僅餘一少部分屬《道德》篇而與今本相應；抑或出土竹簡《文子》本來就只是一節錄本而僅有數篇，此一問題當以當年李學勤先生之結論最為可靠，李學勤先生說：

八角廊竹簡的《文子》原係全書，不過由於朽壞殘損，現今僅剩下比較連續的一小部分。我是比較傾向於這個看法的，理由是殘存的簡中有一支很像是書的標題，看來竹簡《文子》應較完整。^{^[⑧]}

竹簡《文子》原本全書抄錄，可惜竹簡朽壞，現存者為數甚少，欲論其與今本《文子》之關係，當從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唯一相應之《道德》篇著手，比勘兩者，再據此推論竹簡《文子》、今本《文子》本之異同。當年《文物》責任編輯李縉雲先生曾發表《<文子·道德篇>竹簡本、傳世本的比較研究》一文，就《道德》一篇，比勘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之異同，惜乎兩本部分差異未被發現，仍有未足。

筆者於1998年發表《出土文子新證》[⑨]，以出土竹簡《文子》與今傳世本《文子》進行比對，發現下述兩本對應內容出現之歧異情況，而為前輩學者當年所未見者，今將兩本對讀排列如下：

今本文子：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

今本文子：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

按兩文互斠，可見今傳世本《文子》作“朝廷”而出土竹簡本作“朝請”。筆者於1998年發表之《出土文子新證》云：

疑簡本作“朝請”者是也；考《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云：“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史記集解》云：“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可知“朝請”為漢律，謂諸侯春、秋兩季朝見帝王之禮。^{^[11]}

考《文子》此文云：“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因謂之“朝請不恭”，文義正合；今本《文子》“朝請”誤為“朝廷”，文義未通；考“請”字古音耕部清母，“廷”字古音耕部定母，疑今本作“廷”者乃“請”之聲誤。

今傳世本《文子》與《淮南子》內容多有重複，然而出土竹簡本《文子》內容，雖與傳世本《文子》，尤其《道德篇》，多有對應之文，然而學者當年依據整理小組所校訂竹簡《文子》之《釋文》，未見竹簡《文子》與《淮南子》有任何相合之證。其實，有關《文子》與《淮南子》之關係，在出土竹簡《文子》發表以前，學者大抵並無異議，多以為《淮南子》先出而《文子》晚出，今本《文子》與《淮南子》重出者，皆今本《文子》編者因襲《淮南子》而來；[12]自《文子》出土消息發報後，學者僅知竹簡本《文子》之成書年代下限為漢宣帝五鳳二年，而尚未得見竹簡本《文子》釋文內容，即轉而相信《文子》之成書年代早在《淮南子》之前，兩者重出部分，皆今本《淮南子》因襲《文子》。李定生、徐慧君《文子要詮·論文子》即云：

據定縣漢墓出土的竹簡，《文子》是漢初已有的先秦古籍無疑……一般說來，隨葬的古籍是死者生前所喜愛和尊貴的東西。《文子》和《論語》、《儒家者言》等同時隨葬，不大可能《論語》、《儒家者言》是先秦古籍，而《文子》是抄襲《淮南子》的偽作。再則，漢武帝建元初淮南王入朝“獻所作內篇（按即《淮南子》），新出，上愛秘之。”（《漢書‧淮南王傳》）漢武帝“愛秘之”的《淮南子》，在當時也不大可能流傳。即使在漢武帝死後流傳了，但在當時的條件下，流傳是否這樣快。退一步說，即使《淮南子》流傳了，中山王是否會將一個因謀反罪而死的淮南王的《淮南子》，作為尊貴的東西抄下來和《論語》等隨葬……因此，無妨這樣說，既然中山王用《文子》作為隨葬品，想必西漢時已有先秦古籍《文子》在流傳，那末，淮南王也可能見《文子》，《淮南子》抄襲《文子》是完全可能的^{^[13]}。

其實，李定生、徐慧君發表《文子要詮》一書時，竹簡《文子》釋文尚未發表，李氏、徐氏其實無從推斷竹簡《文子》與《淮南子》之因襲關係。自竹簡《文子》釋文發表以後，學者依據此等新材料，試圖探求《文子》、《淮南子》兩書之因襲關係。李學勤先生《試論八角角廊簡<文子>》云：

將竹簡這九章同今傳本《道德》仔細對勘，發現一個有趣的情形，就是今傳本凡作問答體的諸章，都在竹簡內有對應的文字；而只作老子曰的各章，除“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一章外，都沒有對應的文字。在“民有道所同行”章前的問答體章，是論“執一”的，對應文字見於竹簡。竹簡和“民有道所同行”章對應的文字，仍是論“執一”的。因此，“民有道所同行”章當係自古本前一章割裂增益而來。由是我們可以說，今傳本《道德》篇不只改變了古本問答的主客，而且摻入了很多非問答體的內容。與古本關係最多的《道德》篇是這樣，今傳本其他各篇的狀況也就不難想象了^{^[14]}。

按今傳世本《文子》的內容結構，依據每段起首模式，僅有兩種情況，此即為1：以“文子問於老子，老子曰”起首之模式，簡稱“問答體”段落；2：以“老子曰”起首之模式，簡稱“非問答體”。考今傳世本《文子》與《淮南子》相合者，大多在“老子曰”起首之段落，亦即“非問答體”模式。李學勤先生發現今本《文子》《道德篇》以“老子曰”起首者，並不見於竹簡本《文子》；易言之，凡今本《文子·道德篇》“老子曰”啟首之段落內容，於竹簡本《文子》均無相對應之文字。李學勤先生所論正確，傳世本《文子·道德篇》以“老子曰”啟章者共有十一章確實不見於竹簡本。李學勤先生據此推論《道德篇》以外，其他篇章亦大抵如是，因而總結以為傳世本《文子》改纂古竹簡本《文子》，以“老子曰”的形式，“摻入了很多非問答體的內容”。此說誠然有據，然而，李學勤先生對於《文子》與《淮南子》之關係，仍然謹慎為之，他特意強調：

至於今傳本〔指《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不是簡單的問題，擬另文討論。^{^[15]}

及後陳麗桂教授又依據李學勤先生有關傳世本《文子》《道德篇》“老子曰”各章不見於竹簡本之論說，推論竹簡本《文子》與傳世本《文子》及《淮南子》之因襲關係云：

凡簡、今本《文子》可以對應的內容竟都不見於《淮南子》；反之，凡今本《道德》篇中能與《淮南子》相對應的文字內容，竟也同樣不見於殘簡《文子》中。這是否意味著：古本《文子》與《淮南子》的內容，基本上是不相重的；今本《文子》的形成，是在簡本一系古本《文子》的基礎上，增竄入許多《淮南子》的內容。^{^[16]}

今本《文子》遭竄增的情況相當嚴重，其竄增的常態，基本上是以“老子曰……”的形式摻入《淮南子》相重或相應的文字內容。^{^[17]}

顯見陳氏依據李學勤說推論竹簡《文子》、傳世本《文子》、《淮南子》三書之關係，並細心比對三書內容，其結論以為凡竹簡《文子》與傳世本《文子》相對應者，皆不見《淮南子》，《淮南子》與竹簡《文子》“基本上是不相重的”。陳廣忠《中國道家新論》亦謂：

出土《文子》殘簡二千餘言，竟無一句與《淮南子》相同，不存在誰抄誰的問題。^{^[18]}

又西方學者Le Blanc, Charles（白光華）發表《文子》研究之法文專書Le Wen zi : à la lumière de l'histoire et de l'archéologie ，同樣以為竹簡本《文子》與《淮南子》全不對應。今將Le Blanc, Charles相關論點英譯如下：

An “ancient” Wenzi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cognized edition of Wenzi, and in which we cannot find any similar text to the Huainanzi ^{^[19]}

依據李學勤、陳麗桂、陳廣忠、白光華諸位學者推論，大抵以為竹簡《文子》成書年代較早，後人依據《淮南子》以“老子曰”的形式補入大量《淮南》資料，而成為今傳世本《文子》。易言之，出土竹簡本《文子》內容，將不會出現於傳世本《文子》以“老子曰”啟首之段落，亦不會出現於《淮南子》。今傳世本《文子》以“老子曰”啟首者，皆後人依據《淮南子》補入，因而亦不見於竹簡本《文子》。然而，筆者於1998年通過對比出土竹簡《文子》、今傳世本《文子》、《淮南子》三書內容，發現下述重文關係：[20]

淮南子：明於天道察於地理　通於人情　　大足以容眾德　足以懷遠

今本文子：明於天　　　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21]足以懷遠，

出土文子：　　以壹異，知足以〔知權　，彊足以蜀立，節□〕[23](0198)

按《淮南子》與出土《文子》及今本《文子》相合者，見《淮南子·泰族訓》，整理小組發表之竹簡《文子》《釋文》，將簡號(0198)錯誤標點為“以壹異知足，以〔知權強足，以蜀立節□〕。”句讀既誤，自然無法對應今本《文子》。整理小組遂將此簡次於《釋文》篇末，以示無法對應今本。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的整理和意義》、《校勘記》兩文皆未能辨識《釋文》句讀有誤。今檢得此簡，重新標點，當作“〔信足〕以壹異，知足以〔知權〕，〔彊足以蜀立，節□〕 (0198)”；其文可與今傳世本《文子》、《淮南子》相互對應。整理小組將原文讀為“以壹異知足”者，蓋未明“壹異”一詞義訓。“壹異”乃動賓結構，表示“壹同歧異”之義。今考上述竹簡《文子》編號(0198)見於今本《文子·上禮篇》，正出自今本《文子》“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一章。

自竹簡本《文子》出土以來，學者多以為竹簡本《文子》成書年代極早，可以上推至戰國中期。李定生《韓非讀過<文子>-----談<文子>的年代與原始道家的關係》：

我認為《文子》是漢初已有的先秦古籍，這還可從《韓非子》中，看出戰國晚期的韓非曾讀過《文子》，則《文子》的著作年代，當為戰國中晚期……《韓非子·內儲說上》經“賞譽”三：“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說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齊王和文子問答如何治國，這裏的齊王，我以為是齊平公，也即《文子·道德》中的“平王”。^{^[26]}

李定生據《韓非》引述“文子”之言，推斷《文子》成書於戰國中晚期。此一書證見《韓非·內儲說上·七術》。依據相同書證，張杰、鄭建萍《<文子>古今本成書年代考》將古本《文子》成書年代再往上推，斷定在戰國中期。張杰、鄭建萍云：

我們認為：《文子》的形成及定本經歷了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首先，　古本《文子》的主要內容大致形成于戰國中期，而迄今最早有關文子的資料出現在《韓非子》一書中。這說明，古本《文子》至戰國末已廣泛流傳。^{^[27]}

按李定生、張杰、鄭建萍以為古本《文子》成書於戰國中、晚期。考《韓非》所提“文子”未知何人？[28]其所引“若獸鹿”“唯薦草而就”，皆不見竹簡本或傳世本《文子》。丁原植先生《文子新論》就李定生所據書證提出質疑，丁原植云：

“平王”是否為齊王，文子是否曾經至齊，並不能從《韓非子》所言中得以確定。《韓非子·儲說》等篇的記載，常有不同說法，而以“一曰”併錄。其中時有涉及年代或人物差距極大者。如“田子方問唐易鞠，弋者何慎”的典故，另說則為“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

按丁說有據。《韓非》一書提及“文子”者六人，除李定生所引書證外，尚有：

[1]．《韓非·說林下》云：“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29]按《韓非》此章所記乃衛將軍文子論曾子事。

[2]《韓非·說林下》云：“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30]按《韓非》此章所記乃晉中行文子論“嗇夫”事。

[3]．《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經六》云：“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說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31]按：《韓非·外儲說左下·經六》此章謂“說在文子之直言”，似亦與“文子”相關。惟對照《韓非·外儲說左下·說六》所記，其實乃范文子與武子論直言事。范文子名燮，乃晉大夫。

[4]．《韓非子·難四》：“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32]按《韓非》此章論衛國孫文子事。孫文子乃衛國卿相。

[5]《韓非子·難四》：“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33]按《韓非》此章所記乃鮑文子，即齊卿鮑國也。

準此可知，《韓非》所見“文子”計有六人，即衛將軍文子、晉中行文子、晉國范文子、衛國孫文子、齊國鮑文子，及《七術·經三》所引“文子”，可見古人稱“文子”者眾多，《七術·經三》所引“文子”或即上述五位“文子”之一，而與竹簡本或傳世本《文子》一書作者無關，亦難論定。尤當注意者，乃上引《韓非》所述諸“文子”之言，皆全不見竹簡本及傳世本《文子》，則更不宜據此推論韓非曾讀《文子》。

考《韓非子·內儲說·七術·經三》謂“在文子稱若獸鹿”，然後《內儲說·七術·傳三》乃謂“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此語又與《老子》第36章相關，《老子》云：

由此可見，《韓非》提及文子言論而與《老子》相關者，乃在《內儲說·七術·傳三》，乃《傳說》而非《經說》，吳汝綸《韓非子點勘》云：

內外儲說，其篇首之所謂經，韓子之文也；其後雜引古事，乃為“韓學”者之所為，以解韓子之書者也。^{^[35]}

李定生以為《韓非》引述“文子”之言而與《老子》相關，因疑此“文子”即竹簡本及傳世本《文子》之作者，其實亦有可疑之處。此《七術·傳三》所言，或即後世研習“韓學”者援引《老子》第36章以解《韓子》“經說”，並非出自韓非手筆，亦難論斷。再考《韓非子·喻老》曾就《老子》此章加以析述，並舉事以喻之，《喻老》云：

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36]}

按《喻老》所言正與《內儲說上·七術·傳三》所引“文子”之言相合，惟《喻老》全篇不提“文子”，可見此本韓非釋《老》之言，不必援引“文子”為說。今既得知《內儲說上·七術·傳三》所記“文子”所言，皆與《喻老》相合，則《七術·傳三》所述，或即後世“韓學”者依據《韓非·喻老》所言加以發揮，亦不無可能。依據上述推論，可見李定生先生所提書證並未足以證成韓非曾讀《文子》，更不足以證明韓非所引即為古本《文子》。

張杰、鄭建萍未嘗不知李定生所據書證未足盡信，然而仍堅信韓非所引乃古本《文子》，尤其不足取。張杰、鄭建萍云：

文子此段話雖然不見於今本《文子》，但今本《文子》中卻有類似言論。《文子·上義》說：“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它可以部分地印證韓非子對文子的評述。^{^[37]}

按張杰、鄭建萍所引傳世本《文子·上義》“白刃交接”一段，與《韓非子·內儲說上》所論“賞譽薄厚”之論並無明顯關係可言，先秦兩漢典籍論及“賞罰”之說者極多，此一書證固然不足以證成韓非所引即為古本《文子》，更遑論據此推斷古本《文子》成書於韓非之前。

考竹簡本《文子》之成書年代下限為漢宣帝五鳳二年，此較劉安之進《淮南子》仍有84年之距，則《文子·上義》此文亦可能出於《淮南》而與《韓非》無涉。細意分析，《文子·上義》此文確實又見《淮南》，《淮南·兵略》云：

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38]}

考《淮南·兵略》論及兩刃相接，其勝敗存亡之理，多與法家學說相關。上文論述白刃交接而士兵爭先，其理在於“賞信罰明”《淮南·兵略》上文云：

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刃）〔力〕^{^[39]}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40]}

《淮南》所謂“挾刑德”，“刑德”猶言“賞罰”也[41]。《淮南》謂兩兵相接，僅持“賞罰”之道，未能必勝。善用兵者，尤當明乎用“勢”之道。“賞罰”“用勢”皆法家學說，尤可見《淮南·兵略》總論行軍用兵之道多采法家學說，其謂“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與全篇思想一氣貫串。可見傳世本《文子·上義》謂“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其實出於《淮南》，與《韓非》無涉。張杰、鄭建萍不明乎此，於《淮南》相關內容視若無睹，即據傳世本《文子》此文，推論古本《文子》成書於戰國中期，恐亦未備，未敢遽信。

至於出土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究屬何時？當從出土竹簡《文子》所見內容加以分析，方能有望得實。誠如上文所言，出土竹簡《文子》曾見“朝請”一語，竹簡文子（2212）云：“〔朝〕請不恭，而不從令，不集。平王。”拙著《出土<文子>新證》指出“朝請”者，實為漢律，《史記集解》云：“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乃謂諸侯春、秋兩季朝見帝王之禮。因之，以為出土竹簡《文子》乃先秦已有之典籍者，其說自然不能成立。及後，學者先後就“朝請”一語之斷代意義發表多篇論文，討論激烈。張豐乾先生撰《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進一步探討“朝請”一詞義訓，張氏云：

“朝請”為漢律，由古代的“朝聘”和“朝覲”之禮演化而來。《說文解字·言部》解釋為：“請，謁也。”段玉裁注：“周禮，春朝秋覲，漢改為春朝秋請。”按照《廣韻》，作為禮法內容的“請”為“疾政切，勁韻”，應該讀為去聲。段玉裁的論斷是有根據的。《史記·吳王濞列傳》：“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集解》引孟康之言曰：“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42]}

竹簡《文子》既作“朝請”，而“朝請”又為漢律。張豐乾先生進一步據此推論竹簡《文子》的出現，肯定是在“‘朝請’制度出現並且被廣泛注意之後……竹簡《文子》最有可能撰作于漢初。”[43] 李厚誠先生（李銳）則於2001年11月發表《“朝請”小議》；以為：

即使竹簡《文子》中的“朝請”確爲漢人語，但憑此一詞，恐不能認定竹簡《文子》作於秦漢之後，這很可能是漢人爲便於理解而改，只能説明其下限，不能作爲判斷竹簡《文子》思想形成、成書時間上限的根據。而即便在當前承認竹簡《文子》作於秦漢之後，僅憑一條可疑的孤證，恐不能充分證明今本《文子》晚出。^{^[44]}

及後張豐乾先生又發表《“朝請”、“諸侯”與竹簡<文子>的撰作年代》（同見簡帛研究網，2001年11月），張先生以為“‘朝請’確為漢律”，並以為“‘朝請’出現的時間就是竹簡《文子》的撰作上限”。

再考出土竹簡本《文子》謂：“〔朝〕請不恭，而不從令，不集。平王”(2212)，而傳世本《文子·道德》則謂：“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考《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第四十九》：“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竹簡本《文子》作“朝請”，而傳世本《文子》、《大戴禮記》則作“朝廷”。李厚誠先生於2009年出席香港中文大學“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朝請”與“朝廷”——簡本<文子>與傳本<文子>的一個重要異文研究》，提出：

今存本《文子》的“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這句話，一點也不難理解，就是說諸侯在朝廷上（或朝於廷的時候）對君主不恭敬。而且在傳世文獻中有相近之語，《大戴禮記·曾子立事》記：“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兩相比較，不難發現《文子》絕無不通順之處（或謂“祭祀”為動詞，其實朝、廷亦為動詞；今譯則以在祭祀時、在朝廷上較為通順）。《大戴禮記》中的《曾子》諸篇，一般認為是記曾子言行，時代比較早。尤其戰國時期的上博簡《內豊》篇中出現了可以和《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相對應的內容，則《曾子立事》篇主體的寫作的年代也有可能很早。因此，今存本《文子》出現“朝廷”一詞可能並不晚。當然，如前所論，今存本《文子》此句與《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相近文句之間，也未必肯定只是因襲關係。……張[指張豐乾]、何[指何志華]二先生論“朝請”、“朝廷”問題的目的，在於斷定竹簡《文子》年代在漢代，而今存本《文子》有誤，當更晚。可是現在既知作“朝廷”不誤，甚至可能是很早的習語，那麼照其邏輯，就有可能是先有《文子》，而在漢代被改為“朝請”，著於竹簡了。但是筆者並不願意簡單認為今存本和竹簡本是非此即彼的先後關係，而落入不可靠的邏輯預設之中。因為今存本和竹簡《文子》也有可能是同源異流的關係，因材料不足，還有待進一步研究。^{^[45]}

筆者於上述同一研討會發表論文《今本<文子>因襲《大戴禮記》證：兼論“朝請”、“朝廷”兩詞淵源》，文中引述黃懷信《大戴禮記彙校集注》云：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至《曾子天圓》第五十八，多為曾子語錄，間有弟子問辭，以其內容主題不同而別篇。前人論此，咸以為此十篇即《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中之十篇。今觀十篇皆曾子語錄而非曾子行事，篇名則直曰“曾子某某”，說明其“曾子”二字有可能本來就指書名。因此，謂其為“《曾子》十八篇”中之十篇當屬可信，蓋戴德當年所自輯。^{^[46]}

可見黃氏以為《大戴禮記》所輯《曾子》十篇，即《漢書·藝文志》所載《曾子》。至於《曾子》十篇作者，當為曾子後學所為，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目錄》云：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此篇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事。名曰“立事”者，君子所以立身行道也。此以下十篇，題首並云“曾子”者，蓋曾子之後學者，論撰其先師平日所言立身孝行之要。^{^[47]}

《曾子立事》以下十篇，其為曾子親撰，抑或曾子後學“論撰其先師平日所言立身孝行之要”而成書？今人難以確考。其中《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二篇，與《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四）》所錄《內豊》一篇內容偶有相合之處，[48]學者因疑其成書年代或早至戰國。然而，《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兩篇雖然成書年代或許較早，其見錄於《大戴禮記》時，當曾經漢人整理改寫，學者於此已有論述。廖名春《楚竹書<內禮>與<曾子立孝>首章的對比研究》亦云：

竹書《內禮》篇“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與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曾子立孝》篇作“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兩者比較，明顯是《曾子立孝》篇改寫了簡文。因為前“言”與後“言”是前後相承的。有了前“言”，才相應有後“言”；沒有前“言”，就出現後“言”，實在是突如其來。再者，減省易而増衍難。將“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減省為“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易，將“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増衍成“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實在是匪夷所思。其他如“為人子者”與“為人子”句、“為人弟者”與“為人弟”句亦如是。所以，一定是《曾子立孝》篇改寫了竹書《內禮》篇，而不是竹書《內禮》篇改寫了《曾子立孝》篇。^{^[49]}

至於《曾子》其餘八篇，不見新出土文獻，其見錄於《大戴禮記》時，或亦經漢人改易。明代方孝孺《遜志齋集》云：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50]}

近代梁啟超《古今偽書及其年代》亦云：“《大戴》所載十篇，文字淺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漢初諸篇。”總而言之，倘黃懷信先生所言屬實，《漢書·藝文志》所記“《曾子》十八篇”，其中十篇被戴德收入《大戴禮記》而得以傳世，戴德生於西漢宣帝、元帝年間，此當為傳世本《文子》編者所及見，或即傳世本《文子》編者參考《大戴禮記》而改易出土竹簡本《文子》“朝請”而為“朝廷”。考傳世本《文子·上仁》云：“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案此文本於《淮南》，今傳世明代朱東光輯訂《中都四子集》本、清代莊逵吉本《淮南子·泰族》並作：“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51]道藏本、影宋本《淮南子》俱作：“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52]

細意比對，傳世本《文子》作“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而《淮南子》大部分版本均作“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其別顯然易見。今考《大戴禮記·小辨篇》云：“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其作“小義破道”。與傳世本《文子》全同。何寧《淮南子集釋》云：

《大戴記·小辨篇》……“小藝”作“小義”，《文子·上仁篇》同，《道藏》本、景宋本〔《淮南子》〕亦作“小義”，疑“義”字涉上而訛。下文云：“小快害義，小慧害道”，云“害義”，不云義復害道也。《論語·述而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疏》：“藝，六藝也。此六者，所以飾身耳，劣於道德與仁，故不足依據，故但曰遊。”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故曰“小藝破道”也。^{^[53]}

按何寧論說可商，此蓋未知《文子》本來即與《淮南》有別，其作“小義破道”者，即依據《大戴禮記》為說。再考《大戴禮記》北周盧辯注云：“破義為小義。道者，先王之大道也。”[54]可見北周盧辯所見《大戴禮記》已作“小義破道”。黃懷信云:“小義不足以為道，故破道。”[55]是其義。《道藏》本、景宋本《淮南子》亦作“小義破道”，則或後人依傳世本《文子》改正。至於傳世本《文子》作“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而諸本《淮南》並作“小見不達，必簡。”其別亦顯然可考。惟《大戴禮記·小辨篇》亦作“道小不通，通道必簡。”復與傳世本《文子》相合，足證傳世本《文子》編者曾參考《大戴禮記》，並據之修訂《淮南》。此等例證，皆與傳世本《文子》編者依據《莊子》改易《淮南》相關書證，同出一轍，亦《文子》編者一貫撰文風格。[56]

荷蘭學者Paul van Els（葉波）《古本<文子>論說的特點》亦論及出土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葉氏云：

再者，竹簡本《文子》頻繁地徵引和解釋《老子》，而對《老子》受到廣泛地推崇也是始于戰國晚期，並且在西漢時期得到加強。還有，如王博、張豐乾等學者注意到竹簡《文子》提到“朝請”，何志華指出那是漢代的制度。根據以上和其他一些文本證據，學者們推斷《文子》成書於西漢時期，這一觀點在學術界逐漸被接受。因此，該書的大約是在西漢初期到西元前55年（竹簡入葬的年代）期間寫成，更精確的年代則難以確考。^{^[57]}

按葉波所言中肯可取，另張豐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一書尚提出多項證據以見出土《文子》之成書年代當為西漢初期，並皆信而有徵。

三、從“壹異”一詞討論竹簡《文子》、今傳世本《文子》與《淮南子》之關係

誠如上文所論，筆者於1998年發表《出土<文子>新證》一文，提出竹簡《文子》（0198）當標點為“以壹異，知足以〔知權，彊足以蜀立，節□〕”，“壹異”乃動賓結構，表示“壹同歧異”。此則簡文見今傳世本《文子·上禮篇》，出自今本《文子》“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一章；又見於今本《淮南子·泰族訓》。由此可見，前輩學者所謂竹簡本《文子》內容全不見於《淮南子》及今傳世本《文子》“老子曰”啟首之篇章，其說皆可商榷。丁原植《文子新論》採取比較客觀的立場，丁氏云：

何志華在其《出土<文子>新證》中，舉出九則殘文與今本《文子》相近者，但均不能完全確定。另外考證出竹簡《文子》編號0198的殘文與今本《文子·上禮》第三章及《淮南子·泰族訓》相應者。雖然此則殘文較明顯與今本《文子》及《淮南子》相近，但就二千餘字的簡文來說，這種比例仍是太少了些。^{^[58]}

誠然，竹簡《文子》與《淮南》相合者，比例較少；其與《淮南》不合者，比例較多。然而，既知竹簡《文子》有與《淮南》相合例證，而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下限為漢宣帝五鳳二年，即公元前56年，較諸劉安進《淮南子》之建元初年（約公元前140年）為晚，兩者相距仍有84年之久，似不當斷言竹簡《文子》成書年代必定早於《淮南》。至於定縣出土竹簡《文子》殘脫破爛，今可考訂者僅有二千餘字，然其《道德》一篇仍能與傳世《文子》相互對應，則謂傳世《文子》與竹簡《文子》體系不同者，亦未必然。姑勿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是否同源，今本《文子》之成書年代必晚於竹簡《文子》。張豐乾《試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兼為<淮南子>正名》云：

今本《文子》在思想上雖然與竹簡本有呼應之處，但對竹簡本思想的繼承和保存只佔次要的地位，更多的是訓釋、發揮、增刪，甚至割裂和背離，說明今本必晚出于竹簡本，這種情況和《易傳·繫辭》、《老子》等古籍的流傳情況截然不同，根據現有材料，我們不能輕言今本《文子》是“西漢初年已有的古籍”。^{^[59]}　

今傳世本《文子》固然並非西漢初年已有之古籍，其成書年代亦在《淮南》之後。陳麗桂論之極詳，陳氏以為竹簡《文子》早於《淮南》，而今本《文子》則後於《淮南》。陳麗桂云：

〔就出土竹簡本《文子》而言〕從今本唯一保存古痕、相應古本的《道德》篇遭竄增的情況看來，其與《淮南子》內容相應的部分，如果不是抄錄自同一本古書，而詳略有異，便是今本《文子》節取《淮南子》的要義而摻入……總之，個人認為：竹簡《文子》固在《淮南子》之前，今本《文子》的形成則當在《淮南子》之後^{^[60]}。

及後陳麗桂發表《試就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不重襲內容推測古本<文子>的幾個思想論題》，進一步比對《淮南》、《文子》重應內容的文字風格，從而提出書證證明今本《文子》成書年代後於《淮南》，而內容則大抵抄襲《淮南》而來，並進而否定兩書相合內容乃抄錄自同一本古書的可能性。陳氏云：

有沒有另一種可能，即兩者共同抄自先秦其他典籍，卻詳略互異？如果光就這類鋪衍極盛的例子看來，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像這類以辭賦式的大篇鋪衍來論理，排句、對仗、修辭兼俱，一貫而下的鋪摛風格，既不合於出土殘簡《文子》的文字氣質（主要就與今本文字可相應的篇章推斷）；也與今本《文子》中與《淮南子》不相重應部分的文字風格不相類；相較於即今所知見的先秦其他子學典籍的表達形態，也是異數。然而，它卻是《淮南子》全書很典型的表詮風格與普遍體式，上自《原道》、《俶真》、《精神》、《本經》，下迄《脩務》、《泰族》，時時可見這樣的文字色調與表達形態。^{^[61]}

陳說極確，比對今本《文子》與《淮南》兩書，得見其中大部分內容重複出現，依據上述眾多學者細意比對之結果，可知今本《文子》乃因襲《淮南》而成，其成書年代亦當在《淮南》之後。陳廣忠《中國道家新論》亦云：

可以確信，今本《文子》並非完整的先秦、漢初舊籍，主要資料來源當出自《淮南子》。^{^[62]}

既知今本《文子》曾因襲《淮南》而劉安之進《淮南》乃在建元初年，則今本《文子》之成書年代亦當後於建元年間。筆者於1992年曾撰《論<淮南子>高誘<注>與<文子>之關係》一文，提出書證以見東漢高誘注解《淮南子》時，曾參考今傳世本《文子》，則今傳世本《文子》之成書當在東漢高誘注解《淮南子》、《呂氏春秋》之前。

依據高誘《淮南子‧序》，高誘注《淮南》在東漢獻帝建安十年（公元205年）。考古人注解典籍，每據他書互見重文為說，尤以漢晉注家為甚。今舉數例言之：漢晉之際，王肅即為其中顯例。《孔子家語‧辯政》云：“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63]王肅於“直諫”下無注，“譎諫”下注云：“正其事以譎諫其君。”考此文又見《說苑‧正諫》：“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乎。”[64]兩書重文互勘，《說苑》“正諫”《家語》作“譎諫”，《說苑》“忠諫”《家語》作“直諫”。案“譎”與“正”意義無涉，王肅云“正其事以譎諫其君”者，蓋本《說苑‧正諫》重文增字為釋。

三國時韋昭亦然，韋昭注解《國語》，亦有準別書重文為《注》者，例如：《國語‧周語下》：“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65]考此文又見賈誼《新書》，《新書‧禮容語下》云：“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66]兩文對校，《國語》“雖齊國子亦將與焉。”《新書》作“齊國武子亦將有禍。”考《國語》此文韋昭《注》正云：“與，與於禍也。”蓋準《新書》重文而增字為釋。又《國語‧晉語一》：“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67]按《國語》此文又見《列女傳》，《列女傳‧晉獻驪姬》云：“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68]。考《國語》此文韋昭《注》云：“疆，境也……威，畏也……啟，開也。”蓋亦準《列女傳》重文為訓。王肅、韋昭與高誘，三者年代相去不遠，高誘注書，亦往往以重文為說，當中亦曾參考《文子》。今舉數例言之：

〔1〕《俶真》：“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69]《文子‧微明》作“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70]案《淮南》此文高《注》云：“駭，動也。”高《注》訓“駭”為“動”，於古無徵，《淮南》、《呂氏春秋》二書注文僅此一例。此高誘本《文子》為注也。

〔2〕《俶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神清者嗜欲弗能亂。”[71]《文子‧守清》作“夫鑑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72]案《淮南》此文高《注》云：“薶，污也。薶讀倭語之倭也”。“薶”之訓“污”，於古無徵，高誘蓋本《文子》重文為注，而強為之解也。

〔3〕《說山》：“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73]《文子‧上德》作“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74]案《淮南》此文高《注》正作：“沫雨，雨潦上覆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高《注》此文訓為“止水”者，蓋本《文子》為注，其謂“沫雨”或作“流潦”者，亦本《文子》。考《說山》此文又見《莊子‧德充符》及《淮南‧俶真》。《莊子‧德充符》作“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75]《淮南‧俶真》則作“人莫鑑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76]《莊子‧德充符》雖亦作“止水”，與高《注》合；惟首句作“流水”，而《淮南‧俶真》作“流沫”，並與高《注》所引或作“流潦”者不合；又《文選》郭景純《江賦》：“蹬之以瀿瀷。”李善《注》引許慎《注》本《淮南子·說山》云：“莫鑒於流瀿而鑒於澄水。”並引許《注》云：“楚人謂水暴溢為瀿。”[77]準此可知，許《注》本《淮南》此文作“流瀿”，亦與高《注》所引作“流潦”者不同；唯有《文子‧上德》與高《注》所引相同，足證高《注》此文出於今本《文子》。[78]

至於今本《文子》改纂竹簡本《文子》之對話關係，其改纂年代亦可細加考證。出土竹簡本《文子》全書多以平王問而文子答的對話形式書寫，而後人則改為文子問而老子答，則此對話關係之改易，究在何時？今考《論衡·自然》：“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79]王充將老子、文子相提並論，其所據以立說者，當為對話關係業經改纂之《文子》。依此推論，王充所見《文子》，其對話關係，已由平王問而文子答，改為文子問而老子答。王充生在東漢光武建武三年（公元27年），推知今本《文子》之對話關係，其改纂年代乃在東漢。此一推論，尚有佐證，今考東漢高誘嘗據《文子》互見重文注解《淮南》，則高誘嘗見今傳世本《文子》可知，今從《呂氏春秋》高誘《注》中檢得證據兩則以證成此說：

一、《呂氏春秋·勿躬》云：“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80]按東漢高誘《注》云：“《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按今本《老子》無此文，考《淮南子·道應》云：“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81]今本《文子·微明》因襲《淮南子》，略作改動，又託為老子語，作“老子曰……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82]正與高《注》引文相合。準此可知，《勿躬》高《注》乃據《文子》為說，本非直接引錄《老子》，故所引不見今本《老子》；此因《文子》託為老子語，故高誘誤引為《老子》。

二、又《呂氏春秋·本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83]又云：“命之曰爛腸之食。”[84]《本生》高誘《注》云：“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及下文注解“爛腸之食”，又云：“《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按兩文高誘標明《老子》，惟今本《老子》並無此文，《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85]與高《注》所引不同；考此文原出《莊子》，見《莊子·天地》，今本《莊子》作“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86]其作“五味濁口”，與高《注》所引《老子》作“五味實口”者不同；且《莊子》尚有“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兩句不見高《注》引文，可知高誘此文並非誤引《莊子》而作《老子》。

考《淮南子·精神》因襲《莊子》云：“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87]今本《文子》又因襲《淮南子》，再託為老子語。《文子·九守》云：“老子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88]。”王念孫《讀淮南子雜志》以為今本《文子》作“生創”者乃後人妄改。[89]《文子》因襲《淮南》，疑亦當作“爽傷”，與高《注》引文相同。準此可知，《本生》高《注》引《老子》文而不見今本《老子》者，蓋亦出於《文子》；此因《文子》因襲《淮南》又託為老子語，高誘據《文子》為《注》，乃誤以為《老子》。準上所論，則出土竹簡本《文子》原為“平王”與“文子”對答，而今本《文子》改為“文子”問於“老子”，其改纂年代甚早，蓋在東漢末高誘注解《呂氏春秋》之前。

筆者此一發現，偶得學術界前輩學者所認同。丁原植：《就竹簡資料看<文子>與解<老>傳承》云：

何志華先生輯出兩則《呂氏春秋》高誘注引用《老子》文句，不見於《老子》全書，但與《文子》相近。^{^[90]}

何志華先生發現高誘《呂氏春秋》注中，有兩則“老子”引文，實際是出自《文子》的。^{^[91]}

時至今日，學術界於今傳本《文子》之編成年代，大抵意見一致，多以為出於東漢。李若暉《古本<文子>蠡測》從歷史發展觀念立論，亦以為今本《文子》於古本對話關係之改易，當在東漢時期，李文云：

先是漢初的尊崇黃老，後是道教的奉為至尊，因此漢人在傳抄《文子》時，就逐漸將其中的平王改為老子，並隨之顛倒了二者的問答關係，使之成為向歆父子所看到的樣子。至於今本《文子》的編定，許多學者認為當在東漢，大體可信。^{^[92]}

可見學者於今本《文子》之成書年代意見漸趨一致，皆以為書成於東漢。

誠如劉釗《出土簡帛的分類及其在歷史文獻學上的意義》所言：

近年李學勤先生提出了“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重寫學術史”、“走出疑古時代”等口號，裘錫圭先生也提出了“古典學的重建”的問題。這些口號和問題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對新出簡牘帛書的研究和認識的基礎上的。可以說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出土的簡牘帛書正在改變著我們的許多觀念和認識，影響著我們的整個古代研究領域。^{^[93]}

出土竹簡《文子》之發現，已然改變學術界於《文子》一書之認知，甚或改寫漢初道家哲學思想研究之歷史。近四十年來，學者發表多篇論文、專著，探討《文子》一書之成書年代，以及其與《淮南子》一書之關係，議論紛紜。筆者不揣淺陋，略陳十年來研究《文子》所得，望能拋磚引玉，引起學術界在往後之歲月持續就《文子》課題反覆思考，深入討論，彼此以文本書證為據，當能對《文子》一書有更深邃之理解。

[①] 本論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先秦兩漢詞彙綜合研究”部分研究成果，謹向該局致謝。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的整理和意義》，《文物》1995年第12期，第39頁。

[③] 《文物》1995年12期，第27～34頁。

[④]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文物》1995年第12期，第35～37、40頁。

[⑤] 《文物》1981年8期，第10頁。

[⑥] 《文物》1995年12期，第38頁。

[⑦] 何志華執行編輯《文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今本《文子》共39674字，而出土竹簡《文子》僅存2790字，僅為百分之七。

[⑧] 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文物》1996年1期，第38頁；其後收入李學勤《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⑨] 何志華《出土<文子〉新證》，收錄於《人文中國學報》，香港浸會大學1998年4月出版，第五期，第151～187頁。。

[⑩] 正統《道藏》本《通玄真經纘義》，本文除特別標明外，所引今傳世本《文子》皆據此本。卷五，頁十三上。

[11] 何志華《出土〈文子〉新證》，收錄於《人文中國學報》，香港浸會大學1998年4月出版，第五期，第151～187頁。

[12] 王叔岷《文子斠證》云：“顧觀光《文子札記序》，謂《文子》乃‘以《淮南子》割裂補湊而成。其出《淮南》者十之九；取他書者不過十之一。’其說極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7期1956年4月，頁1）從徵引事例與協韻二端，可見今本《文子》與《淮南》之關係；考《淮南》徵引事例，往往人物年代後於文子、老子，故今本《文子》編者每每刪去人物，只作泛論之辭，如《淮南·主術》云：“故齊莊公好勇，不使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傾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影鈔北宋本，即《四部叢刊》本，1974年版。卷九，頁三下〔總頁 228〕）《文子·精誠》則作：“故人君好勇，弗使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通玄真經纘義》，卷二，頁十下至十一上。）兩文互勘，《淮南》“齊莊公”《文子》作“人君”；《淮南》“崔杼之亂”《文子》作“劫殺之亂”；《淮南》“傾襄好色”《文子》作“人君好色”；《淮南》“昭奇之難”《文子》作“淫泆之難”。依理推論，如係《淮南》鈔襲今本《文子》，改動原文以援引事例，而上下文文氣貫串，其事甚難；反之，今本《文子》據《淮南》，刪去故事以避年代之不合，改作泛論之辭，其事甚易。此等刪改，今本《文子》習見，則謂《淮南》鈔《文子》者，似未合常理。又有《淮南》合韻而今本《文子》互見重文失其韻者，例如《說山》：“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淮南子》，卷十六頁三下，總第472頁）蓋以“浮”、“休”協幽部韻。《文子·上德》作“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通玄真經纘義》，卷六頁三上）《文子》改“而不浮”為“而沉”，又改“而止休”為“而止”以與“而沉”相對，卻未知改作已失其韻矣。倘謂《淮南》鈔今本《文子》，則《淮南》編者既須增益其辭以為對文，同時又要合韻，其事甚難。由此可知若兩書文字重出，當為今本《文子》鈔《淮南》，而非《淮南》鈔今本《文子》。

[13] 李定生、徐慧君校注《文子要詮》，《論文子》，第3～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14] 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收入《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頁。

[15] 同上，第152頁。

[16] 陳麗桂《試就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不重襲內容推測古本〈文子〉的幾個思想論題》，收錄於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第214頁，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8月。

[17] 陳麗桂《從出土竹簡“文子”看古、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之間的先後關係及幾個思想論題》，《哲學與文化》二十三卷，第八期，第1880頁，1996年8月。

[18] 陳廣忠《中國道家新論》，黃山書社2001年版，第171頁。

[19] Charles LeBlanc. Le Wen zi : à la lumière de l'histoire et de l'archéologie , Chapter IV, p.108, Montréal :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2000.

[20] 何志華《出土〈文子〉新證》，收錄於《人文中國學報》第五期，香港浸會大學1998年4月出版，第151～187頁。

[21]《淮南子·泰族》作“德足以懷遠”，疑今本《文子》此文作“惠”者，蓋“惪”之形訛，“德”、“惪”古通。

[22] 按出土《文子》、今本《文子》並作“權”，而《淮南》作“變”，劉殿爵教授《淮南子逐字索引》注云：“‘變’，《御覽》卷四三二引作‘權’，今本《淮南》作‘變’，蓋許注本避吳諱改。”（《淮南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17頁）今得出土《文子》為證，可知劉說確切。

[23]《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文物》1995年12期，第33頁。

[24] 《淮南子》，卷二十頁十下，總第620頁。

[25] 正統《道藏》本《通玄真經纘義》卷十二，頁五下－六上。

[26] 李定生《韓非讀過〈文子〉──談〈文子〉的年代與原始道家的關係》，收錄於《哲學與文化》第二十三卷，第9期，第1984頁，1996年9月。

[27] 張杰、鄭建萍《〈文子〉古今本成書年代考》，《管子學刊》1997年4期，第67頁。

[28] 陳啟天《韓非子校釋》云：“本篇所言文子究為何人，尚待考。”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第384頁。

[29] 《韓非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黃蕘圃校宋鈔本，總第39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版。

[30]《韓非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總第40頁。

[31]《韓非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總第61頁。

[32] 同上，總第82頁。

[33] 同上。

[34] 蔣錫昌《老子校詁》，成都古籍書店1988年版，第238頁。

[35] 陳啟天《韓非子校釋》引，第378頁。

[36] 《韓非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總第34頁。

[37] 張杰、鄭建萍《〈文子〉古今本成書年代考》，第76頁。

[38] 《淮南子》卷十五，頁一二下，總第458頁。

[39] 影宋本《淮南子》“力”誤為“刃”，今據莊逵吉本《淮南子》改正。見莊逵吉本《淮南子》，《二十二子》本，先知出版社影光緒二年浙江書局校刊本，總第675頁。

[40] 《淮南子》卷十五，頁十一上，總第455頁。

[41] 按《韓非子·二柄》云：“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見《韓非子》，《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總第9頁)《韓非》所謂“殺戮”者，猶“重罰”也；其所謂“慶賞”者，猶“嘉賞”也。據此可知，《韓非》所謂“刑德”，其實即為“賞罰”。《淮南》所謂“刑德”者，取義相同。

[42] 張豐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157頁。

[43] 張豐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第173頁。

[44] 見“簡帛研究網”，2001年11月28日http://www.jianbo.org/Xszm/lihoucheng.htm）

[45] “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將刊登於《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預計2010年初出版。

[46] 黃懷信《大戴禮記彙校集注·前言》，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頁。

[47]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3年版，《目錄》第3頁。

[48] 《內豊》（第1簡）謂“君子之立孝，愛是用，禮是貴。”傳本《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則謂“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又《內豊》（第16簡）謂“君子事父母，亡私樂，亡私憂。父母所樂樂之，父母所憂憂之。善則從之，不善則止之。”傳本《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則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文句偶有相合。

[49] 廖名春《楚竹書〈內禮〉與〈曾子立孝〉首章的對比研究》，《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6輯。

[50]（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頁二十七上。

[51]《中都四子集》本《淮南鴻烈解》，明朱東光輯，又稱朱東光本《淮南子》，張登雲參補，吳子玉繙校本，萬曆七年臨川朱氏刊本，卷二十七，頁九下；按《中都四子集》本此文末句作“小見不達，達必簡。”重“達”字；莊逵吉本《淮南子》，收錄於《二十二子》本影光緒二年浙江書局校刊本，臺北先知出版社，第902頁。

[52] 《道藏》本《淮南子》，收入《道藏要籍選刊》，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總第163頁。影宋本《淮南子》，卷二十，頁七下，總第614頁。

[53]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397頁。

[54]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第206頁。

[55] 黃懷信《大戴禮記彙校集注》，第1179頁。

[56] 詳參拙著《文子著作年代新證》，收入《漢達古籍研究叢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漢達古文獻研究計劃出版，2004年。

[57] Paul van Els（葉波）著、孔銳譯《古本〈文子〉論說的特點》，將刊載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編《思想與文化》（第9輯），預計2010年出版。

[58] 丁原植《文子新論》，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2頁。

[59] 《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2期，第121頁。

[60] 《哲學與文化》二十三卷，第八期，第1881頁，1996年8月。

[61] 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第208頁，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

[62] 陳廣忠《中國道家新論》，黃山書社2001年版，第171頁。

[63] 《孔子家語》，臺灣中華書局影宋蜀本，1968年，卷三，頁十七上。

[64] 劉向《說苑》卷九，頁一上，《四部叢刊》影平湖葛氏傅樸堂藏明鈔本。

[65] 《國語》卷三，頁二上，黃丕烈士禮居叢書重雕天聖明道本。

[66] 賈誼《新書》卷十，頁六十八上～六十八下，《四部叢刊》影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乙亥吉藩刊本。

[67] 《國語》卷七，頁七下。

[68] 劉向《古列女傳》卷七，頁十一上，《四部叢刊》影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明刊本。

[69] 劉安《淮南子》卷二，頁八上〔總第53頁〕。

[70] 《通玄真經纘義》卷七，頁十六下。

[71] 《淮南子》卷二，頁十下〔總第58頁〕。

[72] 《通玄真經纘義》卷三，頁八下。

[73] 《淮南子》卷十六，頁一下，總第468頁。

eq \o\ac(○,11)11 《通玄真經纘義》卷六，頁二下。

[75] 《莊子》，臺北藝文印書館影《續古逸叢書》本，1983年，總第111頁。

[76] 《淮南子》卷二，頁十上，總第57頁。

[77] 《六臣注文選》卷十二，頁二十二下，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四部叢刊》本，1987年，總第242頁。

[78]　有關高誘據《文子》為注其他例證，請參拙著《論〈淮南子〉高誘〈注〉與〈文子〉之關係》，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一期，1992年，第131～151頁。

[79] 王充《論衡》卷十八，頁六下，《四部叢刊》影上海涵芬樓藏明通津草堂刊本。

[80] 《呂氏春秋》，卷十七，頁十下，總第464頁，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明刻本，1974年。

[81] 《淮南子》卷十二，頁一下，總第328頁。

[82] 正統《道藏》本《通玄真經纘義》卷七，頁一上。

[83] 《呂氏春秋》卷一，頁四下，總第24～25頁。

[84] 《呂氏春秋》卷一，頁六上，總第27頁。

[85] 正統《道藏》本王弼《注》本《老子》卷一，頁七下。

[86] 《莊子》，臺北藝文印書館影《續古逸叢書》本，總第259～260頁。

[87] 《淮南子》卷七，頁三上，總第181頁。

[88] 正統《道藏》本《通玄真經纘義》卷三，頁三下。

[89] 王念孫《讀書雜志》卷九之七，頁四上，總第823頁。

[90] 《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第81～177頁，1998年。

[91] 王三峽《文子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2] 李若暉《古本〈文子〉蠡測》，收入李氏所著《語言文獻論衡》，巴蜀書社2005年版，第212頁。

[93] 劉釗《出土簡帛的分類及其在歷史文獻學上的意義》，《廈門大學學報》2003年6 期(總第160 期)，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