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楚竹書《慎子曰恭儉》“去囿”及相關問題林志鵬諸子學刊第四輯

[作者簡介]林志鵬（1972— ），男，臺灣臺北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現在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作博士後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先秦學術史、戰國出土文獻及古文字學。已發表論文20多篇，主要著作有《宋鈃學派遺著考論》。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慎子曰恭儉》一篇中出現慎子論“去囿”之說，見於第一簡。原文說：

慎子曰：恭儉以立身，堅強以立志。忠（中）[①]陟（質）[②]以反亯（純）[③]，逆（去）友（囿）以載道，精（靖）[④]法以巽（順）勢[⑤]。”

李學勤先生將“逆友”讀為“卻宥”或“去宥”[⑥]，其說可從。但其釋“忠陟”為“衷白”，謂與“白心”同，疑非（詳見引文腳註）。“卻宥”即“去囿”、“別囿”。李先生並指出，過去劉節、郭沫若主張《心術》、《白心》為宋鈃、尹文遺著，蒙文通、裘錫圭則提出二篇為田駢、慎到一派所作，“如今我們看到簡文也有‘卻宥’，知道這一觀念在稷下若干派別間或許是共通的。”[⑦]按，宋鈃之年輩高於慎到，而《莊子·天下》明言宋鈃一派“接萬物以別囿為始”，可見“別囿”之說創自宋鈃，故其後學又作《去尤》、《去宥》以闡述此說[⑧]。慎到“去囿”一詞疑取自宋鈃。簡文“中質”即“誠於中”之意[⑨]。“反純”之“純”即純一不雜、精粹之意，“反純”即“反一”。慎子所言“去囿”，可逕以“棄知去己”釋之；“載道”之“道”即《管子·內業》“凡道無所，善心焉處”之“道”，疑指精氣[⑩]。《內業》說精氣“藏於胸中，謂之聖人。”以心為涵攝精氣之型範，故云“凡心之型，自充自盈”，“夫道者，所以充型也”。簡文“去囿以載道”，用《心術上》經文的話說，也就是“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絜，神乃留處”，“絜其宮，開其門，去私言，神明若存。”若以上所釋不誤，則慎到“卻囿”之說實承宋鈃而來，且與《心術》、《內業》等篇有一定的關聯。

不過，仔細考察上下文，又可知此篇竹書論旨與道家宋鈃一派迥異。在“中質以反純，去囿以載道”二句之後，慎子即說“靖法以巽勢”，法家重勢一派的面目畢現。前言“立身”、“立志”、“反正”、“載道”，原來只是為君王定法順勢的主張鋪路，慎到的學說結穴在此，其思想之精義亦盡於此句。簡要地說，宋、慎二子之異乃在尚心術與重法術之別[11]，此觀《慎子·君人》：“君捨法而以心裁輕重，則是同功殊賞，同罪殊罰也，怨之所由生也。”《君臣》：“為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12]即可知。其後《韓非子·用人》也說：“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此乃法家之一貫主張。此外，簡文說“堅強以立志”，下文第二簡又有“強以庚（剛）志”（從李學勤釋）之語，顯與道家尚柔弱之旨違異，亦與《心術上》經文“強不能徧立”不能相容，疑其說乃針對上位者立法、執法而言，《管子·侈靡》言君王當“強以立斷”，又說“強而可使服事”，似可移作簡文之解。

關於慎到的年世及身份，頗有異說。傳世文獻中所見戰國時期“慎子”似有三人：一是稷下先生慎到[13]；二是《戰國策·楚策二》所記楚襄王為太子質於齊時的傅[14]；三是《孟子·告子下》所記“魯欲使慎子為將軍”之慎子，自稱“滑釐”[15]。此外，慎到與申不害孰先孰後，論者各執一端，亦難以遽定。關於後者，錢穆說：

《漢志》法家者流有《慎子》四十二篇，《注》：“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夫到與孟子同時（按，錢氏肯定《孟子·告子下》所記慎滑釐即慎到），而按《鹽鐵論》，慎子以湣王末年亡去，則慎子輩行猶較孟子稍後，豈得先申子？《荀子·非十二子》以慎到、田駢齊稱。《莊子·天下》篇稱彭蒙、田駢、慎到。田駢學於彭蒙而與慎到同時，是慎到後於彭蒙也，近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謂慎到稍在前，彭蒙次之，田駢最後，亦非矣。^{^[16]}

但顧實、王叔岷先生仍據《漢志》班固自注、《呂覽》高誘注，定慎到在申子之前（按，申子年世據錢穆所定為公元前400年至337年）[17]。按，錢穆以《孟子》所述慎滑釐即慎到之說雖有待商榷，但他指出《鹽鐵論·論儒》所記齊湣王時稷下先生散去一事，可據此確定慎到年世當在申不害之後。若依顧實等人之說，則慎到生於公元前400年之前，且至湣王（公元前300年至284年在位）末年猶存，則其年齡已逾百一十歲，較無此可能。對於班固、高誘所謂慎子為申、韓所稱之說，裘錫圭先生有一合理的推測。他說：

申不害的年輩高於慎到，但是《漢書·藝文志》卻說《申子》稱引過慎子。也許《申子》編定於申不害門徒之手，所以能稱引慎到。申、慎兩派可能是相互影響的。^{^[18]}

按，此種情形猶如宋鈃與莊周一派學說較近，且互相影響，故宋子後學編《去尤》時乃援引《莊子》為說[19]。

關於前述戰國時期三“慎子”的身份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孟子》所記魯國欲封為將軍之慎子是否為稷下先生慎到；二是《楚策》所云襄王傅慎子是否為慎到。錢穆曾主張《孟子·告子下》之慎滑釐即慎到。他據焦循之說認為慎子名滑釐，字到，名、字相應（“釐”與“來”通）[20]，且認為“孟子以齊威王晚年（三十六年）曾返魯，後於宣王八年去齊至宋，其後或仍返老於魯。慎子亦居稷下，至湣王末而去。疑其居魯，或當以威王晚節為近是。姑以是時慎子年三十計，則湣王之末，慎子年垂七十矣。魯欲使慎子為將軍，乃一時擬議之辭，其事成否不可知，至一戰勝齊，孟子特假為之說耳，非必魯將慎子，必以伐齊取南陽為幟志也。”[21]楊伯峻及李學勤先生認為此慎子非慎到。楊伯峻說：“其學（按，指慎到）近於黃老而主張法治。《荀子》說他‘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莊子》說他‘棄知去己’，如此之人，何能作將軍？焦說不足信。有人又疑心慎滑釐即禽滑釐。按禽滑釐的年代當在紀元前470－400年間，這時孟子尚未出生，所以也不可信。”[22]李學勤也說：“這位名滑釐的慎子顯然是武人，同法家學者慎到全不相侔，焦說並不足信。”[23]按，錢穆之推算與孟、慎二子所處的年代及地域相合，且其名、字又並非全無關聯，頗疑此慎子可能即慎到。先秦士人多文武兼修，若孔門之漆雕開，《韓非子·顯學》稱他“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其言行雖近後世之俠，但非魯莽之武夫，仍致力於講學著述，故《顯學》記孔子死後“儒分為八”有“漆雕氏之儒”，《漢書·藝文志》儒家類亦著錄《漆雕子》十三篇。又如子貢以其利口巧辯游說諸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淮南子·人間》更記載“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但為子貢回絕。即以慎到本人的學術背景來說，亦有可能為嫻習兵法、縱橫之術的士人。蒙文通就曾提出“兵、農、縱橫應屬法家”的觀點：

兵、農、縱橫三者只是法家施政的工具。法家講求富、強，厲耕、戰，耕是為了富，戰是為了強，縱橫也就是法家的外交術。（其下舉商鞅等人為例）……賈誼在《過秦論》：“商君內立法度（法家）、務耕織（農家）、修守戰之備（兵家），外連衡而鬥諸侯（縱橫家）。”顯然是把四家合在一身。法家本有它完整的理論，其餘三家只是技術問題，是不能與儒、墨、道、法相提並論。^{^[24]}

按，蒙氏所說法家與兵、農、縱橫相通，雖以三晉法家為主，但齊創設稷下學宮之背景本與列國變法潮流有關，齊宣王上承威王變法而強盛之勢，廣攬人才，更是為了實現帝王統一之大業[25]。慎到如果只是一個倡法理而不論國事的理論家，可能很難在稷下立足。《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謂“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慎子來自三晉，其思想當有法家富國強兵之學的一面，其後學黃老之術，融合道[26]、法而成一家之學。在現存極為有限的《慎子》佚文中雖然未見慎到一派厲耕或縱橫之說，但有論兵如“藏甲之國必有兵道[27]。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又如其“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語[28]，亦頗有勇武之精神。

再論《戰國策》所記楚襄王之傅慎子是否為慎到之問題。錢穆認為：“懷王入秦為周赧王十六年，其時齊湣王之二年也。豈慎子遂以其時為楚襄傅乎？校其年代，尚無不合，惟慎氏書顯係鈔撮偽造，不足據。《史記正義》云：‘慎子，戰國時處士。’亦不以為楚王傅。”[29]按，慎懋賞本《慎子·內篇》“慎子仕楚為太子傅”一章未見於守山閣本，譚普森輯本也未收，蓋以為抄襲《楚策》而不錄[30]。今討論此一問題，只能以《戰國策》為據。陳偉先生據《史記·田完世家》所記齊宣王時慎到在稷下講學及《鹽鐵論·論儒》湣王末年稷下先生散亡仍見慎到，推論：“齊宣王在位之年，是公元前319至公元前301；齊湣王在位，是公元前300到公元前284。由此推斷，公元前310或更早到公元前300年或更晚，慎到在齊講學。《史記·楚世家》記此事在楚懷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慎子擔任頃襄王傅，自必在此之前。因而，這個慎子不大可能是慎到。”[31]李學勤先生則認為：“《戰國策·楚策二》云：‘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楚懷王死於秦，事在公元前299年，即齊湣王二年，正是慎到活動的年代，所以《周季編略》即逕以此‘慎子’是慎到。慎到齊宣王時已在稷下，楚襄王為太子而質於齊，聘他為傅，一段時間到楚國，後來再回到齊，是完全可能的。楚簡中《慎子曰恭儉》一篇的發現，更增加了這種可能性。”[32]按，以當時齊、楚之關係來論，慎到的確有可能任懷王太子（即襄王）之傅。從公元前317年楚懷王派屈原東使於齊後，齊、楚聯繫日漸密切。公元前312年楚伐秦，大敗，魏乘機襲楚，屈原更使齊求援。公元前300年楚懷王又命屈原使於齊。這一段期間楚國內部雖有親齊與親秦派的路線鬥爭，且懷王也兩度背齊而欲與秦合，但基本上齊、楚二國交流頻繁[33]。慎到為當時稷下之顯士，襄王為太子時質於齊而任其為傅，藉此加強齊、楚之關係及彼此之瞭解，確有此可能性。不過，陳偉先生之懷疑也並非全無道理。《楚策》該章後記述襄王歸國後慎子隨之入楚，且為之謀畫，欲止齊索其東地（前文襄王應齊王割東地之要求而得以歸），慎到若為稷下先生而有如此之行為，豈得容於“驕暴”而“矜功不休”的湣王[34]？《戰國策》本非歷史實錄，書中存有一些虛構的篇章，劉向謂其性質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之說，實與兵書之權謀、諸子之縱橫家相通[35]。即以本文所討論的《楚策》此章而論，就極有可能為游士依託之說。范祥雍先生說：“此策當與《史記》不合。而同《策》四‘長沙之難章’謂齊、韓、魏三國攻楚東國，楚用昭蓋計，令屈署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果許出兵助楚，亦與此策有異。蓋傳聞異辭，加以策士誇飾，遂致失實。”[36]繆文遠先生更指出：

此章言齊求楚東地，楚使景鯉之秦求救，秦出兵五十萬救楚。按，楚懷王為秦誘而拘繫，秦、楚仇隙甚深，楚豈因齊索東地而即求救於秦？秦志在亂楚，亦未必救之。即救之，亦未必發傾國之師。秦發五十萬之軍，韓、魏何以毫無戒心而許之假道？驗之形勢，均不可能，此《策》亦依托之作。^{^[37]}

按，既定此章所記非史實，則對慎子是否為楚襄王傅一事可以不必深入追究。不過，此章所言之“慎子”所託仍為慎到，造為此說者蓋以慎到為稷下名士，故附會楚襄王質於齊時，聘其為傅，且為之謀畫。觀此策中子良、昭常、景鯉止齊索地之計本不相容，但慎子主張“皆用之”而得以解患，頗與慎到“因則大，化則細”“于物無擇”[38]之說相合[39]。

綜上所論，慎到之年世晚於申不害，其生卒年約數可依錢穆說定為公元前350至275年，與田駢、尹文為同輩，而為彭蒙、宋鈃之後學。慎到壯年時魯國曾欲以之為將軍，但如錢穆所說，此事“乃一時擬議之辭，其事成否不可知”。而《戰國策》慎子為楚襄王傅一事雖為縱橫處士之假託，但所依托之慎子為稷下先生慎到。

前人多據《莊子·天下》將彭蒙、田駢、慎到視為一派，而不論其差別，但慎到之學與彭、田二子有同有異，且有較大之發展，實不可一概而論。《漢書·藝文志》將田駢、慎到的著作分別歸入道、法二家，說明二子學術趨向當有不同。白奚曾仔細分析《天下》及文獻中田駢、慎到之說的異同，他指出：

二人同宗道家，同持因任自然、棄私去己的道家基本立場。但田駢是一個比較純粹的道家學者，其學術重在對道家基本理論的闡發，並提出了“齊萬物”的方法發展了道家思想；而慎到卻更熱衷於具體的治國之術，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法家思想，並運用道家哲學論證了法家政治，在道法結合方面對黃老之學做出了重要貢獻。^{^[40]}

按，其說是。不過，白奚堅持“齊萬物”之思想為慎到所無，筆者看法稍異。田駢貴齊，蓋以大道齊萬物；慎到進一步以法理齊萬物，故《莊子·天下》稱他“泠汰於物，以為道理”、“動靜不離於理”。《慎子·威德》也說：“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41]，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42]田駢、慎到齊萬物之目的皆在去私任公，但手段不同。慎到所論較能與現實聯繫，而無蹈空之蔽。在《尹文子》“田子讀書”章中，彭蒙有法理之論，其說云：“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並因而倡“聖法之治”，可見在慎到之前，彭蒙、田駢等人已注意到“理”之概念可作為貫串人道與天道的連結[43]。

慎子的思想蓋以道家彭蒙、田駢一派貴齊尚公、因任自然之說為質地，融入法家之說而成其重勢之法術理論。慎到之學頗受三晉法家之浸染，裘錫圭曾指出，慎子與申不害的思想有許多相似之處，如慎子喜歡講“因”、重“勢”，《申子·大體》說：“凡因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荀子·解蔽》則稱“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而馬王堆帛書《老子》卷前後佚書中亦出現與二子學說相關的詞句[44]。慎到的法家思想蓋出於申子，而為後來齊地的黃老道家所承繼。

慎到學說亦雜有儒家思想。王叔岷先生指出，慎到素習儒書，故《意林》卷二引慎子曰：“《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他因研習儒家經典而重德、禮，故《慎子·威德》云：“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明君動事分職必由惠，定罪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又有為國輕君之說，如“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45]此外，還曾引用孔子之語以為重言，如“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46]王叔岷先生稱其學“化道入法，兼涉及儒家、名家之說”[47]可謂得其實也。

[①] 簡文“忠”，諸家皆從整理者說如字讀，惟李學勤改讀為“衷”，訓為中心。按，李氏說近是。此“忠”字指內在而言，可逕以心說之，疑當讀為“中”。“忠”字雖可訓為中心，但簡文此處宜破讀，因慎子有反忠之主張，如《慎子·知忠》：“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李氏說見《談楚簡〈慎子〉》，《中國文化》第25、26期合刊，第44頁。

[②] 此字從上下從二“止”，中從“田”，諸家考釋意見分歧，整理者釋為“步”，讀為“樸”，李學勤先生從之，並改讀為“白”，謂簡文“忠（衷）步（白）”即“白心”之意；陳偉及何有祖二位先生據濮茅左、張新俊之說將此字釋為“疐”，讀為“質”（陳偉主之）或“實”（何有祖主之），訓為誠、實之意；胡瓊先生據徐中舒、何琳儀之說，釋此字為“陟”，並從陳偉說讀為“質”，訓為性；黃人二先生則認為此字乃“畤”之異體，讀為“質”。按，此字當依胡瓊說釋為“陟”，但應從陳偉先生說讀為“質”，訓為誠。“中質”即“誠於中”之意。此字又見於包山簡（見第167、194簡），作為人名。出土文獻中又有二種異體：一見於中山王壺銘，但其上更從“厂”；一見於包山簡（第151簡，亦作為人名）及上博五《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第5簡），中間所從之“田”作“日”。此字當分析為“從步，日聲”，乃“陟”（從阜、步）之異體，前者為形聲（疑後起字），後者則為會意。日，日母質部；陟，端母職部。音近可通。包山簡人名中此字所從“日”或作“田”，乃因形近而訛。至於中山王壺銘此字從“厂”（《說文》訓“山石之崖巖”）乃代換義符“阜”（《說文》訓“山無石者”），且“田”又為“日”之訛。壺銘辭例作“辭禮敬則賢人至，陟愛深則賢人親，作斂中則庶民附”，“陟”疑讀為“質”，訓為實、本之意，而與上句“辭”字對文。上博五《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辭例作“名則可畏，陟則可侮”，“陟”當從陳斯鵬先生說讀為“實”，名與實亦相對成文。前引諸家說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頁；李學勤《談楚簡〈慎子〉》，《中國文化》第25、26期合刊，第43頁；陳偉《上博竹書〈慎子曰恭儉〉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年7月5日；何有祖《〈慎子曰恭儉〉札記》，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年7月5日；胡瓊《釋〈慎子曰恭儉〉中的“陟”》，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年8月8日；黃人二《上博藏簡第六冊慎子曰恭儉試釋》，發表於2007年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台北臺灣大學，2007年11月10日～11日；陳斯鵬《讀〈上博竹書（五）小記〉》，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年4月1日。

[③] 此字從整理者隸定，論者或以為“貞”或“俞”字，但揆諸字形似仍以釋作“亯”是。李學勤前揭文從整理者釋“亯”，並指出：“此字上下端末筆撇出，以致不易識別。”簡文“亯”，整理者讀為“敦”，李學勤讀為“淳”，二字皆為淳樸敦厚之意。按，疑讀為“純”。古籍中從“亯”與從“屯”之字往往相通。“純”可訓為一、精、專，即不駁雜之意。《莊子·齊物論》：“參萬歲而一成純”，郭象《注》：“純者，不雜者也”；《中庸》“文王之德之純”，朱熹《章句》：“純，純一不雜也。”簡文“中質以反純”與《白心》“內固之一”意旨相通，皆謂心術密固精誠而至於純一。

[④] 諸家多從整理者說如字讀，則“精”當訓為“明”。頗疑簡文“精”，當讀為“靖”，訓為立、定。《廣雅·釋詁一》：“靖，安也。”《說文》：“靖，立竫也。”段玉裁《注》：“謂立容安竫也。”蓋法之未定，公之未立，徒言“順勢”則不免流於虛浮。黃人二先生讀“精”為“策”雖與筆者說異，但他解為“法律書之於簡策之上，明令公佈”，則亦與“靖法”之意相通。

[⑤] “巽（順）勢”一詞從李學勤前揭文釋。

[⑥] “逆”，疑母鐸部；“卻”，溪母鐸部；“去”，溪母魚部（魚鐸陰入對轉，溪疑旁紐）。“友”、“囿”皆匣母之部。

[⑦] 李學勤《談楚簡〈慎子〉》，《中國文化》第25、26期合刊，第43～44頁。

[⑧] 劉咸炘《呂氏春秋發微》、楊樹達《莊子拾遺》曾指出，《先識覽·去宥》言別宥，乃宋銒、尹文之遺說。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進一步說：“此篇（《去尤》）與《去宥》意義全同，其為一家之言可知。《去宥》云：‘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考《尸子·廣澤》云：‘料子貴別囿’，《莊子·天下》云：‘宋銒、尹文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囿與宥同，則此篇及《去宥》為料子、宋銒、尹文等流派之言也。”郭沫若《宋銒尹文遺著考》也認為：“《呂氏》書乃雜集他人成說而成，此二篇明系一篇之割裂，殆系采自宋子小說十八篇之一。”按，《去宥》第一則寓言為秦惠王時謝子與唐姑果爭寵事，其後作者對此事有評語，其言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從其口吻可推知此章寫作年代在秦惠文王末年。惠文王於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正與宋鈃活動時間相合。此外，該篇第二則寓言述及“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事，楚威王在位年代為公元前339年至前329年，亦與秦惠王在位及宋鈃活動時代相近。推測此二則寓言為宋鈃手著之可能性很大。不過，二篇中亦有宋鈃一派後學附益之內容，如《去尤》“魯有惡者”章明引《莊子·達生》，此章之寫作時代當在宋鈃、莊周之後。

[⑨] 《說文》：“質，以物相贅。”段《注》：“引伸其義為樸也、地也，如有質有文。”質訓為誠。《左傳》襄公九年“要盟無質”，孔《疏》引服虔：“質，誠也。”《楚語下》：“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韋注：“質，誠也。”

[⑩] 馬非白《〈管子·內業〉篇集注》指出，《內業》“精”字凡十二見，“氣”字凡十八見，“精”、“氣”皆指精氣言，異名同實。該篇多數“道”字亦為精氣之異稱，如“凡道無所，善心焉處。”“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管子學刊》，1990年第1期。

[11] 筆者認為《管子·心術上》經文、《白心》、《呂氏春秋·去尤》、《去宥》及楚竹書《彭祖》為宋鈃一派作品，詳見拙著《戰國楚竹書〈彭祖〉及相關文獻整理與研究》（待刊稿），上篇第二章第一節、中篇第三章第一節、下篇第一章第一、二節。宋鈃重視心的作用及地位，以“心術”為其理論之基礎。《心術上》經文開篇便說：“心之在體，君之謂也。”《莊子·天下》點出宋子之學的要旨在於“語心之用，命之曰心之行”。楚竹書《彭祖》亦重視“心”之認識功能，並涉及如何排除外在干擾，恢復心的本然狀態，如簡文云“執心不芒”、“遠慮用素，心白身懌”。《天下》謂宋子一派“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伎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白心即彰明其心，使心恢復本然澄澈的狀態。《管子·白心》更以此為主旨，除以隱語論心為身主及其作用，並呼籲人們透過審慎的觀察，去除外在事物對心的干擾，如云：“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而辨，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白心”可視為宋鈃學派追求之境界，其工夫則在別囿、寡欲及見侮不辱。參考拙著《戰國楚竹書〈彭祖〉及相關文獻整理與研究》（待刊稿），下篇第二章第二節。

[12] 譚普森《慎子佚文》，牛津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270頁（第62、66條）。

[13]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14] 《戰國策·楚策二》：“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于齊。懷王薨，太子辭于齊王而歸。齊王隘之〔曰〕：‘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引文“齊王隘之”下補“曰”字從鍾鳳年之說；“追而問傅”之“追”為“退”之訛則從鮑彪《注》。參考范祥雍《戰國策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冊，第835頁。

[15] 《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厘所不識也。’”

[16] 錢穆《慎到考》，《先秦諸子繫年》，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版，第426頁。

[17] 顧實《莊子天下篇講疏》，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31～132頁；王叔岷《法家三派重勢之慎到》，《先秦道法思想講稿》，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2年版，第175頁。

[18] 裘錫圭《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為慎到田駢學派作品》，《文史叢稿》，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頁。裘先生在前揭文中指出，慎子與申不害的思想有許多相似之處，如慎子喜歡講“因”、重“勢”，《申子·大體》說：“凡因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荀子·解蔽》則稱“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而馬王堆帛書《老子》卷前後佚書中亦出現與二子學說相關的詞句。

[19] 《呂氏春秋·去尤》為宋鈃後學所編，“魯有惡者”章引《莊子·達生》“以瓦殶（投）者翔（祥），以鉤〈玉〉殶（投）者戰，以黃金殶（投）者殆。其祥〈殶（投）〉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蓋內掘（拙）也。”為說（引文依《去尤》，並經筆者校改）。按，宋、莊二子皆為宋人，年世又相及。筆者定為宋鈃一派作品的《白心》與《莊子》有不少對應或相關之文句，如《白心》云：“孰能忘己乎，效夫天地之紀”與《莊子·天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意旨相通；又如《莊子·秋水》“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即《白心》“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之意。《白心》：“為善乎，毋提（媞）提（媞）；為不善乎，將陷於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疑即《莊子·養生主》“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所本。以上所論詳見拙著《戰國楚竹書〈彭祖〉及相關文獻整理與研究》（待刊稿），下篇第一章第一節及第三章第三節。

[20] 焦循說見《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下冊，第851～852頁。

[21] 錢穆《慎到考》，《先秦諸子繫年》，第425～426頁。

[22]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下冊，第291頁。

[23] 李學勤《談楚簡〈慎子〉》，《中國文化》第25、26期合刊（2007年10月），第44頁。

[24] 蒙文通《周秦學術流派試探》，《先秦諸子與理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181頁。

[25] 關於稷下學宮由創立至興盛之背景及其政治功能，參考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1～47頁、第57～61頁。

[26] 按，此處所謂的“道”指的是已融合《老子》學說及儒、名二家思想的黃老道家（如尹文之流）。王叔岷先生謂：“慎到之學，法家而雜糅道、名、儒三家。”其說是。見王叔岷《法家三派重勢之慎到》，《先秦道法思想講稿》，第191頁。

[27] “道”字，守山閣本作“遁”。

[28] 譚普森《慎子佚文》，第290、294頁（第104、105、112條）。

[29] 錢穆《慎到考》，《先秦諸子繫年》，第427頁。

[30] 據譚普森及王叔岷先生總結前人對於《慎子》版本之研究指出：《慎子》原書佚於宋前。四部叢刊所收江陰繆氏蕅香簃藏寫本，乃從明萬曆慎懋賞刻本抄錄。此本抄襲、割裂古書，其中雜有南宋末王柏《天地萬物造化論》，當為明人依託之作。王叔岷且說：“竊疑即慎懋賞所偽託，借以光大其先人慎到耳。”在諸輯本中以守山閣叢書本採錄較完備，也較可信。該本收入唐魏徵《群書治要》節錄《慎子·威德》等七篇的佚文（是時原書尚未亡佚），其後並附唐、宋類書及古注中所輯《慎子》佚文六十條。譚普森雖認為現今研究可據守山閣本《慎子》，但他也指出，守山閣本並非獨立於慎懋賞本之外，而且所附錄的六十條佚文也並非全無問題。故他將現存可見之《慎子》佚文重新整理、考訂，共輯出123條，又加上取自《莊子·天下》、《韓非子·難勢》及《淮南子·道應》所述慎到之言五條，合計126條佚文。說見譚普森《慎子佚文》第一章；王叔岷《法家三派重勢之慎到》，《先秦道法思想講稿》，第174～175頁。

[31] 陳偉《上博竹書〈慎子曰恭儉〉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年7月5日。范祥雍也曾指出：“慎到去齊，在湣王末年。楚襄歸國，當齊湣初年，孟嘗秉政，距滅宋（楚襄十三年）相去十三年，其時慎到在齊，何能為楚太子傅乎？可證此慎子絕非慎到也。”范氏說見《戰國策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冊，第836頁。

[32] 李學勤《談楚簡〈慎子〉》，《中國文化》第25、26期合刊（2007年10月），第44頁。

[33] 參考楊寬《戰國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附錄三〈戰國大事年表〉、游國恩《楚辭概論》(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版)第三篇第一章所附〈屈原年表〉。

[34] 按，《史記·樂毅列傳》稱“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鹽鐵論·論儒》則謂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

[35] 參考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所引劉向《戰國策書錄》、章學誠《校讎通義·內篇二》之說，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8頁。

[36] 范祥雍《戰國策箋證》，上冊，第840頁。

[37] 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巴蜀書社1998年版，第458頁。

[38] 前者見譚普森《慎子佚文》，第246頁（第28條）；後者見《莊子·天下》評述彭蒙、田駢、慎到一段。

[39] 按，李銳先生也指出：“根據這個慎子的言行來看，頗重因循之術。”因而他認為《楚策》之慎子應即稷下先生慎到。說見《〈慎子曰恭儉〉學派屬性初探》，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年7月9日。

[40] 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第148頁。

[41] 王叔岷先生解釋此二句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而況法善乎﹗極強調法之重要性。”說見《法家三派重勢之慎到》，《先秦道法思想講稿》，第188頁。

[42] 引文據臺灣中華書局影印守山閣本（1981年10月版），第3～4頁。譚普森《慎子佚文》第242～243頁、第275頁（第23、24、73條）有此文，但將“所以一人心也”句從《群書治要》本視為注文，且將“故蓍龜者所以立公識也”以下一段歸入《藝文類聚》所見佚文一類。按，據守山閣本錢熙祚校語指出：“自‘故蓍龜’至此凡五十一字，原刻並脫，依《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補。”疑此段當為《威德》正文之一部分，故從守山閣本。

[43] 事實上，對於“理”之重視為戰國中晚期普遍的趨勢，如《禮記·樂記》講“天理”，而與“人欲”相對；如《管子·心術下》解文：“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以理釋禮；又如莊子一派屢言“循天之理”、“達萬物之理”，並說：“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秋水》）“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繕性》）逕以理說道；再如馬王堆帛書《經法·名理》，主張“審察名理”、“循名究理”，以此作為治國之關鍵。此外，受稷下道家影響較深的《荀子》、《韓非子》中亦重視“理”，而有“大理”、“文理”、“道理”之論。關於先秦諸子之論“理”，參考鄧國光《先秦兩漢諸子“理”義研究》，《諸子學刊》第一輯，第269～294頁。

[44] 裘錫圭《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為慎到田駢學派作品》，《文史叢稿》，第69～71頁。

[45] 王叔岷《法家三派重勢之慎到》，《先秦道法思想講稿》，第186～188頁。所引《慎子》佚文見譚普森輯本第228、241、244、286頁（第1、22、25、96條）。

[46] 譚普森《慎子佚文》，第296、297頁（第115、116條）。

[47] 王叔岷《慎子佚篇義證》，《先秦道法思想講稿》，第3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