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刊第三輯
一部具有路標性的巨著
——評方勇的《莊子學史》
包兆會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文系）
近年來以《莊子》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坊間很多，但真正在這方面研究帶有路標性質的著作寥寥無幾，而方勇教授所著的《莊子學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是這寥寥中的代表。方勇教授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讀碩階段開始接觸莊子，因悅莊周之風而欲從之遊，由是肆力莊學，沉心二十餘載，這二十餘年來已出版和正在出版的莊學著作有《莊子詮評》、《莊子閑讀》、《莊子講讀》、《卮言錄》、《莊學史略》、《大學經典：莊子》、《莊子纂要》等，而《莊子學史》是作者長期研治《莊子》的學術結晶，該書內容厚重，精彩紛呈，創獲甚多，將莊子學、莊子學史的研究提升到一個嶄新的高度。
該書令人驚歎的是作者規模宏大的文獻搜輯和細緻的文本整理。從文獻搜輯的廣度和莊子學史研究所涉及的時間長度來說，方勇教授的《莊子學史》在該領域所作出的貢獻至少在目前無人能出其右。《莊子學史》共分七編，時間跨度起始自戰國秦漢，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長達兩千多年。該書收集了自先秦至民國莊子學著作二百餘種，並對這些著作詳加梳理、研究。第一編，戰國秦漢莊子學，通過對戰國秦漢莊子學的概說，戰國諸子如惠施、荀況、韓非及《呂氏春秋》對莊子的評論和闡釋，秦漢辭賦、儒學、醫學對《莊子》內容的吸納，《淮南子》對莊子的闡釋，以及漢代諸學者如劉安、司馬遷、班固等對莊子的研究，清晰地勾勒出秦漢時期莊子學的發展及這一時期的基本輪廓；第二編，魏晉南北朝莊子學，通過對“玄學”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弼、阮籍、嵇康、司馬彪、向秀、郭象與佛教道教代表人物如支遁、葛洪莊子研究的梳理和詮釋，凸顯了“玄學”思潮、早期佛教、道教與莊子思想的關係；第三編，隋唐莊子學，主要是針對這一時期儒、釋、道並舉的特點，對陸德明《莊子音義》和成玄英《莊子疏》進行了系統的考察和闡發，又對佛、道二教學者如宗密、司馬承禎的莊子學和隋唐文士的莊子學進行重點爬梳；第四編，宋元莊子學，主要圍繞宋元“理學”思潮援佛、道入儒這一特點，展開這一時期莊子學研究的梳理和釐定，王安石、蘇軾是莊子學朝“儒學”化方向發展的實際開創者，這一時期一些學派的代表人物如“濂學”周敦頤、“象數學”邵雍、“洛學”二程、“關學”張載、“閩學”朱熹、“心學”陸九淵等受莊學影響，作者对此一一進行了歸納和剖析，並對這一時期研治《莊子》的主要人物如王雱、陳景元、林希逸、褚伯秀、羅勉道、劉辰翁等重點梳理，並顧及到佛教、道教學者與宋元詩文詞曲作家的莊子學及北宋後期至元代其他人的莊子學；第五編，明代莊子學，主要對楊慎莊子學、李贄莊子學、釋性通《南華發覆》、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沈一貫《莊子通》、釋德清《莊子內篇注》、焦竑《莊子翼》、方以智《藥地炮莊》、王夫之《莊子解》，以及包括諸如心學家、佛道二教學者、明遺民、前後七子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在內的其他眾多學人的莊子學，以及戲曲、小說領域的莊子學逐一進行了揀剔和剖析；第六編，清代莊子學，這一時期重點考察了以考據學解莊的乾嘉學派莊子學和以劉鳳苞為代表的以文解莊的莊子學，乾嘉時期的盧文弨、王念孫、姚鼐、江有誥至清末民初的俞樾、孫詒讓、郭慶藩、王先謙、章炳麟屬於前者，胡文英、林雲銘、宣穎屬於後者，並顧及桐城派莊子學和清代小說家莊子學，也注意到了嚴復、梁啟超對莊子闡釋開舊學、新學並駕齊驅之先河；第八編民國莊子學，主要指出由於時代的巨變，西學的湧入，莊子學研究走向了傳統考據注疏與現代詮釋方法相並行的時期，這一時期胡適、郭沫若、聞一多、郎擎霄等引新學解莊子，奚侗、劉師培、馬敘倫、劉文典、王叔岷等則重《莊子》考據之學，這一時期名家匯集，人才輩出，治莊子學各有千秋。
方勇教授之所以在莊子學文獻搜集方面超過臺灣學者嚴靈峰先生的《無求備齋莊子集成初編》和《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在莊子學史研究的內容方面超出同類著作《中國莊學史》（熊鐵基等著），主要得益於作者史料搜集橫向方面即空間上的拓展。莊學界對莊學史的研究一般結合中國文化史、中國思想學術史的發展，如放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漢唐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背景上，並在儒、釋、道三教的關係之中加以梳理和闡發，但方勇教授在橫向資料搜集方面有拓展之功，他的研究涉及到莊學與道教、佛教、儒家，還涉及到與文學、藝術、醫學、文論、西學之關係，資料之豐富可想而知。
顯然，方勇教授在文獻搜集方面有重大突破，在莊子學史研究的某些重要節點、某一歷史時段、某一專題方面增添了很多鮮為人知的文獻性史料。經方勇教授考證，“老莊”並稱始於《淮南子》，《淮南子》把老莊放到一起闡釋，是莊子地位得到提高的一個重要標誌；張衡的《髑髏賦》是歷史上第一篇嚴格意義上的莊子寓言賦；崔譔所編定的《莊子》二十七篇本是歷史上最早的選本；林希逸開創了以文解莊的先河，劉辰翁開創了《莊子》評點之先河；黃震《黃氏日抄》第一次提出了莊子“固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的說法，在歷史上首次把《莊子》中的一部分寓言故事看成了小說作品；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第一次提出了《莊子》文脈具有“藕斷絲連”、“草蛇纊線”之妙等全新見解；王應麟《莊子逸篇》是莊子學史上第一部輯佚專著；劉鳳苞的《南華雪心編》在《莊子》散文闡釋方面是集大成之作；俞樾所撰寫的《莊子人名考》，是歷史上唯一的《莊子》人名研究的專著，如此等等。有了這些節點的補充，人們就可以更好地瞭解《莊子》學史的發展。
就某一歷史時期來說，戰國秦漢莊子學在莊子學史研究上是一個薄弱環節，認為這一時期是“莊子影響的潛行期”，前人論述較少，也對其關注不多，方勇教授則細緻梳理了戰國諸子惠施、荀況、韓非對莊子的評論與闡釋,以及漢代學者劉安、司馬遷、班固等學者對莊子的研究，還增加了以往莊學研究中所沒有注意到的材料，如有關秦漢辭賦、儒學、醫學對《莊子》的吸納。方勇教授不但填補了這一時期莊子學研究史料方面的空白，而且有力說明了莊子在秦漢時期已被廣泛引用和介紹。再如，專題文獻搜集方面，作者對各個歷史時期佛道二教學者的莊子學進行了整理。作者長期專治古典文學，尤其在《莊子》的文章學，莊學與中國古代文學藝術之間的關係有自己獨到的心得和體會，所以作者在這方面用功甚勤，他追索歷代文人思想、觀念中所受莊子學說沾染浸潤、潛移默化的痕跡，觀照他們在創作心理與人生態度上對《莊子》的歷史回應，他系統整理和介紹了各個歷史階段莊子與文學藝術的關係，如魏晉南北朝文學、文論與《莊子》的關係、宋元詩文詞曲作家對《莊子》的援引與闡釋，在撰寫和介紹明代莊子學的二十章中，專門有五章介紹了莊子對明代作家和文學藝術的影響，即前後七子派的莊子學、唐宋派的莊子學、公安派的莊子學、竟陵派的莊子學和明代戲曲、小說領域的莊子學。這些文獻性資料不可辯駁地證明了莊子在中國古代文藝史上的重要地位。
該書的另一顯著特點是方勇教授在研究莊子學史時既能在細處著手，又能在大處建構。從細處著手說明作者以考據和文獻之學作學問研究之基礎。不僅如此，方勇教授在細處發力，力求在細處達至研究的深度和嚴密。如莊子籍里考，作者從史料入手，取眾家之長，又廣征群籍，遍發史書、類書、地方志，全文洋洋灑灑近三萬字，對莊子故里作了精心考釋。隋唐以來，關於莊子籍里就有各種不同說法，如有商丘南說、民權說、菏澤說、曹縣說、魯蒙說、齊蒙說、楚蒙說、蒙城說等等，作者對上述各家觀點所持史料證據辨其真偽，揭其謬誤，考其出處，正本清源，認為這些說法都很難成立。作者又用大量可靠史實正面揭示了莊子的籍里是宋國蒙城人，即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城東北，這使長期以來圍繞這一話題所產生的種種迷霧得到了有力澄清，莊子的籍里也逐漸走向明朗化，作者由此成為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近年來對這一議題解決的最有力推進者。再如，方勇教授充分考慮到了孔子形象在《莊子》中的複雜性，梳理了以儒家面貌出現的孔子、由儒而道的孔子、以道家面貌出現的孔子的三種不同面相，以此糾正歷代學者往往不能從整體上來理解莊子的用意因而作出的各種片面甚至違背情理的解說。
局限在細處自說，容易走向餖飣之學，因此方勇教授在剔抉梳爬於故紙堆的同時，也不乏高屋建瓴的氣象。他在介紹每一歷史時期莊子學發展時都聯繫莊子學發展的社會歷史狀況，揭示這一時期莊子學發展的特點與特定時代背景的關係。如，介紹唐代莊子學研究的興起跟唐代對老子的崇拜有關，由於李氏王朝欲與老子李耳攀宗，李氏王朝崇拜老子，促使唐代老子崇拜熱不斷升溫，並在科舉中對道學加以重視，這使人們對作為老子後繼者的莊子也予以了更多的關注，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唐代莊子學的發展；唐代的莊子學思想中已初步包含儒、道、佛內容，這是唐代儒、道、佛三教並行這一思想文化對其浸潤和影響的結果。再如，宋代的莊子學發展跟宋明理學的興起很有關係，作者總結說：“由於先秦儒學本身就缺乏深刻的哲學意味，而宋代新儒學又是以好議論、重思辯為其重要特徵，因此理學家們在建構其哲學體系時，除了直接繼承孔孟儒學外，還需要吸納道家、佛教的許多思想理論和思維方法，這實際上使儒、道、佛三教在更高的理論層次和思維方法上得到了融合。其影響所及，便使宋代莊子學朝著‘儒學化’方向發展，並呈現出了重在闡發《莊子》義理的特徵。”（《莊子學史》（第二冊，第5～6頁）“除了上面所說的‘儒學化’傾向和重在闡發義理這二大特徵而外，北宋中期的莊子學還呈現出了‘宋學’所具有的大膽懷疑的精神”。（《莊子學史》（第二冊，第16頁）這就較好解釋了為什麼王安石、蘇軾率先對歷史上莊子觀的發難，甚至對《莊子》文本的懷疑，原來是跟“宋學”的懷疑精神有關。再比如，明代莊子學的一大特點是出現了一批遺民治莊群體，原因是隨著明王朝的土崩瓦解，很多有志之士便以逃禪和治莊作為無奈的選擇，這就解釋了為何覺浪道盛在《莊子提正》、方以智在《藥地炮莊》中提出莊子為“堯孔真孤”、大倡託孤之說，原來是寄託其想要傳承華夏文明的思想感情，藉此來委婉地表達他們的愛國之情。這些都顯示了作者宏通的歷史視野，以及在社會文化多維聯繫中把握莊子學的能力。
作者在大處建構的能力也表現在總結歷代莊子學成果過程中，力圖在莊子學史的前後節點及學術觀點之間找到承傳關係，並把這些或隱或顯的承傳關係一一連接起來，上升為史觀與史識。如，作者對林希逸《莊子口義》的評價就體現了一個史家的史識，“林希逸《莊子口義》，既遠承東晉支遁、唐初成玄英等人以佛解莊的思想成果，又近繼北宋王安石、蘇軾等人以儒道為一的思想模式，為適應宋代‘三教合一’的文化發展態勢而把唐宋時期偶有出現的以儒、釋解釋《莊子》的思維模式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程度’。”（《莊子學史》（第二冊，第138頁）“林希逸《莊子口義》對明代後期莊子學的影響之大，幾乎可以跟郭象《莊子注》的影響相仿佛，這從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自敍》、李齊芳《南華真經副墨敘》皆以郭象《莊子注》、林希逸《莊子口義》並舉這一事實中似乎也可得到證明。”（《莊子學史》（第二冊，第139頁）作者由於有大量的史料為依據，有對各個階段莊學發展的精湛把握，有對莊學發展中各家觀點的出處有正本清源的能力，所以能做出這樣公允和準確的判斷。
方勇教授有著自覺的方法論意識，這是該書的另一顯著特點。《莊子》素以難解著稱，由於《莊子》文本的開放性，在莊學闡釋史上，存在著多種闡釋指向，以道解莊者有之，如宋代褚伯秀的《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明代釋性通的《南華發覆》；以儒解莊者有之，如王安石的《莊周論》和蘇軾的《莊子祠堂記》；以《易》解莊者有之，如王雱的《南華真經新傳》、方以智的《藥地炮莊》；以佛解莊者有之，如支遁的《逍遙論》、釋德清的《莊子內篇注》；以文解莊者有之，如林雲銘的《莊子因》、宣穎的《南華經解》；以考據之學解莊者有之，如王念孫的《莊子雜志》、章炳麟的《莊子解故》；以西學解莊者有之，如嚴復的《莊子評點》、郎擎霄的《莊子學案》，可以說是眾說紛紜，方勇教授則對歷史上各個時期的莊子研究進路進行了細緻考察，仔細評點，並具體指出該研究路徑在莊子學史上方法論的地位、意義及得失，從而為我們總覽歷史上莊子學研究的各種路徑提供了方便，也為莊子學研究在方法論上提供了歷史坐標系。如評論唐初著名道士成玄英研究《莊子》方法得失時，作者認為在疏解方法上，成玄英十分注意從訓釋字詞入手，這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郭象“寄言出意”闡釋方法所存在的不足，成玄英也吸收佛教中觀派的否定思維方式和“諸法皆空”的基本理論，打破東晉支遁僅以佛理詮釋莊子逍遙遊思想的局限，為以佛解莊開拓了廣闊空間。作者概括可謂一語中的。“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王充《論衡·謝短篇》）方勇教授不但知古，也知今，他在“綜論”中借鑒了現代一些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如心理學、美學等），並對莊子研究中的一些議題進行了現代視野下的闡發。如對莊子的審美通感這一議題，方勇教授在材料方面作了細緻收集和處理後認為，莊子中的審美通感主要表現觸覺向味覺的轉化、聽覺向視覺的溝通，五官與心智的溝通，並引用叔本華、尼采的審美心理學理論進行了闡發。這方面據筆者有限的閱讀，莊學界對此研究並不多。方勇教授也系統地研究了莊子與無意識心理現象，雖然在雙方的結合點及如何結合上尚待進一步斟酌推敲，但作者欲嘗試用現代詮釋方法研究古代文本的做法值得肯定。
作者的寫作風格、章節結構安排及其研究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專業學養也值得稱讚。作者力求保持平實穩健的文風，實事求是，努力在返回文本和歷史的基礎上談創新和總結。正像作者在《莊子學史·後記》中所說的，他多年來潛心於《莊子》研究，“其中最深刻的體會是：治學唯有不墮時俗，不為功利所拘，乃可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作者聚沙成堆，集腋成裘，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終於匯成這部以宏大文獻作基礎，二千年歷史作坐標，各時代、專題、人物為結構的有理有據的鴻篇巨帙。作者所取得的成果既來自於深厚而扎實的文獻學功底，也來自於作者二十年如一日的甘於“坐冷板凳”的精神,這對時下浮躁學風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作者在這方面的寫作也堪稱典範：結構統一，篇目規整，理事相連，言辭精審，資料豐富，條理分明，采擇亦屬精當，在某些分支上前後貫通自成體系。對長達兩千多年的莊子學史，方勇教授以各個歷史時期為編，分別對各個歷史時期的莊子學研究先有個概說，然後勾勒出這一時期莊子學發展的主要節點，代表人物，及莊子學發展的一些特點。如在介紹魏晉南北朝莊子學時，作者先總體勾勒和介紹魏晉莊子學概況，魏晉玄學與莊子的關係，然後分頭梳理和介紹了王弼、阮籍、嵇康的莊子學，司馬彪、崔譔、向秀的《莊子》研究，郭象的《莊子注》，然後又介紹和梳理了魏晉南北朝佛教學者的莊子學、魏晉南北朝道教學者的莊子學，以及魏晉南北朝文學、文論所反映的莊子學。作者即使在每編的分門別類的某一專門性章節介紹中，也強調條理分明，理出有據，據從史料文獻中來。以第一編第四章漢代《淮南子》對莊子多所闡釋為例，章下分四節專論《淮南子》對莊子的多所闡釋：對莊子道論的闡釋、對莊子無為論的闡釋、對莊子修養論的闡釋、對闡釋方式的多所更新。在第四節“對闡釋方式的多所更新”下，作者又通過大量的史料歸納出了《淮南子》對《莊子》的幾種新的闡釋方式：把《莊子》句子分解成意義單元並一一進行詳盡闡發的，以具體事例來直接闡釋《莊子》文字的，引述、改造和重新組合《莊子》文字進行闡發的，把老、莊放在一起闡釋的。作者這樣細膩而扎實的論述，避免了一般通論性和史論性著作大而無當、僅是概要性介紹而不能落實到具體細節的弊病。由於《莊子》文本的開放性，各個歷史時期有眾多的莊子學研究者和受其影響者，再加上《莊子》的思想、言論、精神或顯或暗與各個時代的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糾葛在一起，作者能夠將歷代莊子學演變的歷史面貌及其特點，以及每一歷史時期莊子學所涉及到的錯綜複雜的學術背景與各學派關係，有條不紊地一一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並且讀來不厭，久而不乏，實屬難能可貴。
每一部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莊子學史》也是如此。由於對莊子學研究的線與面拉得很長，方勇教授難免在某一節點的論述和評價上顯得有點粗糙，這尤其體現在莊子思想的綜論方面。如關於道家的法天貴真思想，作者似可進一步層次化和精確化，道家的貴真內涵似可作進一步細分，如貴真包含了人的主體性、人的自發性、人的自由、人的率真等等。這方面方勇教授也注意到了，他提到了鄭板橋作品“有三真：曰真氣，曰真意，曰真趣”，在評價《紅樓夢》女性時，用真感情、真性靈、真人格來描述真的內涵。在莊子學研究中，有些節點或專題似乎應該得到重視，但作者好像有些忽略。如，如何看待內、外、雜篇的劃分及內、外、雜篇的文本和思想的關係，作者語焉不詳。作者對莊子逍遙義的歷史演變有詳細梳理，但對“齊物論”義的歷史演變沒作考究，“齊物論”在莊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地位。再如，對中國古代戲曲作家和戲曲領域中的莊子學作者多有梳理，但對戲曲以外的中國古代藝術比如繪畫、書法、音樂與莊子學的關係概無論述。對莊子思想也缺少在現代語境下的一種反思性批判。這些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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