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刊第三輯

近三十年來日本的《莊子》研究

曹  峰

[作者簡介]曹峰（1965—  ），男，山西人。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現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目前主要利用出土文獻研究先秦秦漢哲學思想，著有《上博楚簡思想研究》及論文六十餘篇。譯有《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史記戰國史料研究》（合譯）、《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莊子〉爲中心》（合譯）及譯文近三十篇。

《莊子》在日本，無論在古代還是在近現代，無論在知識階層還是在平民社會，無論在哲學還是在文學領域，都產生過巨大影響。二十世紀以後，日本運用西方的學術概念、方法、框架，重新研究《莊子》思想，產生了大批的學者和大量的著述，而中國大陸對之瞭解不多。筆者並不是專門研究《莊子》的學者，受方勇先生之託，在此，盡我所能提供一些最近三十年日本《莊子》研究的信息，受學力限制，眼光未必精准、信息未必全面，還望讀者諒解。為便於學者査找原始資料，一律保留論著原來名稱，僅對難以理解的名稱，作出筆者的翻譯。筆者在此力爭最大限度地提供相關信息，為讀者瞭解日本的《莊子》研究，設置便捷的通道。

中國大陸最早對日本的《莊子》研究作出系統介紹者是陸欽，他在一篇名為《〈莊子〉在日本》[①]的不到千字的短文中，按照年代順序，介紹了1946年至1978年日本主要的《莊子》研究者及其相關著作。其中羅列了不斷再版、至今仍產生著巨大影響的公田連太郎[②]、福永光司[③]、津田左右吉[④]、大浜皓[⑤]、森三樹三郎[⑥]、宇野哲人[⑦]、金谷治[⑧]、赤塚忠[⑨]等人的著作[⑩]。據陸欽的介紹，日本《莊子》研究著作，四十年代有三部、五十年代二部、六十年代十八部、七十年代七部。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日本的《莊子》研究，其高峰在六、七十年代。那時候的學者，都有比較扎實的中國古典學基礎，幾乎都曾做過《莊子》的譯注，因此對《莊子》有著全面、系統的瞭解。可以說，日本今天的《莊子》研究，仍然深受這些大家的影響，必須借助這些大家的譯注才能展開深入的研究。

其次對日本《莊子》研究作出系統介紹者是原東京大學教授、現大東文化大學教授池田知久，他的一篇名為《戰後日本的先秦道家研究》 eq \o\ac(○,11)11的文章中有不少篇幅涉及《莊子》，此文通過“文獻學的研究”、“人生觀、處世哲學、倫理思想的研究”、“自然觀、宇宙觀、自然法的研究”、“社會思想、政治思想的研究”、“宗教研究、美學研究及其他”、“認識論、論理學、辯證法的研究”、“形而上學、存在論的研究”、“道家思想史的研究”、“比較思想的研究”、“日本思想史上道家的研究”等角度對戰後日本先秦道家研究作出了簡明扼要的概括。從他所展現的體系和框架看，日本戰後對《莊子》的研究全面、系統，既有深度也有廣度，這也印證了前面的一個結論，即日本《莊子》研究的高峰在六、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以後至今的這三十年，日本的《莊子》研究雖然在數量上保持著一定規模。但從研究的深度、廣度、方向、特徵來看，和戰後前三十年相比，區別還是比較大的。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日本的《莊子》研究在走向衰落。

首先，親身對《莊子》作出全面譯注，然後展開系統的、全方位的研究，這樣的學者少了許多。這三十年內，有新譯注問世者，只有池田知久的《莊子》上、下[11]，野村茂夫的《莊子》[12]，興膳宏、福永光司的《莊子》[13]等少數幾部。論著也只有澤田多喜男《莊子のこころ——高踏と順應の生き方》[14]，中島隆蔵《莊子——俗中に俗を超える》[15]，蜂屋邦夫《老莊を讀む》[16]，金谷治《老莊を讀む》[17]，諸橋徹次《莊子物語》[18]，神田秀夫《莊子の蘇生——今なぜ莊子か》[19]，池田知久《老莊思想》[20]，佐藤明《〈莊子〉內篇の研究》[21]，關正郎《莊子の思想とその解釋——郭象、成玄英》[22]，舘野正美《老莊の思想を讀む》[23]等不多的幾部，可能是前輩學者功夫太深、研究的問題過於深入。這三十年已很少有大師級別的學者出現。也看不到終其一生，將全部精力投注於《莊子》的人，大部分學者只是利用前輩學者所精心製作的譯注，在具體問題上作一些個案性的細化工作，很難再提出新的、有開創性意義的見解。翻檢近三十年的《莊子》研究目錄，竟找不到一篇比較全面的、可以反映這三十年研究成果的綜述，這也反映出日本《莊子》研究的衰落，好像日本學者連為之作出綜述的熱情也沒有了。

雖然就總體而言，《莊子》研究不是太興盛，但就個案研究而言，這三十年中，還是有一些比較引人注目的亮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莊子》文本的研究。第二，對《莊子》郭象注的研究。第三，對日本古代莊子思想吸收融合的研究。第四，對《莊子》所見語言和政治關係的研究。第五，對《莊子》所見身體觀的研究。

關於《莊子》文本的研究，成就最大者應數黃華珍的《莊子音義研究》[24]， 1999年中華書局已出版了中文本。但因此書為作者的博士論文，完成於日本，而作者現在任教於日本的大學，故在此也作為日本《莊子》研究的成果加以論述。　

此書主要目的在於對《莊子音義》的母體《經典釋文》及其作者陸德明作出考論。作者指出《釋文》創始於南朝陳時，完成於隋後。其學術可以說“是六朝隋唐時代學術思潮的反映”，更多體現出重視《老》、《莊》的南學精神，與北方“絕不言玄”的學術迥然異趣。

黃華珍指出《莊子音義》可能是解決《莊子》原貌的一把鑰匙。通常認為書中“內篇”是莊子自著，“外篇”、“雜篇”是莊周門人或其後人所作。作者認為此說並沒有可靠的證據。相反，內篇有可能混進了新的東西，外雜篇也可能雜有較古老的內容。總之，《莊子》不是由一人一時寫成的，被整理彙集成書當在戰國末期至漢初。

就文本而言，《莊子》被區分為內、外、雜篇，當是劉向所為，漢代存在著將典籍彙編而又分為內外篇的風氣，在此風氣影響下，劉向整理彙集《莊子》時刪其重複，用把相同或類似的文章集中於某一篇名之下的方法整理成書，並區分為內、外、雜篇，而後《莊子》獲以傳世。

作者的最終努力在於嘗試恢復《莊子》五十二篇的全部篇名，他認為今本之為三十三篇及內七，外十五，雜十一皆由郭象本來，三十三篇本打破了五十二篇本原有的構造，部分篇章或被刪除，而其內容往往被保留合併到三十三篇中了。作者就時代流向標出《莊子》篇數的變化過程，對諸本內、外、雜諸篇的承傳關係作出整理。以崔、向注和司馬彪注之間的差異為線索，探研《莊子》五十二篇的原型，終於嘗試恢復了五十二篇的全部篇名。

　　黃華珍的成果不僅在文獻學上具有價值，而且為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框架。因而得到了學界較高的評價。

對《莊子》郭象注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文本研究的一部分。由於日本保留了《莊子》的最古文本――高山寺本，而其中有郭象所做跋文，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所以對高山寺本及郭象注跋文的研究，一直是日本學界的重點。在三十年代，狩野直喜、武內義雄對高山寺本做過校勘[25]，之後這項研究在日本始終為人重視，如築島裕對高山寺本做過再次核對[26]。近來，日本學者的關注點從版本校勘走向思想內容的分析，近三十年的成果中可舉古勝隆一《郭象による〈莊子〉刪定》[27]，他依據郭象跋文等線索，對郭象為恢復《莊子》的“弘旨”，而對五十二篇加以刪定的基準和過程作出了復原。這方面的論文還有水野厚志的《郭象“莊子注”からみた〈莊子〉刪定について》[28]。主要從思想角度對郭象注作出考察者，有前文提及的關正郎《莊子の思想とその解釋——郭象、成玄英》，水野厚志的《“郭象莊子序”に表白されたる〈莊子〉の思想就いて》[29]，《莊子郭象注譯稿外篇第八駢拇》[30]，中野達的《〈莊子〉と郭象〈莊子〉――齊物論天頼寓話を例として》[31]，貝田章子等的《〈田舍莊子〉と郭象》[32]，堀口育子《郭象の“自得”と〈莊子〉正文》、《〈莊子〉內篇郭象注の典故》[33]，澤田多喜男等的《〈莊子〉郭象注考》[34]，等等。

日本古代對莊子思想的吸收融合一直為日本學者關注，武內義雄在三十年代曾寫過《日本における老莊學》[35]，之後，這方面的研究持續不斷，成果眾多，主要研究者有中野三敏、福永光司、池田知久、連清吉、小島康敬、大野出、王迪、藤居嶽人等人[36]，這些學者有的注目《莊子》在日本各時代的傳播和研究，有的側重《莊子》對日本文學的影響，有的分析在儒、道、佛、神道互動中《莊子》的角色，有的考察《莊子》在日本人精神塑造中的作用。其中，形成專著的有兩部，一是大野出的《日本の近世と老莊思想》[37]，此書對日本近世即江戶時代的《莊子》研究者及相關出版物有全面的收集和綜合的考察。另一部專著是王迪的《日本における老莊思想の受容》，此書為作者的博士論文，完成於日本，是目前所見日本古代《莊子》流傳及其影響之研究中集大成者。此書共分五章，前三章分別論述了天平時代以前、平安時代、鐮倉室町時代老莊思想的吸收融合狀況，第四章專述《莊子鬳齋口義》一書在日本傳佈及惟肖得嚴等學者對它的講述。第五章則集中考察江戶時代日本的老莊研究，此章更多側重於從文獻學角度和中日文化交流角度展開考察。總之，此書是目前所見日本古代老莊研究方面最為整合、形成體系、較有權威的一部參考書。

加地伸行主編的《老莊思想を學ぶ人のために》[38]一書中收有吉永慎二郎撰寫的《日本の文化と老莊思想》一節，介紹了莊子思想作為一種反文化主義、一種反都市思想和日本自然思想及其美意識的關係，言簡意概，值得一讀。

對《莊子》所見語言和政治關係的研究，是這三十年發展起來的一個新成長點，這方面的論著較為多見。對中國古代“言語”與“政治”關係之關注，可以說起於大室幹雄《正名と狂言》[39]。這之後，可舉中島隆博的《殘響の中國哲學——言語と政治》[40]，其中收入了作者對莊子語言觀的研究，即《オラリテの次元——〈莊子〉》（筆者試譯為《聲音的維度——〈莊子〉》）及其相關論述《どうすれば言語を抹消できるのか——言盡意、言不盡意論》（《怎樣才能取消語言——“言盡意”、“言不盡意”論）[41]，作者試圖將西方語言哲學理論導入到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並提出了一個不同以往的顛覆性的結論，即通過對筌蹄故事的不同解釋，通過對《齊物論》重新分析，可以看出，莊子對於語言其實充分的信賴，他只是將書寫語言和口頭語言作出區分，認為書寫語言相對於口頭語言不值得相信。鈴木達明《語り得ぬものへのことば——〈莊子〉における言語問題と言說への意識について》（面向無法言說之物的語言――〈莊子〉所見語言問題及其關於言說的意識）[42]一文同意中島隆博的基本立場，但認為有必要從多重角度分析《莊子》各篇不同的語言觀，《莊子》中對語言既存在信，也存在不信，離開《莊子》核心部分越遠，對語言之不信和恐懼也越大。

近年來，鈴木達明更側重對《莊子》所見韻文的整理，他在《‘道’のための有韻文——〈莊子〉定型押韻句と黃老思想》[43]指出，《莊子》三十三篇中，一半以上有押韻句，外雜篇中的押韻句要遠遠多於內篇，他通過這樣的分析，來確認《莊子》所見黃老思想的文本特徵，令人耳目一新。

中國古代哲學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身體哲學，這最早是日本學者湯淺泰雄提出的，對《莊子》所見身體觀的研究，在近年《莊子》研究論文中比例較高。可舉

橋本敬司≪莊子の遊び身體――グロテスクなからだの意味≫（莊子的遊戲之身——解讀那些異樣的身體）、《莊子の遊びのトポス——身體、大樹》[44]及石田志穂《肉體から道――莊子思想の一考察》[45]、石田秀實《身體である私と他者——〈莊子〉と“他なるもの”》（作為身體的我與他者 ——〈莊子〉與“他者”）[46]等。

　　除以上熱點外，還有一些研究者，對《莊子》有長期的研讀和探索，發表了形成系列的論文。例如石田秀實除上述論文外，還有《莊子における“物”》[47]等注目於《莊子》概念的論文。橋本敬司除上述身體哲學方面論文外，還有《莊子の蝴蝶の夢——物化の構造と意味》，《〈莊子〉の孔子寓言研究——物語論的アプローチ》（〈莊子〉的孔子寓言研究——故事論的方式），《〈莊子〉研究への前哨》[48]等，尤其最後一篇論文中，作者提出要對津田左右吉、武內義雄以來的實證主義研究方式展開批判，認為過去的研究將實存的莊子、作為文本的《莊子》、文本内存在的莊周、莊子混為一談了。作者認為只有通過《莊子》文本自身，才能找到《莊子》內部時代和思想的前後關係，作者依照這種研究方式，為《莊子》中的寓言故事排列了前後關係。

對《莊子》作出較多研究的還有館野正美和室谷邦行，館野正美論文有《“道”と時間——莊子の“道”について——“時間”の觀點からの一考察》、《“道”と夢——莊子における“道”の思想と夢の表象》、《“道”と神話——莊子の“道”における神話的表象》、《莊子の世界——莊子における“萬物齊同”の世界の體現について》、《物化考——莊子における時空の發現と“道”の世界の崩壞》[49]。館野正美從時間、空間、夢、神話等不同的角度對《莊子》的“道”展開分析，形成了系列的論文。室谷邦行的論文可舉《莊子における道の觀念》、《〈莊子〉齊物論中の“怒者”と“真宰”》、《〈莊子〉齊物論篇の“有始也者”章について》、《〈莊子〉に見える異形人について》[50]。室谷邦行有一些新穎的見解，例如他認為《齊物論》篇的“有始也者”一章是莊子對老子形而上學哲學之批判。

近年來，在個案研究中，浜村良久也比較活躍，可舉《〈莊子〉德充符篇の“和而不唱”について——莊周は“傾聽”について語ったのではないか》、《〈莊子〉內篇における“聖人”について》、《〈莊子〉德充符篇の“立不教坐不議”について》、《〈莊子〉人間世篇“螳螂の斧”の心理學的研究》[51]。

三浦秀一對明代莊子學有較多研究，他的代表性論文為《明代莊學史研究のために——莊子注の出版と“成心”および“渾沌”解》、《王門朱得之の師說理解とその莊子注》[52]。

松村健一側重於從儒道交流史的角度考察《莊子》，其代表作為《〈莊子〉外篇(駢拇〜繕性篇)について: 儒道交流史研究資料としての位置づけ》[53]。

著名的道家學者楠山春樹有一段時間集中精力於《莊子》具體篇章的研究，發表了《逍遙遊篇小考》、《莊子人間世篇小考》[54]等論文。佐藤明也致力於莊子的文本研究，如《〈莊子〉養生主篇をめぐって》、《〈莊子〉齊物論篇の構造 : 後半の說話を中心にして》、《〈莊子〉人間世篇以下四篇の構成について》[55]等。他還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如《司馬遷の見た〈莊子〉》、《〈莊子〉における非政治性の問題》[56]等。

　　從數量上看，這些年關於《莊子》研究的論文並不算少，筆者只是列舉了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如果依然借用池田知久的框架，可以看出，雖然在“文獻學的研究”、“日本思想史上道家的研究”等方面有顯著的進步，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熱點，但這些年的《莊子》研究顯然缺少大的問題意識、缺少系統性、缺少全局觀。唯一例外的是池田知久，他的研究，可以說是六、七十年代高峰時期的延續，在全面、系統、深刻、獨特方面，無人能比。

    如前所述，池田知久過去曾做過《莊子》完整的譯注。不僅《莊子》，他也為簡本、帛本《老子》做過多個版本的譯注，為《淮南子》做過譯注。同時，他也寫過《老莊研究》等大量道家研究方面的著作和論文。因此，他的《莊子》研究，不是局限於《莊子》一書的研究，更不是《莊子》某一篇章、某一部分的研究，而是建立在道家研究的宏觀視野之上。

    池田知久《莊子》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道家思想の新研究——〈莊子〉を中心として》[57]，此書的前身是2001年在臺灣出版、由黃華珍翻譯的《〈莊子〉——“道”的思想及其演變》[58]。經過多年的修改、充實之後，作者才正式在日本出版了其日文版，根據這一最新日文版翻譯的《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莊子〉為中心》[59]也已經在大陸出版。在此，依據大陸版，對此書的主要內容和特色作一介紹。

    此書可以說是以《莊子》為主要線索展開的一部完整的先秦道家哲學史，共15章，分上下冊，56萬字。以下是這15章的具體內容。

第１章       最初的道家思想家——老子、莊子、劉安

第２章       道家諸文本的編纂——《莊子》、《老子》、《淮南子》

第３章       經由從“黃老”到“老莊”走向“道家”

第４章       道家的先驅者們

第５章       “萬物齊同”的哲學

第６章       “道”的形而上學

第７章       “物化”、轉生、輪回的思想

第８章       “萬物一體”的思想

第９章       天人關係論——站在“天”的立場和對“仁孝”的否定

第１０章  “養生”說和“遊”的思想

第１１章  三種類型的政治思想——拒絕政治、烏托邦、中央集權

第１２章  聖人的“無為”和萬物的“自然”

第１３章  對“無知”、“不言”的提唱和辨證法的邏輯

第１４章  對諸子百家的批判和對各種思想統一的構想

第１５章  在日本的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

    可以看出，此書幾乎涉及到了有關《莊子》以及道家的所有基本問題。就文本而言，作者不僅對《莊子》從52篇到33篇的變遷，對內、外、雜的分類和三種文本之間各篇的移動，作出了自己的考察，同時對與《莊子》關係密切的《老子》、《淮南子》的編纂，對三者的相互關係，也作出了精密的考察。此書還專設一章，論述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在日本的傳播及其對日本思想界的影響，池田先生很早就對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下過功夫，是這一領域的開創者，其中有許多新的資料，所以這一章對研究《莊子》文本及其傳播的學者尤其具有參考價值。

此書借助《莊子》，從本體論、認識論、自然觀、語言觀、形而上學、辯證法、社會思想、政治思想、倫理思想等多重角度、多重構造，全方位地論述了先秦道家思想，對一些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如道家先驅者的確認，道家思想的誕生、“黃老”、“老莊”、“道家”概念的釐清，提出了他鮮明的、獨特的看法。例如，他明確指出，最初道家思想的誕生存在於《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顏成子游問答”中，如稍稍放寬範圍，《莊子•齊物論》中“齧缺、王倪問答”，“瞿鵲子、長梧子問答”，“罔兩、景問答”等也可以歸入其中。這些西元前300年左右戰國時代中期形成的內容，在《莊子》整體中屬於最為早期的部分。而成為其思想基礎者，首先是那些重視個人生命、身體之充實的思想家，如楊朱、子華子、詹何等。其次是追求主體性的思想家，如宋鈃與尹文等。其他還有主張擺脫已往價值觀和倫理觀的田駢、慎到等，最後是提倡新知、從語言和邏輯層面對當時的知識展開全面批判的惠子、公孫龍等人。早期道家直接從這些先驅者的各種思想中汲取哲學的養分，以《莊子》齊物論篇為代表，對感情判斷、價值判斷、事實判斷作出更為徹底的、大規模的否定，最後，甚至連客觀的“萬物”和主觀的“我”也都成為排除的對象，即對存在判斷也作出否定，最終到達了“一之無”的境界。這樣，在西元前300年左右，終於到達了、形成了那個窮極的根源性的“道”。真正的道家，都是在此基礎上發生、延展出來的。以此為直接出發點，後來的道家思想向多方面發展。——例如，以窮極根源之本體的“道”為中心的哲學形而上學、本體論，“物化”、轉生、輪回的思想，將“萬物”看作和諧一體的“萬物一體”思想，闡述從宇宙太初“混沌”到現存“萬物”生成的宇宙生成論，將“萬物”的構成元素“陰陽”之氣及其運動法則說成是“道”的自然學，因為知性的作用人類從太古的“純樸”墮落下來的退步史觀，呼吁拋棄現代文明回到無政府狀態的“至德之世”的烏托邦思想，主張君主應以中央集權方式統治民眾的政治思想，等等。

在此基礎上，作者懷疑老子→莊子的傳統說法，認為先秦道家史的形成，是一個由“黃老”到“老莊”，最後走向“道家”的過程。可以說，這是池田先生以《莊子》為中心，對大量材料作出細密分析、排列和推理之後，得出的關於道家思想史的最為核心的結論，這一結論的得出，既有作者對中日老一輩學者的繼承，也有其完整的批判和精心的獨創，讀者也許未必同意他的觀點，但不能不正視作者對材料的熟練運用和縝密的邏輯推理。

此書對道家思想史的一些關鍵命題，如“道物”“道器”二元世界論，天人關係論，“萬物齊同”、“萬物一體”思想，對“自然”的肯定與否定，對“黃帝”的批判和結合，黃老思想與“道”的形下化及中央集權政治意識的內在關係，“無為”和“自然”相對應的主客體關係，“無知”、“不言”的辨證法邏輯，等等，都有精彩的獨到的論述。而且，作者的視域不限於中國古代，不限於傳世文獻。作者在討論“物化”、“轉生”、“輪回”問題時，與古希臘哲學家及中古詩人王維作出比較，在論述“萬物齊同”時，與古希臘哲學的“萬物為一”展開比較。在討論《老子》和《周易》時，則對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等出土文獻有熟練的運用。在14章中，作者完整地表述了先秦學術史的總體面貌，使該書超越道家思想史，力圖對整個先秦學術構圖作出宏觀把握，這些，都表現出作者高屋建瓴、貫通中西的學術素養，使此書不僅具有哲學史的價值，同時具有了哲學建構的價值。

此書的另一個特色是引用文獻條理清晰、豐富，參考文獻龐大、完整，無論對研究者還是初學者，都可以各取所需，研究者能夠從中看到新鮮的觀點、特殊的視角和研究方法，初學者可以借此獲得系統的資料，學會全局的把握。因此，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無論針對《莊子》研究、還是針對道家研究，這必將是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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