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刊第三輯

 宋代莊學的文獻學研究

耿紀平

[作者簡介]耿紀平（1970—  ），男，河南信陽人。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為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先秦文學和宋代學術的研究,曾發表《略論宋代莊學的“儒學化”傾向》、《王安石先友世交考述》、《朱熹<詩集傳>引宋人<詩>說考論》、《<春秋>“三傳”同異離合述論》及《莊子文學研究》（與孫克強先生合編）等。

作為先秦諸子巨擘的莊子（及弟子後學），以其學說、思想凝聚成《莊子》一書，自問世之日起，就在中國傳統學術思想領域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戰國後期荀卿、韓非已屢屢稱引以作評論之資，秦漢之際《呂氏春秋》、《淮南子》對《莊子》的徵引更是達到連篇累牘、不厭其煩的程度。兩漢時期自賈誼、司馬、班氏至馮衍、張衡、劉向等學者作家各以其獨特方式記述、評論乃至闡發莊子的學說思想，為魏晉以後《莊子》大行於世奠定堅實基礎。“竹林七賢”不但飽讀《莊》書，尤能實踐莊學：其中如阮籍、向秀，特別是嵇康，著書撰文之外，更以生命演繹道家哲思。此後士大夫如司馬彪、郭象，僧人如支遁、慧遠，對於莊學均有極大貢獻，一時間注釋之作達數十家，頗能“妙演奇致，大暢玄風”。雖其書多已亡佚，而所幸六朝末期陸德明撰《經典釋文·莊子音義》以萃取眾家，厥功至偉。

自後漢道教興起以後，《莊子》又在“僊籍”、“道藏”中佔據一席之地，一向為道流所重。唐初的成玄英注《老》疏《莊》，建立重玄學體系；中唐的文如海著《莊子正義》，挑戰郭象之注，兩位博學的道教人士展示了唐代莊學新的成就。不過，在士大夫文人中間，莊子其人其書卻始終未曾失去純粹的諸子之學的本色。中唐以後，經過士人的一致努力和統治階層的多方倡導與推動，儒學由不競走向復興，韓愈、柳宗元因學文而喜《莊子》，不但浸淫莊學甚深，並且欲納莊子以入孔子門墻，顯示了思想界新的動向。

兩宋之世號稱是傳統文化“造極”的時代[①]，儒佛道三教之間雖仍時有激烈的論爭，而融合的步伐卻在不斷加快。宋代三百年間朝野上下大興文教，士大夫多讀書廣博，著述宏富，他們愛好《莊子》，并不因為它被儒家視為“異端”而棄置之。他們所著有關《莊子》和莊學的作品數量相當可觀，其中很多著作雖歷久佚散，而其目尚多存於史志、書目乃至藏家簿記之中，對於其中部秩井然、承傳有緒的文獻記載作一番條理整比的工作，不但可以使古書佚籍獲致“雖亡而猶存”之效，而且也有助於學術史的研究。近年以來，頗有一些學者從事於宋代莊學乃至歷代莊學史的研究工作，如謝祥皓先生、簡光明先生、張梅先生以及熊鐵基等先生、李寶紅等先生、劉洪生先生等，各自在一些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就[②]，特別是方勇教授傾十年之力獨立完成《莊子學史》巨著[③]，更是把整個的中國莊學史的研究推向了高峰。

本文謹在十年前所撰舊稿的基礎上[④]，專就有關兩宋時期莊學著述的著錄、刊刻、收藏等史料加以鉤稽排比，期能勾畫宋代莊學文獻之一斑。

一、宋人對前代莊學著作的承傳

莊子之學若從《莊子》一書形成時算起，至宋朝建立已有一千餘年。其間各代學者在這一領域中開拓進取的成績，是由宋代學者在各種史志書目中做了一個初步的總結，而其中能夠名世的著作，也有賴於宋人的刊刻傳播。

(一）宋代史志、書目對於前代莊學著作的著錄

宋代史志書目對於《莊子》及前代莊學著述的著錄，提供了宋人承傳前代莊學的第一手資料，應當給予特別重視。宋代的書目可以大致包含史志書目、公藏書目和私藏書目三類。以下略以時代為序，考察它們對於《莊子》書和前代莊學著作的著錄。

北宋前期，在由歐陽修和宋祁等學者共同完成的《新唐書·藝文志》中專設有包容“神僊”、“釋氏”典籍的“道家類”，其中共著錄二十九部莊學著述[⑤]，個別著作之下還撰寫有解題及作者小傳，其要目如下：

郭象注《莊子》十卷、向秀《注》二十卷、崔譔《注》十卷、司馬彪《注》二十一卷又《注音》一卷、李頤《集解》二十卷、王元古《集解》二十卷、李充《釋莊子論》二卷、馮廓《莊子古今正義》十卷、梁簡文帝《講疏》三十卷、王穆《疏》十卷又《音》一卷、《莊子疏》七卷、楊上善注《莊子》十卷、陸德明《莊子文句義》二十卷、盧藏用注《莊子內外篇》十二卷、道士成玄英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張遊朝《南華象罔說》十卷、孫思邈注《莊子》、柳縱注《莊子》、尹知章注《莊子》、甘暉、魏包注《莊子》、元載《南華通微》十卷、陳庭玉《莊子疏》、道士李含光《老子莊子周易學記》三卷又《義略》三卷、張隱居《莊子指要》三十三篇、梁曠《南華仙人莊子論》三十卷、《南華真人道德論》三卷、賈參寥《莊子通真論》三卷。

這裏所列各家，比之《舊唐書·經籍志》原載的十七種，已增多十四種。其中無名氏《莊子疏》、盧藏用注《莊子內外篇》、成玄英注《莊子》、張遊朝《南華象罔說》、孫思邈注《莊子》、柳縱注《莊子》、尹知章注《莊子》、甘暉、魏包注《莊子》、元載《南華通微》、陳庭玉《莊子疏》、道士李含光《老子莊子周易學記》三卷又《義略》三卷、張隱居《莊子指要》、梁曠《南華仙人莊子論》、《南華真人道德論》、賈參寥《莊子通真論》等十餘種均為首次著錄。此志在著錄這些著作時，往往於題下加小注，或補充介紹作者生平，或交待其著作產生的背景，如柳縱注《莊子》條下云“开元二十年上，授章懷太子廟丞”，甘暉、魏包注《莊子》條下云“開元末奉詔注”，在道士李含光兩部書名後注明：“含光，揚州江都人，本姓弘，避孝敬皇帝諱改焉，天寶間人。”在張隱居書名後注：“名九垓，號渾淪子，代、德時人。”賈參寥條注：“垂拱中，隱武陵。”特別是在成玄英條敘述更詳：“玄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鬱州。書成，道王元慶遣文學賈鼎就授大義，嵩高山人李利涉為序，唯《老子注》、《莊子疏》著錄。”成玄英是莊學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他的《莊子疏》是宋代以前僅存的三部完整的莊學著作之一，而關於他的生平的記載，僅見於這段小注，由此可見宋人所修撰的這部史志中關於《莊子》的記載對於莊學史研究的重要意義。

南宋初史學名家鄭樵，以廣博的學識和驚人的毅力撰成通史巨著《通志》，其《藝文略》卷五道家類“莊子”部分共列入莊學著作“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⑥]，去除宋人所著，其能補《新唐志》所不載的有《莊子》孟氏《注》十八卷、文如海《注》十卷、《四家注》十五卷（四家注名目未詳），張機《莊子講疏》二種（一種二卷、又一種八卷）、周弘正《莊子內篇講疏》以及李軌《莊子音》一卷、徐邈《莊子音》三卷、無名氏《外篇雜音》一卷、《內篇音義》一卷。以上共約十種，連同宋祁、歐陽修所記，已經達四十餘種。宋代學者的這種像是接力一樣地對於唐代及其以前莊學著述的鉤稽和增補的活動，極大地豐富了後人對於前代莊學的認識，為更準確地研究、評價歷代莊學史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學基礎。

南宋末年學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記載兩宋賡續所修本朝史志中道家書目著錄情況云：“宋《三朝志》：四十三部，二百五十卷。宋《兩朝志》：八部，十五卷。宋《四朝志》：九部，三十二卷。宋《中興志》：四十七家，五十二部，一百八十七卷。”[⑦]文獻有缺，其中所載的莊學著述情形已不可得知，但是這種不間斷的史志書目的修撰工作對於學術史研究的意義卻是不言而喻的。

史志書目要廣泛記錄歷代學人各方面著述情況，而且因為編修過程有指導思想的局限以及種種體例方面的限制，并不能夠充分反映前代莊學著作在兩宋時期承傳衍變的真實狀況。要了解當時社會上一般讀書人的眼光、見識乃至知識體系，以及典籍刊刻、流布的實際情形，尚有賴於公私收藏書目。北宋初修撰的《崇文總目》一般認為是對當時館閣收藏的真實記錄，而其中所隸的“道家類”著錄前代莊學著作卻僅有一部《莊子》郭象注十卷本[⑧]。北宋後期到南宋初，館閣藏書目又經歷數次的檢點、查訪和重登，中間搜采雖富，而又屢經亡散，至南宋初《中興館閣書目》列入道家類的書有十種，而其屬於莊學者，不過是著錄了一部《莊子》成玄英疏十卷而已[⑨]，這種官書簿錄的依據實際收藏與史志的有聞必加羅列恰成鮮明對照。

現存宋人私家藏書目完整而有條理的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尤袤書目甚簡，往往不著撰人、卷數，其所藏有《莊子》一部（未詳是否郭注本）、《莊子疏》一部（亦未詳是否成玄英所撰）[⑩]。晁《志》著錄的前代莊學著作有“郭象注莊子十卷”、“成玄英莊子疏三十三卷”、“文如海莊子疏十卷”三種[11]；陳氏《解題》則有“《莊子》十卷”、“《莊子注》十卷（郭象撰）”、“《莊子音義》三卷（陸德明撰）、《莊子疏》三十卷（成玄英撰）”四種[12]。晁、陳二家每書皆有長短不一的解題，既提供了完整的書目信息，且頗有評騭，極有助於莊學史研究的“考鏡源流”工作。

南宋後期，高似孫編纂《子略》，有專題搜采莊學書目及其資料的篇章；王應麟著《漢書藝文志考證》也有專條考述《莊子》書五十二篇向三十三篇本演化之跡及其篇卷分合變遷的過程。兩書既是學術史和文獻學史上有開創性的著作，也是莊學史研究自覺性的體現，並且他所輯集的史料也很可供後人文獻考索之需。

綜觀宋代不同類型的書目著錄行為，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宋代各種史志目錄中可以鉤稽的前代莊學著作數量相當龐大，而當時實際上處於傳播活動中的被讀者閱讀的著作卻相當有限。時人所關注的前代成果不外乎郭象注、陸德明“音義”以及成玄英的疏。可以說，宋人對於莊學的研討，除《莊子》原文以外，上述三家之書既是他們理解莊學的最重要的基礎，也是他們創新莊學研究的對象和起點。這種極具反差性的事實值得注意，探討宋人對於前代莊學典籍傳刻的史實可以進一步印證這個結論。而確證這一結論，對於正確認識宋代莊學的學術基礎具有重要意義。

(二）宋初朝廷的校刊《莊子釋文》及《莊子》郭象注

宋初朝廷曾經在景德年間組織學者從事校理、刊印《莊子》書、《莊子音義》（即陸德明《經典釋文》的莊子釋文部分，在原書的第二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及郭象注的活動。这一板刻印刷莊學典籍的學術盛舉在《宋會要》、《麟臺故事》、《玉海》以及《宋史》等書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宋會要》記載或許就出自當時的記錄：

（景德二年）二月，國子監直講孫奭言：諸子之書，老莊稱首。其道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逍遙無為，養生濟物：皆聖人南面之術也，故先儒論撰以次諸經。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內《老子釋文》一卷，《莊子釋文》三卷。今諸經及《老子》釋文共二十七卷，並已雕印頒行，唯闕《莊子釋文》三卷，欲望雕印，冀備一家之學。又《莊子》注本前後甚多，率皆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唯郭象所注特會莊生之旨，亦請依《道德經》例差官校定雕印。”詔可。仍命奭與龍圖閣待制杜鎬等同校定刻板。鎬等以《莊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刪去之。真宗嘗出序文，謂宰臣曰：“觀其文理可尚，但傳寫訛舛耳。”乃命翰林學士李宗諤、楊億、龍圖閣學士陳彭年等別加讎校，冠於篇首^[13]。

據以上《會要》所載，奏請校印《莊子釋文》和《莊子》郭象注在同一時間，經由同一人物；而據程俱《麟臺故事》卷二“修纂”門的記錄則頗不同：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崇文院檢討杜鎬等校定《南華眞經》，摹刻版本畢，賜輔臣人各一本。……（景德）二年二月，諸王府侍講兼國子監直講孫奭言：“《莊子》注本前後甚多，惟郭象所注特會莊生之旨，請依道徳經例，差館閣衆官校定，與陸徳明所撰《莊子釋文》三卷雕印。”詔奭與龍圖閣待制杜鎬等同校定以聞。已而言者以為國學版本《爾雅》釋文頗多舛誤，又命鎬、奭同詳定之。至大中祥符四年，又命李宗諤、楊億、陳彭年等讎校《莊子序》摹印而行之。蓋先是崇文院校莊子本，以其序非郭象之文去之，至是上謂其文理可尚，故有是命。

據此段敍事，並參上文，可知真宗年間校勘、雕印莊學典籍至少有二次，甚至三次，而并非一次：首先，因之前一直在持續校勘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至景德二年（1005），在諸經和《老子》釋文均已校勘完成之後，遂及於其中的《莊子釋文》部分。並由孫奭順帶提出校定《莊子》郭象注，以便“與陸徳明所撰《莊子釋文》三卷”（一同）“雕印”。其二，三年之後的大中祥符元年（1008）六月以前，已經校定並摹刻了《南華真經》，其書有可能是包含郭象注和陸德明釋文而各部分卻相對獨立的前後“合刊”的本子；其三、再過三年之後，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皇帝不滿意館閣群臣對於傳為郭象《莊子序》的否定性判斷，而下令再次“讎校”“摹印”之。

另外，此段紀事雖著重於《莊子釋文》和《莊子》郭象注的校定、雕印等事項，而君臣間關於郭象注本前面所附《莊子序》作者歸屬（即真僞）的歧見，也被鄭重其事的紀錄在案，遂啓導後來的學者繼續發生爭議，因而成為莊學史上一段有名的公案[14]。

(三）書目、題跋所見宋人刊刻前代莊學著作的形態類別

《莊子》原書當然是讀《莊》者的首選，但自從魏晉莊學大盛以後，前人的莊學闡釋總是成為後來者的路標。《莊子》白文在宋代刊刻固然有確鑿的材料證明，如尤袤《遂初堂書目》有其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十卷本，但後世藏書家卻罕見有收藏宋刊白文《莊子》的。明人陳第《世善堂書目》卷上著錄“莊子白文四卷”，未言刊刻時代；清末莫友芝《持靜齋藏書紀要》卷上著錄一種十卷本，云為“明萬曆丁丑兩淮都轉刊於慎德書院”者，亦為無注白文。大概明清以來此種單刊白文的本子及鈔本，其源當出於如尤、陳二家所錄之白文本。至於傅增湘先生所見的明代如禪室刊雖“無注”而“有音”的四卷本現藏國家圖書館[15]，與上舉宋本不屬於同一類型。

傳世文獻中，記載和描述兩宋時期刊布前代莊學著作情況的資料本不多見，宋刊本《莊子》及其研究著作也流傳日稀，難得一見。這裏主要依據書目題跋等資料，以郭注、陸氏音義和成疏三者間的組合關係，按照其刊本內容構成，大致分為四種類型。

（一）《莊子》郭象注。南宋時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對這種本子均有著錄，而在明清以後的藏書家書目中已經屬於稀見、貴重之本。黃蕘圃“百宋一廛”曾經收藏此種宋版并作跋記詳述板式及收藏情況，云：

《莊子》郭象注者，宋刻本有二：一為小讀書堆所藏，板刻稍狹，字畫稍方，相傳以為北宋本；一即此本，予所藏者也。予得諸骨董家薛壽魚，云是蘭陵繆氏物。楮墨完好，部面皆金粟牋。卷中有“華生”、“華氏秘籍”二印，或是真賞齋物；又有“袁氏與之”印，則又吾吳六俊所藏也。惜抱沖作古，書籍不輕假人，未及取其所藏宋刻一較同異也^[16]。

據文中所述，黃氏所得的這部宋版《莊子》郭象注，已疊經明清以來的袁與之（名褒，明代中期著名收藏家）、華氏（明末收藏家華夏）、蘭陵繆氏（清初收藏家缪曰藻）等收藏；而當時還有另一種“板刻稍狹，字畫稍方”稱為北宋本的，由顾之逵的“小讀書堆”收藏。顧氏所藏的這個宋本，雖然黃丕烈以未得取以參校為憾，顧氏自己卻有校以別本的校抄本（或過錄本）傳世，據以傳抄的過錄本曾為現代藏書家葉景葵收藏，葉氏敘述其經過及其行款云：

顧抱沖藏宋本《莊子》，曾經明初人校讀。抱冲過錄於世德堂本，此為袁綬階借臨之本，舊藏海寧陳氏向山閣。丁卯冬季，余於湘陰王氏購得之。……卷首抱冲題云宋本每行十五字，注三十字，不附陸氏《音義》，僅言每行幾字，而未言每葉幾行，或為每半葉八行，與世德堂本同。故抱冲略而不言歟？惜無佐證，未敢臆斷^[17]。

國家圖書館藏有此種類型的宋刊本兩種[18]。另外，涵芬樓所刊《續古佚叢書》之二“宋刊南華真經”，牌記云：“《南華真經》卷一至六南宋本，卷七至十北宋本，珠聯璧合，首尾完善。”實際上，其後四卷只有正文、郭注而無陸德明音義的本子，正是這裏所列的刊本類型，應該就是承繼宋初校刊本而來，它與前六卷帶陸德明音義的南宋本顯然不屬於同一版本類型。

（二）陸德明《莊子釋文》單刊本。雖然陸氏《音義》的校定史有明文，而其《莊子釋文》的單刻之本卻較罕見。今知明人趙用賢的藏書目中有此書[19]，未詳其是否即此所述之單刊類型。其餘如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單獨著錄的，已明言是從整套書析出的零本。即使如此，這一著錄方式雖然與陸氏本書的性質有關，但是也應與該書在北宋初本來是按書分類校勘而尚未一一散入注中的傳統有很大的關係。

（三）《莊子》郭象注、附陸德明音義。此種將郭注與陸氏釋文合編刊板是宋代最為常見的一種刊印形式，後世藏書家著錄、題識的也多是此本，聯繫前文所述北宋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元年之間校勘、刻印《莊子》（稱《南華真經》）郭象注，以及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莊子音義》的史實，可知兩宋之世刊刻莊學著作的風氣乃至操作習慣，多由宋初奠定。前文所說宋初校刊而後來演為“監本”的，應即屬於此種類型，而被稱為“珠聯璧合”的涵芬樓《續古佚叢書》本《南華真經》卷一至卷六取以影印的底本也正是這種類型。明清以後所見宋版的郭注、陸音合刊本，往往是由此種類型演化而成的所謂“纂圖互注本”以及“巾箱本”（詳下），原來的這種帶著北宋初館閣校刊特色的版本類型就傳世日稀，而為收藏家視為難得之本了。清代著名藏書家楊紹和在收藏南宋刊此種類型本的書目著錄中稱賞為“彌足珍矣”的“精刊”[20]。其書後經周叔弢短暫收藏，旋捐獻北圖，現藏於國家圖書館[21]。

從宋初就已形成的這一版本形態，在南宋有了更大的發展、演化，特別是出現了兩種非常普及的版刻形態：一種是所謂“巾箱本”，再一種是被稱為“纂圖互注”（更有再加帶“重意重言”或“重言重意”等字眼）的本子[22]。清代“欽定”的《天祿琳琅書目》對宋版經子著作中的這兩種刊本形態的具體情況作有較為清晰的說明，關於“巾箱”本：

宋戴埴曰：“今之刋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刋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録。今巾箱刋本無所不備。”是宋時巾箱本盛行於世。此書版髙不及半尺，較之經部中五經及東萊家塾讀詩記，尺寸尤縮而字畫倍加纎朗，紙質墨光亦極瑩緻，乃巾箱本之最佳者。

關於“纂圖互注”本：

首有郭象序，次節録《莊子·大宗師》為太極說，而繪宋周敦頤《太極圗》於後，并載圗說，是書於郭象注、陸徳明音義外，復標互註，合之荀子，皆一時所刋之書。^[23]

此兩種類型的本子（尤其“纂圖互注”類型）在宋代屢經刊刻，後世也多有收藏。如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均著錄有“每葉二十二行行廿一字”本，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錄有“每葉十二行，行廿六字”等不同版式的宋刊本。此種版本類型到元代仍在繼續刊行，楊守敬《留真譜》載有“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的元刊本，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八亦著錄有元刊本。其他還有如范氏天一閣、錢謙益絳雲樓、張金吾愛日精盧、丁丙善本書室（有元刊本）等等，在他們的書目中都可以見到此種刊本。

此外，現存宋刊本郭象注、陸氏釋文合編的本子，還有所謂“蜀刻本”與“建刻本”兩種名目。所謂“建刻”，又稱“閩本”、“麻沙本”。傅增湘先生認為，建本就是“出於閩中坊刻不足貴”的“纂圖互注”本，其實並非同一種。如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著錄“建刻”者名《分章標題南華真經》，十卷。傅先生亦曾見過此種本子，並留有記錄，其版式為“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白口。有‘毛晉’、‘粵人吳榮光’印”[24]。即使是“纂圖互注”本，也不可一概而論，陸心源《宋槧南華真經跋》說：

《纂圖互注南華真經》十卷。題曰晉郭象子元注，唐陸德明音義。前有郭象序、莊子太極圖。行款字數皆與《道德經》同，釋文皆全錄於郭注之下，以小圓圈隔之。凡釋文所標之字，皆以圈圍之，“互注”、“重言重意”款式與《道德經》同。世德堂本雖從此出，已多別風淮雨之訛，書貴舊本，良有以也^[25]。

則據陸氏所云，即此建本亦頗足珍貴。至於所謂“蜀刻《莊子》”，傅先生稱“古今藏目均未見著錄”的，民國間卻忽然出現於滬肆。其書末卷有牌記云：“安仁趙諫議宅刊行一樣□子”。供職商務印書館的版本學家孫毓修亦得見此蜀刻本，並據以校明世德堂本，撰為詳細校記，附印於《四部叢刊》本《南華真經》書末。傅先生在既得此本之後，亦作一長跋，詳述其得書經過、行款優劣，並以校勘通行本之得失，晚年又作有《題宋蜀本南華真經》詩十首，並附入細緻的自注，珍重之情溢於言表[26]，使得此本更形尊貴了。惜當年涵芬樓輯印《四部叢刊》時不能據以影印以公之後世，卻僅以之作為校記附於通行的世德堂本後。

關於這個“蜀刻本”，還有些許疑似難明之處。蓋此書郭注之後有“極簡略”之《音義》，同樣見過此書的王文進謂此《音義》“與陸氏《釋文》不同”[27]，而孫毓修則認為此“音義”是對陸氏《釋文》的摘抄，“大抵錄音不錄義”，此為分歧之一；其二，王叔岷先生曾得傅氏所收藏本以檢證孫毓修校記，發現其所言此本文字頗有異同[28]。據以上二點差異而言，則傅、孫乃至王，三位先生所見之蜀刻本，究竟是一是二？甚或是否同一版之印本，這些問題一時都未易斷定。

（四）《莊子》成玄英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三十三卷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有三十卷本，明清以來藏家書目極少見著錄有此書的宋刊本，則兩宋之世此書單刊或許本來非常稀少，所以今日此種版本類型未見有相關記載。

（五）《莊子》郭象注、成玄英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三十三卷本，當是篇自為卷，與上舉單疏本篇卷分合不同，清代有錢曾《述古堂宋板書目》著錄二十卷本，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著錄十卷本，並稱另有十二卷本、三十卷本等。此種類型之宋版書國內或已不存[29]，日本則尚有宋刊之殘缺本收藏（原書十卷，缺四至六卷）[30]。光緒十年，黎昌庶據日藏宋本在東京刊成“覆宋本莊子注疏”作為《古佚叢書》第八種的，就正是此本[31]。

通過以上宋人所刊前代莊學著作的考察，可知莊子在兩宋傳播的一般情形，特別是當時學者所接受的前代的學術影響，正是這些前人的成果一方面構成後人從事莊學研究的基石，同時也屢屢激發起他們突破舊說、刷新學術的勇氣，最終由他們自己的著作來展示宋代莊學的時代特色。

二、宋人對本朝莊學著作的著錄與傳刻

漢唐以來，學者們在《莊子》書的整理以及注疏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成績，為宋代莊學研究的發展奠定了豐厚的基礎，宋朝統治階層對於包括老莊在內的道家道教之學也很熱心地提倡。當時社會上普遍彌漫著重文之風，加之書籍刊刻技術的應用和普及，不但使得前代經典得以化身千百、家弦戶誦，而且使本朝當代的著述也往往得以不脛而走，發生迅速的影響。宋代的莊學研究在此一背景之上，呈現了一個相當繁盛的局面。以下主要根據宋及稍後時代的史籍記載，考論宋人在莊學方面的著作要目，並略述其傳本軌跡。

(一）宋代文獻史料對於本朝莊學著作的著錄

考察宋人所撰《莊子》著作之總目，《宋史·藝文志》卻不足為憑，前人批評它“紕漏顛倒，瑕隙百出，於諸史志中最為叢脞”[32]。其“道家類”著錄六朝以來莊學著作只有九種，而其中屬於宋人作者僅二部，就此而言，“最為叢脞”的評語尚不算過分。稍能彌補此一缺憾的是從《崇文總目》起，宋代學者所編纂的各種書志、目錄著作，為後人考察宋代著述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依據。南宋學者高似孫創編《子略》專錄前代諸子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更對所著錄每部書均作出細緻的介紹和評說，實已具有提要的性質（惜其中關於莊學者數量有限）。清初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已分類輯錄歷代莊學書目、論說等史料，至清末民初，更有學者針對歷代史籍“藝文”、“經籍”中莊子書名而作專題研究[33]；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嚴靈峰先生已編纂出《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這樣洋洋大觀的著作[34]，為研究莊學史的學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考慮到史料的詳實可靠的程度與時代早晚之間的密切關係，本文僅依宋代書志、目錄的時代先後為序，略述宋代莊學著作的要目。

宋初以館閣之力修撰的《崇文總目》著錄有本朝莊學著作二種[35]：張昭《補注莊子》十卷；不著撰人《南華真經篇目義》三卷。宋南渡之初整理國家藏書目錄而頒行的《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著錄有六種莊學著作[36]，除張昭所撰外新著錄五種：陳景元《莊子餘事》一卷；未題撰人《莊子邈》一卷[37]；未題撰人《莊子統略》、《莊子內要》各一卷。高宗紹興年間鄭樵撰成史學巨著《通志》，其《藝文略》“道家類”著錄的莊學著作中有十種出於宋代，未見於此前著錄的有三種[38]：賈善翔《莊子直音》一卷、碧虛子（即陳景元）《南華總章》一卷、碧虛子《南華章句》七卷。

南宋以後出現的兩部重要的私家解題書目也著錄了數種極有影響的莊學著作[39]。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其《附志》記載的有：呂惠卿《注莊子》十卷；王雱《注莊子》十卷；蘇軾《廣成子解》一卷；王安石《莊子解》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同樣著錄了呂惠卿解莊之書，名《莊子義》，又另外載有李士表《莊子十論》一卷。

元修《宋史》的人物列傳部分多據宋朝所修國史及相關載籍，其中《王曙傳》記其所撰有《莊子旨歸》三篇，《洪興祖傳》載有《莊子本旨》、《趙汝談傳》載其《莊子注》、《馬廷鸞傳》稱有《讀莊筆記》，但後三者均未記載卷數[40]。

北宋道士陳景元在所撰《南華真經餘事》的卷末，曾列《覽過南華真經名氏》一項，其中著錄他當時見到的莊子書共九種，除前代及當代不同的抄、校及刊本外，還提到“張潛夫補註”和“散人劉得一本”，在劉氏條下注“大中祥符時人”，則劉氏乃宋初之道士，雖不詳其所謂“本”是否為注本，可肯定應是關於莊學之書。無獨有偶，南宋末道士褚伯秀在編纂《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時，也把他所收集、采取的莊學著作的要目列於卷端，題為《今所纂諸家注義》，所列除郭象外均為宋人，各家名目之下並加小注說明版本及作者情況，移錄其原文如下：

呂惠卿注（原注：川本）、林疑獨註（原注：舊麻沙本）、劉槩註（原注：外雜篇，繼雱之後）、陳祥道註（原注：藏本）、陳景元註（原注：字太初，號碧虛子，建昌人，熙寧間主中太一官。召對，進《道德》、《南華》二經解，頒行入藏）、王雱註（原注：內篇）、吳儔註（原注：崇觀問人。已上五家並見道藏）、虛齋趙以夫註（原注：內篇，福本）、竹溪林希逸口義（原注：福本）、李士表《莊子十論》、王旦《莊子發題》、無隱范先生《講語》（原注：名元應，字善甫，蜀之順慶人）。

以上所列十四種，僅呂惠卿、王雱、陳景元、李士表之作前此見於著錄，其餘十家均首見於此[41]。另外明代以博學著稱的學者焦竑在其《莊子翼·采摭書目》中承繼褚伯秀所录諸家[42]，另列有“《莊子循本》（原注：廬陵羅勉道著）[43]、《劉須溪點校莊子》（原注：辰翁）”二種，為此前未經著錄的宋人解莊之作。

除以上書志、目錄專書的著錄以外，宋人文集中序跋、書信、墓志等文往往述及文人學者的著述活動，亦可以據以鉤稽數種莊學著作：北宋末學者黃裳有《順興講莊子序》及《講齊物論序》二文，皆係其講說著作的引言，則其當著有《莊子講義》之書[44]。南宋中期學者樓鑰在《答張正字論莊子書》及《跋張正字莊子講義》中均提及蜀人張興祖於嘉定改元（1208年）前著成有《莊子講義》若干卷[45]。南宋末年宰相馬廷鸞在《讀莊筆記序》中說：“余讀《莊子》三十二年矣，……間嘗先後得林竹溪、呂吉甫之《全解》、湯東澗之《略說》。……有武林褚道士者，薈萃諸家之說，迄內外篇 [46]。”據此可知在呂惠卿、林希逸莊學著作之外，馬氏還曾讀到過湯東澗與褚道士之莊子書二種。湯東澗即注陶靖節詩之湯漢，其《莊子略說》未見著錄；褚道士即宋遺民褚伯秀，所謂“薈萃”之作即其《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零六卷。

通計以上各時期史志、書目及文籍所載約有三十餘種，雖皆班班可考、足為信據者[47]，然而畢竟時代遷變，其中多數已散佚不傳於後世。其能以較為完整的形態傳之今日的，有王雱《南華真經新傳》、呂惠卿《莊子義》（或名《莊子全解》）、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實際應包含其《音義》、《餘事》暨《莊子闕誤》、《雜錄》等項）、賈善翔《莊子邈》和《莊子直音》、蘇軾《廣成子解》、林希逸《莊子口義》、劉辰翁《點校莊子》、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羅勉道《莊子循本》，共九位學者的十二部著作。其餘如林自《注》、陳祥道《注》、陳景元《注》、吳儔《注》、趙以夫《注》等五家，雖多有殘缺，而尚保存有較多篇幅於褚伯秀及焦竑二家彙注之書中。總之，宋世十四位學者的十七種莊學專著能有相當的規模傳於後世，不能不認為是莊學研究史上一筆寶貴的財富。

(二）書目、題跋所見宋人莊學著作的傳刻

上述宋人的莊學研究，實際上有兩條明顯不同的系統，一個是道教學者的鉆研、著述以及編校、刊布其教門經典的帶著強烈宗教性的體系；一個是廣泛存在於士大夫文人階層的以適應當時社會文化與學術教育的現世化的體系。兩者之間既有聯繫，也自有相應的互動，但其間的分別卻也是明顯的。就現有的資料可以看出，從賈善翔、陳景元到褚伯秀，其莊學著作能夠基本完好地保存下來，實有賴於其宗教的背景和體系，特別是《道藏》的不但纂修和傳刻；然而他們的莊學著作究竟未能大行於世，甚至沒有《道藏》以外的傳刻本[48]，則又與道教被儒家思想及其社會政治體系視為異質文化大有關係。明清以後，道教學說及《道藏》典籍頗為博學的士大夫文人所青睞，諸如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這樣主要彙集士大夫文人注莊成果的著作，逐漸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如明代范氏《天一閣書目》著錄有《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的“藍絲闌鈔本”[49]，清代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也著錄有“舊抄本”一部[50]，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一載“路小洲有抄本”。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二載有“山陰杜氏知聖教齋鈔本”，並提及“乾隆間，吳山元妙觀道士黃含山鶴手鈔此書，十年方成。胡書農學士曾記之”的軼事。至清代後期，如莊逵吉、劉師培等學者的校讀《道藏》之舉當與此相關。

宋朝以重文之世又兼刊板印刷業高度發展，時人不但對於承傳前代文化遺產成績顯著，而且在傳揚本朝學術方面，尤有不可埋沒的功績。如王雱和林希逸的著作，都是在著成不久即得刊板，此點亦應為探討宋代莊學文獻所當注意。

今所知有明確的宋代刊刻記錄的宋人莊學著述，首推王雱之書，傳世本《南華真經新傳》卷首，有短序一篇，略云：

王元澤待制《莊子》舊無完解，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予是時銳意科舉，思欲獨善。遂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與其獨善於其身，曷若共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51]。

此序雖無名姓，而既言從事科舉，又言親加校對，必是當時一士大夫文人。其所述年月尤其重要：從元豐中下數，第一個丙子年當是宋哲宗紹聖三年（1096），其去元豐中已十餘年，而距王雱下世正好二十年。據此推算，王雱之書得校刊於書肆尚在北宋中後期，則其傳播後世與發生影響之早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惜這一宋刊本似乎未能久存於後世，莫友芝和邵章均曾提及“宋刊大字本”[52]，而遍索諸家藏目，見諸登載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有明刊本，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和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有舊抄本，均非宋刊。錢曾《述古堂書目》卷二著錄“南華經新傳二十卷”，未言其為刊為抄，至其所附“宋板書目”一卷中則又并無此書。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著錄此書，館臣注版本為“兩淮鹽政採進本”，《提要》並云“明人重刊”，其書卷首有孫應鰲萬曆己卯（1579年）序一篇，稱“侍御九澤劉公”“欲廣其傳”而出示此書使孫氏序之，其所據之底本不詳是否宋刊本。劉、孫萬曆刊本也未見後世藏家有收藏者，《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僅著錄國家圖書館所藏明抄本一種，如此則不但宋刊本早已不存，即明刊本除《道藏》外亦邈不可見了。

呂惠卿《莊子義》的承傳歷史與王雱之書有所不同，此書當時本是“經進”（進呈以供御覽）的本子，晁、陳二家書目均言“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其餘蓋續成之”，雖未詳其書最終完成時間，但全書晚於王雱《新傳》的成書則是可以肯定的。其書在宋代初刻之年不得而知，據現存國家圖書館的一部宋刊本題署“壬辰重改正”字樣，則至早不能早於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最晚，則當在南宋孝宗乾祐八年（1172年——若此本出於北方刊板，則為金世宗大定11年）。無論如何，這個宋世的刊本都是非常值得珍視的。大概從明代以來，這一刊本被轉徙收藏的經過是很分明的。近世以來，至少有三位著名藏書家為之揮筆題識，無不表露其珍視之情：第一位是海源閣號稱“宋存書室主人”的楊以增，楊紹和《楹書隅錄》中載其父子鑒藏之題記至再至三，更稱有一篇手跋達二千餘言，惜已佚失[53]；其二，傅增湘先生在看到俄國所贈還的出土於黑水城的同一版宋或金刊本殘卷的影印件之後[54]，寫成《跋宋本呂惠卿莊子義殘卷》，亦唏噓喟嘆，感觸良深[55]；其三，周叔弢先生在將所得海源閣藏本捐獻北京圖書館前後，亦不吝筆墨為之題記[56]。如此宏文墨寶，更能與鈐題於原書之上的數十枚歷代收藏印章相映生輝，則此本之榮顯，不可謂不盛。此外，明人趙琦美《脈望館書目》有“呂吉甫注莊子四本”未言屬於何種本子，王聞遠《孝慈堂書目》於所載《莊子呂惠卿注》下則明確注明“崑山徐氏藏書。二冊。鈔，三百五十四番”等語[57]；清人王遠孫《振綺堂書錄》亦著錄有此書抄本。實際上，明清兩代見諸藏家簿錄的呂注大多是鈔本。

與王、呂二家之書被藏家屢屢珍重的經歷不同，林希逸《莊子口義》從完成之日起，就不斷地被傳刻，打開元明以來的歷代藏書紀錄，很容易就能見到它的身影；翻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又能按圖索驥，發現其宋、元、明不同歷史時期完整的刊傳軌跡。此書之“幸運”尚不止此，周啓成先生在校注此書的前言中還著重指出這樣的事實：“林希逸《口義》在朝鮮、日本有多種刊本，”並謂“此書在日本的影響更是我們所未想到的”[58]。從周氏校注本所附池田知久先生應邀撰寫的專文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此書在海外特別是日本受歡迎的程度，的確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國內[59]。

林希逸的莊學著作既經校注出版，近年研究者已多，此處不擬再詳述。惟有關林氏之書的影響，還有一點似可提及，元明以來不少的莊學著作，其實是在《口義》的基礎上或者影響下，甚至是直接從中演化而來的，如宋末劉辰翁《南華真經點校》、明代張四維《莊子口義補注》就是其中較著者。

以上所述宋刊宋人莊學著作雖僅寥寥數書，卻足以代表宋人傳刻本朝人莊學著作的不同狀況。可以說，宋代莊學著作僅就其文獻學層面而言，在文獻類型和傳承方式上，是具有其不同以往而又區別於後來之處的。

三、餘論

宋代學者莊學研究的內容極其龐大多端，淺學如我初涉其藩實難以盡觀其美，本文末尾僅能略就其成就得失以及主要的發展階段談一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宋人專書以外的莊學文獻成果

宋人研讀莊學的成果，并不局限於注釋一途，他們除了撰寫相當數量的專著以外，尚有論莊子之文和讀《莊子》之詩，也同樣極富有學術價值。此外，宋人所撰各種隨筆、雜著以及學術札記，也頗多有關莊學的文獻材料，雖多碎珠斷璧，亦自可珍。

宋人好立議論，無論作文寫詩，都喜歡大處落筆，發揮義理，如王安石作《莊周論》上下二篇，倡言莊子之所以批評儒家乃是針對其末流的“解蔽”之舉（《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七）；蘇軾作《莊子祠堂記》，不但暢發莊子之於孔子“陽擠而陰助”的宏論，而且開創了《莊子》書篇章真偽考辨的學術路徑（《東坡前集》卷三十二）。劉攽《明莊論》（《彭城集》卷三十三）、黃庭堅《莊子內篇論》（《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二）、晁補之《齊物論》（《雞肋集》卷二十七）均顯示北宋後期學者對於莊學研究的深刻領悟。南渡前後程大昌作有《莊子後論》（《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二），程俱則撰著了《莊子論》等一組論述老莊之學的系列論文（《北山集》卷十三），鮮明地顯示了宋代儒學思想和莊學研究新變的跡象。再如《全宋詩》中以“讀莊”為篇題的作品就有李九齡《寫莊子》、劉敞《讀莊子三首》、黃庭堅《幾復讀莊子戲贈》、孔平仲《讀莊子》、鄒浩《讀莊子》、《讀莊子人間世》、馮時行《至日讀莊子》、王十朋《次韻萬先之讀莊子》、陳藻《讀莊子》、岳珂《夜讀莊子呈高紫微》、劉克莊《雜詠一百首•莊子》等詩；為莊子畫像作贊的也先後有黃庭堅、鄒浩、劉辰翁等。其中特別是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的文章、詩歌在莊學研究史甚至產生了比專著更大的影響力，這些作家的詩文所展示的莊學思想及其文獻成就也不能忽視。

宋人隨筆札記作品存世的尚有六、七百種之多，其中如沈括《夢溪筆談》、張耒《明道雜志》、以及葉夢得《避暑錄話》等都有專門闡解《莊子》的段落；陳善《捫虱新話》、葉大昌《考古質疑》、邵博《邵氏聞見後錄》等書中也都有結合特定時代政治思想背景闡述《莊子》義理的片斷。至於像姚寬《西溪叢語》和洪邁《容齋隨筆》都講求對於《莊子》語句進行考辨。宋末學者王應麟《困學紀聞》中不僅有考辨莊子其人其書有關難題的段落，而且輯存《莊子》佚文三十九條，這一莊學史上的創舉先後受到清代以來全祖望、何焯、顧廣圻、王叔岷等眾多學者的贊揚。再有南宋學者高似孫所撰《子略》以相當篇幅輯錄歷代《莊子》注解書目，兼採歷代評論莊子的資料，已經頗具有現代的文獻學研究的風格。

(二）宋人莊學研究的總體評價

五代以前，書籍流布主要靠抄寫或刊石，進入宋代，雕版印刷書籍帶動了經典的校勘、版本的講求等相關學術活動，在這些領域宋人獨擅勝場，超越前代并不困難；在將傳統經學研究領域早已純熟運用的語文訓詁、名物解說、制度闡釋等研究方法移用到《莊子》研究上面，宋人雖然未能一一謹遵前人成法，而多所更張，致有所失，但總體而言，宋人在這些方面也是取得了很大成績而不可輕作否定之論的。像宋初之一再校勘《莊子》文本、郭象《注》、陸德明《釋文》，其學術上的成就和歷史的意義無論如何都不可低估。賈善翔的《南華直音》、《南華邈》，特別是陳景元所作《莊子》研究系列著作（包含《章句》、《音義》、《餘事》暨《闕誤》、《雜錄》等項），即以傳統研究範式衡量，也自有其不可埋沒的價值。至於像褚伯秀那樣廣集前代和當代學者的著作，細心擇取其精當之論，彙編為百餘卷的大書，雖是承繼前朝和當代的說經的慣例，至少在莊學研究領域堪稱創舉[60]。此外，如林希逸、劉辰翁以文學家之心胸、眼光看待莊子，以文章的手法技巧讀《莊子》，上有承於韓、柳、歐、蘇，下尤能創辟評點一途，其成就和地位也自不待言了。

應當承認，宋人對於經典要籍的注釋，雖然不廢傳統的“傳注”之學，而最具創獲之處實際是在擅長義理的闡發，宋人在注釋經學典籍時已是如此，注釋以說理為主的諸子書，更是如此。如王雱、呂惠卿之書，談理論道，幾乎可與向秀、郭象把臂入林、相視而笑。這既符合莊學史自身的傳統，也應和了宋代義理之學高漲的時代精神。但若因此把這種注釋方式視為解《莊》的正宗，認為已經了無遺憾，不可更革，也顯然不能服人。僅以宋人闡發莊學思想時的“儒學化”傾向為例[61]，當然可以視為一種富於創造意義的闡釋，但是其中不免夾帶有嚴重的誤讀和有意的附會（如宋人所刊《莊子》著作“纂圖互注”的形式，就形象的表現了將《莊子》與儒學強加比附的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莊學研究中的這種誤讀和附會并非出於無心，更非一人一時偶一為之，這就不能不引起更多的思考。也許不得不承認，宋代莊學重要的成就在此，突出的問題也集中於此。

回顧兩宋政治與文化學術的發展歷程，可以約略分為三個階段。宋初三帝（太祖、太宗、真宗）六十餘年的統治期內，兵戈既藏，教化聿興，學術文化的建設工作逐漸展開。朝廷的統治思想與社會文化思潮之間逐漸達成高度一致、互為促進的關係。從仁宗至北宋覆亡（共經六帝：仁、英、神、哲、徽、欽）的百年之間，宋代的學術文化幾乎可謂達於極盛，最為後世珍重的人物、著述以及文化上的創造大都產生、形成或孕育於此一時期。文人學者往往讀書廣博、思考深入，不但有強烈的求知慾和創造欲，並且普遍富有積極參與社會政治變革的熱情和勇氣，整個學術界形成了非常強烈的關注現實、通經致用的風氣。當時學界派別初分，先後逐漸出現了以王安石、蘇軾、二程兄弟等為中心的幾個學術團體，他們的學術活動既體現出上述共同的時代風貌，也各自表現了獨有的學派特色，這些風貌和特色也在他們從事的莊學研究中顯示出來。此期相關著作大量產生，拉近與現實政治的距離、貼緊並融通儒學思想的學術路徑成為多數學者的自覺選擇，注重義理闡發、摒棄名物訓詁的“宋學”範式也最終得以形成和凝定，這一時期堪稱宋代莊學研究的第一座高峰。

宋室南渡以後，整個思想界已經為道學的氣氛所籠罩，經過不斷的政爭和黨爭的洗禮，正直的學者一方面對愈來愈污濁的現實政治采取相當疏離的態度，而另一方面，他們堅執理想的心態也同樣更加強化了，理學思潮也許正是應和了這一趨勢才得以蒸蒸日上、大行其道。從北宋後期以程氏兄弟為核心逐漸形成的“道學”一派在這時成為學界的主體，此派學人用心力於儒家典籍的研讀、解闡。他們視老莊之學為異端，始終出以排斥和辯駁的態度。但是無論二程還是他們的追隨者，都有過對於佛、道二教學說鉆研和汲取的經歷，他們的語錄乃至解經著作中就時時可見莊學研究的見解。以此種思想作為底色，當南宋末家亡國破之際，學者們處於動蕩不定之中，其聊可慰藉的首先是經過重新闡釋和改造了的莊子的思想學說。許多學者在詩文中表現著了回歸田園、蕭然林下的隱逸之思，注《莊》論《莊》一時間頗為盛行，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宋代莊學名著就頗有產生於這一時期的，可以認為，南宋末出現了兩宋莊學史的第二個高峰。

宋代莊學的文獻數量龐大，形式多樣，方方面面尚有待於更加深入而充分地加以把握和探討，此處所作的歸類、評價以及階段的劃分難容有不當，其瞽說謬見，敬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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